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區學生儒家文化認同與學業成就水平關系的研究

何 瑩，趙永樂

(紅河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云南蒙自 661199)

一 前言

在當代社會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群體之間文化認同的差異性成為一個令人關注的社會問題。文化與教育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相輔相成的關系，長期以來都是學術界關注的主題。重視教育的文化被認為更能在未來社會中占據優勢。東亞地區的教育傳統也被認為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相輔相成的典范。儒家文化作為最能代表東亞教育文化的文化體系，又額外受到當代學者的關注[1]。

雖然中華傳統文化本質上是多元的，但在教育領域內儒家文化的影響深入人心。因為最初孔子即以教育的方式傳播學說，因而在此領域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與經典理論，從而形成了由理論到實踐的一整套基于儒家文化的教育體系。在與民族地區文化的傳播和交流過程中，儒家文化與教育的結合也扮演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歷史上中央政權對云南民族聚居區的掌控是以相當緩慢的速度推進的，但往往在政治影響力到達之前，儒家文化的影響力就已經在當地產生了較大影響。如云南至少從南詔國時期開始，這種影響就已經成為塑造當地社會形態的重要因素，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對文化融合，教育發展等方面的重大影響[2]。這些長期的影響逐漸在云南省傳統民族聚居區形成了一些漢文化中心，并強有力的推動了當地教育事業的發展。例如位于滇南紅河中游北岸的建水縣，素有“文獻名邦”、“滇南鄒魯”的美譽，其學校教育水準在云南省內可謂獨樹一幟。建水地區雖然地處偏遠，歷史上由此向外輸送的人才絡繹不絕，和一般人心目中的“蠻夷之地”截然不同。清代祝宏纂修的《續修建水州志》曾詳細記載該地的風俗與文化狀況：“建僻南服，民風樸略，有明置衛，興學，其俗比于中州?！盵3]該地現存留有文廟，學政考棚等一系列國家級文化古跡，其重教興學的文化風氣延續至今。這種多文化在同一區域內共存且共同繁榮的罕見現象也給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標本。

文化與教育之間的相互作用是通過人這個共同載體實現的，而個體對文化的心理認同是其中具有標志性的一個指標。比如，儒家教育文化普遍認為，努力比能力更重要，能力可以幫助成功，但努力才是克服困難的主要因素。對儒家思想熏陶下的學生來說，通過努力，幾乎沒有不可克服的先天障礙?！扒谀苎a拙”，“失敗乃成功之母”之類的諺語，正是這種思想的集中體現。這種傾向顯然對于促進學生學習主動性，增強學生可控內歸因傾向，強化學習信心是有利的。這些特點對于提高成就動機，以及督促學生高效利用學習時間十分有利，是學校教育大眾化的有利條件[4]。

此外，近年來一系列與儒家文化認同有關的研究還表明，良好的儒家文化認同對于跨文化適應有積極意義。儒家文化是一種兼容并包的文化體系，在與各種文化接觸過程中更傾向于兼容并蓄，而非一種排他性的文化。這使得高儒家文化認同者往往在多元文化社會中能夠保持較好的社會適應能力，以及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時，在心理治療過程中將傳統儒家文化認同與當代認知療法結合，也更能幫助求詢者適應現代社會[5]。同時，人的文化認同往往來自早期的教育，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即便成年后接觸其他類型的文化也不會輕易改變。這些因素都使得文化認同成為研究文化與教育之間關系的重要指標。而儒家文化是否能夠直接促進教育成效，同樣可以通過對文化認同的量化測評得到一個科學的答案。將這種量化心理研究方法用于民族文化研究，也是國內外文化心理學研究的發展方向[6]，不但可以為理論提供科學化的證明，還能為新的理論積累數據資料。

二 方法

（一）測驗工具

由于儒家文化系統的復雜性，文化中的個體對文化認同的表述具有相當的多樣性，有時很難以單一維度來衡量。尤其以“仁、義、禮、智、信”等傳統內容取向編制的測量工具，往往只能反映文化認同的具體內容，而不能整體上反映文化認同的強度。經過中華文化研究者多年的探索，當代儒家文化認同研究通常采用多維度測驗來進行量化分析。其中較有影響的是四維度的儒家文化價值觀測驗，簡稱CVS[7]。該測量工具的優點在于，形式上更貼近當代心理測量的結構化方法，也更重視對儒家文化認同者在社會化行為中的具體表現，而非反映個體對儒家文化中抽象概念的認可度。因此，CVS更適合用于辨別個體是否將儒家文化認同落實至社會行為中。

