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宗霍《書林藻鑒》與祝嘉《書學史》比較研究

徐志超

古代書法史著作的撰寫體例受傳統史書的影響，一般是以人物為中心，或為其作小傳，或以輯錄的形式，將他人評價羅列于書家之后。不過不管何種形式，基本都是史料的匯集，缺乏對書學發展之因果關系、規律、趨勢的梳理。清代隨著學術的發展，出現了一些討論書學源流的專門著作，如阮元《南北書派論》、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等，促進了書法史研究向更深層次發展。

民國時期是傳統書法史著作的終結時期，也是集大成時期。這時人們開始兼顧史料匯集與書學源流分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部著作即馬宗霍的《書林藻鑒》與祝嘉《書學史》。他們依時代羅列歷代書家，并在每個朝代前撰有小序，介紹本時期書學發展情況。同時，民國也是書法史撰寫體例的轉折期，書法史的編撰呈現出一些新的面貌，即在西方學術的影響下，祝嘉吸收了其章節體的著述方式，這成為后來書法史家編寫書法史的主要體裁。

《書林藻鑒》與《書學史》在文章結構、取材、書學觀念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后者有許多模仿前者的痕跡。本文欲通過對二者體例、取材、書學觀點等內容的比較，深入挖掘各自的學術價值。

一、馬宗霍《書林藻鑒》的編纂

馬宗霍（1897—1976），原名驥，字承堃，號宗霍，齋名霋岳樓，晚號霋岳老人，湖南衡陽人。少年時就讀于衡陽船山書院，受業于經學家、文學家王闿運。后至南京，任教于江蘇省第一師范學校、國立暨南大學、金陵女子大學等高校。1925年拜章太炎為師，成為入室弟子，治經史之學。1927年到上海，任教于同濟大學、國立交通大學等。又拜曾熙為師，研習書法，與張善孖、張大千昆仲同門。1935年任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國民黨黨史資料委員會編審，之后又在國立師范學院、湖南大學、中央文史館、中華書局等高校、研究機構任職。一生著述頗豐，有《中國經學史》《文字學發凡》《音韻學通論》《文學概論》《說文解字引經考》《書林藻鑒》等傳世。

《書林藻鑒》的成書時間，據其序言，當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其著述目的，《凡例》云：“本編則窮源務蘄可征，故上起黃帝，沿波極于竟委，故下訖清末。敢云具藝林之鉅觀，庶幾備書苑之通史?！薄?〕由此可知，此書為馬宗霍所作書法通史。

本書的編纂體例，首先以書家為中心，所收書家上起五帝，下至清末，依時代先后羅列，基本上每個朝代各為一卷;每卷之前，各為序論，提綱挈領，論述本時期書學發展情況。各朝書家的排列，則先帝王、次諸家、次方外、次閨閣，各類又依時代先后排列。

至于書家名下所引用的各家評說，或用書名，或用篇名，依次貫連，以時代為先后，并加標識。至于各家評說觀點不一，或褒或貶，則一仍其舊。

本書采用的是輯錄體的編纂體例。中國歷代書法史的編纂，許多都是直接引用前人文獻，一方面由于唐代以前，書法一直依附于文字學，書法史著作也沒有形成規模，可資取材的專門文獻較少，另一方面是由史書的性質決定的，人們要盡可能保證史料的原始性、真實性。

班固在編纂《漢書》時，武帝以前部分基本出自《史記》，元脫脫等修《宋史》則直接拼合宋代幾部國史，這是中國古代修史之傳統。書法史也是如此，陳思《書小史》中許多條目出自張懷瓘《書斷》及歷代史書，陶宗儀《書史會要》元代以前各條基本抄自前人著作，且于書前列舉引用書目。不過在正文中，《書小史》等書史文獻均未注明各條出處。

“輯錄”原本是類書的主要編纂方式宋董史《皇宋書錄》首先將這種方式運用到書法史的編纂中，之后《佩文齋書畫譜》（以下簡稱《書畫譜》）中的“歷代帝王書”與“書家傳”

兩部分、震鈞《國朝書人輯略》等同樣采用了這樣的體例。書中對每位書家的介紹，皆直接引用前人文獻，于每條材料前注明出處，其特點是“述而不作”，客觀羅列前人記錄的史實及評議。這種編纂方式注重文獻資料的匯集和學術思想的貫通。從搜集資料的豐富性和客觀性來說，輯錄體具有明顯的優勢，從不同學者對某一書家、某一問題的記載和評價中，可以使人了解某個領域的學術流別，以及大家對什么問題比較關注、討論較多;另外客觀上起到了輯佚的作用，許多亡佚的文獻我們可以據此略窺其原貌;有些引文還具備?？眱r值。

