晚清民國偵探小說中的理性精神及其表現形式

戰玉冰

（復旦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433）

理性精神是偵探小說作為一種現代小說類型的核心價值之一。德國思想家克拉考爾就將偵探小說視為啟蒙運動之后理性時代最為典型的文學形式，偵探小說里的偵探更是可以作為理性精神的代言人，甚至是理性的“人格”化身：“偵探并不指向理性，他就是理性的化身，他不是作為理性的造物去履行理性發出的指令，準確地說，是理性自身不帶人格地執行著它的任務——因為，要以審美的方式表明世界與其條件之間的張力收縮，最有力的辦法莫過于令人物對自設為絕對的原則完成認同?！盵1]77進一步來說，“偵探小說中的探案故事往往建立在對一個‘可知’的世界想象的基礎之上，將客觀世界（包括他者的主觀世界）理解為一種有著某種既定秩序與規律的所在。當偵探面對這種既定秩序與規律時，需要使用理性的運思方式，即通過對因果鏈條的遵循和嚴格的邏輯推理來完成對案件前因后果的整體性把握。其中，不可或缺的內容是偵探的認知欲望及其對于豐富的、有效的知識的占有，而這種知識占有落實到具體的探案過程中，就表現為對一系列科學技術手段的借助和使用。以上這些環節共同構成了世界早期偵探小說中的理性因素”[2]27-31。

而在具體分析晚清、民國偵探小說中的科學因素與理性精神時，除了上述理性之于偵探小說這一文學類型的普遍性意義之外，我們還需要結合當時晚清、民國自身的社會歷史現實和偵探小說創作的實際情況，更為歷史化、語境化地來考察這一時期偵探小說中的理性之意義，或者也可以說是理性之“迷思”。簡言之，即在偵探小說對于公案小說的文類“超越”和“改造”過程中，傳統公案小說中的“事涉迷信者”成為偵探們批判和不屑一顧的“不經之談”，對“事必有理”“案必有因”的樸素唯物論思想的堅信，構成了偵探小說中偵探查案的基本世界觀和潛在邏輯前提；與此同時，偵探小說里偵探查案時對于理性邏輯思考過程的依循、偵探小說作家創作偵探小說時對于理性運思方式的強調，以及其對讀者通過閱讀偵探小說可以增強自身理性思維能力的期待與“想象”，在當時的很多評論話語表述中，形成了某種有趣的“同構性”關系；此外，晚清、民國偵探小說中大量對于物理學、化學、心理學等現代科學知識的“附加”，使得“科普”本身成為當時偵探小說作者們有意無意間達成的某種文學效果，然而其中悖謬的地方在于，這些當時偵探小說里的科學知識很多時候并非真的“科學”，而更近似于某種科學理想或科學幻想。理性之“思”也由此變成了理性之“魅”。

一、提倡無神論與“破除同胞的迷信”

在晚清、民國偵探小說中，理性作為一種認知世界的方式和手段，其現實意義首先在于對無神論的宣揚與對當時流行的狐鬼迷信之說的批判與祛魅。在傳統的中國小說類型中，與偵探小說共享某種犯罪題材、具有較大相似性的公案小說中就大量存在 “陰間斷案”或 “鬼怪奇談”，從“三言二拍”中的公案故事不少都涉及此類題材，到魯迅所統計的《龍圖公案》中，“記拯借私訪夢兆鬼語等以斷奇案六十三事”[3]228，再到吳趼人《中國偵探談》中雖然對“過于怪誕者，概不采錄”，但因為“我國迷信之習既深，借鬼神之說以破案者，蓋有之矣，采輯或不免輯此”[4]69（實際上是三十四則故事中僅有四則涉及超自然現象），最終仍不免被劉半農批評為“事涉迷信者，更不一而足，未足與言偵探也”[5]51。是否涉及狐鬼迷信之談一定程度上成為當時人們區分中國公案小說與西方偵探小說的重要標準之一。而通過偵探小說的傳播和普及為廣大中國讀者建立一種科學理性的頭腦，則是當時中國偵探小說作者、譯者、評論者及其他倡導者們所反復強調的偵探小說的意義與價值之所在。比如程小青就曾多次提出：“偵探小說是一種化裝的通俗科學教科書?！盵6]3-11劉半農在與人合譯《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時更是認為柯南·道爾創作偵探小說的宗旨是：“以至精微玄妙之學理，托諸小說家言，俾心有所得，即筆而至出。于是乎美具難并，啟發民智之宏愿乃得大伸?！盵7]

