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次仲創“隸書”“八分”及生年考

丁少帥

一、王次仲創“隸書”“八分”考述

學界對王次仲所在朝代難以辨明，有三種說法：秦人說、漢章帝時說、漢靈帝時說。古代在對于“隸書”“八分書”稱呼混亂情況下，導致混淆可以理解。關于王次仲，《太平廣記》內《仙傳拾遺》中記載，說他是道教神話人物，長年居住于大夏小夏山，行跡飄忽不定。王次仲認為篆書，已不適用，遂將其改為隸書，后始皇召其入秦，不從〔1〕。近人在《秦集史》中集載“王次仲”條目相關史料時，有錄“生平”梗略：“王次仲，上谷郡人也……遣使三召，次仲皆辭不至。始皇怒，因令程邈增損其書行之?；蛟唬喊朔謺啻沃偎??！?/p>

《古今圖書集成》引《鎮志》載：“因令程邈增損其書行之?！闭f程邈創造書體的原作者是王次仲，因開罪始皇，便成為代替王次仲創作“隸書”之人?；蛟S“隸書”和“八分書”作者皆為“王次仲”一人，“王次仲”是“隸書”實際創作者。因犯下過錯（征召不至，符合神仙定位），而被“除名”，選用“程邈”以“刪改其書”，代替功績。這樣就能解釋為何歷代書史中混雜有王次仲“創隸書”“創八分”兩種不同說法。

此說法存有問題，從史書出現的頻次上講，似乎記載王次仲造八分的說法更加頻繁?！半`書”“八分”本非一體，創造于同時，幾乎不可能。宋時沈括在《補（夢溪）筆談》中說，宋人稱之為“隸書”的書體，只是古代所講“八分書”。他認為隸書是從篆書中演變而來，但仍保留了兩分篆意，因而稱為“八分”。后來“八分”書體全部變為隸書，后人只知正書為隸書之別名，殊不知行書、草書、楷書都是“隸書”，只不過楷書是“隸書之正耳”。沈括的觀點是古代將“八分”直接承接于“篆書”之下，而把“隸書”作為“行書”“楷書”“草書”代名詞，顯然他把這兩種書體的成熟時間搞混了。宋時似乎對“隸書”“八分”關系的判斷不清晰，歐陽修曾將“八分”認作“隸書”。焦竑《焦氏筆乘》卷六載：“歐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贝擞^點引自趙明誠，明清筆記多援引趙氏說法，以避免出現同樣的錯誤。張邦基《墨莊漫錄》所述與《補筆談》類似，三人恰巧都是北宋學者，如此看來并非“巧合”?！赌f漫錄》中批評了當時書家多以“八分”與“隸書”混同雜用而不曾辨明的情況。又說“不知隸書乃今正書耳”。明末書家傅山曾對其觀點嗤之以鼻，認為“不曾習此書法，于其中輕挑重按之勢毫不曾聞，又不曾多讀書勢大同小異處，如何敢于此中瞎說也”〔2〕。傅山所講的“瞎說”，其實是對后世書家將“八分”與“隸書”異同，帶入另一種極端觀念的批判，顯然“隸書”絕不僅僅指代“楷書”一體?！拜p挑重按之勢”是傅山作為一流書家對兩種書體差別的敏銳觀察，之后清人劉熙載則將“八分”與“隸書”的劃分界定為“波磔”大小及明顯程度，似乎更為準確?！安荨睉斒墙缍ā半`書”與“八分”最為便捷的形式。又有前后古今之分，遂是又被稱為“古隸”“今隸”。承襲于傳統看法，明清多有將“隸書”當作“今隸”者，如清人袁棟《書隱叢說》中就講道：“以八分謂之古隸，以楷法謂之今隸耶?！睂嶋H上，“八分”成書要晚于“隸書”上百年，雖然“隸書”在唐代作為“楷書”專有名詞，而被張懷瓘列居于“八分”之下（張懷瓘是按時代先后進行排序）。但并非確指“隸書”，便是“今楷書”的唯一稱呼。趙明誠曾引南梁書家庾肩吾的觀點：“隸書，今之正書也?！比欢半`書”（楷書）作為“正書”的一種，并無任何問題，不過庾肩吾并沒有說，“隸書”便是“楷書”（或說“正書”）的唯一稱呼，其“今”一字所指恐僅限南朝時期。實際上在唐代，“八分”稱呼已經成為“狹窄”的專有名詞，《唐六典》中專列“隸書”條為典籍、表奏的書體。在唐代，“隸書”等同于“今楷書”的觀點根深蒂固。加之古人又不重視簡帛書法，因而認定“隸書”時間晚于“八分”。西晉衛恒《四體書勢》中說：“隸書者，篆之捷也?！笨梢娛菍ⅰ半`書”看作是對“篆書”的省減，且從“初有隸書，以趣約易”目的來看，絕非代指“今楷書”對“八分書”的替代，而是“古隸”對于“篆書”的替代。原因在于“今楷書”對“八分”的簡化程度十分有限，遠達不到趨簡成易的程度。另外，漢時便有“史書”“佐書”“佐隸”“隸書”等稱呼，且《水經注》中稱王次仲創“隸書”而不是“八分”?？梢姟鞍朔帧眲撛鞎r間要明顯晚于“隸書”。

