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形態與貴族話語

張晴悅

摘要：《詩經》中的戰車非主要承載情志與文化的載體，卻也具有關鍵少數的意義，如傳播《詩經》中文王之德與征夫之痛的禮樂之聲，傳遞夸耀功勛的貴族話語。戰車既記錄了由王朝禮樂到貴族意志的嬗變過程，也折射出不同階層對民族文明的根源性文化記憶，是西周文化的“傳聲器”。

關鍵詞：《詩經》戰車禮樂文明貴族話語

中國古代文學的地層中沉積著平民與士族、貴族文化激蕩與沖刷的痕跡，凝結著多元價值，其中敘述往昔、憑借生活敘事與多元圖示折射時代“大”歷史的《詩經》當屬主流價值之一?？缭綒v史長河，它又因為文明賡續、文化遞嬗、社會轉型以及價值流變等復雜背景，承載了符號所代表的多重文化、累積了不同人的生命體驗。其中有些極為特殊的符號，本身非文化載體，但是可以催生多重意義之間的互文及對話。

戰車正屬于《詩經》中極其特殊的，但是長期掩埋在其他名物中、被遮蔽的文化符號?！啊犊脊び洝吩疲骸杏菔仙咸?，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队洝酚衷疲骸室黄鞫ぞ垩烧哕嚍槎?。賈疏：‘一器者，車也……是一器工聚者，車為最多，多于余官，以周所上故也?！盿 是知周之車乘，世遠源長，見諸《尚書》等先秦典籍及西周銅器銘文中，與頻繁的戰事相呼應。與其說《詩經》中的戰車是個體生命的縮影或族群文明的載體，不如將其當作西周文化的“傳聲器”。因時因地的戰車傳遞著西周人的文化，可以由此窺見《詩經》中流露出的人文理想，探賾其中的精神價值，傾聽其傳遞的蘊藏著多層含義的“聲音”。

一、文王之德與征夫之痛：“戰車”中的禮樂形態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眀 歐陽修對“遭秦變古”（“三代而下”）之前“禮樂達于天下”中的“周禮達于天下”之論的判定贏得古今學者的認可?！爸芏Y達于天下”是不爭的事實，這不僅意指社會外層典章制度、政治體制、行為規范的“禮樂”配套，同時也影射內部鑄成了精神觀和價值觀的源代碼，并外顯于文字——《詩經》，尤以其中“文王之德”與“征夫之痛”的戰車記述為線，顯著于西周早中時期戰爭詩篇中。

（一）文王之德

《詩經·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泵珎鳎骸把笱?，廣也?；突?，明也……言上周下殷也?！编嵐{：“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整?！眂 此處的戰車為“檀車”，可以理解為用檀木制成的戰車。值得注意的是，古人乘車是需要嚴格遵守一定的典章制度的，《詩經·大雅·韓奕》記載明晰：“載見辟王，曰求厥章?！贝颂幍摹罢隆本椭杠?、服典章制度，在此種背景下，不難推測乘“檀車”者的尊貴地位，而縱觀全詩所指亦可知判斷正確?！吨芏Y·春官·車仆》：“車仆，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蘋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边@里把戰車分為戎路、廣車、闕車、蘋車、輕車五種?！对娊洝ご笱拧せ室印罚骸耙誀栥^援。與爾臨沖，以伐崇墉?！泵珎鳎骸般^，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沖，沖車也?！编嵥加菡J為此處的臨車、沖車，其為戎車（兵車）無疑。張連舉更是進一步指出，沖車為戰車中的輕車。

此處的兵車有一個共同點：皆非各自詩的“主角”，甚至非主要的“配角”，用“龍套”來為其定位可能更為準確。不僅如此，在上述詩中，如戰車一類的主要裝備、武器，乃至戰爭本身都如同一個羞答答的姑娘，僅僅快速且匆忙地露了一面，便著急地退出了“舞臺”。這就引發后世追問：為何戰車由應然的“發聲者”變成實然的“傳聲者”？戰車又傳遞出怎樣的“聲音”呢？

