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時代三明非遺文化翻譯與傳播對策

周斐芳

（三明學院 海外學院，福建 三明 365004）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無形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典范，是國家形象與地區形象的一種展示，是民族凝聚力的黏合劑，也是整個世界的共同文化遺產。非遺通過人的口傳身授，依托具體的表現形式，傳承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非遺的范疇包括各種類型的民族傳統文化，有傳統醫藥、民間信仰；有木偶、皮影、印染、剪紙、雕刻、刺繡等傳統手工技藝；也有神話、傳說、故事、史詩、寓言類等民間文學；還有民歌、戲曲、舞蹈、雜技等傳統表演藝術；更有禮儀、節慶、婚姻、喪葬、社會風俗、相關器具和文化場所等。新媒體對非遺的對外傳播產生積極助推和引領作用。通過新媒體多樣化的傳播優勢，非遺的傳播途徑得以拓寬；借助新媒體高效傳輸效率和交互性，可提升非遺產業化發展，進而促進文化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翻譯是推動非遺文化走出國門的主要途徑，能夠展示中國形象，使全世界感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提升中國文化的軟實力。隨著新媒體的普及，中外文化交流日趨頻繁深入，翻譯作為傳播文化的媒介作用日益凸顯。非遺的成功譯介需要實施主體、技術手段、新媒體三者的共同作用，促進非遺由傳統單一傳播劣勢向新媒體全方位傳播轉變。

一、新媒體時代的特征及其對非遺翻譯傳播的新要求

（一）新媒體時代的特征

新媒體是指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以手機、電腦等終端設備為代表的 “互動式數字化復合媒體”[1]58。新媒體具有技術多樣性、呈現方式多元化、參與方式交互性、服務模式個性化和傳播范圍的跨域性五大主要特征。

1.技術多樣性

新媒體是技術上的數字化，涵蓋了所有數字化媒體形式，呈現出傳播技術應用的多樣性，包括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移動技術、互聯網技術、VR技術、人工智能、云計算、無線通信網、數字電視、手機、門戶網站、搜索引擎、博客、微博、虛擬社區、網絡雜志、App、微信等傳播模式[2]144。非遺文化與新媒體技術的結合，極大擴展和延伸了其傳播和發展的新空間。

2.呈現方式多元化

新媒體能夠以全方位的數字化方式展現非遺項目，所有的文本以漢字格式化縮制成編碼，編碼也可以提取漢字。文字、圖像、視頻、音頻、虛擬現實體驗、可視的藝術形式和數字文化產品等都是非遺多元化呈現的形式。

3.參與方式交互性

新媒體以互聯網連接千家萬戶。用戶之間，用戶與信息發布者之間無障礙溝通交流。用戶也可參與到傳播系統中進行評論互動、角色互換，還可以作為信息的發布者參與生產信息、發布信息、共享信息，因而具有交互性強、即時同步感強的特點。

4.服務模式個性化

新媒體以互聯網海量數據為基礎，注重滿足用戶特定需求?；谟脩粜畔⒌氖褂脨酆没蚺d趣，新媒體向用戶提供個性化的需求服務和反饋，能夠提高信息傳播的精準度。對于用戶而言，他們既擁有信息關注的選擇權，也擁有信息的需求控制權，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創作、改變信息的傳播方式。

5.傳播范圍的跨域性

新媒體可以利用通信衛星和網絡傳輸數據，跨越地域和時間的限制，也可以對同一內容以不同介質終端域多窗口、多面向傳播。新媒體技術的跨域優勢，充分發揮了不同媒體間的協同效應，拓展了傳播范圍，強化了傳播效果。

（二）新媒體時代對非遺翻譯傳播的新要求

翻譯是文化交流的橋梁，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徑。非遺傳播需要傳承人、譯者、傳播媒介、受眾等多層面的共同作用。新媒體的優勢給予非遺傳播技術上的助力支撐，也勢必對語言學角度下翻譯的質量提出新的要求。

1.規范翻譯提升交際實效

新媒體技術的多樣性帶來了海量信息數據的實時互聯互通。廣泛的信息來源使得“一名多譯”的不規范譯文也夾雜在推送信息中，不僅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還可能誤導受眾，削弱文化傳播的影響力。英國翻譯理論家赫曼斯認為，翻譯是一種社會交往行為，要重視譯文規范；同時，翻譯過程也是譯者的取舍過程[3]72-73。在翻譯中，譯者要秉持降低國外受眾對譯文理解不確定的可能性，提高核心關鍵術語的傳播清晰度。項目名稱的核心關鍵語是非遺翻譯的點睛之筆，需要規范為同一標準。同一非遺名稱出現不規范的多種譯文情況，會讓受眾誤以為是不同事物，造成誤解，最終導致翻譯交際失敗。

