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像之外：喬仲?！逗蟪啾谫x圖》流傳史中的記憶鉤沉

王一楠

題詩與鈐印是書畫流通與鑒藏的常見行為，它們無疑改變著作品的原始面目，更不必說幸運存世的作品大多經過多次的磨損與修補、裁剪與裝裱，使研究者不得不接受“實物不等于原物”的狀況。因此，憑借種種偶然性而在時間淘洗中保留下來的圖像，并不能夠先天地導向一種清晰明了的歷史敘述。正如尼采曾經提醒到的：“（歷史）總有被稍稍改動、略加修飾和近于虛構的危險?！薄罢麄€過去都被遺忘、被輕視，它的全部領域如一條黑暗而連綿的河流一樣流走，只有幾個色彩斑斕的事實之島升到水面上來?！薄?〕那么，圖像之外的印記，便可視作尼采所說的“事實之島”，其中往往隱含著有待整理的歷史邏輯。

喬仲常的《后赤壁賦圖》是我們觀察這一現象的絕佳案例（圖1）。這幅長卷作品以分段落的圖文對應方式，描繪蘇軾寫于元豐五年（1082）的名篇《后赤壁賦》。畫面主體及兩條跋文藏于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而前后引首與十條殘跋藏于故宮博物院。它的真偽曾引發學界的廣泛關注，筆者亦從多處細節考證其畫面屬于宋畫系統〔2〕，此處不再贅述?！逗蟪啾谫x圖》的近代流傳較為清晰：它先是經梁清標收藏，至晚于1745年（《石渠寶笈初編》成書年份）成為清宮藏品。1922年，溥儀通過溥杰將此圖帶出宮〔3〕，后流落民間并一分為二，主體經王文伯、瀨尾梅雄轉賣到美國〔4〕，殘跋由故宮博物院于1965年從北京琉璃廠購得。但是，圖上大量宋元時期的痕跡仍有待辨識與分析。特別是殘跋中的印章與書跡能幫助我們追究畫卷的流傳歷史，更不消說這些痕跡之中還隱藏著印主與題主的豐富信息。本文便按照作品中印章、題跋出現的先后順序，梳理喬仲?！逗蟪啾谫x圖》在圖像之外的流傳歷史與人文記憶。

一、梁師成：定制者與贊助人

在蘇軾當世的追隨者中，聲名與權勢反差最大的莫過于梁師成。梁師成（？—1126）是“北宋六賊”之一，宋徽宗時深得寵信，官至檢校太傅，時人稱之為“隱相”。他在這卷《后赤壁賦圖》上留下了諸多印記，除明顯的“梁師成美齋印”“梁師成千古堂”“梁師成章”外，經筆者考證，“秘古堂記”一印也屬于梁師成（圖2）。

《云麓漫鈔》記載：

宣和中，陜西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內侍梁師成得之以入石;未幾梁卒，石簡俱亡，故見者殊鮮。吳思道親睹梁簡，故賦其秘古堂云：“異錦千囊更妙好，中有玉奩藏漢草?！薄?〕吳思道即吳可，他曾經是蔡京之子蔡絛的門人，后又為梁師成驅馳，與梁師成甚為親密。

由此可知“秘古堂”是梁師成“雅玩”之所。由于這幅圖上再無年代更早的題跋鈐印者，所以他應是這幅圖的第一位收藏者。

梁師成曾統領書藝局，有大好平臺搜刮法書字畫?！端问贰份d：（梁師成）以翰墨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污。多置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其中雖不乏真正的藝術欣賞，但此舉亦幫助梁師成以書畫題識的方式籠絡門生故吏，卓有成效地打造自己的政治集團。這與北宋賞玩集會的風尚密切相關，已有的研究多注意到北宋雅集對塑造學術或文學團體的重要作用，但是遴選政治集團的成員，并在群體內部建立共同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認同是此類“雅集”

最根本的功能之一。更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蘇軾的聲名正是梁師成政治集團中一個有力的風向標和黏合劑，這一指向在梁師成的影響力所及之處無不奏效。與蘇軾交好的王鞏“階梁師成以進”而非他人，正是出于這一原因。

除了職務的優勢，梁師成還有著巨大的熱情收集蘇軾之遺物：春渚紀聞載何?云，（東坡）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余，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掇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為利誘，盡歸諸貴?！?〕梁師成緣何標舉蘇軾？即使在“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的情況下，梁師成仍敢訴于徽宗“先臣何罪”，使遭封禁的蘇軾之文得以稍行于世。最有力的解釋，是一種得不到正史承認的可能性—作為宦官的梁師成自稱是“蘇軾出子”，其所作所為包含了追求家族正統認可的愿望?！端稳溯W事匯編》記載：“師成嘗自目為蘇軾之出子，與軾諸子敘拜為兄弟行?！薄?〕對于拒絕承認他身份的人，梁師成處處排擠，《宋人軼事匯編》記載：“梁師成自稱東坡外子，夤緣潁濱子元老，請見通款，元老拒之。師成怒，擠之不使在朝?！?/p>