《毛詩序》說：“《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庇盅裕骸啊痘室印?，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敝毖詢墒自娖灾荚诟桧炍耐踔?。一方面再現歷史過程：“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大雅·大明》），“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大雅·皇矣》）。一方面則是宣示克商、周家建立的“天命”：“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大雅·大明》），“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大雅·皇矣》）。在屬于“再現”的方面，難免有暴力殺伐的內容的展現，例如討密、伐崇的過程，“執訊連連，攸馘安安”的動作，還有可以想象的伴隨著征伐混戰的觸目驚心的血腥與暴力。然而，這方面的內容，亦即暴力殺伐的描寫，在整個詩篇中，是要盡力加以限制和消除的內涵。這就是“歌以發德”的詩篇竭盡氣力意圖到達的最終目的地?？松探ㄖ苄枰邢嘟优c戰車飛馳，然而暴力與殺伐絕對不是此篇稱贊文王之詩最終要宣示的主張，高歌文王之德之意已然在“大武樂章”中透徹展現，用《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的楚莊王對“大武樂章”“止戈為武”的主旨概括十分貼切。偃武修文、高揚文治主張，《大雅·大明》《大雅·皇矣》正是將以武力奪取的勝利結果克殷建周歸之于“天命”，戰車象征的暴力與戰爭的目的只為達成“求”“天下”之“定”，這是蜿蜒在文本深處的一條文化意識之根：在天命的光耀下，不得已的暴力殺伐只是“求定”的手段，是在華夏推行“懿德”政治的過渡措施，最終要消除不義、護佑海隅蒼生。如此戰車在戰爭詩中淪為“注腳”也不難理解。

“天立厥配”的周文王、周人，成為“配命”者的唯一條件，就是要對萬民好。他們秉承“懿德”的精神在“天命”與“民心”之間建立聯系，通過“立德”獲取“民心”以得到“天命”的佑助，此時為“征夫之痛”“發聲”的戰車又一次發出吶喊。

（二）征夫之痛

此時周人視角中的戰車出現價值分野?！洞笱拧ご竺鳌贰洞笱拧せ室印愤@一作品序列，以其政治理想、生命理想、藝術觀念把戰車釀成一種周文王最高統治者類的文化價值。戰車傳遞出的聲音被修改，在早年治國理政狀態的理想化想象之上，還疊加著他們對其所屬族類“配命”文明淵源的懷想和向往?！缎⊙拧げ赊薄贰夺亠L·東山》一類的作品，則投射了屬于普通民眾之聲，毋寧說戰車是上層建筑的標識，在他們的生命體驗里，戰車是個體生存之痛的“揚聲器”。

《詩經·小雅·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庇帧榜{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鄭箋：“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薄墩f文解字》注：“兵，械也。從開持斤，并力之貌?！卑矗骸氨?，像兩手持斤。械，則像兩手持戈與木，均戎器也。兵車，則以車載戎器以戰也?！睋藙t戎車為兵車，并且該詩的“主人公”是《詩經》理想人格的典范：君子?！熬右浴顑x而生‘令德，又以‘令德生‘威儀，并構成古代中國禮樂制度的互動制衡關系?！眃 君子以禮樂來約束和規范自己的言行舉止，“君子之車”亦是該理念的產物。那么，戰車在這里寄寓著西周禮樂文明怎樣的“聲音”呢？《詩經·豳風·東山》：“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比娛鲂缫蹡|山、三年而歸之況，此處的“車”自系戎車無疑，楊文勝指出征夫白天駕著這種車，晚上可蜷縮成一團于車下，此時駕車者并非上層貴族、亦非君子，而是普通的士卒，關注此類的人的生存困境與精神迷陣，又可聆聽到戰車發出怎樣的“聲音”呢？

此類的戰車雖然也和上述戰車有一共同點，即戰車非文化的載體，非刻意選擇出的蘊含寫作者獨特情感的意象、承載獨特審美的文化形象，但是作為傳播“征夫之痛”的媒介，此時的戰車也可以憑借其分量站上與“文王之德”共生互補的席次。朱熹《詩集傳》評《小雅·采薇》：“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這與《毛詩序》“《采薇》，遣戍役也”觀點相契，表明這是一首出征典禮上的樂歌。方玉潤《詩經原始》評《豳風·東山》直言：“此周公東征凱還以勞歸士之詩?！缎⌒颉返^‘東征，則與詩情不符?！洞笮颉酚种^士大夫美周公而作，尤謬。詩中所述，皆歸士與其室家互相思念，及歸而得遂其生還之詞，無所謂美也?！边@里的戰車雖種類不同，主旨釋意存疑，但是其皆表示一些與上文迥乎不同的情感傾向與創作視角。其一，久別故里之慨與思鄉之切?！拔覗|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豳風·東山》），“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小雅·采薇》）。其二，對戰爭的厭惡?！拔裔迻|山，慆慆不歸”（《豳風·東山》），“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啟居，獫狁之故”“憂心孔疚，我行不來”“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小雅·采薇》）。其三，如果說《大雅·大明》《大雅·皇矣》是戰爭的旁觀者，那么《小雅·采薇》《豳風·東山》就是戰爭的親歷者，正如數次重復的“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與“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豳風·東山》），“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戰車乃至戰爭在詩篇中呈現“隱退”的趨勢，他們是為人所厭惡、苦悶但是又鐫刻于精神圖景的一部分。這與歌頌文王之德不同，其著眼點和落腳點不是傳播立功受獎的貴族之音，而是在西周的文化場域里，集中展示了參戰者“況瘁”的內心世界，讓普通民眾的戰爭情感的聲音在王朝儀式中回蕩。面對戰火兵燹的憂傷、苦悶成為整個參戰團體的情感底色，統治者也不刻意回避戰爭給社會帶來的災難和人們心靈的創傷，將其放諸典禮儀式上，使自然醞釀成濃烈的悲哀情緒彌漫于詩篇之中，彰顯了“西周較早時期戰爭詩篇的‘禮樂立場”，即“立意撫慰那些深受戰爭之苦的廣大士卒”“撫平其精神創傷”e 的征夫之痛。