《書林藻鑒》的材料來源，馬宗霍在其目錄后專列其引用書目367種，云：“本編所引諸說，凡用書名者，略以類從，分次于下，以資檢校。惟集部與方志所引尤繁，集部皆用人名，方志大抵官書，茲不備舉其目?！薄?〕是知書中實際用到的文獻，不止于這三百多種。具體包括正史、各類人物傳記、類書、史料筆記、書法史論著作、金石著作、方志、文集等。其于書史之編纂，為功甚巨。陳碩《馬宗霍〈書林藻鑒〉〈書林紀事〉研究》一文認為，《書林藻鑒》所引用的諸家文獻有不少字詞訛謬、文題不合、拆分原文等問題，以馬氏學養之深厚，不應如此，《書林藻鑒》并非由馬氏以從無到有的過程獨立纂輯完成的。并提出，馬氏在纂輯該書時選定了少數幾種體例近似的文獻作為資料來源：五帝迄明主要參考《書畫譜》，刪減在書法史上影響有限的書家及某些引文的內容，并增補了《書畫譜》以后的大量文獻，包括許多金石文獻成果;清代主要參考震鈞《國朝書人輯略》〔3〕。

《書林藻鑒》與《書畫譜》的關系，陳文所言大致不誤，我們在此略為補充：馬氏對《書畫譜》中書家的借鑒部分，陳文稱自五帝迄明，不過經比對，筆者認為晉代以前部分書家數量、排序及引書情況，《書畫譜》與《書林藻鑒》有較大的不同，馬氏借鑒《書畫譜》的部分約始于南北朝，以至明代。

首先，晉代以前書家數量、排序與《書畫譜》相差較大，以曹魏時書家為例（除帝王以外），《書林藻鑒》羅列書家依次為：邯鄲淳、衛覬、鐘繇、胡昭、韋誕、鐘會、鐘毅、韋熊、衛臻、虞松、宋翼、張揖、劉廙、杜畿、王明山。

而《佩文齋書畫譜》所列為：鐘繇、孫子荊、關枇杷、鐘會、鐘毅、宋翼、胡昭、邯鄲淳、衛臻、衛覬、韋誕、韋康、韋熊、蘇林、張揖、劉廙、虞松、應璩、杜畿、杜恕、諸葛誕、夏侯玄、張緝、王明山、江偉、陳翕、韋秀、鐘輿。

其次，從引用文獻上看，對于引用同樣的文獻，二者對材料的剪裁也有差異，如二書同引張懷瓘《書斷》中介紹秦李斯的內容：《書林藻鑒》：小篆者，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畫如鐵石，字若飛動，其銘題鐘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斯雖草創，遂造其極矣。贊曰：李君創法，神慮精微。鐵為肢體，虬作驂騑。江海淼漫，山岳巍巍。

長風萬里，鸞鳳于飛?！?〕《書畫譜》：始皇并六國，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于是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為不易之法，其銘題鐘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二者對《書斷》原文均有剪裁，但《書林藻鑒》并非以《書畫譜》為底本抄錄，這是顯而易見的。此類例子可謂比比皆是，茲不贅述。

晉代以后的材料，馬氏對《書畫譜》也不是直接照搬，而是其基礎上，對其中許多書家的材料進行了重新搜集、整理以及補充：《書畫譜》更重視書家生平，有時并不涉及書法;馬宗霍更加重視與書法有關的內容。所以有時同一位書家，雖然在《書畫譜》和《書林藻鑒》中參考了同一部文獻，但引用內容卻并不相同，可見馬氏并不是對《書畫譜》做機械的抄錄。如劉宋“朱齡石”條：《書畫譜》：朱齡石字伯兒，沛國沛人也。

封豐城侯，為雍州刺史。（《南史》本傳）〔6〕《書林藻鑒》：《南史·劉穆之傳》：靈石便尺牘?！?〕由此可見，馬氏雖然可能參考了《書畫譜》，但并沒有囿于《書畫譜》的材料限制，而是在其基礎上重新搜尋整理，完成了一部獨具特色的書法史專著。