〔9〕對于尊重他出身的，則是大方異常?！吨熳诱Z類》稱：“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梁師成門下，以父事之……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薄?0〕而主動通款禁黨的后人，比之政治的考量，更像梁師成有意進行的一種自我身份的確認。因為有著非正統的出身，梁師成反而有更強烈的意愿去獲取先人之遺物。

他不但扶助“小坡”蘇過，而且極有可能通過蘇過獲得了許多東坡遺作，尤其是其隨父親于海南謫居期間的創作。記載稱：“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原氣象。乃滌硯焚香，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卜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后數日，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初歸梁師成，后入禁內?！薄?1〕包括前后《赤壁賦》在內的八賦之珍貴無須贅言，而皆歸梁師成，亦是前文之佐證。

除了標榜蘇軾和收集遺物，梁師成的紀念行為會僅限于收藏蘇軾有關的畫作嗎？彼時有喬仲常這樣一幅描繪禁黨之首的作品現世，除了畫家的自發行為，更有可能受到了權傾朝堂且曾享書藝局之便的梁師成的直接支持。沒有什么介質比書畫更能不受低微身份的妨礙，并卓然有效地使自己進入“紀念蘇軾”這樣一條記憶鎖鏈和血脈正統中了。梁師成不但是該幅《后赤壁賦圖》的第一位所有者，也極可能是定制人與贊助者。筆者曾考證指出，與蘇軾在《后赤壁賦圖》中的文人造型相比，喬仲常本中的人物形象是對蘇軾在黃州的流放生活的真實寫照〔12〕。因此，這一畫卷同時保留了蘇軾的遺作與遺像，對其后人來說意義重大。E51F507D-CFDC-4E6B-8057-72BCFCFD317B

二、皇親后學趙令畤

畫面上最早的題跋（圖3）書于宣和五年（1123），就在這一年的七月，徽宗皇帝重申對蘇軾的禁令，“詔毀蘇軾、司馬光文集板，已后舉人習元祐學術者，以違詔論”〔13〕。題者是宋太祖次子趙德昭的玄孫趙令畤（1064—1134），趙初字景貺，蘇軾為之改作“德麟”，有《侯鯖集》《聊復集》傳世。

除此圖外，趙令畤存世墨跡有三：一是張激《白蓮社圖》（遼寧省博物館藏）的題跋，書于政和丙申年（1116）;二是唐懷素《自敘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拖尾處跋文，書于紹興二年（1132）;三是行書尺牘《賜茶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無紀年。此三幅作品流傳有序，為確鑿真跡。（表1）趙令畤早年曾直接受教于黃庭堅，《侯鯖錄》中的《魯直謝宗室開府贈番羅襖詩》記載：“熙寧中，魯直入宮教余兄弟?！痹v年間，趙令畤開始與蘇軾交往?？梢钥吹?，趙令畤書法也沿襲了蘇、黃的風格，從年代最早的《白蓮社圖》題跋到《后赤壁賦圖》再到《自敘帖》，他的書風從模仿黃庭堅向學習蘇軾過渡，無紀年的《賜茶帖》已是全然坡公筆意。而赤壁圖上這段書法結體勻稱、點畫開敞、筆致蒼老且收斂，與其他三幅作品比較，符合出自同手的一般規律，趙氏一貫的筋骨、氣質俱在?；蛴姓撜叻Q“四種墨跡有三種風格”〔14〕，但推敲落筆方式與間架結構，這些差異均在書家風格合理的變化范圍內，《后赤壁賦圖》上筆跡具有個人在過渡時期的書寫特點?；蛟S還會有人指出“其他三本書法線條潤澤，唯《赤壁圖》本筆墨枯涸”，但筆者于納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親觀此卷后發現，這種狀況其實與整卷作品的保存情形密切相關—趙氏書法的細部墨色有明顯缺損，已然不是其初始狀態。

字跡的差異還有著更深層的心理原因。

《后赤壁賦圖》對趙令畤來說極為特殊，其寫作之時機、心緒皆與其他三本率性之作不同。

正如題跋寫道：“觀東坡公賦赤壁，一如自黃泥坂游赤壁之下，聽誦其賦。真杜子美所謂‘及茲煩見示，滿目一凄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者也?！睂w氏而言，蘇軾不僅是一位交誼深厚的長輩，更是政治與文學生涯的引路人。