具體到民國偵探小說文本中，在程小青的《白衣怪》、俞天憤的《怪履》、陸澹盦的《狐崇》、張碧梧的《狐疑》等篇里，被害對象開始都懷疑是有鬼怪或者狐妖作祟，因而惶惶不可終日。但在霍桑、李飛、宋悟奇等偵探們看來，這種“不經之談”完全不值一提，更不用說相信了。雖然偵探們不一定在剛接到案件時就直接揭穿這種說法的荒誕和無聊，但往往是從一開始就從有人故意裝神弄鬼、別有圖謀的相關方面和思考路徑著手展開調查。從表面上看來，民國偵探小說通過理性精神反迷信或許不如一些晚清小說如《掃迷帚》《當頭棒》《新三國》《新七俠五義》等創作目的明確且表現方式直接、外顯，畢竟這些晚清“反迷信”小說創作的主要意圖之一就是為了要“破除同胞的迷信”[8]，或者“時時提破神仙鬼怪、荒謬放誕之說，使讀者觸目驚心，恍然省悟”[9]。但我們也必須看到，民國偵探小說似乎沒有旗幟鮮明地反迷信，其實其已經將對無神論世界觀的堅持作為一種小說潛在話語和前提來進行接受和承認。即在某種程度上來看，這是對晚清“反迷信”小說的進一步延伸和發展，對于晚清“反迷信”小說而言，鬼神之談還是一個需要予以正面公開討伐的對象，但在民國偵探小說那里，這種言論早已經變得不值一談。關于這一點，正像科利斯·拉蒙特所說的那樣，“請考慮一下幻覺或見鬼這種事情，即當一個人認為他看到了實際上并不存在于那兒的某個人或某個事物時所發生的情形吧。我們不必懷疑他的幻覺的產生，但是經過理智的分析，我們能夠賦予它以適當的意義”[10]210。

類似的例子還有孫了紅的《血紙人》一篇小說，小說一開始的場景就設置“在一個佛教團體的講經法會里”[11]86，然后暗示讀者這可能是一個冤鬼復仇的故事。但作者在故事講述過程中一方面努力營造著“太神秘了”的懸疑和恐怖氣氛，另一方面又時時通過向讀者普及心理學知識來消解掉這種神秘感。小說最后事實證明這一切當然是“人復仇”，而非“鬼復仇”，并且通過在整篇小說里對大量現代心理學知識話語的“挪用”，成功區分了借助宗教場所、靈異事件來加強小說神秘感與將小說本身寫成一篇“都市怪談”或“聊齋故事”之間的根本性區別。這里不妨參照余岱宗的一個說法：“現代小說文體不再以單一的敘事路徑貫徹文本始終，而是不斷延伸出種種話題，讓小說創作的‘故事’成為吸納多學科話語的載體，而不是讓多學科話語成為‘故事’的附庸?！盵12]138-141余岱宗在這里所說的對象當然是作為先鋒小說之一種的 “百科全書式”小說，而非作為通俗文學的偵探小說。但我們也完全可以借鑒他所指出的小說中故事敘述與科學話語之間的關系作為理解孫了紅《血紙人》這篇小說的一個進入角度。即在故事敘述層面，小說為了加強懸疑感而引入了大量近似“怪力亂神”的情節元素，但同時作者又處處不忘通過對科學話語的“吸納”來提醒讀者這些看似不可解之現象背后其實都有著科學解釋的可能。由此，《血紙人》恐怖怪談的文字表象背后，仍是一篇堅持科學主義與理性精神的偵探小說。