至于《書林藻鑒》與《國朝書人輯略》的關系，則如陳文所言，《書林藻鑒》對其有較多的吸收，其“楊翰”（含）以前人物大多出自《國朝書人輯略》，人物前后排序大底一致，且所引諸家品評也極為相似。不過馬氏對其又有所增補：楊翰以后又增入除了方外、閨閣以外楊沂孫、莫友芝、陳澧等46名清末民國書家，引用材料也增加了許多震鈞書中所沒有用到的材料，如阮元、楊守敬、章太炎等論書言論、《中國人名大辭典》、其自撰《霋岳樓筆談》等。

二、祝嘉《書學史》的編纂

祝嘉（1899—1995），字燕秋，廣東文昌（今屬海南）人。出身于書香門第，幼承庭訓，尤其喜歡書法，早年學習顏真卿。1928年受聘于新加坡育英學校，結識張叔仁。張氏深研北碑，對祝嘉啟發較大。受其影響，祝嘉開始研讀包世臣《藝舟雙楫》與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并在書法上也開始學習魏碑。1935年，在南京正中書局出版其習字心得《書學》。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祝嘉輾轉入川，做圖書管理員，1941年開始了《書學史》的寫作，歷時數月即完稿。后受聘于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圖書館學系，主講金石學、文字學等。1947年，隨國立社會教育學院遷至蘇州并定居。同年，《書學史》由上海教育書店正式出版，于右任親為此書作序以褒揚。

《書學史》的成書背景，祝嘉自序云：“今歲（1941），始有意于《書學史》之作，而書籍闕如。陳思之《書小史》，厲鶚之《玉臺書史》，書家小傳也;《書小史》僅至五季而止，《玉臺書史》且限于閨閣。米芾《書史》則書評也，一小帙耳，一鱗一爪，未足以盡書史之用。今人馬宗霍《書林藻鑒》，所列書家雖眾，然重在品評，所錄各家評語，有多至數十則者，蓋以符其‘藻鑒’之名，非書史也。其有一二譯者，原出東人之手，所見不廣，更不足道。予因檢簿錄……不數月而稿成，約得二十五萬言?！薄?〕他在《書學史編輯記》一文中更是直言當時“要找到一本完完全全的書學史，是找不到的，孤陋寡聞的我，在新舊目錄中，也無法找到一本書學史”〔9〕。在祝嘉看來，中國自古以來并沒有一部書法史，包括書家小傳類的《書小史》《玉臺書史》及輯錄體《書林藻鑒》。所以后世也一直有學者認為祝嘉《書學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書法史〔10〕。

但是，一個時代的學術有一個時代的特征，我們不應以今天的學術標準來衡量古人。如果書家小傳不能算作書法史，那中國歷代的正史一直以紀傳體為編纂體例，難道它們都不是史書？又，關于馬氏之書，祝嘉唯見其名為“藻鑒”，為何不見其《凡例》所云“庶幾備書苑之通史”？且祝嘉所作《書學史》，雖然形式上吸收了西方傳來的章節體，但具體的文章結構與馬宗霍《書林藻鑒》并無太大區別，無非依朝代為序，每朝為一章。首論是代書體演變，略加考證及品評;后列書家傳記，而這一部分仍然是歷代書家名錄和前人品評的羅列。其所增加者，不過是一些書家著述，而且僅收篇幅短小者，這種收錄方式也是古代史家之慣例。由此看來，《書學史》的出現并非橫空出世，仍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然何以能夠數月之間完成二十五萬言？

《書學史》的體例，仍是延續《書林藻鑒》輯錄眾家評說的方式。在引用之前相對增加了書家生平的介紹，絕大部分引用的材料少于且見于《書林藻鑒》。關于引用文獻，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五代以前部分，祝嘉對陳思《書小史》尤為重視。他在羅列前人文獻時，如果材料出于《書小史》，多數將其排在最前面，然后再羅列其他文獻，哪怕是早于《書小史》的文獻，也會排在其后，如第六章《晉朝之書學》：

“文帝”條，先引陳思《書小史》，再引竇臮《述書賦》;〔11〕“武帝”條，先引《書小史》，再引《宣和書譜》;〔12〕“杜預”條，先引《書小史》，再引張懷瓘《書斷》等等?！?3〕另外，陳思《書小史》中多有引用前人的文字，包括張懷瓘《書斷》等?！稌鴮W史》遇到此類情況，一般會引《書小史》，而不引用文字更早的出處，如第四章《漢朝之書學》：“班固”條：《書小史》稱其九歲能屬文，好古，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4〕“蘇班”條：《書小史》稱其五歲能書，為伯張稱嘆?！?5〕“趙襲”條：《書小史》云其與羅暉并以能草書，見重關西，矜巧自與，眾頗惑之。與張伯英素相友善?！?6〕