若“隸書”“八分”書體，真為程邈及王次仲所造，那么兩人共同生活在一個時代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始皇就不可能同時知道“程邈”與“王次仲”兩人。假如“王次仲”是秦人，開罪于始皇，那“或曰：八分書亦次仲所作”就無法解釋。如果“王次仲飾隸為八分”沒錯的話，這種“王次仲因征召不至開罪于秦始皇”而被程邈代替其名的看法便是錯誤的。唐李建勛《送八分書與友人繼以詩》云：“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薄?〕中間的那句“得似秦朝次仲無”直指王次仲時代為“秦人”，那么這種說法究竟是否可靠？

二、王次仲生年因文獻抄漏“今”字致混考

王次仲為秦人說法，最早來源于《水經注》，此書創作時間已是北魏，認為是始皇時（王次仲）所造，后人以此得出王次仲“秦人說”觀點。如《六書源起》載：“八分書，秦羽士王次仲作，其體亦始于周?！薄镀咝揞惛濉份d：“秦人王次仲以古書方廣，加少波磔，是為八分?！薄稌鴶唷份d：“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币陨峡梢钥醋魇恰扒厝送醮沃賱摪朔终f”。

首先需要解釋一下“羽人”?！坝鹑恕庇腥N講法：古官名;神話中飛仙;道家學仙，道士也稱羽人。此當為第二種，之所以是飛仙，應與《水經注》描述的神話故事有關。除此之外，后世史料往往摘抄前人資料，但缺少對知識產權保護，遂經常出現抄錄中不寫明來源，也經常會“漏字”“缺字”現象，導致出現理解錯亂，乃至語義相悖。適舉一例，《書斷》內“漢元帝、王遵、嚴延年”與《法書考》“又漢元帝元年，王遒、嚴延年”有差，顯系《法書考》為誤抄?！稌∈贰份d：“延年善史書。奏成手中，奄忽如神?！薄巴蹂佟北咀鳌巴踝稹?，《漢書·本傳》載：“尊能史書?！薄?〕考慮到古人對“隸書”“八分”劃分并不清晰，將從“古文”衍化來的“隸書”錯認成“八分”，不難理解?！鞍朔帧辈ㄌ敉陚?，不能從篆書中直接引用過來，是隸書的演變。也就是說，能夠看到的支持“秦人王次仲創八分”的文獻通常會有誤將“八分”書當作“隸書”的情況，雖不是每處資料都標注，但大體如此。

因存有原始文獻與上述所列資料本文間不明顯的微異，“一字之差”，導致錯舛。而王次仲生年存有誤區，根源亦是來源于抄襲文本時，對各書體理念認識不清晰，導致漏字，后世便以訛傳訛，生成文本中的混亂。馮武在《書法正傳》云：“王次仲，上谷人，年未若冠，變蒼頡為今隸書，始皇而召之，三征不至……”雖他并未注明出處，可基本是轉抄《水經注》全文。張懷瓘引所南北朝時期《序仙記》載：“（王次仲）變倉頡書為今隸書?！贝藭沿?，不能知曉成書時間在《水經注》前后，但兩者所載故事接近相同，可以確定為前后互承的關系。這些描述可認為是“秦人王次仲創今隸書”來源，是最為原始可靠的內容。后面資料在記載上因擅自刪減內容，“今隸書”的“今”直接被去掉，成為“隸書”，如《真仙通鑒》記載：“王次仲者，隱居范陽，變篆籀之體，始為隸書?！崩顣P《太平廣記》載：“（王次仲）乃變篆籀之體為隸書?！边@可以看作是“秦人王次仲創隸書說”。