2.力求文化內涵保真

新媒體技術的跨域性優勢，決定了信息傳播是覆蓋全媒體、全渠道的傳播模式。在目不暇接的海量信息數據中，同質化或普泛性的文化難以激發受眾需求。只有承載自身獨特精神內涵的文化才具有脫穎而出的吸引力和持續的生命力。因此，新媒體時代非遺的對外傳播離不開譯者對于翻譯中思想和文化內涵的把握。譯者應竭力避免為了追求譯文與目的語的趨同，而丟掉文化獨特性的做法。正如翻譯理論家威爾斯所強調的：“翻譯體現為譯者對原文和譯文綜合能力的雙重權衡把控?！盵4]139由于語言的本質是思維和文化的外顯符號，譯者準確傳達文化內涵對于個性化和互動性的新媒體優勢特征也帶來增益效果。因此，新媒體的跨域及多元性特征需要為翻譯設定更明確的目標，需要譯者著力文化層面的深入詮釋，并力求文化內涵精確保真。

3.兼容并蓄，強化受眾共鳴

新媒體技術加快文化間的取長補短和互通更新，因而在促進文化交流和思想觀點傳播上，對譯者提出新的挑戰。新媒體時代下的譯者不應局限于狹義上的“對等”轉換，要注意文化的時代性，新事物、新詞語的翻譯要緊跟時代步伐；要找到合適的翻譯著手點，保持多元文化的寬容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心態。同時，譯者需要對不同文化的特征有清晰的辨識能力，使譯文既促進文化區域間的信息分享和吸收，更貼近受眾的思維習慣、滿足受眾需求、符合受眾口味。譯者既要捍衛本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又要重視語義詮釋和文本解讀，提高可譯性，達到審美上、邏輯上的可融性，以此不斷增強目標受眾的文化共鳴。

二、新媒體時代三明非遺翻譯現狀

三明非遺資源豐富。永安大腔戲、泰寧梅林戲、大田板燈龍舞、將樂竹紙制作技藝、寧化石壁客家祭祖習俗等7個項目入選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泰寧大源儺舞、沙縣肩頭棚、寧化木活字印刷等65個項目入選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寧化石門山祁劇、大田華溪稻草龍等182個項目列入市級非遺代表性項目[5]。其中，大腔戲、小腔戲、南詞、龍燈、打黑獅等，以表演藝術形式在城鄉廣為流傳，興盛不衰；尤溪朱熹祭典、寧化客家祭祖大典、將樂跑馬將軍等禮儀方式，以節慶記錄了古代人們樸實的社會實踐；龍池硯、西山紙、龍鳳神劍、客家擂茶、明筍生產、肉脯干制作等手工技能，仍閃爍智慧之光；泰寧大金湖、將樂玉華洞、永安桃源洞、尤溪朱子文化等非遺同文化旅游融合，帶來了顯著的經濟效益。近年來，三明不斷加大對非遺的搶救、挖掘、整理、保護和管理的力度，在資源普查、項目申報、社會宣傳等多方面開展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已建立三明非遺保護網站和非遺微信公眾號，以視頻、圖片、文字說明的方式，收錄了三明區域內從國家級到縣級的非遺項目。但是，與非遺的大力保護和申報宣傳成效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三明非遺翻譯傳播明顯不足。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非遺翻譯嚴重滯后

目前，三明非遺翻譯尚未樹立對外傳播意識和建立國際傳播平臺。翻譯資料空缺，沒有一本英文或英漢對照的非遺書籍；未設置英文網頁，無英文宣傳口袋書或小冊子等。已有的非遺展館、宣傳片、網站均未見相關英文翻譯，更無對非遺文化背景及內涵介紹的譯文。這些問題阻礙了外國友人了解三明非遺文化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化的對外傳遞效度。再則，三明非遺翻譯的學術研究薄弱。通過知網平臺檢索，設定時間為2000至2022年，輸入關鍵詞“三明非物質文化遺產/三明非遺”，結果顯示僅2篇，其中沒有關于翻譯傳播的成果。據谷旭光近年的研究表明，“我國的非遺翻譯研究尚屬探索階段，實證研究較為匱缺，無法滿足對于優質譯介日益增長的需要”[6]99。因此，加強三明非遺翻譯已刻不容緩。

