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政治現象的復雜意涵與比較方法的發展

李路曲 赫婧如

內容提要 現實社會的發展不僅要求研究者通過量性方法和“單一性”理論對廣泛的社會政治現象進行分析，還需要運用“綜合性”的方法和理論研究社會政治現象內涵的復雜性即結構特質和多維度的多因多果關系。而“綜合性”方法和理論必須以綜合性變量即“集合變量”為研究單位。實際上，比較方法和理論的發展一直在回應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即在設計單一性的量性方法和建立理性主義、文化主義、結構主義這種單一理論的同時，也在不斷探求多元綜合性的比較方法和理論：“多元混合方法”及其多元研究路徑將理性主義、文化主義、結構主義相互整合的趨勢，尤其是新制度主義各種綜合性理論模型的建立和發展，都是圍繞著解決社會政治現象的復雜性和多重因果關系而發展的。與方法和理論的建構相呼應，研究者也在探索建立將不同層次的社會政治現象聯系起來的“綜合性的或集合型的變量”，這是研究多因多果關系的基礎。

社會政治現象的結構特質與復雜意涵

近幾十年來，比較研究已經逐步突破了原有以制度作為基本單位的研究限制，它不再僅僅是對制度的比較，而是經歷了一個從制度比較向現象比較拓展的過程。傳統社會政治現象只有在制度的意義上才有確定性，才容易比較，因而比較研究通常是對制度進行的，比較政治學就是比較政治制度。然而，自20世紀中葉以后，行為主義的發展使規范的比較研究很快擴展到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從宏觀擴展到微觀，從制度擴展到行為和文化，從而形成對所有社會政治現象的比較。因此，只有在現象比較的意義上才能更深刻地探究比較研究的規律和社會政治現象的因果關系。

社會政治現象是指人的行為及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型塑或建構的社會政治經驗。具體而言就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各種行為，如個人、社群、政黨、政府、國家以及各種非政府組織和超國家組織在公共活動中所反映的人們之間的關系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經驗。這是一個由客觀到主觀的過程，或者說，社會政治現象是客觀的，但人們對社會政治現象的認知具有主觀性，它是通過人的主觀意識反映出來的。換言之，社會政治所關涉的“不是人與物的關系，而是人與人之間在公共空間所發生的關系，所以我們要避免用人與物的關系(認知的、工具性的或審美的等)來研究政治經驗或政治現象”。①

社會科學主要是從結構功能的視角來認識社會政治現象，它認為每一個社會或政治現象都有自己的結構和功能，這種結構和功能是單一性和復雜性、相同性和差異性的統一體。這里的單一性是指社會政治現象可以簡化為具有單一屬性的單一變量，復雜性是指社會政治現象是由多個維度和多重關系構成的；相同性不僅是指各種社會現象都具有相同的特質，更是指同類社會政治現象的結構和功能基本相同，而差異性是指由社會政治現象內涵的復雜性所導致的任何兩個社會政治現象之間都難以完全相同。當然，同類屬性的社會政治現象之間的共同性要多于不同類屬的社會政治現象。就權力這一現象而言，一方面，每種權力結構都是復雜的，不同層次或不同國家關于權力的內涵甚至結構和功能的形式、強弱、影響、取向和變異都有所不同，這是由于它們的內涵復雜而多維，因而其“度”或“量”的指標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另一方面，這些權力的基本結構和支配性、強制性功能又是基本相同的，尤其是同一領域和同一層次的權力結構有更多的相同性。例如，總統的權力和州長的權力都具有支配屬性，都有強制下屬執行的功能，這是它們同質性和單一性的反映，但兩者權力的大小和具體的運作形式有所不同，這是其差異性的反映。所有民族國家在國家層面的國家結構、權力結構和功能都有質的相同性和量的差異性。②同時，社會政治現象的結構和功能又是復雜而多維度的，由此形成不同維度的因果關系。就權力這一現象而言，有多種結構、功能和維度：首先，它因其特定的結構而有支配性的功能或維度，由此在支配性與被支配性之間構成了一定的因果關系；其次，它因特定的結構而有強弱不同的功能或維度，由此在權力的大與小、合理性的強與弱、適用范圍的大與小之間構成了一定的因果關系。兩者雖然同樣都是權力的結構和功能，但并不能隨意錯置或混淆，因果關系在特定的情境或語境下是單一而有明確界限的，不能錯置和混淆，否則會導致因果關系的錯位或得出錯誤的結論。像社會和國家這樣的復合政治現象不但自身是多維度的，而且其每個維度的因素或現象本身也是由多維度的變量構成的。例如，國家是由政府、民族、制度、權力、疆域、政黨以及其他很多的次級現象所構成，而每一個次級現象也都有多個維度，政府由不同層次的次級政府、不同形式的權威、不同的治理方式以及其他多種維度和因素所構成，從不同的維度出發可以探求不同的因果關系。同時，所有的現象都要在質的相同性和量的差異性的基礎上展開。例如，在現代化背景下，所有民族國家的基本結構和功能都有著基本的相似性，都承認國家權力的基本屬性，由此也可以說這一社會政治現象的基本特質、結構和功能具有質的相同性和穩定性，是可以通過某種理想模型來推導和表現其規范性的。同時，國家權力的內涵、形式或維度是豐富和復雜的，不但有不同的行為方式、制度形式、文化形式及話語方式，還有各種儀式和“劇場”，這種多維性不能用一種因果關系或一種規范和理想的模型表現出來。但如果將構成復雜性的某一維度或某一變量區分出來，則可以進行規范性和理想性的表達。例如，如果我們從國家中將各式各樣的儀式或“劇場”這種豐富而復雜多變的現象提取出來，加以概念上的歸納和抽象，那么，政治儀式這種構成國家這一復雜社會政治現象其中一個維度的現象就可以被看成是一個單一變量，具有獨立的結構和功能，是可以通過理想的模型規范地表現出來的，這時它是一種具有象征性和表演性的行為方式，是一種具有特定的結構、功能和特質的社會政治現象，與國家和權力有著特定的關聯。由此看來，“劇場國家”和“權力國家”之間的差異只是不同維度之間的差異，是在劇場與權力之間存在的多種關系及其權重差異，前者是權力圍繞劇場而運行，后者是劇場圍繞權力而展開，因此，它們之間也具有相同性，即都有權力的維度和劇場的維度。