年長他二十七歲的蘇軾曾在《秋陽賦》中以充滿耐心的口吻教導這位未察人間疾苦的貴族后學，趙令畤則是一副恭敬的門生面孔。二人在潁州共事期間，留下了許多交往的記錄，如蘇軾所寫《次韻趙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壺中春色飲中仙，騎鶴東來獨惘然。猶有趙陳同李郭，不妨同泛過湖船?！薄侗屉u漫志》也記載稱“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薄?5〕在官員任命上，蘇軾也大力提攜趙令畤?！端问贰酚涊d：“元祐六年，（趙令畤）簽書潁州公事時，蘇軾為守，愛其才，因薦于朝?！薄?6〕因為首薦未果，蘇軾又在十月、十二月上書《再薦趙令畤狀》《再薦宗室令畤札子》。一年半后，趙令畤終于被任命為光祿寺丞。在激烈的朝堂斗爭中，同眾多元祐舊黨的“黨羽”一樣，作為蘇軾門生的趙令畤無法避免被牽連的命運，他被列入元祐黨籍，遭到廢黜。在這荒誕的歲月中，他寫道：“人世一場大夢，我生魔了十年。明窗千古探遺編，不救饑寒一點?！薄?7〕超乎尋常的是，當時的險惡處境并沒有動搖趙令畤追隨蘇軾的信念，使他如常人一般“談蘇色變”，反而使他更能感念蘇公之不幸與偉大。張耒在《柯山集》中嘆道：蘇公既謫嶺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閑廢且十年，其平生與公往還之跡，宜其深微而諱之矣。而德麟不然，寶藏其遺墨余稿，無少棄舍，此序其甲也。予問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后人致恨于我?！庇柙唬骸按苏壬^篤行而剛信于為道者與？”〔18〕

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趙令畤對師者的堅定追隨，無疑通過他對蘇軾遺墨的收集行為體現出來。作為宋代重要的收藏家，他收藏喬氏《后赤壁賦圖》實屬合情合理。宋人李廌《德隅齋畫品》中著錄的畫作都是趙令畤的收藏，價值甚高，而這只是趙氏藏品的冰山一角（“趙德麟藏書數萬卷，蓄畫數十函，皆留京師邸中，巉所評皆襄陽隨軒橐中品也”〔19〕）。盡管如此，這幅《后赤壁賦圖》仍然具有特殊意味，因為它是切身而沉重的。在蘇軾這顆千古難逢的星宿經過顛沛流離并最終隕落之后，這幅描繪他流放之時漫游赤壁的畫卷，很難不勾起幸存者的復雜情感。設想趙令畤展卷欲書的情景，過往被打壓和放逐的記憶或許與東坡的音容笑貌一并浮現。于他而言，這不僅是一幅描繪故人的畫卷，也不僅是保留先生遺作的史料，更是一份對他們共同遭受的崎嶇命運的申訴書。礙于彼時的政治高壓，他寫下的題跋只引了杜甫的一首悲詩，似有千言萬語而未盡;而他留下的字跡謹慎、莊嚴，使人不禁猜測，在這背后是怎樣一種悲愴、思念又只得克制的洶涌心情呢？東坡已乘孤鶴去，但他影響下的士人還在深深地懷念他。

不過，追隨東坡不但為時局難容，也不意味著一定能在身后留下清議。王鞏、趙令畤均如此?！耳Q林玉露》稱：“東坡于世家中得王定國，于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然其后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薄?0〕這一評價揭示出蘇軾后學團體的復雜性，也必然影響了其他當世的士大夫對畫作的收藏意愿。

三、“武安道”名解與“漢化蒙官”阿魯威

對卷上第二條有名款的題跋的解讀一直存在爭議。題跋云：“老泉山人書赤壁夢江山景趣，一如游往，何其真哉。武安道東齋圣可謹題?！保▓D4）由于落款的斷句含混，有學者認為應將“武安”讀解為地名，“道東齋（或東齋）”為齋名，“圣可”為字〔21〕。有學者認為題者是宋徽宗朝的御史大夫毛注，因其字為“圣可”〔22〕。但是，古人落款極少以字自稱，《禮記》中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薄?3〕因為“名以正體，字以表德”〔24〕，名是一種自示謙卑的表達，而字則往往用來供他人稱呼—“居父之前稱名，他人則稱字也?！?/p>