另一個復雜而有趣的例子則是施蟄存的小說《兇宅》，目前研究界中不少學者將其視為“怪誕小說”（grotesque or uncanny），或者是心理分析小說，但我們其實也可以將其看作是偵探小說的某種變型。小說《兇宅》先是對被傳說為“鬼屋”的兇宅進行了一番非?？植篮驮幃惖臍夥账茉臁B續3個女住客先后在此處上吊自殺[13]356。但最后經調查發現，一切恐怖和懸疑只不過是 “我親自制造的恐怖空氣達到了相當的濃度”[13]378，實際上根本沒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看似詭異的事情其實都可以找到科學的解釋和基于因果邏輯的來龍去脈。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施蟄存在小說中引入了報紙新聞、私人日記和犯人供狀等多種非虛構文體，并借此營造出某種傳說與真相、鬼怪與謀殺相互交織的文本復雜性。而隨著最后一切真相大白，人為設計謀殺的事實取消了鬼屋傳說的可能性，同時也在另一個層面上完成了理性話語對于迷信之辭的徹底破除。

因此，我們可以說，民國偵探小說更多是從“立”而非“破”的角度來“反迷信”（當然民國偵探小說創作本身的目的并非“反迷信”，“反迷信”只是民國偵探小說無意中達成的客觀效果之一），即通過對于無神論世界觀的先在接受和普遍承認，來自然而然地排斥并淘汰傳統的封建迷信世界觀?；蛘咝≌f在營造了某種“靈異”氛圍之后，又通過對科學話語的引入而解釋種種看似不可解釋的現象，這種解釋過程本身同時也是一種“祛魅”與“反迷信”的過程。尤其當小說最后偵探揭開一切謎底，發現真的是有人“別有用心”地在“裝神弄鬼”，而根本沒有什么“怪力亂神”時，那么小說開頭的狐鬼傳言與荒誕之說也就不攻自破了。在這個意義上，從晚清時期直接發聲反對迷信的“反迷信”小說到民國時期的偵探小說，其對于在當時社會上傳播科學理性精神，尤其是在樹立一種新的無神論世界觀方面的意義，和赫伯特·巴特菲爾德對西方近代科學革命與文學之間關系的認識頗有幾分相通之處：“把科學革命的成果迅速而倉促地轉變為一種新的世界觀，這個工作更多地是文學家而不是由科學家完成的?！盵14]7

二、培養國人“論情察理的科學頭腦”

偵探小說中所內含的理性運思方式，對于晚清、民國時期科學思考方式和理性精神普及程度并不高的中國讀者而言，是有著格外的現實意義的。具體說來，偵探小說中偵探查案時對理性運思方式的使用，在某種程度上是在為現實生活中讀者應該如何理性思考問題做了一次文學上的“示范”。關于這一點，無論是當時的偵探小說評論者，還是后來的研究學人都曾反復提到。比如程小青就認為，借助文學閱讀的媒介，可以將科學理性精神由小說中的偵探人物形象身上傳遞并影響到讀者大眾那里，即他所強調的偵探小說的“科學化”：“‘科學偵探小說’這個名詞我們聽得慣了，就是說借用了科學的原理演述或解決那小說中主要的情節。這原是偏于具體的科學知識。其實即使不講具體科學，偵探小說的本身早已科學化了。例如，科學是論理的，偵探小說度情察理也是論理的；科學是重研究、重證據的，偵探小說的組織也注重研究和證據兩項；科學的研究方法分演繹和歸納兩種，偵探小說中的主角探案時也都運用這兩種方法，以達到他破案的目的。所以凡多讀偵探小說的人，不知不覺之中便養成了一種論情察理的科學頭腦?！盵15]8在程小青的這段話中，其實已涉及作為認知方式和運思方式的理性精神這兩層含義，即偵探小說里偵探如何客觀地理解一件突發案件，又如何科學地運用邏輯思維來嘗試構建案件之所以發生的因果鏈條，其實都是在運用著自己強大的理性思維，并且給正在閱讀小說的讀者以某種“理性”上的示范。此外，程小青還進一步指出閱讀偵探小說對人們理智態度的培養以及各方面具體理性運用能力的提高都頗有益處：“偵探小說的質料是側重于科學化的，它可以擴展人們的理智，培養人們的論理頭腦，加強人們的觀察力、想象力、分析力、思考力，又可增進人們辨別是非真偽的社會經驗?！盵6]3-11當然，對于這些觀點我們并不感到陌生，畢竟從晚清梁啟超、林紓、周桂笙等人以來，這套關于偵探小說的實用主義理解和說辭，一直在被使用和強調。