社會政治現象的復雜意涵既是指它的無限維度，也是指從多重維度到單一維度的一個個鏈條，只有從多重維度中分離出單個的維度，社會科學才能對其進行因果研究，它也才有意義，同時也才有助于闡明復雜性和多重維度。在多重復雜維度一端，可以進行多重而豐富的深度闡釋，但幾乎無從探討其因果關聯；在單一維度一端，可以明確闡述其因果關聯，但無法對現象進行深度而豐富的闡釋；在兩者之間，是從單一因果到多因多果再到復雜多維或相反的變化關系，是一種多重因果關系，這是社會政治現象的常態，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常態，或者說社會科學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根據這種現實的社會需求來探討多因多果關系的。

從“單一變量”到“集合變量”

比較研究可以從對社會政治現象復雜意涵的新的認識中得到啟發，而這首先要求研究者改變對比較研究基本單位的認識，社會政治現象內部的復雜性和外部的多重關系應該在比較政治研究的起點即研究單位中得到反映，這就要求建立一種跨層次的綜合性或集合性的研究單位，而不再堅持將傳統的同一層次的單一變量作為比較研究的唯一單位。傳統上比較政治研究的單位是單一變量的，比如“文化”“共同體”“國家”等，后來發展出以個人為單位的個體和聯結這種宏觀與微觀之間“空白”區間的次結構，如各種文化、社會和政治組織及其相關的領域，但無論是哪一種研究單位，共同點在于都是以單一層次的單一變量獨立賦值作為基本的比較單位。這種變量難以反映社會政治現象內部的復雜性和外部的多重關系，這顯然與現實有很大差異。而建構一種能夠反映社會政治現象或研究單位的復雜性和多重性的“集合變量”將能更好地反映多維度的復雜關系，以此作為研究單位可能成為比較研究的一種有效的選擇。集合變量應是跨層次、結構完整并具有多維度的變量。這既可能是通過建構一種新的概念變量來實現，也可以或者說更多的是對已有的單一性變量進行重新認識和建構。