二、夸耀功勛：戰車中的貴族話語

《左傳·成公十六年》：“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庇涊d王朝戰爭依靠“王族”，即享有封建權益的貴族，出土的《禹鼎》的銘文也證實了這一點?？梢娢髦芡跏以趹馉幹行枰蕾囍T侯貴族，甚至戰爭的關鍵就在貴族之中。在周朝統治者沉浸于“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的既定“天命”之中的時候，王朝的盛世正悄然淡去。昭穆時代以后，國勢已不如從前，而西周末期，厲王、幽王的亂禮伐德，讓貴族與王朝的裂縫不斷擴大。同時，《多友鼎》《國語·周語上》《國語·晉語八》與上舉金文《禹鼎》所載高度吻合，可以揭橥西周初期就已經埋下的封建君臣關系相對獨立的影子，在后期隨貴族階級日益壯大而鳩占鵲巢，徹底侵占了王朝禮樂的領地，使《詩經》充溢著夸耀功勛的貴族話語。

《詩經·小雅·采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薄叭周噯畣?，啴啴焞焞，如霆如雷?！薄奥奋囉袏]，簟茀魚服?！薄吨芏Y·春官·仆人》所載的“五戎”之首便是“戎路”，鄭玄注：“戎路，王在軍中所乘也?！笨芍致吩谧铋_始是王之所屬，但此詩中乘坐戎車的是方叔，而非周王?；氐蕉Y制規范至嚴苛的周王朝時期，典章制度警示不能將此處簡單地劃至歷史的偶然或自然趨勢方面，而是應敏銳注視到其中權力的興替與更迭?！缎⊙拧ち隆罚骸霸质烦??！甭勔欢唷讹L詩類鈔》記載：“兵車在前者曰元戎，將帥所乘?！彪S后亦有《左傳·莊公九年》記載乾時之戰魯師敗，“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貴族意志已然初露。再細膩觀察戰車的形式，行軍作戰時，沖鋒陷陣的第一線是馬車，緊跟其后的是步兵，兩者一般同時出現。則“其車三千”并不僅僅是約有戰馬一萬兩千匹，還有近二十三萬的士兵，不可不謂萬軍萬馬，氣勢如虹。詩歌宏觀探賾了此次車馬之況，接下來將目光聚焦于較為微觀的主將的車馬（“路車有奭”，路車，即戎車，主將所乘）。該車裝飾考究，華美精良。奭，赤貌?！案Z茀”，蒙在車蓋上的竹席，即《孔疏》所說：“其車以方文竹肇之席為之蔽飾?！薄凹s軧錯衡”，《商頌·烈祖》：“約軧錯衡，八鸞鸧鸧?！编嵐{：“約軧，轂飾也?！币灿袑W者f 認為“軧”是用來纏束以便加固的皮革?！板e衡”根據《釋名》《禮書》可理解為衡上雕刻的紋飾?！鞍他[玱玱”，鸞是安置在馬銜鐵兩旁的鈴，四馬共八只。詩人以精細的眼光，寥寥數語，刻畫出了主將之車的華貴精美。戰車與戰馬一般成對出現，詩篇中夸耀戰車的同時亦不忘夸贊戰馬“四騏翼翼”“鉤膺鞗革”?！耙硪怼?，馬高大強壯貌?！般^膺”，《毛傳》：“樊纓也?！狈?，指系在馬胸前的大帶纓，指大帶上的瓔珞?！办浉铩敝格R籠頭首端的佩飾。詩歌還著重描寫了戰鼓（“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與軍旗（“旂旐央央”），極盡夸耀之詞，以名物的鋪敘再現了一幅萬馬飛馳、戰旗颯颯，征夫齊進、鼓聲雷動的宏闊戰爭畫面。詩篇雖然一開始就“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看似聲勢浩大，然根據全詩記載并未有明確的大規模的沖突。方叔的前來，詩篇也直接點名，是“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即對人們進行武力的威懾以宣揚政治權力，“頗帶有虛張聲勢的色彩”g 。這里的“戰車”與前文的“戰車”相比，看似篇幅有所增加，地位有所提升，但是此種反差可以撥開詩篇表層名物堆砌的迷霧，高調渲染王朝軍隊戰車、戰馬、兵器等繁飾僅為途徑，最終目的是彰顯貴族方叔在戰場上的英勇無敵，炫耀貴族功勛。與其相反的是民眾的死亡痛苦與生命呼號被刻意忽視并掩蓋在貴族功績的光暈中，彰顯了貴族話語對早期詩篇中禮樂屬性的顛覆性叛逆。