幾種解讀相比較，《石渠寶笈》中的讀法更為可?。ā坝治涫タ砂显啤保?，是以“武安道”為姓名，“東齋”為號，“圣可”為字。這一讀法也呈現出名與字之間的意義順聯關系。周敦頤在《通書·圣學》中有一則經典問答，或與此名號有莫大關聯，其中講道：“圣可學乎？曰：可?！薄?5〕“圣可”是“安道”的延伸，“安于道則圣可為”，緊密的內涵符合古人取字的邏輯。另外，元代文學家王惲（1227—1304）有《挽武安道》〔26〕一詩，但惜無更多史料可考。若依畫上題跋“夢江山景趣”一句，有江山已失之意，跋者很可能為南宋末年人。E51F507D-CFDC-4E6B-8057-72BCFCFD317B

武安道之后的痕跡，是出現于卷首的“醉鄉居士”?。▓D5）。遼寧省博物館藏《扁舟傲睨圖》上的題詩將它與元人魯威聯系在一起。詩云：“粼粼鴨綠如掌平，往往煙巒青未了。扁舟松下結幽期，佳興世人割昏曉。醉鄉居士魯威?！?/p>

魯威（約1280—1350），字叔重，號東泉，活動于元泰定帝至元惠宗年間，歷任泉州路總管、翰林侍講學士、參知政事等官職〔27〕。除了是當朝的高級官員，魯威的另一重身份標簽是漢化頗深的蒙古人—其蒙名在記載中被譯為“阿魯威、阿魯灰、阿魯翚”等，但這一用法僅限其朝堂任職時期，此后他以“魯”為漢姓，自稱“和宋雅集對塑造學術或文學團體的重要作用，但是遴選政治集團的成員，并在群體內部建立共同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認同是此類“雅集”

最根本的功能之一。更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蘇軾的聲名正是梁師成政治集團中一個有力的風向標和黏合劑，這一指向在梁師成的影響力所及之處無不奏效。與蘇軾交好的王鞏“階梁師成以進”而非他人，正是出于這一原因。

除了職務的優勢，梁師成還有著巨大的熱情收集蘇軾之遺物：春渚紀聞載何?云，（東坡）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余，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掇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為利誘，盡歸諸貴?！?〕梁師成緣何標舉蘇軾？即使在“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的情況下，梁師成仍敢訴于徽宗“先臣何罪”，使遭封禁的蘇軾之文得以稍行于世。最有力的解釋，是一種得不到正史承認的可能性—作為宦官的梁師成自稱是“蘇軾出子”，其所作所為包含了追求家族正統認可的愿望?！端稳溯W事匯編》記載：“師成嘗自目為蘇軾之出子，與軾諸子敘拜為兄弟行?！薄?〕對于拒絕承認他身份的人，梁師成處處排擠，《宋人軼事匯編》記載：“梁師成自稱東坡外子，夤緣潁濱子元老，請見通款，元老拒之。師成怒，擠之不使在朝?！?/p>

〔9〕對于尊重他出身的，則是大方異常?！吨熳诱Z類》稱：“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梁師成門下，以父事之……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薄?0〕而主動通款禁黨的后人，比之政治的考量，更像梁師成有意進行的一種自我身份的確認。因為有著非正統的出身，梁師成反而有更強烈的意愿去獲取先人之遺物。

他不但扶助“小坡”蘇過，而且極有可能通過蘇過獲得了許多東坡遺作，尤其是其隨父親于海南謫居期間的創作。記載稱：“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原氣象。乃滌硯焚香，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卜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后數日，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初歸梁師成，后入禁內?！薄?1〕包括前后《赤壁賦》在內的八賦之珍貴無須贅言，而皆歸梁師成，亦是前文之佐證。

除了標榜蘇軾和收集遺物，梁師成的紀念行為會僅限于收藏蘇軾有關的畫作嗎？彼時有喬仲常這樣一幅描繪禁黨之首的作品現世，除了畫家的自發行為，更有可能受到了權傾朝堂且曾享書藝局之便的梁師成的直接支持。沒有什么介質比書畫更能不受低微身份的妨礙，并卓然有效地使自己進入“紀念蘇軾”這樣一條記憶鎖鏈和血脈正統中了。梁師成不但是該幅《后赤壁賦圖》的第一位所有者，也極可能是定制人與贊助者。筆者曾考證指出，與蘇軾在《后赤壁賦圖》中的文人造型相比，喬仲常本中的人物形象是對蘇軾在黃州的流放生活的真實寫照〔12〕。因此，這一畫卷同時保留了蘇軾的遺作與遺像，對其后人來說意義重大。

二、皇親后學趙令畤

畫面上最早的題跋（圖3）書于宣和五年（1123），就在這一年的七月，徽宗皇帝重申對蘇軾的禁令，“詔毀蘇軾、司馬光文集板，已后舉人習元祐學術者，以違詔論”〔13〕。題者是宋太祖次子趙德昭的玄孫趙令畤（1064—1134），趙初字景貺，蘇軾為之改作“德麟”，有《侯鯖集》《聊復集》傳世。