集合變量建構的最初動力來自現代化尤其是全球化。隨著這一進程的推進，人們認識到以國家或制度為單位的研究已經不足以表現現實政治的發展和各元素之間的關系，國家已經不再是唯一的政治主體或研究單位。塞繆爾·亨廷頓指出：“在基本層面上，國家主義的范式所作的假設在整個歷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無助于我們理解冷戰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戰期間和冷戰之前的全球政治?！雹圩罱鼛资戡F實政治中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由全球化推動的各種跨國交融的迅速發展，無論是在經濟、文化、社會還是政治領域都發生了國家、社群和個人之間的密切交流。這種變化對傳統制度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它削弱了主權國家的權力和合法性，縮小了國家制定政策的范圍和權力，而超國家和非政府行為體在制定和執行集體決策方面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即制定政策的責任或向上轉移到跨國家的行為體如聯合國和歐盟以及各種區域性國家組織，或向下轉移到各種跨國的非社會組織如環境組織和各種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組織，這些都促進了跨國關系和規范的發展。④

這些變化使得以主權國家為比較政治的唯一分析單位越來越不能適應認識現實政治的需要，因為各種政體和組織已經產生了國家以外新的不同形式的聯系并相互依賴，沒有哪個政體可以在不考慮他者影響的情況下獨立地行使權力或促成因果轉換。換言之，現在不可能完全依據主權國家的邊界來辨識對等單位或結構，所有政體內的個體和組織都存在著與其他政體的個體和組織跨層次交疊的認同、忠誠、利益和行為，這就使得在形式上具有相同政治地位或相同結構的政體可能具有不同的行為方式和行動能力。這種政體和組織間“復雜互賴”的推進也必然使人們在政治想象中弱化國家的概念，促使比較研究者思考新的研究單位，即除了以國家為單位，還要承認更多類型的主體或決策單位也具有重要的地位。這就要求辨析那些跨國組織和決策單位的結構和功能，研究將受相同層次和單一變量為研究單位的束縛，因為現在經常要面對的不僅是同一層次政體和單一性變量的影響，還要面對不同層次的組織或研究單位的交互影響，這就需要比較政治要以新的政體概念替代傳統的國家概念。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這里的政體既包括國家內的各層次的制度，也包括非國家的多種類型的政體，即具有政治行為能力的超國家組織和非政府組織。

對國家或政體作為比較研究單位的思考和深化必然要擴展到個體，因為個體在行為主義的推動下不僅早已成為比較政治研究的最基本的“元單位”，而且也是“集合變量”的“元變量”。換言之，對它的闡釋為包括國家和政體在內的各種集合變量提供了基本的解釋或理論。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個體也受到了復雜互賴關系的影響，因此，過去那種通過簡化環境而將概念清晰化的單個博弈和因果演繹已經不再能解釋現實行為的互動關系，難以反映復雜化的現實社會和政治關系。一些認知心理學家認為理性選擇理論中的期望收益模式在現實世界中并不具有普遍性，⑤個體的行為模型不僅難以完全得到經驗的驗證，還會受到各種變化著的外在因素的影響。這就意味著即使理性選擇的意識是普遍的，但其選擇結果仍會由于個體經驗的不同和選擇時所面臨的外在因素的影響而各有不同。⑥卡萊斯·鮑什指出，“關于行為者及其偏好的清晰模型、策略性互動以及把變量逐個內生化”，被認為是理性選擇理論的三大假設，但是，如果事實是行為者的偏好隨政治環境不同而變，存在處于不同集合層次的博弈者之間的、結果不一致的大量的策略互動，以及存在多樣化的相互影響和依賴，這種從想象中簡化世界的兩人博弈演繹出的結果，就會與復雜的現實世界有很大的差異。⑦換言之，在當代多層次的復雜社會中，大多數人都有多重身份且具有多種偏好，不存在一種穩定不變的身份關系。在此種情況下，個人想要最大化的東西取決于特定的、變化著的空間、時間和結構等多種因素，如果研究者只根據單一不變的概念和假設來推演人的行為，即使可能會有一些偶然的準確性，但如果處理問題的方式和得出的結論局限于固定的情景和學術范式之內，就難以與復雜而變化的現實世界相吻合。處于相對穩定和封閉的社會環境中的個體，與處于變動和開放的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社會環境中的個體面臨的復雜關系有很大的不同，對前者進行個體因果演繹的合理性是存在的，而對后者如果只進行個體因果演繹則會與現實有很大的脫節。

由此看來，無論是以國家為研究單位還是以個體為研究單位，都面臨著復雜關系的挑戰，即變量的單一性和層次的同一性難以準確地反映社會政治現象，難以反映內部的復雜性和外部的多重關系。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建立跨層次集合性的研究單位，換言之，盡管以國家、各種政體和個體作為變量或研究單位并在同一層次上進行比較的研究范式仍然是重要的，但是政治生活的密切交往已經使這種經典研究范式的合理性被削弱了。社會政治現象的“復雜互賴”已經在相當程度上使得過去那種探索一個研究單位有獨立促成因果轉換能力的研究路徑被認為存在著缺陷，這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比較研究最重要的認識論假設。⑧