《詩經·小雅·黍苗》記載的同樣是一位貴族召伯姬虎率眾南行，詩中是這樣描寫行軍行列的：“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薄拔彝轿矣?，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痹娭型ㄟ^對“我徒我御”“我車我?！薄拔胰挝逸偂比N車輛的不同描述，反復強調召伯凱旋的功績，先表歸鄉之喜，繼而大力稱贊召伯帶領的軍隊整齊劃一，高歌召伯之豐功偉績，然而這也不能改變詩篇“有征無戰”的特點。戰車的屬性在這里也沒有本質性的變化，仍然是虛夸軍隊的強大與所向披靡，憑借反襯、正襯等多種形式吹噓貴族的功業的“傳聲器”。

《小雅·黍苗》與《小雅·采芑》中“戰車”這一傳聲器與前者有何不同呢？這里采用的是典型的貴族視角，體現的是典型的貴族趣味，禮樂的色彩已經很淡了。其一，周王的隱退。通篇描述召伯之能，周王僅僅在最后“王心則寧”出場。其二，戰士的消失。戰士在這里僅僅是贊美召伯的工具，“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連他們傳遞自身文化記憶的“歸鄉”，也隱藏在召伯功績的陰影里，反之，對“召伯成之”“召伯有成”“召伯勞之”的高調贊美成為詩歌的主要內容。其三，儀式的淡化。理論上王朝征戰結束應有相應的典禮，然而詩篇卻并無這方面的內容，與之類似的還有《小雅·六月》《小雅·江漢》《大雅·常武》等。不容忽視的是，顯耀兵力、夸炫功績的背后隱藏著節節敗退的現實，晚期器銘《禹鼎》可為佐證。詩篇中王師戰無不勝的語句與其說是對現實的真實描摹，不如說是文學化的勇猛。如此，詩篇不僅夸大兵力與功績，而且遮蔽現實。對戰事的大肆渲染乃至激昂慷慨的詩篇中，戰車“傳聲筒”的功能仍在發揮作用，但是傳遞出的是由王朝安撫社會的禮樂之聲嬗變為貴族意趣之聲。

三、結語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將意與象結合，并將其列為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意象于文之重要性可見一斑。那么，那些并不主要起承載情感、充當審美對象作用的名物便毫無意義嗎？就可以理所應當對這些僅扮演“龍套”的陪襯之“物”視若無睹嗎？不是?！对娊洝分械膽疖嚲褪沁@一類被忽視、低估之物。不可否定也無須否定“戰車”的“發聲”功能的確不如花、鳥、獸等動植物強大，但是其“傳聲”的功能卻不能被無視，它們在各個詩篇中穿梭，流淌在不同時空、不同文明、不同思想的文字中，傳播禮樂之聲、傳遞貴族之音。

a 鄭思虞：《〈毛詩〉車乘考》，《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2期，第95頁。

b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07頁。

c? 阮元?？蹋骸妒涀⑹瑁ǜ叫？庇洠?，中華書局1980年版。（下同，故不再另引）

d 石群勇：《〈詩經〉君子觀探析》，《船山學刊》2010年第2期，第78頁。

e 李山：《〈詩經〉文學的宣王時代》，《文學遺產》2020年第5期，第15頁。

f 王瑩：《淺論〈詩經〉中的“車”》，《漢語史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第410頁。

g 李山：《禮樂大權旁落與“采詩觀風”的高漲——“王官采詩”說再探討》，《社會科學家》2014年第12期，第1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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