CVS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已經在全球23個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中使用，被證明優于其它的同類測驗。該問卷為李克特五點量表，分半信度0.94，科隆巴赫系數0.77。題項共計四十項，包含了以下四個維度的內容：（1）人格的自我完善（CVS1），主要包括了中華文明中主要的自我人格特點，如勤勞、耐心、有學問、有修養等等，體現的是人格中的自我成分的發展傾向。（2）儒家氣質（CVS2），主要體現文化環境中，對自己與他人的社會關系的價值判定，包括忍讓、清高、尊卑有序、顧全面子、忠于上級等等。（3）社會責任（CVS3），這一部分主要涉及個人對所在社會文化理念的忠誠性，包括孝順、禮儀、感恩、愛國、知恥等等。（4）自制及處世能力（CVS4），比如謙遜、中庸、謹慎等[8]。需要注意的是，在CVS的這四個方面得分高，代表其認可這些品質的文化價值，并不等于一定具備這些品質。

研究涉及的另一個核心指標是學業成就。學業成就水平的衡量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為了避免單純依靠文化課考試分數衡量學業成績帶來的偏差，并對不同地區、年級和學校層次的對象進行比較，此次研究以綜合性的學業成就測評問卷為工具反映學生的學業成就水平。研究采用了王雁飛等人編制的學業成就問卷。該問卷共有 19 個題目，反映了學生在學業奉獻、學習績效、人際促進和客觀成績四個方面的學業成果。問卷為6點計分，分半信度0.805，科隆巴赫系數是0.898。已有研究證明，相對于單純的考試分數，該工具能更為全面的反映學生的學業成就[9]。

（二）被試

取樣主要在滇南民族聚居地區的學校進行。因CVS問卷設計為針對成年人的文化認同自評，因而取樣主要以高中階段以上的學生為主。樣本包括紅河學院、文山學院，以及若干來自當地各高級中學的學生共計790人，年齡在16-24歲之間，平均年齡20.7歲。其中男性237人，女性553人，漢族554人，少數民族236人。其中有87人為高中學生，其余均來自高校。所有被試都使用標準測量問卷儒家文化價值觀測驗（CVS）進行單獨測試，并完成學業成就問卷。數據結果輸入微機使用SPSS軟件包處理。

三 結果

因為研究使用了兩個問卷，首先使用Harman法對數據進行單因子檢驗，結果發現第一因子方差解釋率僅有19%，可以認為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總體得分結果見表1，所有維度得分都高于中值，表現出較高的儒家文化認同度和學業成就自評。

表1 總體得分與中位值比較結果

相關分析發現，年齡因素與文化認同度有極弱的正相關。其中自制及處世能力（CVS4）與年齡的相關程度最高，但也僅有0.134?？梢哉J為被試所處的年齡段之內，該因素對文化認同影響不大。也側面證明文化認同形成時間較早，且相對穩定。此外，通過比較不同民族間被試得分發現，漢族和少數民族學生的各項得分均無顯著差異，證明對儒家文化的認同具有跨越民族身份的普遍性。

通過差異顯著性檢驗發現，對學生的儒家文化認同影響較為明顯的兩個因素是性別與學段。性別比較發現，女生在各個維度及總分上都高于男生，說明女生對儒家文化認同度普遍高于男生。相應的，女生的學業成就水平也顯著高于男生。此外，通過比較高中生與大學生的CVS得分可見，學歷較高的大學生被試儒家文化認同度相對較高。大學生被試在人格的自我完善（CVS1），自制及處世能力（CVS4）以及總分方面顯著高于中學生。大學生對自我學業成就水平的評價也遠高于大學生。結果見表2、表3。

表2 不同性別學生CVS得分比較

表3 不同學段被試的CVS得分

最后，通過逐步回歸分析對儒家文化認同的四個維度進行逐一檢驗，確認哪些儒家文化認同內容對學業成就產生了關鍵影響。結果發現，自我人格完善（CVS1）和社會責任（CVS3）這兩方面的認同對學業成就具有較大的決定作用，兩個因素能解釋11.7%的變異量。具體結果見表4。

表4 儒家文化認同對學業成就影響模型

四 討論

（一）儒家文化認同與學業成就水平有顯著的正相關

總體而言，CVS各維度的得分與學業成就水平有顯著的關聯。雖然從這一項研究還不能全面了解具體哪些因素導致了這種關聯，但數據分析顯示高儒家文化認同水平與學業方面的突出表現具有一定的因果關系。