過去并非不存在考慮社會政治現象“復雜互賴性”的研究，通過闡釋學或敘事性的“深度的描述”所進行的案例研究、微觀與宏觀的互動和多重因果關系的研究就是這方面的探索，但是這些研究都沒有在比較意義上建構一種能夠深刻而全面地反映社會政治現象復雜和多維性的研究單位。前者具有復雜性而沒有多維度，因而無法進行因果闡釋；后者只有因果闡釋但沒有反映多維度或復雜關系，由此而展開的比較研究都是有缺陷的。具體來說，闡釋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它只能用表意性的術語闡釋社會政治現象，也就是只適用于描述這一故事或案例的語義，而不能進行跨敘事的比較，甚至不能用于同一敘事內部的概括和歷時比較，因此它只能得出自己獨特的闡釋結論，而不能提出理論。從對社會政治現象的外部或現象之間的關系來說，傳統的比較研究及對因果關系的尋找缺乏對社會政治現象的多重復雜性的關照，這既有方法本身的問題，也有比較的變量或單位是否合理的問題。因此，要得出更為精確的結論，就要在探索社會政治現象復雜性的基礎上建構比較的單位，在此基礎上使用普遍性的語言進行跨案例表述。當今比較研究還主要是以單一變量或多個單一變量為研究單位，在其研究過程中，假設被選擇的變量單位具有獨立的解釋作用和同等效力，或獨立地產生因果關系。這比較難以解釋現象間的“復雜互賴”聯系，因為在復雜互賴的環境中每個問題或結構都是多重維度的。例如，對于當代社會政治中那些很長的因果鏈，僅僅將相關的行動者或因果關系孤立地進行看待或研究，都無法準確反映整個過程或系統是如何運作的。在這種情況下，僅僅對一些相關變量進行測量后再匯總以得出結論，例如由各個不同的有關國家治理能力的單一變量匯總出整個國家或社會的治理水平，這種做法既不全面也不準確。合理的研究路徑應該是找到構成這種情境和產生其結果的各個主要的互動關系。換言之，一個自變量的強度或效度不僅取決于它自身，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還取決于它與其他變量的關系，而因變量的重要性取決于研究者是否找到了它在整個體系中的位置，或多因的結果，而不是與某一自變量的單一關系，即捕捉和研究個體或制度的“復雜而相互滲透的”關系。這就需要構建新的研究單位和以此為基礎進行比較，通過建立多維度跨層次的“集合變量”為研究“復雜互賴”的內涵和因果關系奠定基礎。

建立這種新的“集合變量”不僅要改變以往對研究單位或變量的設計，而且在測量研究時也要考慮其多維性和跨層次。因為這種新的研究單位與經典的單一性的結構、個體或變量不同，它是由“多重的結構或變量”構成的，以反映社會政治現象內部的復雜性和外部的多重關系。具體來說，“集合變量”這一概念指的是具有同質性但不一定處于同一層次的“集合現象”，共享多種但不一定是所有屬性，還可以按照不同標準將其分解為各種子類型。實際上，政治學中的概念，如權力、國家、民族、合法性、民主、正義、選舉、威權、治理等，均可以在“集合變量”的意義上來理解，它們都可以是集合性和跨層次的概念或研究單位。盡管這種變量現在還難以被精確地界定，但仍可以進行大致的把握，因為任何一個“集合變量”都是由單一變量構成的，并且沒有改變其單一變量的核心定義或基本特質。例如，可以將民主政體看作是一種集合變量，一個國家的民主體制是由從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層次和多重的制度和權力結構集合而成的。近年來提出的“全過程民主”概念就是一種集合性和跨層次的概念、變量或研究單位，它試圖建構起一種民主形式，這種全過程民主的結構是跨層次的，同時構成這一集合性變量的各個單一的變量也具有民主的同質性，由此形成了新的相對完整的結構和功能。這一集合性變量具有很多的維度，民主的質量、治理的水平、民主的權威等不僅是它內在的不同維度，而且這些維度或變量也有相關的外部關系。如與中央政府和多重地方政府的權力結構有特定的關聯，甚至與特定的傳統、文化和歷史有關。只有在深刻而全面地分析內部多維性和外部復雜關系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合理地建立起民主的集合變量。歷史和現實中的一些實證研究為我們建構這種集合變量提供了重要的借鑒：20世紀20年代之前，美國還沒有承認女性的完整公民權，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之前，美國南方的“一黨制”和對非裔美國公民選舉權的廣泛限制仍很嚴重，這些都是非民主的現象，但是幾乎沒有人將美國排除在自由民主政體之外。⑨這是一個跨層次多變量研究的結果。盡管人們從非民主結構與民主結構共存的美國政體中得出它是一個民主政體的結論，是根據多個單一性變量和同一層次傳統的制度分析得出的結果，但是這種研究方法及其結果顯然較為粗糙且并不嚴謹，因為它沒有對美國民主內部的多個維度和外部影響民主的多種關系進行精細的研究，而進行這一研究需要建立以跨層次的集合變量為研究單位的研究模型。這要求研究者對理解構成這一集合變量的各種子變量的結構、特質和相互關系有深入的理解。例如要對構成民主這一集合變量的各種制度因素、權力因素和文化因素本身的結構功能尤其是相關影響進行研究，就要對相關子變量之間并不清晰的內在聯系進行考察，由此將多種分散且相關的變量結合為有密切關系的一種集合變量，并在此基礎上建立相關的研究模型。顯然，這種建立在集合性研究單位基礎上的研究模型更有利于得出精確的結論。