除此圖外，趙令畤存世墨跡有三：一是張激《白蓮社圖》（遼寧省博物館藏）的題跋，書于政和丙申年（1116）;二是唐懷素《自敘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拖尾處跋文，書于紹興二年（1132）;三是行書尺牘《賜茶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無紀年。此三幅作品流傳有序，為確鑿真跡。（表1）

趙令畤早年曾直接受教于黃庭堅，《侯鯖錄》中的《魯直謝宗室開府贈番羅襖詩》記載：“熙寧中，魯直入宮教余兄弟?！痹v年間，趙令畤開始與蘇軾交往?？梢钥吹?，趙令畤書法也沿襲了蘇、黃的風格，從年代最早的《白蓮社圖》題跋到《后赤壁賦圖》再到《自敘帖》，他的書風從模仿黃庭堅向學習蘇軾過渡，無紀年的《賜茶帖》已是全然坡公筆意。而赤壁圖上這段書法結體勻稱、點畫開敞、筆致蒼老且收斂，與其他三幅作品比較，符合出自同手的一般規律，趙氏一貫的筋骨、氣質俱在?；蛴姓撜叻Q“四種墨跡有三種風格”〔14〕，但推敲落筆方式與間架結構，這些差異均在書家風格合理的變化范圍內，《后赤壁賦圖》上筆跡具有個人在過渡時期的書寫特點?；蛟S還會有人指出“其他三本書法線條潤澤，唯《赤壁圖》本筆墨枯涸”，但筆者于納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親觀此卷后發現，這種狀況其實與整卷作品的保存情形密切相關—趙氏書法的細部墨色有明顯缺損，已然不是其初始狀態。

字跡的差異還有著更深層的心理原因?！逗蟪啾谫x圖》對趙令畤來說極為特殊，其寫作之時機、心緒皆與其他三本率性之作不同。正如題跋寫道：“觀東坡公賦赤壁，一如自黃泥坂游赤壁之下，聽誦其賦。真杜子美所謂‘及茲煩見示，滿目一凄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者也?！睂w氏而言，蘇軾不僅是一位交誼深厚的長輩，更是政治與文學生涯的引路人。年長他二十七歲的蘇軾曾在《秋陽賦》中以充滿耐心的口吻教導這位未察人間疾苦的貴族后學，趙令畤則是一副恭敬的門生面孔。二人在潁州共事期間，留下了許多交往的記錄，如蘇軾所寫《次韻趙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壺中春色飲中仙，騎鶴東來獨惘然。猶有趙陳同李郭，不妨同泛過湖船?！薄侗屉u漫志》也記載稱“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薄?5〕在官員任命上，蘇軾也大力提攜趙令畤?！端问贰酚涊d：“元祐六年，（趙令畤）簽書潁州公事時，蘇軾為守，愛其才，因薦于朝?！薄?6〕因為首薦未果，蘇軾又在十月、十二月上書《再薦趙令畤狀》《再薦宗室令畤札子》。一年半后，趙令畤終于被任命為光祿寺丞。在激烈的朝堂斗爭中，同眾多元祐舊黨的“黨羽”一樣，作為蘇軾門生的趙令畤無法避免被牽連的命運，他被列入元祐黨籍，遭到廢黜。在這荒誕的歲月中，他寫道：“人世一場大夢，我生魔了十年。明窗千古探遺編，不救饑寒一點?！薄?7〕超乎尋常的是，當時的險惡處境并沒有動搖趙令畤追隨蘇軾的信念，使他如常人一般“談蘇色變”，反而使他更能感念蘇公之不幸與偉大。張耒在《柯山集》中嘆道：E51F507D-CFDC-4E6B-8057-72BCFCFD317B

蘇公既謫嶺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閑廢且十年，其平生與公往還之跡，宜其深微而諱之矣。而德麟不然，寶藏其遺墨余稿，無少棄舍，此序其甲也。予問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后人致恨于我?！庇柙唬骸按苏壬^篤行而剛信于為道者與？”〔18〕