以上《書小史》所云，皆出自《書斷》。從《書學史》的引書情況來看，祝嘉必然參考過《書斷》，而且以上幾條馬宗霍《書林藻鑒》中也明確標明出自《書斷》，故知祝嘉并非不知道其原始出處，而是有意為之。這么做的原因我們今天無法確定，可能是為了便于確定研究范圍，有利于材料的收集。

宋代以后，書家眾多。不過以其與《書林藻鑒》相較，書家大多不出《書林藻鑒》范圍，甚至前后次序也有一致性，唯局部位置有些調整。其中也有極個別書家未見于《書林藻鑒》，如宋之楊虛己、富弼，元之張貞居、陳自幼，明之滕權等。

引用文獻方面，《書學史》在正文中的引用條目雖然少于《書林藻鑒》，但在引用文獻的類別上與《書林藻鑒》還是有一定的差別。其一，《書學史》的引用書目中，金石文獻的數量增加了不少，比如孫星衍《寰宇訪碑錄》、趙之謙《續寰宇訪碑錄》、嚴觀《江寧金石待訪目》、丁敬《武林金石錄》、李文田《和林金石錄》等等;其二，增加了一些專題研究文獻，比如以《石鼓文》《蘭亭序》《瘞鶴銘》為對象的專題研究著作也在祝嘉的引用范圍內;其三，祝嘉自撰《愚盦書話》亦在其引用范圍中。

三、《書學史》對《書林藻鑒》的繼承

《書學史》在編纂體例、取材、書法史觀等方面對《書林藻鑒》均有所借鑒和吸收，馬氏《霋岳樓筆談》基本全部被納入《書學史》。編纂體例及取材的問題，已具前文，書法史觀也頗有相似之處，如開篇追溯書學的起源：

《書林藻鑒》卷一序：

書法之起尚矣，《史記·封禪書》引管仲之對桓公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焉?！薄俄n詩外傳》亦稱：“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余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鄙w登封者皆刻石，刻石必有書，故管、孔得從而考之?！?7〕《書學史》第一章：

《史記·封禪書》載管仲對桓公之言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焉?！薄俄n詩外傳》亦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余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笨梢姽糯舛U，皆有文字刻石，故管仲、孔子，得而考之?！?8〕

二者考書學之起源，皆追溯到上古帝王泰山封禪。

又如分析晉朝書學發達的原因：

《書林藻鑒》卷六序：

夷考其故，蓋有三焉。一則時接漢魏，諸體悉備，無煩極慮，便可兼通，擇要而從，尤易專擅，不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濟成厥美，亦固其所。一則隸齊草圣，筆跡多傳，服擬有資，師承匪遠。酌其余烈，自得新裁。挹彼遺規，成吾楷則，信埏埴之罔窮，斯揮運之入化。雖曰前修已妙，轉覺后出彌妍。一則俗好清談，風流相扇，志輕軒冕，情騖皋壤，機務不以經心，翰墨于是假手?；蚱窐O于峰杪，或賞析于豪芒。乃至于父子爭勝，兄弟竟爽，殫精以赴，疲神靡辭。以此為書，宜其冠絕后古，莫與抗行矣?！?9〕

《書學史》第六章序：

晉代書學，接漢魏之光焰，名山之石刻如新，書家之墨跡猶在，讜論名言，多親聞而目見，師承不遠，自易步武。況世好清談，浮云富貴，百念既空，自能專工藝事，翛然塵外，韻勝度高之譽，非無因也?！?0〕