（二）翻譯人才缺失，新媒體助力不足

三明專攻非遺翻譯的專業性人才少，嚴重掣肘了非遺文化的對外傳播發展。在新媒體時代背景下，新技術的深入運用與三明滯后的非遺翻譯傳播形成巨大落差。非遺文化的翻譯是三明非遺突破地域和語言障礙，走向世界的必然趨勢；也是非遺文化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社會中求生存、謀國際交流發展的必經之路。除此之外，利用新媒體技術和平臺優勢推動非遺對外傳播的動力不足。目前已建立的三明非遺保護網站，注重申報資料的完整記錄、復制、上傳和保存，內容同質化，偏向于靜態的非遺傳播方式。雖然三明開展了眾多線下的非遺文化傳播活動，但更應加大新媒體技術的應用，利用新媒體的互動傳播、仿真虛擬等宣傳優勢，打破傳播地點和時空的限制。

（三）譯名翻譯不統一

目前，三明對非遺翻譯重視不夠，沒有統一、規范的譯名管理；未形成非遺翻譯研究體系和譯文規范化、術語標準化。由于缺少官方權威的非遺介紹，雖然部分網站和民間媒體、個人有一些關于非遺的英文介紹，但在信息傳遞的準確性、得體性、一致性和簡潔性上存在不規范問題，甚至對有些關鍵非遺名稱的翻譯，還出現了“多人多樣”的現象。例如，在“沙縣小吃服務網”，“沙縣小吃”的名稱被翻譯為“Shaxian Delicacies”或“Sha County snacks”；某旅游網微博則將譯為“Shaxian food”；而“中國日報網”對此譯文為“Shaxian County cuisine”和“Shaxian Delica cies”；“環球時報英文網”譯為“Shaxian Xiaochi”；三明各區街道的部分小吃店可見以下翻譯方式“Shaxian snacks” “Sha Town snacks” “Sha xian Xiaochi”。同一個非遺項目的譯文就有8種之多，譯名不統一的情況降低了非遺翻譯的可信度，影響了對外傳播的效果。此外，三明非遺網上展館的名稱被譯為“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該譯文出現信息漏譯空缺，與原文意思大相徑庭?？梢?，提高非遺文化的翻譯質量，任重而道遠。

（四）文化翻譯精髓流失

翻譯得當直接體現了一座城市旅游文化產業的服務意識和水平。三明非遺翻譯現狀堪憂，有些譯文對于文化內涵闡釋存在省略、錯譯、漏譯等現象；有些譯文不知所云地機械直譯，缺乏民族文化特色品質。這些存在問題的譯文，不但不能達到預期的對外傳播功效，還會造成其蘊含的深刻文化意義流失，導致翻譯交際溝通受阻。例如，沙縣某些小吃店將小吃“金包銀”翻譯為“gold and silver bun”，屬于明顯的字字對應翻譯。該譯文未能深入解釋小吃的背景知識，未能體現出這道小吃的實際制作食材、烹飪手法及名稱來歷。再如，在“沙縣小吃網”展示的中英文菜單中，“沙縣香醬拌面”譯為“Hong butter noddles”。拌面是沙縣小吃的招牌菜，這道香醬拌面，核心就是花生醬。該譯文中使用“butter”一詞，雖然含括花生醬之義，但該詞也常用于表示黃油和奶油，指代面廣，語義指向不清，未能精確體現制作食材。以上這些譯文例子，均未能展現充足的文化背景、闡釋價值觀念信息，使得非遺文化的韻意無法體現，其傳統特色的文化精髓無法保留。

（五）翻譯違背受眾心理

有些譯者對中英思維差異的了解不夠，忽視了目的語讀者對源語文化的接受程度。因此，他們在實際非遺文化的翻譯中，大量使用音譯法，譯文可讀性較差。例如，在“搜狐網”2018年11月的一篇介紹沙縣小吃的文章中，將扁肉、拌面、蒸餃均以拼音方式譯為“bianrou”“banmian”“zhengjiao”。此外，三明國家級、省級、市級、縣級四級的非遺項目名稱95%以上都以發源地命名，且較多采用寫實的命名方式。使用拼音來翻譯這些項目，缺乏相關的民族文化信息，造成了信息真空的現象。以拼音翻譯非遺文化信息，未充分考慮受眾的心理、接受能力與接受效果，其譯文必定令人望而卻步。使用音譯法傳播非遺文化，雖然可以避免信息的冗長，達到形式上的簡潔，但對于國外受眾而言，易產生理解障礙，失去閱讀興趣。受眾失去了閱讀興趣，翻譯出來的材料就難以得到他們的認同和接受，有效傳播的交際效果自然無從談起。