研究單位的變化會在相當程度上改變研究的路徑。20世紀中期以來的研究路徑多是由綜合到分析，即先對一個綜合性的現象、制度從宏觀到微觀進行分解研究，然后再把各個部分重新綜合起來進行評估并得出這個“綜合性現象”的最終結論。這種研究產生的問題是，各部分的功能和特征在被分解之后發生了變化，因而重新綜合后的整體與原有的整體功能并不一定吻合。在現實中，社會政治現象的作用取決于其在整體中的角色，而不是分解后的角色，將其分解后進行研究與放在一個整體中進行研究其功能通常是不同的。無論是“人類學謬誤”還是“生態學謬誤”都說明了這種問題：由個體行為的匯總來推導集體行為會發生“集體行動的悖論”，由一個鄉村到不同類型鄉村的集合來推導整個中國的模式會發生“人類學謬誤”。⑩反之也一樣，用整體的行為推斷部分或個體的行為也會發生“生態學謬誤”。例如，用整體的民主結論來推導內部各部分應該也是民主的結論。正因為如此，建立與集合性變量相適應的綜合性比較研究就是一種必要的路徑選擇。

“多元混合方法”和“多元綜合性理論”的發展

盡管實驗方法在政治學研究中越來越受到重視，但到目前為止，社會政治現象及其環境的難以測量使比較方法有著更廣泛的應用性。因為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者可以通過對兩個或多個變量的比較來去偽存真，從而確定相關變量之間的基本聯系，而不必找到所有相關變量。正如涂爾干所言，對于社會政治現象，“我們只有一個方法證明一個現象是另一個現象的原因，這就是比較它們同時出現或同時消失的情況，考察它們在不同環境結合時表現出來的變化是否可以證明它們是相互依存的”。然而，比較方法的這種廣泛適用性主要是指它在尋找因果關系方面的優勢，而難以用它來解釋社會政治現象的復雜性內涵，因為社會政治現象的復雜性、難以測量性以及不同社會政治現象特質的差異性，“簡化為個體”的同類變量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變量等值通常只是理論意義上的。換言之，社會政治現象復雜性的簡單化或單一化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其復雜性和多維性始終會影響或干擾比較的過程，這會影響對社會政治現象的質性分類和變量賦值的合理性和準確性，而非等值的現象使比較的結果難以精確。由此，建構一個盡可能清晰的概念框架和一個規范的類型框架，開展盡可能精確的質性分類和變量賦值，以將“同類”的個案或“等值”的變量即研究對象作為研究單位納入比較的框架，是合理比較的前提。