討論為何晉代書法能夠興盛，祝嘉不過是改變了馬宗霍的表達方式，其核心思想并無差別。

又如論南北朝書學源流：

《書林藻鑒》卷七序：

實則溯其淵源，南朝承東晉，出于二王;北朝承趙燕，出于崔盧。而二王崔盧，固同以鐘繇、衛瓘、索靖為宗者也?！?1〕

《書學史》：

今再申而論之：南朝書法，源出王氏父子;北朝書法，源出崔悅、盧諶。然二王崔盧，固同出于鐘繇、衛瓘、索靖，實同一宗?！?2〕

由此觀之，無論是體例、取材還是書學觀念各方面，《書學史》受《書林藻鑒》的影響都是十分明顯的，將其稱為第一部系統的書學通史，恐言過其實。

四、二者的不同之處

《書林藻鑒》與《書學史》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對待帖學與碑學的態度不同，馬氏較為客觀，祝氏揚碑學而抑帖學;其二，對史料的剪裁不同;其三，《書學史》各朝序言不僅對書學源流進行論述，同時部分章節還對某些問題的前人研究成果進行簡單的梳理，這在歷代書法史著述中尚屬首次。

首先，二人對碑學與帖學的態度，體現在自南北朝以后各朝序言中。對于南北朝時期的書法，馬宗霍認為：“南北書法，既因地理歷史之各異而不同，則原各有獨到之處，固不可囿于唐宋主南之見，鄙北書為不足道;亦不可執南帖之偽者，遂誣此即南朝人書，以與北碑原石相較，而謂北高于南也?！薄?3〕馬氏在這里提到的南北書法，僅就南朝尺牘與北朝碑刻所言，認為各有其價值;而祝嘉則認為今傳南朝刻帖，面貌已非，“欲深究南朝之書學，仍必于碑刻中求也”〔24〕。他雖然沒有將尺牘與碑刻進行直接的比較，但顯然其更重視碑刻之價值。祝嘉還強調：“楷法至南北朝已登峰造極，不能再進。自隋以降，江河日下，漸入薄弱呆板之途，而不能自拔矣?！边@里為后文論述唐宋書學之衰落做了鋪墊。

唐代書法，馬宗霍認為：“唐代書家之盛，不減于晉?！薄?5〕他客觀分析了唐代書學的發展軌跡，列舉了各種字體的代表人物，如將唐代書法分為三期：初期上承東晉南朝書法，以學習右軍為主;中期以顏真卿的崛起為代表，使唐代書法具備了獨特面貌;元和以后，柳公權、沈傳師等專主瘦硬，雖不及唐中期之雄強，但仍具特色。而祝嘉雖然承認唐代書家眾多，但“古意已失，而且俗氣甚盛”，一言以蔽之：“書至于唐，雄厚之氣已失，江河日下，非天才學力所能挽回?！本唧w表現為“不復能推陳出新，止求整齊，有類算子”，當然這主要針對楷書而言，“行草尚有可觀”?！?6〕

元代書壇，以趙孟頫主盟。對趙氏的看法，馬、祝亦有不同。馬宗霍認為，趙孟頫出入晉唐，雖不及右軍魯公，但大體能繼承傳統，“不失舊物，差勝宋襄，未敢望桓文也”〔27〕。而祝嘉則認為：“趙宗晉者也，取二王糟粕，沿棗木之偽體，雖勞無功，多亦奚為？”〔28〕他貶低趙孟頫原因之一就是取法宋代以來的刻帖，這也可以看出他對刻帖的態度：宋代以來的刻帖并非古人真跡，價值不大，不值得取法。所以后來論述明代書學時提到，由于明代帖學大行，所以又是“江河日下，不足觀者矣”〔29〕。而馬宗霍則能客觀探究帖學的價值，“帖學大行，故明人類能行草，雖絕不知名者，亦有可觀。簡牘之美，幾越唐宋。唯妍美之極，易粘俗筆，可與入時，未可與議古”〔30〕。他既指出了刻帖對書法學習積極的一面，又提出了學習刻帖應當注意的問題，要避免因妍美而近俗。

總的來看，祝嘉對帖學持貶抑的態度，總是稱此種書法“江河日下不足觀”，認為北朝碑刻才是學習書法的不二法門，清代碑學勃興“一掃帖學纖弱衰頹之勢，大家輩出，追攀高古”，通過學習魏晉碑刻，“頗可窺見古人用筆之法，遂能大放光焰，而與唐賢頡頏，不復目有宋明矣”〔31〕。這作為祝氏自己的一種書學史觀，想要弘揚碑學，自然沒有問題。但作為一部書法史專著，以這種比較主觀，甚是有些偏激的觀念為主導，是頗不可取的。