三、新媒體時代非遺翻譯傳播對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發揮好新興媒體作用，增強對外話語的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盵7]162借助新媒體的技術和平臺優勢，是實現非遺文化翻譯與傳播的最好途徑。

（一）建立雙語數字化傳播平臺

三明應全面推動非遺翻譯和傳播的系統化和規?；?，建立雙語數字化平臺；各地文化館、博物館應共同參與，構建多元合作的保護創新發展模式；聯合高校建立非遺翻譯研究機構，合力建設非遺雙語網站?！皥D書館與信息科學、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科學等相結合。通過數據處理，能更好地展示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盵8]78因此，非遺文化的傳播可以借助圖書館資源，逐步構建非遺雙語語料庫、雙語數字化保護管理系統和中英文資源共享傳播平臺。

三明非遺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可將非遺翻譯融入旅游觀光業，以目前三明的國家級、省級非遺項目為先，聯合旅行社開發面向國外客戶、以新媒體為主的非遺旅游體驗項目；將傳統手工藝品與新媒體營銷相結合，催化產品研發、品牌運營及產業推動；打造非遺旅游App，利用旅游App推廣非遺紀念品。不可忽視的是，在利用非遺產生對外經濟效益時，要組織專家根據審定的文本進行翻譯，逐步探索出一套能達到文化特色保真需要的統一翻譯標準。

（二）建立翻譯人才培養體系

由于非遺譯介研究對象呈現多樣性的特點，擁有一批具備扎實民族文化、歷史、經濟多方面綜合知識的高素質翻譯人才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這方面，政府可以起主導作用。政府應設立非遺翻譯的專項基金；設置配套非遺翻譯的研究課題，對項目申報、評審、執行、推廣、產業化的全過程實行嚴格評估；為譯者提供便利通道，建立譯者同傳承人直通的 “翻譯鏈”。非遺翻譯也需要地方高校的參與，政府可依托地方高校建立翻譯人才培養基地和產學研一體化創新翻譯平臺，搭建非遺翻譯發展智庫。高校也可結合專業和職業導向，開展非遺翻譯實習見習活動，做好非遺翻譯人才儲備。除此以外，地方高校也可建立非遺雙語線上課程，讓非遺翻譯實踐走入課堂，并把非遺翻譯納入英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選題。

（三）統一規范術語

非遺譯名是否規范齊全，體現了一座城市的開放程度和服務水平。同一種非遺項目名稱譯名太多，會讓受眾誤以為同一項目分別對應不同的概念，引起溝通混亂。同一非遺體系下的主要名稱應統一譯文，在方便受眾的同時，也提升傳播清晰度。因此，可以借助新媒體的技術力量，由政府、大眾傳媒、詞典編纂者和譯者共同推動，成立專門的非遺術語標準庫，解決譯名錯誤頻現的不規范問題。

（四）恰當使用音譯和借譯

在新媒體時代，非遺翻譯可采用多種翻譯策略，如音譯法、直譯法、意譯法等。翻譯過程并不是單純的語言轉換，而是多方共同參與的互動交際。譯者和受眾成長過程中潛移默化所形成的不同文化態度、價值取向差異、心理因素區別，都會疊加并決定翻譯的最終結果。譯者會根據自身翻譯傳播活動的初衷，有選擇地取舍傳播內容，決定傳播方式。