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趙令畤對師者的堅定追隨，無疑通過他對蘇軾遺墨的收集行為體現出來。作為宋代重要的收藏家，他收藏喬氏《后赤壁賦圖》實屬合情合理。宋人李廌《德隅齋畫品》中著錄的畫作都是趙令畤的收藏，價值甚高，而這只是趙氏藏品的冰山一角（“趙德麟藏書數萬卷，蓄畫數十函，皆留京師邸中，巉所評皆襄陽隨軒橐中品也”〔19〕）。盡管如此，這幅《后赤壁賦圖》仍然具有特殊意味，因為它是切身而沉重的。在蘇軾這顆千古難逢的星宿經過顛沛流離并最終隕落之后，這幅描繪他流放之時漫游赤壁的畫卷，很難不勾起幸存者的復雜情感。設想趙令畤展卷欲書的情景，過往被打壓和放逐的記憶或許與東坡的音容笑貌一并浮現。于他而言，這不僅是一幅描繪故人的畫卷，也不僅是保留先生遺作的史料，更是一份對他們共同遭受的崎嶇命運的申訴書。礙于彼時的政治高壓，他寫下的題跋只引了杜甫的一首悲詩，似有千言萬語而未盡;而他留下的字跡謹慎、莊嚴，使人不禁猜測，在這背后是怎樣一種悲愴、思念又只得克制的洶涌心情呢？東坡已乘孤鶴去，但他影響下的士人還在深深地懷念他。

不過，追隨東坡不但為時局難容，也不意味著一定能在身后留下清議。王鞏、趙令畤均如此?！耳Q林玉露》稱：“東坡于世家中得王定國，于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然其后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薄?0〕這一評價揭示出蘇軾后學團體的復雜性，也必然影響了其他當世的士大夫對畫作的收藏意愿。

三、“武安道”名解與“漢化蒙官”阿魯威

對卷上第二條有名款的題跋的解讀一直存在爭議。題跋云：“老泉山人書赤壁夢江山景趣，一如游往，何其真哉。武安道東齋圣可謹題?！保▓D4）

由于落款的斷句含混，有學者認為應將“武安”讀解為地名，“道東齋（或東齋）”為齋名，“圣可”為字〔21〕。有學者認為題者是宋徽宗朝的御史大夫毛注，因其字為“圣可”〔22〕。但是，古人落款極少以字自稱，《禮記》中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薄?3〕因為“名以正體，字以表德”〔24〕，名是一種自示謙卑的表達，而字則往往用來供他人稱呼—“居父之前稱名，他人則稱字也?！?/p>

幾種解讀相比較，《石渠寶笈》中的讀法更為可?。ā坝治涫タ砂显啤保?，是以“武安道”為姓名，“東齋”為號，“圣可”為字。這一讀法也呈現出名與字之間的意義順聯關系。周敦頤在《通書·圣學》中有一則經典問答，或與此名號有莫大關聯，其中講道：“圣可學乎？曰：可?！薄?5〕“圣可”是“安道”的延伸，“安于道則圣可為”，緊密的內涵符合古人取字的邏輯。另外，元代文學家王惲（1227—1304）有《挽武安道》〔26〕一詩，但惜無更多史料可考。若依畫上題跋“夢江山景趣”一句，有江山已失之意，跋者很可能為南宋末年人。

武安道之后的痕跡，是出現于卷首的“醉鄉居士”?。▓D5）。遼寧省博物館藏《扁舟傲睨圖》上的題詩將它與元人魯威聯系在一起。詩云：“粼粼鴨綠如掌平，往往煙巒青未了。扁舟松下結幽期，佳興世人割昏曉。醉鄉居士魯威?！濒斖s1280—1350），字叔重，號東泉，活動于元泰定帝至元惠宗年間，歷任泉州路總管、翰林侍講學士、參知政事等官職〔27〕。除了是當朝的高級官員，魯威的另一重身份標簽是漢化頗深的蒙古人—其蒙名在記載中被譯為“阿魯威、阿魯灰、阿魯翚”等，但這一用法僅限其朝堂任職時期，此后他以“魯”為漢姓，自稱“和林魯威氏”〔28〕。

這種變化或許與魯威于致和元年（1328）的致仕有關。離開大都后，魯威寓居錢塘，在江南度過了十分快意的退休生活。置身文明積累深厚的江南，魯威也深受士大夫文化影響。在這一時期，魯威與虞集、張翥、張雨、朱德潤、王沂、俞焯等文人、畫家往來甚多。他不但與文士們載酒泛舟、賦詩唱和，而且書法篆刻無一不通，儼然與漢族精英別無二致。曾與魯威同任經筵官的虞集有詩《寄魯東泉學士》：“問訊東泉老，江南又五年。涼風鳴步屧，明月棹歌船。陪講長懷舊，還朝獨后賢。治平二三策，早晚玉階前?！薄?9〕張雨有詩云：“古來宰相神仙，有誰得似東泉老。今朝佳宴，楊枝解唱，花枝解笑……問功成身退，何須更學，鴟夷子，煙波渺?！薄?0〕從詩句中可管窺魯威在江南的閑適生活。