修史之要求，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薄?2〕所謂“直筆”，即能夠“秉筆直書”“不虛美，不隱惡”之史德。章學誠《文史通義》云：“能具史實者，必知史德?！薄?3〕修史必須慎辨主觀與客觀，尊重客觀，不以主觀強加于客觀。又云：“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薄?4〕這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分清哪些是自己的主觀認識，哪些是客觀史識，盡量尊重客觀史實，不把自己的主觀認識摻雜其中。要有這樣一種態度，則雖不中不遠矣。二是看到史家對待歷史是非不能不動感情，因而特別提醒，要盡量使自己的感情符合事理，以理性來約束自己的感情，使主觀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觀。不然“違理以自用”，必然導致“似公而實逞于私，似天而實蔽于人，發文為辭，至于害義而違道”〔35〕。所以呂思勉先生在撰寫《白話本國史》時，其《序例》中提到時人新修史書的問題，其中一個便是“措辭的時候，隨意下筆，不但把自己主觀羼入，失掉古代史事的真相;甚至錯誤到全不可據”〔36〕。祝氏為宣揚碑學，以至將帖學貶低至一無是處，卻不見宋元明清數百年間，在帖學的影響下產生了多少書家，其中不乏開宗立派之大家;且清中期以后，雖然碑學興盛，然到清末民國時期，碑帖走向融合，如為《書學史》作序之于右任，即為碑帖融合之代表人物，何故祝氏視而不見？故帖學之價值，絕不能以祝氏“江河日下不足觀”一語概括。祝氏為一己之私，貶抑帖學，則其書便不能真正客觀反映書法史的本來面貌。

二書對于史料剪裁也有一些不同，不僅是數量多寡的問題。馬氏的原則是各家評說觀點不一，或褒或貶，則一仍其舊。而祝氏則選取自己認同的評語，不認同則摒棄不錄，欲通過史料的剪裁表達自己的書學觀念。比如對吳昌碩的書法，馬宗霍評價并不高，其自撰《霋岳樓筆談》云：“缶廬寫《石鼓》，以其畫梅之法為之，縱挺橫張，略無含蓄，村氣滿紙，篆法掃地盡矣?！薄?7〕但是也有學者是認可吳昌碩的書法的，如：

向燊云：“昌碩以鄧法寫《石鼓文》，變橫為縱，自成一派，他所書亦有奇氣，然不逮其篆書之工?！?/p>

符鑄云：“缶廬以《石鼓》得其名，其結體以左右上下參差取姿勢，可謂自出新意，前無古人。要其過人處，為用筆遒勁，氣息深厚。然效之輒病，亦如學清道人書，彼徒見其手顫，此則見其聳肩耳?！?/p>

對于不同觀點，馬氏均加以引用羅列，后世學者可據此綜合分析吳昌碩書法之水平及影響。而《書學史》中僅收錄馬宗霍《霋岳樓筆談》中的評語，從編纂史書的角度來看，此亦不及《書林藻鑒》之公允。

將梳理前人研究成果這項工作引入到書法史著作中是《書學史》的創見。比如《石鼓文》研究，他以問題為中心，詳細羅列了歷代學者主要觀點，首先是《石鼓文》之時代：

石鼓文，唐宋諸賢，皆以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歐陽修雖設三疑，然仍信昌黎之說，以為非史籀不能作。乃金人馬定國，嘗考石鼓文字畫，以為宇文周時物，顧亭林亦附和之。然此說最不可信，以唐賢去宇文周尚近，證據必多，未有不知者也。此外鄭樵《通志略》列入秦代，謂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定為秦文公時物;馬敘倫《石鼓文疏記》亦然;俱言之成理，持有之故。然《史記·十二諸侯表》，秦文公元年為周平王六年，平王之上為幽王，在位十一年，幽王之上即宣王，相距不過十七年。據郭沫若考證，作于秦襄公八年，襄公八年，平王元年也，相距更近。且先秦亦周世也，所異者，出于秦臣之筆，抑太史籀之筆耳?！?9〕

之后又對《石鼓文》著錄、技法等問題進行了梳理，可以說是書法史研究領域早期的研究綜述。此舉頗有益于學者。雖未成規模，然草創之功終不可沒。

綜上所述，《書學史》在編纂體例、取材、書法史觀等方面對《書林藻鑒》均有借鑒和吸收。但《書學史》整體表現出崇碑抑帖的書學觀念，對評價書家的各種觀點羅列也不夠全面，從史書編纂的角度來看不如《書林藻鑒》客觀。當然《書學史》也有其創新之處，即引入了章節體的著述方式，并首次在書法史著作中對某些問題的前人研究成果進行簡單的梳理，此舉具有開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