非遺文化的核心要素就是民族性，是帶有定向價值內涵的民族文化標志。譯者對非遺文化的詮釋和解讀，要遵循“抓大放小”的原則?！按蟆本褪呛诵年P鍵名稱的翻譯和文化精髓的翻譯，除采用直譯和意譯外，有時需要恰當地采用音譯和借譯，以保留原語氣息，否則跨文化交際將失去意義。例如，沙縣小吃“金包銀”可使用音譯和注釋的方法，傳達小吃中的民俗文化，譯為 “Jinyin Tofu”或 “Jinyin Bean Curd(a kind of steam food）”。再如，對于市級非遺項目“沙縣曹氏骨傷康復傳統療法”中的中醫特色詞翻譯，因其難以與國外受眾的生活經歷和文化知識對接，故而容易造成理解障礙和譯文的文化缺省現象。為此，譯者在翻譯時要盡量保留涉及的文化內涵?！瓣帯薄瓣枴薄皻狻睂僦袊鴤鹘y文化與中醫術語結合的經典代表，屬于核心術語，并已被西方語言吸收，具有廣泛的認同識別度，可使用音譯法將它們譯為“yin”“yang”“qi”。對于這類已經約定俗成的翻譯規范，如果譯者再以其他翻譯方法，比如增補法來改譯，反而會干擾受眾理解。當然，也不能濫用音譯法，否則會增添受眾的認知負擔。對此，譯者應區別對待、取舍權衡，對于一些非核心思想文化內涵且在目標語中有對等信息的術語，可以在融通中西文化的基礎上兼顧受眾文化中的知識基礎。比如，另一中醫術語“氣滯”，譯者可使用借譯法，將其譯為“qi stagnation”。如此，翻譯中的文化“折損”可控制在最小范圍。

（五）譯釋結合，套用并舉

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蔡武曾針對對外宣傳工作提出“三貼近”：貼近中國發展實際、貼近國外受眾對中國信息的需求、貼近國外受眾的思維習慣[9]54。奈達認為：“翻譯活動的內容之一是處理不同語言文化的異質性及其思維差異?！盵10]78為了促進文化的有效對外傳播，譯者需要充分研判受眾特點，考慮受眾需求。只有充分考慮受眾習慣和其文化形式，才能夠增強譯文可讀性，進而突破文化障礙，提高受眾認可度。譯者與受眾的互動意味著圍繞翻譯目的，根據各種條件和變量不斷調適，努力使譯文話語選擇在受眾接受范圍之內，且在受眾心里產生有利于實現翻譯目的的潛能[11]34。

新媒體的個性化自動搜索匹配功能，使得不同期待意愿的受眾能夠精準接收到符合他們需求的信息。因此，針對對中國文化有一定興趣，愿意主動了解的受眾，譯文要突出民族文化特色；針對來自迥然不同的成長環境，不了解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產生共鳴難度較大的受眾，譯者應考慮他們的認知模式，譯文應易于為其接受，同時適當增加文本的吸引力，增強文化溝通效果。譯者應找到與受眾共享的信念觀點與可接受的話語方式，采取必要的翻譯調整手段。如針對國家級非遺項目泰寧梅林戲，“老生”這一角色行當可使用譯釋結合的翻譯策略，將其譯為“Bearded male role，the major role in Chinese opera”。該譯文既符合了老生化妝“髯口”的顯著特征，也符合老生又稱“須生”的稱謂，又讓受眾能夠“有跡可循”地想象人物外貌形象。此外，還可以直接利用英語中語義和內涵相當的既有表達。如“丑”這一戲曲角色行當，多表現為伶俐幽默或陰險狡猾的人，就如喜劇演員卓別林所塑造的角色一樣。因此，這一角色名可譯為“comedian”，既有喜劇角色和丑角的概念，又使受眾能夠快速理解源語的意義，譯文在貼近受眾需求的同時，也有助于實現交際目的。

綜上所述，非遺的翻譯及隨后的資源聚集、價值挖掘、產品開發、品牌運營，對傳承與發展非遺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在翻譯非遺文化時，譯者應遵循信息傳播規律。關鍵核心民族文化內涵的翻譯應“以我為主”，其他內容翻譯應以“目標受眾為中心”和“效果為先”為原則。政府則應發揮主導作用，推動翻譯納入非遺數字平臺建設與內容集成之中，促進非遺平臺化、市場化、專業化、產業化、品牌化；致力于利用新技術實現非遺資源傳承與創新，如3D技術、數字資源、VR技術都可為其所用。相關研究機構應促使地域非遺翻譯向標準化、系統化、實用化、綜合化邁進；加強地域性非遺項目翻譯的語料庫建設，帶動非遺資源向產品、品牌、產業及資本的國際化轉化[12]11，最終使非遺的文化價值、經濟價值得以體現。讓非遺“自我造血”是自然可持續傳承、保護、發展的科學之路，也是新媒體時代非遺翻譯與傳播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