我們還應看到，只有理想意義上的闡釋性研究方法，但沒有完全或理想意義上的闡釋性研究。因為無論如何精細地對一個現象或案例進行敘事和闡釋，都無法充分反映其復雜性，何況這種復雜性既包含內在的因素，還受外在關系的影響，更是動態變化的。更重要的是，案例或闡釋如果沒有最基本的概括，沒有對案例間關系的闡述，即沒有對因果關系的最基本的認知和闡述，就會變得沒有意義。反之，只有理想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和因果機制，只有對因果關系和因果機制的探尋，但沒有獨立而純粹的因果研究。這是因為任何一項因果研究必須以一定的闡釋為基礎，不能獨立進行。只有在對現象有一定的闡釋的前提下才能對現象或變量賦值，以進行變量或現象間的因果推論和解釋。另一個意思指社會現象之間的聯系是復雜而不是單一的，無論是單一因果還是多因多果都難以完全反映現象之間的復雜關聯，只能相對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它們之間的因果聯系。因此，實際的社會科學研究都是兩種純粹的研究方法和路徑之間的混合。換言之，要根據研究的進程和所要解決的問題適時和合理地應用和變換闡釋方法或因果追蹤。因此，只有在至少是最低意義的闡釋的基礎上，對因果關系的探尋才能成為可能；只有在最低意義上有對因果關系的認識，闡釋才更有意義。

因此，比較政治研究應該是在闡釋的基礎上進行比較，在比較的基礎上進行闡釋，將比較與闡釋結合在一起，這也是比較政治解決社會政治現象復雜性與單一性關系的基本研究路徑。例如要搞清“帝國”的特質或概念，基本的研究路徑是起始于個案，對羅馬帝國進行深入的研究，以闡釋學講出羅馬帝國的敘事，以現象學“直觀”其特質，既要闡述其意義，也要據此演繹出關于羅馬帝國或帝國基本特質及其相關概念的假設，但這些假設是否是帝國基本的或普遍性的特質，還要通過對各個帝國的比較研究來進行驗證，在這一過程中，通常還需要修正原初由羅馬帝國提出的概念假設，從而在與所有帝國的比較中抽象和概括出帝國的一般概念。進一步的概念區分還可以構建各種類型學，例如總結出古代帝國與近代帝國、東方帝國與西方帝國各自的特質。所謂“保持一致性的才是最有個性的”，就是指一般性來自個性，而個性是一般性中的個性，在這一過程中，闡釋和比較是交織在一起的。然而，由于比較政治要求研究者從多國中選擇個案，這就會由于社會政治現象的復雜性尤其是國情的不同而產生質性分類和變量賦值難以精確的問題，即個案的復雜性使其分類難以完全合理而量性現象難以完全等值，進而，社會政治現象的變化是一因一果，還是多因一果，抑或多因多果，這都使得單純的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難以應對。

隨著對社會政治現象復雜性認識的加深，比較研究的學者越來越關注如何以比較方法來解決社會政治現象內部的復雜性和外部的多重關系問題。近幾十年來，他們取得了重要的進展，這是通過將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結合起來的多元混合方法表現出來的。這種多元混合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關注到了社會政治現象的復雜性尤其是各種因果關系。但是由于它的質性分類和變量賦值仍局限在同一層次上，是在沒有建立起跨層次集合變量的基礎上進行的比較，因此在解決內部的復雜性和外部的多重關系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F在較成熟的“多元混合研究方法”是以定性分析為導向的定性比較研究方法，這是一種將量性的數據和邏輯整合進質性的推論之中的混合研究方法，并可以依據研究目的和對象有不同的研究路徑。近些年來，作為定性比較研究進階研究路徑的共存分析也有了積極的進展。

在理論建設方面，“綜合性”理論的發展為解釋政治世界的復雜性提供了越來越有效的理論工具。政治學和社會學甚至整個社會科學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建構起了一些重要的“綜合性”理論范式，用綜合性的理論來研究政治和社會變遷及其多元性。這些偉大的社會政治理論家和比較主義者包括法國思想家貢斯當對古代民主和近代民主的研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和階級沖突的研究，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提出社會結構的機械連帶和有機連帶理論的研究，韋伯對理性和權威類型的研究等。這些理論都是對社會和政治結構及其發展進行的綜合性跨層次研究，對各層次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了關注，而不是只研究同一層次上的問題。他們將綜合與分析結合起來，為跨層次的和宏觀政治的整體比較提供了基本的理論。同時，這些跨層次的綜合研究缺乏對社會和政治多元復雜性的概括，也不是在規范的“集合變量”的基礎上進行的，或者說這些理論往往過于宏觀或寬泛，主要是提供了一種基本的認識論、發展觀或研究路徑，并沒有形成一種具體的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的研究路徑，據此難以對現實問題進行精細而規范的實證研究。此后很長一段時間，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并沒有或較少是按照這一研究路徑推進的，而主要是發展了分析性或區分化的研究路徑，即后來創立的各種理論范式都是以個體和單一變量為基本研究單位并且是進行同一層次的研究和比較。這些理論及其微觀分析是合乎邏輯的研究推進，是對過去的宏觀綜合性理論的一種補充而不是否定，是進行變量集合和跨層次研究的前提。因為只有在微觀上弄清單一變量才能將其集合起來，只有分析不同的層次才能跨越層次。