關于程小青所說的“理智頭腦”及各種相關能力，劉半農在偵探小說的翻譯和引介時有過更為細致的闡述：“言之之前必須依研究科學問題之法設一假定之已知事，以為根據。后本此假定之已知事以求之。使此假定之事而確也。吾后文之推測必一一與事實符合。萬一此假定之事不確，則后文雖不能盡與事實符合，容亦有一部分道著處，未可視為不經之談也?！盵16]50-71對于遇到問題時的思考方式與應對策略，劉半農的這番話將具體思考的過程與先后順序講得非常清楚，顯然更富有可操作性。而學者袁進也認為：“偵探作為一種現代社會的破案英雄，他們注重實地調查，強調細致觀察，應用物理化學等科學知識來研究案情，尋找證據，運用心理學和歸納、分析、推理的邏輯來判斷事實，這種崇尚智慧，重視證據的態度，實事求是的取證手段，嚴密周全的邏輯推理，都體現了一種現代科學精神，這種現代科學精神正是當時中國所缺乏的?！盵17]329

無論是程小青所說的相對籠統、模糊的“理智頭腦”，還是劉半農對具體理性思考過程的細致描述，抑或是袁進后來對于所謂“科學精神”幾層內涵的歸納和概括，都是對晚清、民國偵探小說中理性運思方式在不同層面的說明和闡發。而進一步來說，所謂“理性的運思方式”還可以粗略歸結為小說中偵探破案時對基本邏輯規律的依循，比如大多數偵探小說中偵探對案情進行嚴密的邏輯推理時（福爾摩斯所說的“演繹法”），實際上是在嚴格遵照“因果律”進行思維、判斷和行動，程小青更是在小說中直接借霍桑之口說出了“我相信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跳不出自然的因果律”[18]304。此外，偵探小說中偵探排查不在場證明或兇手偽造不在場證明的行為方式和動機目的本身，其實都是利用了“矛盾律”的基本邏輯定律，即犯罪嫌疑人不能同一時刻既在此地又在彼地。甚至在很多情況下，這種理性的運思方式還會顯現在小說文本形式上。比如在劉半農的小說《假發》中，作者為了突出顯示偵探思考過程的邏輯化與條理化，而把所有思考細節都標上了序號[19]55-68。而在俞天憤的偵探小說《火柴》中，作者更是將所有已知線索以數字羅列的方式不厭其煩地一一呈現出來[20]101-102。這些嚴謹卻又略顯枯燥的寫法背后，正是條理化、邏輯化，以及窮舉化的理性運思方式在起作用。當然，如何更為恰當地在偵探小說中呈現并運用這種理性思維方式，使之與作為情感之表現形式的文學之間不過分抵牾，甚至可以做到相得益彰，是一個值得繼續追問的問題。只不過民國偵探小說還沒有能夠對這一問題作出很好的思考與回答。

三、知識普及與“科學的偵探術”

偵探小說中關于偵探破案時所采用的具體科學技術手段的相關描寫和介紹，對晚清、民國時期大眾科學素養普遍不高的中國讀者而言，也是具有一定的知識教育意義和科學普及功能等積極作用的。比如劉半農就曾指出：“即言凡為偵探者，對于政治上之知識，可弱而不可盡無也。言其于植物學則精于辨別各種毒性之植物，于地質學則精于辨別各種泥土之顏色，于化學則精邃，于解剖學則縝密，于記載罪惡之學則博賅，于本國法律則純熟，即言凡此種知識，無一非為偵探者所可或缺也?！盵7]吳羽白也認為：“偵探小說在文藝領域內，是有他獨立的范疇的。他是科學發達以后的產物，同時也是工業國家的產物，因他不但需要廣博的科學知識，而且尚涉及心理學、罪犯學、邏輯學等專門學科?！盵21]275-276類似地，范煙橋也認為，偵探“揣摩舉止，以得其意思，此心理學也；觀察器具，以發其秘密，此物理學也；試驗品物，以證其實在，此化學也。至若真正之偵探，則尚須有健全之身體、健全之精神，防身之具，尤不可以不備”[22]113。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偵探小說中的偵探必須要知識豐富且“博學”的特點，而這也恰好是現實中人們對于偵探或警務人員的職業素養期待①，甚至是作為一名合格的現代公民應有的某種理想個體狀態。