“今隸書”和“隸書”是否可以等同？如果相同，則“王次仲創隸書”就實為定讞。如兩者意義不同，王次仲的“隸書”創造說則存有很大問題?！敖耠`書”可能代指“八分”，“王次仲創八分”實則更有道理?！堆軜O》載：“隸書之別十三。曰古隸，程邈、王次仲作。曰今隸，亦曰正書，出于古隸……故別為今隸書，謂之楷法，而隸楷分矣?！彪m然此處王次仲創作的“古隸”與“隸書”意義相同，但與“今隸”已相區別，獨立分出，成為楷書的稱呼。同時，以王次仲創“八分”的說法最為普遍（如《法書要錄》“程邈起隸法，王次仲為八分體”），那么“今隸書”很可能是“八分”的別稱?？梢?，《水經注》所引申的“今隸書”也有代指早期楷書，或“八分”的可能。

雖“今隸書”與“隸書”是否可以相等同現已不可考證，但從文獻中能夠基本判斷兩點：首先是所有文本來源均出于同一史料，就是《水經注》及《序仙記》中記載的王次仲化鳥升仙的故事;其次就是后人對于文本的更改，最早原始的“今隸書”變成了“隸書”，乃至“八分”。這兩種變化雖然都是對文本的簡約化處理，但更改的內因卻不盡相同，“隸書”只是對“今”字的單獨省略，而“八分”卻是因為歷代有傳“王次仲飾隸為八分”的看法而移嫁到秦人上面，“隸書”與“八分”顯然并非相同的書體，產生時間也有早晚。也就是說，“王次仲創隸書”與“王次仲創八分”則是完全對立的看法。通過對秦人說的基本整理，以上信息大體無疑。

那“王次仲”是否為秦人？依照筆者的看法，恐怕不真。原因如下：第一，資料真實性存疑?！端涀ⅰ放c《序仙記》等書錄史料并非信史。不僅如此，其語“年未若冠，變蒼頡書為今隸書”不能當真，而“化為大鳥，出在車外”更是無稽之談，這樣的志怪故事不能成為信史。第二，孤證不立，雖然有很多資料記載了關于王次仲為秦人的說法，但其來源仍是這一神話故事，并非它證。其他或近或晚的資料并沒有表明王次仲的年代，如蔡邕《勸學篇》：“上谷次仲，初變古形?！庇帧端捏w書勢》云：“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薄读w書論》云：“八分者，王次仲造也?！倍紱]有明確表達過王次仲生于秦朝。第三，大量資料記載，王次仲為東漢人。如“靈帝時王次仲飾隸為八分”。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張懷瓘《書斷》也多持此說。但《書斷》之前仍沿用舊聞，云“秦羽人所作也”。唐代韋續《五十六種書并序》載“八分書，漢靈帝時上谷王次仲所作。魏鍾繇謂之章程書”。這種情況下，僅依靠神話故事來判定王次仲是秦人不足為信。第四，所記載王次仲為秦人、并創作隸書的資料中，也有矛盾的地方?！端涀ⅰ份d：“證知隸字出古，非始于秦時?！绷砣缜拔乃稌鴶唷?，內容中關于王次仲年代秦漢并存，甚至有兩種說法在一段內同時出現，如引用王愔云：“建初中，以隸草作籀法，字為八分?！笨梢婎愃频挠涊d只是多種說法的匯集，史料來源紛紜復雜，并不一定代表作者的真實看法，不能作為王次仲為秦人的證據。