如果說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這些偉大的理論是一種宏觀的綜合性范式的話，那么當今的研究已經有了微觀理論的基礎，這使得對復雜政治世界的研究可以在繼承其綜合性的基礎上建構跨層次的集合變量單位，并對其進行將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的研究，這需要一種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模型或理論范式。利希巴赫則在帕森斯“單位行動”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嵌入的單位行動”理論，這是企圖通過構建一種集合性跨層次的“研究單位”來進行跨層次研究，以闡述“人的社會行為”研究模型和理論。利希巴赫指出，人的政治行為或社會政治現象的變化方式基本是由理性、價值和結構這三類要素決定的，要以三者的融合為主要內容進行理論設計，通過它們之間的取長補短來掲示和構建相關的研究模型和理論范式。理性主義、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都有自己的研究路徑和社會理論：理性主義闡述了人的理性以及個體如何應對理性行動非意圖的社會后果和建立新制度的路徑；文化主義闡述了文化的規范以及它如何通過自身的變遷而改變社會性質的路徑；結構主義闡述了結構的形式和功能以及它是如何推動制度和社會變遷的。它們的共同性在于以人的行動和社會變遷為理論核心，正是在這一點上三者結合了起來。在這些結合之處，一個范式的缺陷可以得到其他范式的彌補，同時這種彌補和結合往往是通過從對普適性理論的追求轉向在特定領域內運用理論模型對其構成條件進行分析來實現的，即在特定領域內各種主要的理論和路徑得以展示并呈現綜合的態勢，以對人的行為或社會政治現象有更全面的理解。實際上，一些研究模型或理論已經在這方面做出了有效的探索。例如，奧斯特洛姆從理性主義出發，指出“公地悲劇”、“囚徒困境”和“集體行動的邏輯”三個研究模型的失效在于制度主體只是一種外部力量，而不是自主行動的主體自身。他在分析了自主行動者理性的預期收益、預期成本、內在規范和貼現率后，指出這些變量在任何環境下的個人選擇是建構合理制度不可或缺的內在因素，從而對理性主義與結構主義的結合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而普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是將理性結合進文化主義的有益探索，他指出，公民個體基于理性選擇展開社會活動，并嵌入社會網絡之中，在一定時間內反復進行社會交往，這會鼓勵短期利他意識與長期利己意識的結合。這種社會資本能夠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并促進公民共同體內部形成自愿合作和遵守規范的意識，并逐步形成穩定的社會信任。長此以往，這種社會信任會進入歷史的“路徑依賴”，并不斷自我強化和自我積累，最終突破情境限制而普遍化為一種文化。

對社會政治現象或人的行為的復雜性進行合理解釋的核心在于將微觀、中觀與宏觀層次的結構與行動統一起來，這是建構社會科學理論的中心問題，也是比較政治學理論構建的核心問題。

我們可以以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國家研究為例來看它整合理性主義、結構主義和文化主義的綜合性研究模型。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將理性個體納入國家研究的分析視域，強化國家建設中個體的功能。它承認人類的理性具有較強的利他傾向，這種傾向能夠有效緩和個體與集體以至國家間的利益沖突，并將個體理性與制度分析相結合，闡釋這一機制和過程有利于多元主體在制度選擇以至國家建設層面達成基本共識，從而促使個體的行為選擇與國家公共政策實現良性互動。由此，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語境中的國家不僅被看成是一種規制人際互動的制度，而且還是各種結構或制度的權威界定者，尤其他本身由于國家結構中理性個體的推動而成為制度創新的動力。在這一過程中，長期的利他傾向和良性互動會生成社會政治信任以至文化，這種文化必將在理性選擇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它們不同的結合和影響方式，以及各種不同文化中的價值信念、不同國家結構的制度約束和不同行動者的不同理性和能動性結合起來，形成各種具體的研究模型。