而作為民國時期對偵探小說科學性主張最大力的倡導者程小青，更是專門撰文，分門別類地從足印、頭發、秘密信、狀態鑒別力、血跡、碎紙片、灰塵、神秘墨水、指印等9個方面逐一談了偵探過程中的一些科學探案手法和小竅門②。整個系列文章既可以看作是對于偵探小說的介紹與說明，也可以直接視為某類科普文章來閱讀。實際上，如果回到晚清、民國時期的具體歷史語境來看，無論是劉半農所說的植物學、地質學、解剖學，還是吳羽白推崇的心理學、犯罪學、邏輯學，抑或是范煙橋談到的心理學、物理學、化學，以及程小青介紹的測量足印、觀察灰塵與鑒別神秘墨水等等現代學科、科學知識與技術手段，對于當時大多數的中國讀者來說都是新鮮的，即使他們一時間還不能夠真正掌握這些科學知識，更遑論意識到并理解這些科學知識背后的學科原理與科學思維方式，但對這些科學知識與技術的感性接觸本身也正是人們了解科學、走近科學初期所必不可少的過程。而反過來看，民國時期偵探小說譯者與作者們對于偵探小說中“博學”及各類科學知識話語的關注和傾心也恰好說明了當時中國知識界與讀者界對這方面實際存在的某些缺失的渴求心理。

當然，偵探小說中的科學技術手段描寫也要隨著現實世界中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斷更新，需要滿足偵探小說讀者日益增長的對于最新科學技術手段的了解需求。俞天憤早在1918年的《中國偵探談》中已經認識到：“偵探愈研究愈精，而社會之不法行為亦與時俱進，吾輩為保衛治安計，不得不力排眾議，以偵探為莫大之事業?！盵21]181947年位育在《談偵探小說》一文中也談及了偵探小說創作與實際破案技術手段及讀者閱讀需求之間的某種關系，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對于偵探小說作者自身科學素養方面的基本要求：“比方說，你寫一個兇手從浦東來，到市西區住宅內犯了案，明知此人有嫌疑，久久以后方從別方面證實。那么，讀者馬上可以問你：偵探何不用分光儀分析犯案地點之泥土，不是就可以發現自浦東帶來的泥土嗎？如果你根本不懂分光儀的作用，你就不免要瞠目結舌了?！盵24]15-16這里我們姑且可以先擱置對于位育這段話中“讀者質疑”合理性與可行性的考辨（即所謂“分光儀”的效用、普及度與可操作性），而應該從更為寬泛的層面上來看其所提出問題的意義所在。即隨著偵探小說的流傳普及與現實中犯案手段的不斷進步，偵探小說讀者的相關知識也隨之不斷增長，這就反過來要求偵探小說作者在創作時更加注意科學思維的嚴密性和對最新技術手段的了解與運用，進而有可能最終形成一個創作與閱讀相互促進、科學知識普及程度逐漸提高的良性局面。

20世紀40年代的《大偵探》雜志上曾刊登過一篇吳懷冰所寫的題為 《你要寫偵探小說嗎？》的文章，文中不僅詳細介紹了當時最為先進的偵探科學技術手段，更明確提出當時的探案手段較之“福爾摩斯探案”小說的時代已經有了很大發展和變化，因而偵探小說作者們也必須與時俱進：

由于近幾十年來各種科學的發達，偵探小說也有了極大的進步?？履系罓柨烧f是偵探小說作者的鼻祖，從前他寫福爾摩斯的才能，只憑直覺憶斷，靠了手指印、嘴唇膏、香煙蒂或是鞋印子，演繹推究事實的真相。到現在，這種方法雖然未盡廢棄，但是大部分卻已運用科學的手段，來找取線索，建立證據，歸納地求取結論，所以無形中柯南道爾那種描述福爾摩斯的手法已經落伍了[25]42-44。