從CVS測驗的總體性來看，其總分與各維度得分也需要做區別分析。CVS得分的提高伴隨著學習方法和策略的提升。但并非文化價值認同越高，學習動機就越強，學習方法就越合理，二者間呈現的是一種復雜的關系，具體體現在CVS不同維度上的表現并非都與學業成就呈現一致的關聯，不同維度所產生的行為差異可能很大。特別是儒家氣質（CVS2）與社會責任（CVS3）這兩方面的表現，雖然均對學習目標有決定性的影響，但實證研究發現，儒家氣質（CVS2）水平較高的人，特別重視社會關系和外在目標，他的學習目標會傾向于避免失敗這一表面化的目標。在學習行為中，他會偏向于學習對考試來說關鍵性的知識。在獲取知識的方法上，傾向于機械學習，逐字逐句的記憶字面意思，力求過關，而很少采用深入理解的學習方法[8]。如果同時還出現社會責任（CVS3）水平較低，則這種傾向會更加嚴重。因為社會責任（CVS3）水平較高的人擁有較高的成就動機，即在學業上力求超越他人，達到出類拔萃的動機。這種動機會促使學習者充分的利用時間，采取對提升成績最有用，最高效的辦法來學習，其學習動機特別強烈。此外，儒家氣質（CVS2）高的人還普遍表現出具有更高的求知欲，即使在沒有他人作為競爭目標的情況下，也會努力理解所學的內容，采取深層次的學習方法和策略來學習[10]。這類學生在適應能力上也比較強，容易適應新的學習模式或者環境。因而CVS的測驗不僅要統計總分，也要對各個維度上的表現做單獨分析。在文化認同與學業成就關聯模型的構建過程中，這種不同維度間的差異就明確表現了出來。數據分析顯示，與自律和責任感有關的儒家文化認同對提升學業成就最為關鍵，是今后研究中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

文化認同對學業成就的影響強度不如智力因素，但依然十分顯著。建立因果關系模型的兩個關鍵因子與學業成就的相關系數都在0.3-0.4之間，屬于中等強度相關，同時模型對學業成就變異來源的解釋率也僅有11.7%?？紤]到學業成就是一個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的現象，其中一些因素還是公認的核心因素，如智力，元認知能力等，這一完全由文化認同所產生的影響已經十分可觀，而且高于以往研究中所發現的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之間的相關度，說明文化認同可能是比個性特征更為關鍵的非智力因素。此外作為比較，以往學術性的相關研究中，一些已經明確因果關系的因素之間相關性也大體維持在0.3左右，例如二手煙的致癌性，暴力游戲對攻擊性的影響等[11]。因此有理由認為，本次測量中所涉及的文化認同影響十分顯著。學生對儒家文化認同水平越高，其學業成就也越高。這一結果證明，文化認同因素可能是民族地區學校教育中需要特別重視的要素。在越發強調教育公平和非智力因素重要性的當代教育界，文化認同的影響的確不容忽視。

（二）女生的儒家文化認同顯著高于男生，大學生的儒家文化認同顯著高于中學生

對于各種被試群體之間的差異，以及不同維度的分數解釋，仍需要謹慎解讀。例如年齡和學段對各項指標的影響就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分析。從以往使用經驗來看，由于文化價值觀是在教育過程中形成的，因此CVS的結果在成年人之中較為穩定，對于學習行為的預測力也相對較高。本次研究因此選擇了高中及以上學段的學生作為被試。而通過比較發現，大學生普遍比高中生具有更高的儒家文化認同水平和學業成就自評水平。這兩種群體之間的差異除了年齡和自然成熟等原因之外，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是升學考試的篩選。由于只有不到一半的高中生能夠被擇優錄取到高校，因此大學生必然是來自于高中生群體中學業成就較高的一類人。大學生較高的儒家文化認同度很是這一篩選過程的副產品，而不是隨著時間推移發生了文化認同度自然增加的情況。為了驗證這一假設，在剔除全部高中生數據后，對年齡與文化認同度的各因子得分的相關性進行了計算，發現二者關系從顯著弱相關變為無相關，且任何一個儒家文化認同的維度都與年齡無關。這也證明文化認同在青春期之后便趨于穩定，輕易不會發生變化。而性別差異所導致的CVS得分差異，是否由于人格因素使然，或者是否為男女生之間成績有區別的原因，也需要進一步研究。雖然女生普遍對儒家文化認同較高，同時學業成就也更高，但其中的社會背景和生理差異因素長期是學術界有爭議的復雜問題，將其簡單歸結到文化認同方面并無有力證據。

另一個特別需要注意的特點是民族差異問題。雖然研究針對的是民族文化集中的民族聚居區，但在各因子的民族差異檢驗中，都沒有出現顯著的結果，說明所有被試對于儒家文化的認同傾向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少數民族群體因民族文化認同而阻礙了對儒家文化認同的問題。儒家文化認同與民族文化認同具有高度的兼容性，這與其他一些類似研究結果相互支持[12]。因此，可以認為儒家文化在民族地區學校教育系統內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民族成分劃分的局限，擴展到了更高層次的區域，成為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中“一體”的代名詞。而且這種普遍存在的文化認同與教育成效具有明顯的相互促進作用，對社會和諧發展具有很高的價值，與其相關的教育內容也有必要在教育領域內進一步強化和保持。

五 結論

本研究證實，民族地區學生對儒家文化認同感較高，其認同程度對學業成就水平有顯著的影響。對儒家文化認同較高的學生學業成就也較高，其中對自我人格完善和社會責任的認同起到關鍵作用。女生的儒家文化認同顯著高于男生，大學生的儒家文化認同顯著高于中學生。對儒家文化認同程度對學業成就水平有顯著影響的效應具有跨文化特征，不同民族的學生對儒家文化認的同感以及學業成就均無顯著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