關于秦始皇命程邈造隸書的說法更為普遍。如《法書論》載：“秦始皇程邈改為隸書，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書改為楷法，仲又以楷法變為八分?！边@種論述很多，可見關于王次仲為秦始皇所召的故事可能不成立，在王次仲前改造古文大概應有程邈，他生在秦朝。至于程邈是否因他人（不是王次仲）過錯開罪于秦始皇而替名不得而知，但始皇帝不會以“程邈”代“王次仲”，應無疑?！读w書論》載：“隸書者，程邈造也。字皆真正，曰真書?！边@里說的“隸書”應當是早期“楷書”。衛恒《四體書勢》“下杜人程邈……從獄中改大篆……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使定書?；蛟诲愣穗`字也”，羊氏《采古來能書人名》“秦獄吏程邈，囚于獄中，創隸書”“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復，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書曰隸書”等皆持此說。這些書論時間都在唐朝或唐代之前（此外還有唐人韋續《墨藪》），較為靠譜?？梢钥吹酵醮沃賾摯_實就是漢朝人，而非秦人。

三、王次仲生于“章帝時期”考論

王次仲集中被記錄于唐代，考慮到秦人程邈已經創“隸”，王氏則實創“八分”。由于古今在斷定“八分”成熟與否的觀念上并不一致。拋開現存出土書跡，單從文獻角度分析，如何知道王次仲是漢章帝或是漢靈帝時期的人物確實存在難度，但王次仲生活在章帝時的說法更為可靠。

第一，王次仲生年應早于師宜官、蔡邕等人，漢靈帝時八分已經成熟，蔡邕等活躍于靈帝時期，但生卒年應該更早，也就是說若不是在漢靈帝多代帝王前就已經完成了八分“創作”，僅以靈帝時期，按當時傳播能力，不可能形成這種普及效果。第二，如王氏生活在靈帝時期，就應該有準確記載，如跟鴻都門學的關系，但史無存錄，可見在他生活之年代，不是擁有顯赫地位的書家，亦即不是靈帝時期，否則會為史書所載，在生年上不會有所質疑。八分成熟于漢靈帝時，后人將八分創作多歸于蔡邕。類如《郙閣頌》，明代趙崡《石墨鐫華》將此定為“蔡邕”所書，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說：“后人以中郎能書，凡恒、靈間碑必歸之?！钡谌?，《晉書·衛瓘傳》曾記載：“（梁）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于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比绻醮沃偕谇貪h之際或者更早，必有書跡流傳或弟子相授，否則根本無法學其法則。但西漢并無標準八分書出現，史書中也沒有關于王次仲留存書帖碑石的記載。結合鴻都門學中未曾有聞次仲之名，則又可推論王次仲應是漢章帝時人無疑。

為什么王次仲在漢章帝年間聲名不顯？有兩個原因：首先如果王次仲生活在漢章帝年間，則他“改造”八分的時間在建初之際，就是公元76年至84年間。而蔡倫在和帝期間（105）才完成了造紙術，間隔二十多年，王次仲能否活到和帝期間是個謎團。就算是王次仲改造八分時，已經有了蔡倫紙，但紙張數量、規格都有限?！侗碧脮n》引《馬融與竇伯可書》云：“孟陵來賜書，見手書歡喜何量，書雖兩紙八行，行七字?！薄?〕此時紙張由于生產力的落后，數量不是很多。從同卷《崔瑗與葛元甫書》所錄“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來看，紙張的價格雖不算昂貴。一般用以書寫往來信件使用，可是數量相對匱乏。另外從《后漢書》注引《先賢行狀》所載：“（延）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其師）唐溪典以廢箋記與之，篤以箋記紙不可寫，乃借本誦之?！奔又鐾粱蛎枋鰸h代用紙書寫的資料不多，足以證明漢代紙張數量極為有限，使書法在形態發展上受到限制。在造紙術尚未成熟的階段，限于使用工具本身的局限性，八分書不可能得到普及，這種平鋪寬勢的書體肯定在當時不被認可。同樣簡牘下也不方便用大面積的波挑，如此會浪費許多書寫材料。在這種背景下，王次仲聲名不顯就可以理解。紙張出現改變了當時局面，王次仲在章帝時期創出八分，蔡邕真正將八分名聲發揚，逐步具有審美及規范的筆勢特征。