魯威無疑也參與了當地書畫的收藏與鑒賞活動，《扁舟傲睨圖》就是其風雅之興的證明。而描繪著前朝士大夫典范的《后赤壁賦圖》，對魯威來說，一定別有一番意味。元代統治階層對漢族士大夫文化的興趣，通過魯威的生活方式折射出來，也投射到其藝術收藏的品位之中。魯威的個案暴露出元朝的統治階級文化與被統治階級文化地位的相對性，在不同文化的平等角逐中，也彰顯了民族融合的必然性歷史趨勢。

四、“遺民”趙巖與元大長公主

七則未屬款的題跋之后，《后赤壁賦圖》殘跋部分的最后一條署名“趙巖”。這與《石渠寶笈》中的記載相符合。故宮博物院所藏殘跋上的字跡與其他傳世宋元作品中署名“趙巖”的字跡相同，可知是同一人書寫（表2）。

除《后赤壁賦圖》外，郭忠恕《升龍圖》、周曾《秋塘圖》、錢選《碩鼠圖》、王振鵬《金明池圖》、王振鵬《漬墨角抵圖》、趙孟頫《汀草文鷺》、黃庭堅《自書松風閣詩》、顧愷之《洛神賦圖》、柳公權小楷《度人經》卷上都曾留下他的墨跡。趙巖的名字雖然出現在多幅書畫名作之后，其人其事卻湮滅無聞，《元史》不載。厘清他的身份，不僅對《后赤壁賦圖》的年代斷定大有裨益，而且也可以為其他重量級作品的鑒藏史提供更多參考。

徐邦達曾對這位題者作過粗略考察，指出其或與南宋末的趙方家族有關：

這些題跋者大都書有官銜，其中只有趙巖一人從不具名位，更不知其為何許人?？稼w題宋高宗書《洛神賦》卷后詩下鈐“忠孝湖南第一家”朱文一印，按南宋末趙方，葵、范父子兄弟，都以抗元著名，范、葵又有孝名（《宋史》卷四百一十三《趙方傳》，又同書，卷四百一十七《趙葵傳》）;趙氏為湖南衡山人，因知巖即方后，可能是范、葵的子侄輩。不具官位，又可能是太學（成均）里的人。詳歷待續考?！?1〕E51F507D-CFDC-4E6B-8057-72BCFCFD317B

根據筆者的考證，趙巖的確是南宋名將趙方（？—1221）的后人，但并非如徐先生所說是趙葵（1186—1266）、趙范的子侄，而是趙葵仲子趙淇（1239—1307）一脈的長孫，因為張圖南的墓志銘中提到“宋名臣趙忠肅公有玄孫曰巖”〔32〕，趙方之孫趙淇的墓志銘中又有“孫男六人巖以祖蔭當補官”〔33〕的記載。如此可知，趙巖并非不具官位，而是通過蔭官的方式在元廷任職。至于他的具體官職，由于他曾在泰定二年（1325）撰寫《應昌路曼陀山新建龍興寺記》《應昌路新建儒學記》與《全寧路新建儒學記》，均署“長住承事郎同知常寧州事趙巖撰并書”，可見當時趙巖的職位為承事郎和知州事，是參與管轄湖南地區的文官。

趙巖既然出身于“一門一品如今有，三世三忠自古無”的忠孝之家，高祖父趙方、曾祖父趙葵之死還被時人視作一代將星的墜落〔34〕，他是如何從宋臣變成元臣的呢？據《宋史》載，德祐年間，趙淇兄弟趙溍在南宋行廷負隅頑抗時“棄城遁”，兄弟二人后又因為諂媚賈似道而被罷官〔35〕。據《趙文惠公神道碑》記載，趙淇在兄弟皆殉國后，于德祐三年（1277）投降元軍，之后被忽必烈任命為湖南道宣慰使：“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定，尚因其素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薄?6〕顯然，這是元室利用趙家世代在湖南的影響力以鞏固南方統治的懷柔之策，而趙氏自趙淇一輩已為元廷官員。

關于趙巖的生平，還有一段經歷非常重要。元人孔齊在《靜齋至正直記》中記載：

長沙趙巖，字魯瞻，居溧陽，冀公南仲丞相之裔也。遭遇魯王，嘗在大長公主宮中應旨。立賦八首七言律詩宮詞，公主賞賜甚盛。出門，凡金銀器皿，皆碎而分，惠宮中從者及寒士。后遭謗遂退居江南……魯瞻醉后可頃刻賦詩百篇，有丁仲容之才思，時人皆推慕之，因不得志日飲酒，醉而病死，遺骨歸長沙?！?7〕