吳懷冰在文中認為，在當時最新的探案技術手段的對比之下，“福爾摩斯探案”小說里的查案方法已經顯得陳舊和過時。作者同時還在文中向讀者介紹了幾種當時最新的探案技術，比如通過化學分析尸體的血液和胃部、通過彈痕來推測子彈和槍支的型號、通過“顯微攝影”和“分光考驗”等技術對極細小的物體（如燒成的灰、燼余片屑、鐵的粉粒）進行觀察和分析等等。與此同時，在同一時期的《大偵探》雜志上，也刊載過很多介紹最新查案科學技術手段的文章，比如《手指上的汗毛孔》（第12期）、《刑事實驗室內幕》（第13期）、《指紋的認識和用途》（第15期）、《香煙頭的效用》（第30期）等等。而其中《刑事實驗室內幕》一文還特別提到中國建立的首個刑事實驗室，并引進了測謊儀等當時最先進的設備儀器等內容。這些文章除了將現實生活中最新的偵探技術介紹給廣大讀者，對偵探小說創作構成了一種外在影響與革新動力之外，其還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在于，“過時”與“進步”這種看法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基于進化論等現代理性觀念基礎之上所產生的認識方式與意識形態。對于“新”“舊”觀念的潛在話語接受即體現出了廣大偵探小說讀者對于現代理性觀念的某種先在理解和默認態度。而如果以更為整體性的、歷史的態度來看待這一問題，科學“信仰”、理性觀念、進化論思想與具體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手段之間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而想要真正理解并實踐其中任何一個方面，也必然要求對其余方面有相應的認識、理解和掌握。

四、余論：偵探小說在中國的“不走運論”

蕭乾在1946年曾經撰文《偵探小說在華不走運論》。在文中，蕭乾指出：“回到遠別九載的上海，我忽然在書攤上看到了國產的偵探案；起初，我很興奮。上海，這華洋雜居的碼頭是需要幾位精悍的福爾摩斯的。但沒上幾天，我便下了這個結論：中國盡管有福爾摩斯，偵探小說在中國最近是不會走運的?！盵26]24-25為什么蕭乾會認為“偵探小說在中國最近是不會走運的”？或者換一種問法，“為什么中國人總不會養成一種偵探小說癖？為什么中國總不會產生第一流的偵探作品？”[27]8，16這是民國時期偵探小說作者與評論者們一直在不斷反復追問的重要問題，也是后來相關研究者們所繞不開的問題。其實，從后見之明的角度來看，早在晚清時期，俠人對當時西方與中國偵探小說創作“現狀”的描述就已經可以視為后來民國偵探小說本土創作貧弱、發展“不走運”的某種“讖語”：“唯偵探一門，為西洋小說家專長，中國敘此等事，往往鑿空不近人情，且亦無此層出不窮境界，真瞠乎其后矣?！盵28]只不過，我們需要接著俠人的話進一步追問，為何“中國敘此等事，往往鑿空不近人情”？

根據上述問題提出者全增嘏自己的說法，民國偵探小說創作發展“不走運”與讀者反響不熱烈是因為“中國人不肯長思”“中國人不好奇”“中國普通人的科學知識太缺乏”“中國人太相信宿命論，認為凡屈死者皆有其取死之道，故大可不必替之聲冤”等等[28]。即其認為由于中國人普遍缺乏理性與科學等現代意識，因而作為西方大眾文學中最受歡迎的小說品種之一的偵探小說，在中國的社會環境與文化土壤中遲遲不能茁壯成長并最終枝繁葉茂[29]77。

全增嘏的這種看法在當時是頗具普遍性的“文壇共識”，比如民國時期最重要的偵探小說作家程小青也曾經表達過類似的看法：“偵探小說在歐美社會之地位固甚高也?！薄叭环从^我國，自偵探小說輸入以來，亦已二三十年，而嗜好之人，僅限于曾受學校教育之學生，極少數思想較新之人，去普遍之限度尚遠。此何故歟？則因中西社會之習性，有一根本之不同點，即西人富科學觀念，偵探小說既注重科學，偏于智的方面，歡迎者自多。而我國之科學正當幼稚時代，自無怪結果之相反。予嘗聞諸人言：閱偵探小說須費腦力，故喜閱者不多。蓋我國人習于優游自得之生活，處事接物常守循乎自然之旨，以葆其天君，而不愿多費思考，故于描寫逸樂風流之社會小說，嗜之不倦，偵探小說既注重科學思想，宜不適其胃欲矣?！盵6]3-11程小青的這段話和前文所引全增嘏的說法基本上表達出了相同的意思，二者同樣是從當時的中國讀者大眾科學理性素養不高的角度入手來進行分析，并由此構成了中與西、傳統與現代、情感與科學、社會小說與偵探小說等一系列的二元對立。相比較而言，俞天憤關于中國偵探事業和偵探小說為何發展“不走運”的說法可能更有意思且富于啟發性，將其下面這段話中的論述對象全部置換為“偵探小說”之后也更能夠刺激并引發我們新的思考：