其次是東漢末年特殊時代背景。比如“鴻都門學”的建立，源于當時帝王對書法的熱愛，導致史書中出現“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的局面。此時早期的書學理論在這時已經誕生，據張天弓《古代書論的肇始》一文中認為：東漢班固《與弟超書》是今存最早書論文字，而此文作于公元83年，即建初八年之后?？梢娮钤鐚ǖ挠浭龃_在漢章帝年間便開始出現〔6〕，這時期的書法人物及相關記載尚不完善。從班固《與弟超書》中我們得知伯張擅長寫“章草”，沒有八分的記載，或許是王次仲剛“改隸為八分”的緣故。

余論

姚宇亮在《漢簡中所見隸書的風格演化與分期》中以五個時期為限，將每個時期內簡牘作品的主體特征進行描述。談及王莽到光武帝時代，認為當時已經出現八分樣貌，表現在“其一，八分筆法的自覺。其二，開始出現向楷書筆法轉變的傾向”〔7〕。筆者看來，漢章帝時期的改變，正處在第四到第五階段中間。第四期簡牘風格與取向開始具備八分書的樣貌，卻始終殘留有隸變過程中舊體筆畫。許多偏旁即使有楷書與章草雛形，也過于偶然，缺乏足夠充分的證據表明這時期“八分”已然完成。重要的是簡牘書法轉向碑石書法，中間的改變絕非簡牘書各階段相對簡單更替，而是“革命性”變動。將這時期擬定在王次仲及前后兩輩人身上，應該不為過錯。湘西出土的《里耶秦簡》中含有大量秦始皇吞并六國至秦二世時期的行政文書及簡牘，樣貌有三：其一，與睡虎地秦簡一樣典型的偏于隸書的字體，數量在40%左右。第二是小篆字體，與秦刻石相仿佛，不過應用形態及書寫載體均不一致，這種占絕大多數，已經達到了一半以上。還有第三種就是楚文字筆意而寫秦篆的作品，這種相對較少，只占10%不到的數量〔8〕?？膳c第一時期簡牘分期相對照，便能知曉此時不但八分沒有成形，連趨變的影子也尚未發現。

當然，如今對于簡帛學的考古發現中，多將“八分”最早誕生的時間提前到西漢中前期，甚至可能會到秦時，似乎也不能視而不見。這部分觀點有些過于“超前”，很多都是個案，不具有普遍性。如陳松長在馬王堆帛書中根據《五星占》等書冊，總結出西漢前中期便已經出現“八分書”，張希平則認為：“（同時期簡帛作品）多未達到帛書《五星占》這樣謹飭成熟的狀態?！薄?〕然而即便如此，至遲在西漢末期，下層文書中，“八分書”便已經出現，如尹灣漢墓簡牘之中，多數已經具備“八分”特點，因而蔡顯良認為，西漢末年的簡帛書中已經有明顯漢隸“八分”，下啟東漢碑版，如果要了解“八分書”的成熟期，應當繼續往前追尋，大抵在西漢中期便已出現〔10〕。盡管眾多研究者已經將“八分書”出現斷定在西漢中后期，但不能認為王次仲生于“漢章帝時期”的說法無道理。

實際上，古代對于書體出現與創造的時期并不敏感，前文已經提到過后世多將佚名或名氣較微的“八分”碑刻歸為蔡邕所作，此與董其昌將《古詩四帖》放于張旭名下類似。漢章帝時期，或因造紙技術尚未完全發展，或因隸書入碑風氣尚未興盛，以王次仲為首的一批書家，將隸書加以改造，嘗試運用到官方場合之中，欲使隸書正式替代具有“典范”含義的篆書，開始成為載錄于碑石之中、代表官方審美與權威性的書體。但在此之前，隸書的衍化發展，尤其是對隸書的裝飾化，尚且不具備官方審美意識。于是，在章帝的示意下，王次仲便開始了此項工作，然而結果或不盡人意，否則會青史留名。這與王著受命編纂《淳化閣帖》，又受到自身水平限制，而致使錯舛尤繁相同。

史傳漢元帝曾善“史書”，這里“史書”應當所指為“籀文”，因“古文”在東漢逐漸失傳，考核官員的籀文（史書）則大概率會出現調整甚至轉變，“籀文”或被取代，“隸書”成為“史書”。這個時期大約也就在漢章帝時期，與王次仲“改造”八分同時。在此以后，隸書正式被加以承認。王氏此舉，為東漢末年迎來八分書高潮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