魯國大長公主祥哥剌吉（1283—1331）是忽必烈的曾孫女、元武宗和元仁宗的姐妹，多次受封，政治地位極為尊貴。同時，她也是元代重要的收藏家。袁桷在《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教題》〔38〕中著錄了大長公主擁有的41件古書畫，皆是精品;此外還有董源的《溪山風雨圖》、梁楷《王羲之書扇圖》、柳公權《度人經》卷、劉松年《猿猴獻果圖》與《畫羅漢》、蕭照《江山圖》、崔白《寒雀圖》、錢選《白蓮圖》等見于其他著錄，可見公主的收藏品級與趣味。而趙巖曾備受公主喜愛，多次奉命為藏品題詩，包括《游春圖》《碩鼠圖》《自書松風閣詩》《度人經》《秋塘圖》《漬墨角抵圖》和畫作遺失的《題畫七言絕句》（書法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等等。

通過趙巖留下的多款詩作，可以發現他與《靜齋至正直記》中“有丁仲容之才思”的稱贊相符。上述記載還顯示，因為文采出眾，趙巖曾被大長公主厚賞，不過領賞出門后即將金銀器皿一律打碎，并分給眾人。這除了說明他好善樂施、為人豪爽，也暗示了趙巖與宮廷的微妙關系—他對于大長公主的賞賜或許是不愿接受，或許是不甚在意。這同時暗示出他在異族統治者身邊的生活不盡是順心如意的，而他后來的命運也印證了這一點：趙巖最終因不得志而飲酒醉死。

趙巖的生卒年雖無史料可參，但他參與了至治三年（1323）間大長公主組織的天慶寺雅集，并且有三篇傳世文書寫于泰定二年（1325），其中兩篇與大長公主密切相關〔39〕，將趙巖在朝堂的活躍時期定為至治、泰定年間（1321—1328）前后應無異議。六年后大長公主去世，而趙巖“遭謗，遂退居江南”發生在此后。大長公主的祖父元裕宗生年為淳祐三年（1243），趙巖的祖父趙淇生年為嘉熙三年（1239），相差不大，大長公主與趙巖也極有可能是同齡人。作為《后赤壁賦圖》上的最后一則題跋，這也為畫卷流傳的年代劃定了大概的下限。

從家世和際遇來說，趙巖是在元朝為官的漢人群體的一個縮影，更是充滿文化自省精神的元代文人的代表。他在這幅《后赤壁賦圖》上留下的題詩“江卷千堆雪浪寒，云嵐如畫憶憑闌，重游赤壁人何處，誰把江山作畫看”，以“憶”為詩眼，充滿了追思故國的幽深曲折的意味。卷上并沒有大長公主常用的“皇姊圖書”與“皇姊珍玩”等印章，可見該圖并非是皇家收藏。在此圖上題詩是趙巖的私人行為，而這在他題寫的其他書畫作品中極為罕見。接觸這件不屬于皇室收藏的作品，極可能發生在趙巖退居江南之后，這與魯威印章所顯示的收藏地域具有一致性。

小結

在以往研究中，板倉圣哲認為此圖是包括梁師成在內的蘇軾弟子追憶蘇軾周邊藝術網絡的媒介〔40〕，薛磊指出畫面上的蘇軾肖像和風景元素代表了被蘇軾擁躉者共同分享的記憶〔41〕。我們進一步發現，在對蘇軾的紀念之外，《后赤壁賦圖》承載了更多超出畫面的意義。對梁師成而言，《后赤壁賦圖》寄托了對正統出身的孜孜追求;對趙令畤而言，這幅作品意味著對信念的宣泄和共同命運的書寫;對魯威而言，它是通向繁榮的漢人士族文化的入口;對武安道而言，它承載著對失落故國的想象;對趙巖而言，它又是元代遺民建立自我身份認同的信物。由宋入元，從梁師成、趙德麟到魯威、武圣可、趙巖，從身世遭遇到家國身份之認同，圖像的意義也隨收藏者的時代角色的不同而變化。

如同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所說：“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實表現過去的歷史;只能有各種歷史的解釋，而且沒有一種解釋是最后的解釋;因此每一代人有權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釋?！薄?2〕事實上，自《后赤壁賦》誕生之日起，“蘇軾與赤壁”，作為一個經詩賦、書法、繪畫反復描繪而成的復合意象，就已在醞釀與變化之中。一代代人賦予它新的價值，使它的意義世界愈加博大復雜。除上述有史可查的題跋者外，其他題跋皆不署款，但仍可以看出，從“思故人”到“夢江山”，再到“物是人非的空幻”的情感趨向隨著文本之豐富而凸顯，這也是畫作意義的累積。這些累積的痕跡，同除作者之外的那些不知名者、不具名者的記憶一樣，深刻影響了作品的意義世界，構成了作品的內在維度。E51F507D-CFDC-4E6B-8057-72BCFCFD31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