惟偵探二字，在東西洋固不足見怪，若在中國，茍發生一事，用所謂純粹偵探術索之，必不能濟，無他，信息不靈通，布置不精密，警察不完備，交通不便利，以是種種阻礙。乃欲憑一人之心思，一人之才力，以與社會無量之惡魔戰，吾知其必無所用也。且今之所為偵探者，不過一捕快之代名詞耳，以訛詐為能，以敲撲為主，以風影為獨得之秘，迥非偵探之原義。是故作偵探小說者，大抵譯自他邦，非輕視中華文字也，執筆者對于一般奇獄異案，莫不愿做偵探小說觀。無如既無統系之可尋，又無研究之余地，偶而伏案構思，強為述說，味同嚼蠟矣[23]18。

在俞天憤看來，在當時中國的現實社會中，偵探查案最終成功與否，除了受自身“所謂純粹偵探術”水平高低的影響之外，還取決于一種綜合性的、整體上的科學環境和社會氛圍，而當這些科學環境和社會氛圍都還不成熟，甚至根本不具備的時候，不僅偵探事業不能很好地發展，偵探小說創作也是“既無統系之可尋，又無研究之余地”。如果強行閉門造車，“偶而伏案構思，強為述說”，最終結果也只能是“味同嚼蠟矣”。也就是說，俞天憤在某種程度上從客觀社會環境與物質文化基礎缺失的角度來闡發了民國時期中國偵探事業與偵探小說創作的“無根性”特征，即作為沒有相應社會現實基礎的 “無本之木”與“無源之水”，民國的偵探小說創作是很難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繁榮和發展的。

綜上所述，理性精神在晚清、民國偵探小說中有著歷史的、具體的語境意義和文學表現。其一方面通過對無神論世界觀的天然接受與話語默認，完成了對封建迷信和狐鬼之談的抵抗和批判；另一方面，又憑借其小說自身對理性運思方式與基本邏輯定律的反復書寫，有意無意間引導著當時廣大讀者的思考方式，起到了理性啟蒙和“示范”的積極作用。此外，民國偵探小說中對各種具體的科學知識與偵探技術手段的書寫實踐，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對當時的讀者大眾進行知識教育和科學普及的客觀效果。而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民國偵探小說作者們已經初步察覺到作為技術/科學/知識/理性本身所可能存在的弊病，即他們已經（雖然很可能是模糊地）感覺到了除了當時中國人普遍理性精神之不足外，純粹的科學主義與理性主義或許會帶來許多新的問題，而科學與理性本身可能還是需要通過道德、情感或人文主義精神來進一步維系與平衡的。只不過這種反思，在民國偵探小說中還只是“淺嘗輒止”的“偶一為之”。而當時中國整體社會環境理性精神的缺乏，也最終導致了偵探小說在民國時期的“不走運”。

注釋：

①與大量偵探小說譯介傳入中國并接受本土化改造相同步的，是當時中國也出版了不少關于偵探學、偵探術、警察使用手冊一類的科普性用書，比如《偵探學》（劉紫菀編，江蘇省警官學校發行，1929年）、《偵探學研究》（趙志嘉著，世界書局，1929年）、《偵探學要旨》（張澄志著，商務印書館，1931年）、《最新偵探學》（盧政綱著，南京書店，1932年）、《警察效用》（邵清淮著，大公報社，1932年）、《警察實務綱要》（張恩書著，中華書局，1937年）等等。

② 參見程小青系列文章《科學的偵探術》，刊于《偵探世界》第18期至第20期，1924年正月望日至1924年二月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