傳統政治學的國家研究主要專注于正式制度與宏大的結構敘事，將國家作為權力體系與制度安排的結合體，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關注國家研究中的理性個體，以個體主義路徑和微觀視角闡釋國家運行機制及其理論關系，指出國家的權力關系、運行過程和制度建設既要體現個體的利益訴求，也要規制個體行為，這也是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博弈過程。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國家理論將個體理性深嵌于國家的概念界定與實際運作之中，“個體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中做出選擇，意味著個體理性是理解國家與制度主義的關鍵”。具體來說，在以經濟為基礎的政治層面上，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將國家看作是維護公共權力與私利行為互動關系的結構和秩序。國家是個體利益與國家利益動態博弈的場所，他們博弈的結果由國家所制定的政治經濟政策展現出來。換言之，國家也是由一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個體所組成的，但他們卻在社會個體的壓力下不得不提供公共物品。例如，稅收政策就是國家與個體利益博弈的集中體現，個體利益表現為市場經濟效益，國家的稅收政策就是在國家強制力與市場有效性之間尋找稅收均衡點。進而，由于公權力與私利的博弈使國家必須處理好國家與權力行使、制度安排與經濟績效之間的復雜關系，新制度主義的國家理論將國家看成是規制民眾并壟斷暴力的公權力機關。諾思等人批判了政治學傳統中的剝削論與契約論的國家觀，認為國家是一種追求比較利益的暴力組織，它通過壟斷暴力實現對資源的實質性控制，其規?；谋┝^之于局部的混亂無序的暴力有比較效益。

由此，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為宏大的國家理論提供了微觀基礎，將個體的行為選擇與國家這一復合結構的運行機制和變遷聯系了起來，同時也為將國家視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單一行為體提供了理論根據。這一理論進一步發展或增強解釋力的努力，不僅在于它在構建自己的基本理論模型或理性主義與制度分析這一架構的基礎上能否進一步精細化，而且還在于它對文化理論的吸納，要將國家制度與理性和文化結合起來，要將個體的文化價值和國家的文化價值對其行為方式的影響融入研究模型之中，要在文化的影響下闡釋理性個體在制度中的行動。換言之，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可以在理性與制度互動或優化制度邏輯的基礎上，以特定的現實問題為切入點強化問題導向，在國別研究的情境分析中融入文化因素，通過不同文化或情境中的國家間比較而確定融入文化因素的理性制度主義邏輯。在此基礎上的比較研究能夠形成新的研究模型并產生進一步的理論進展。

結 論

對社會政治現象復雜性和多維度的認識、集合性研究單位的建構、多元混合比較方法和理論的發展，是人們為回應現實世界日益密切的交往而發展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人們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而進行的方法創新和理論建構的結果。因此，它們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對這些問題的研究還將繼續推進。同時，無論是“集合變量”還是“多元綜合性方法與理論”的發展，都只是比較研究中的一種選擇和趨勢，并不是要替代“單一性變量”和“單一性理論”的發展。相反，只有在“單一性”發展的基礎上，“綜合性”才能更有效地發展。

①郝長墀：《胡塞爾與黑格爾:社會政治現象學何以可能？》，《河北學刊》2018年第2期。

②Joseph LaPalombara指出人類學非常感興趣的那種在功能上是“分散”或“聚合”的社會和政治制度正在迅速消失，民族國家確實在制度上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它們確實有行政領導、立法機構、公共管理系統、法院、軍隊，政黨、利益集團，以及其他一些我們已經與西方社會聯系在一起的制度安排，但事實上，這可能只是“具體結構分化”在政治發展的某些階段發生的最可能的方式?？梢钥隙ǖ氖?，這種制度的功能意義或后果在非洲和歐洲、亞洲和北美都不一樣。參見Joseph LaPalombara，“Macrotheories and Microapplica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 Widening Chasm”，ComparativePolitics, Vol.1, No.1(1968), p.58。

③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5頁。

④呂同舟、洪祖鏗：《中國比較政治學研究報告(2021)》，《比較政治學研究》2022年第1期。

⑤⑥Geradol L. Munck,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Howard J. Wiarda et al.(eds.),NewDirectionsinComparative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2, p.170.

⑦參見卡萊斯·鮑什《民主與再分配》，熊潔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⑧Joseph Nye and Robert Keohane,PowerandInterdependence:WorldPoliticsinTransition(2nd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89.

⑨鄭德洛、鄭易平：《美國民主黨何以占優？——政治正確的視角》，《比較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2期。

⑩盧暉臨、李雪：《如何走出個案——從個案研究到擴展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