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內轉”的烏托邦

摘要：格非作為極具現實關懷的作家，他關注一直存留于人們想象空間的烏托邦，極盡描繪其美好，營造患得患失的夢境，又殘忍地將具有烏托邦象征義的花家舍毀滅給讀者看，用微弱的筆尖為我們寫一首時代的挽歌，借此呼吁完全平等自由的良性社會的建立。烏托邦是一個騙局，但它是最終的理想地。在現實層面的烏托邦理想走向末路，作者開始關注普通人的精神危機，并為他們提供另一條有效的解決途徑，即退守內心，經營自己的精神園地，關注內在的生命體驗，在靈魂深處汲取生命力，找尋個人獨特的人生意義。本文依循失落——迷?！耸氐木€索展開論述，呈現烏托邦的多重闡釋，揭示格非在小說中構造精神烏托邦的心路歷程。

關鍵詞：《江南三部曲》烏托邦精神園地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開篇便以普濟和花家舍為支點，為我們描繪了一幅超凡脫俗的世外桃源圖。但隨著三部曲的深入，自托馬斯·莫爾《烏托邦》開創的烏托邦小說創作傳統逐漸被作者毀棄，不堪的、隱秘的現實暴露無遺。

我們不禁思考，這一轉變的用意何在？是否僅停留于反烏托邦敘事？文本的深層內涵為何？魯迅曾言，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縱觀全書，格非亦是將烏托邦的夢境打破，那些停留在作者記憶中的真實——無論是人生的充滿戲劇性的現實，還是難以變更的人性——都以令人扼腕的嘆息告終。因而有學者認為三部曲的歷史敘事是悲觀乃至絕望的抒情，但悲觀與絕望并非作者對人物命運的最終判定，格非在作品中以一種形而上層面的救贖途徑賦予人物以光明的未來。這種救贖不再是依靠外界的拯救，而是試圖倚仗人的精神力量達成內部和解，只不過這一過程漫長而又煎熬。

一、失落的烏托邦

德國學者曼海姆在分析烏托邦與意識形態的關系時提到，二者的區分標準在于能否實現階級目標，永不能實現的便是所謂的烏托邦，那些代表統治階層的社會秩序與思想體系的關系結構則叫作意識形態，其基礎更為穩固不易動搖。上升階級的烏托邦常常浸透著意識形態因素，二者的矛盾關系表現在一旦新社會秩序實現，烏托邦便有向意識形態進行轉化的趨勢。從這一層面來說，烏托邦始終是未完成式的，是相對的。

花家舍可以說是遵循烏托邦與意識形態的轉化關系模式在發展變化。在格非筆下，它原本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它的發展可以說是百年中國歷史進程的映射。

從外部因素來看，在外界因素滲透、商業利益入侵的情況下，它與世無爭、鄰里和睦、安居樂業的“江湖烏托邦”性質消解，昔日的淳樸自然遠去?！吧鐣眲∽兏锖蜌v史快步發展總是將烏托邦想象作為動力的，但實現了的變革和發展又總是以烏托邦的拋棄為代價?！盿 譚端午在當地的一場演出中意識到，曾經為革命獻出青春熱血的英雄人物，最后只能成為舞臺上供人一笑的噱頭。

人物的精神性品格遭遇解構，庸俗籠罩舞臺，低級趣味鼎盛。無論社會如何發展，欲望從不缺席。在物質利益的碾壓下，人們純粹的面孔早已蕩然無存。個體生命向外張揚獲取物質文明快感的同時，精神世界落寞空虛。為了排遣寂寞，這代人解放心靈、追求自由的最佳方式便是肆意放縱欲望，看似怒放的生命實則蛀滿蟲眼。從其自身內部演變來看，花家舍將烏托邦理想發揮到極致，水滿則溢，過猶不及，成為代表少數人利益的101集團的意志體現。

《江南三部曲》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描繪出一幅烏托邦由幻想走向破滅的現實圖景?！啊洞罕M江南》不是烏托邦小說，而是為烏托邦預作悼亡的小說”b，王德威如是說。譚端午常讀的那本《新五代史》是一部衰世之書，其作者歐陽修借編撰史書力圖重返醇正，他在書中對五代亂世生發的議論之辭寄予了自身深切的憤慨。自古以來對蕓蕓眾生命運的關注和現實關懷的文人情操依舊在作家格非的精神血脈中涌動。歐陽修的一聲“嗚呼”也是作者為物欲橫流、道德淪喪時代發出的長嘆，與《新五代史》構成鏡像關系的《春盡江南》可以說是格非作為知識分子“明是非、正人心、淳風俗”情懷的一次書寫。

《春盡江南》指向的只是烏托邦的結局，破滅的預示在《人面桃花》《山河入夢》中早已浮現朦朧的暗影。陸秀米在“世外桃源”花家舍親歷了為爭權奪利而互相殘害，為力求自保而產生無端猜忌與試探，極大地傷害顛覆了讀者對烏托邦的幻想。譚功達初入花家舍看到的便是一條通向山頂高大煙囪的風雨長廊。從隱喻的角度看，“風雨長廊”代表著“大庇天下寒士”的烏托邦，而它通往的煙囪則是公社的殯儀館，預示著烏托邦的結局是滅亡?；疑峁芾碚吖鶑哪晔种械哪潜尽短旆揭棺T》早已說明建立完滿的烏托邦僅是“天方夜譚”，是“沙上筑城”。他甚至道出人性的基本原則，即好奇心的原則，它同欲望一樣永遠不會饜足，也無從約束。郭從年從上帝視角向我們揭開了烏托邦虛幻的面紗，只要人性尚未泯滅，“烏托邦”就是一句空談，這就再次指向“烏托邦”的窮途末路。

“烏托邦”敘事由此為“惡托邦”書寫所替代。但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并未細致深入刻畫個人的心理活動，作者大多數筆墨只是停留在外部環境的營造，渲染出一種緊張的氛圍，仿佛是以此筆法構成對隱私暴露無遺時代的無聲控訴。

小說引發的另一思考是真正的“烏托邦”是否就是完美的？抑或怎樣的社會才能稱之為完美？花家舍作為社會的縮影，其外在表現形式的確符合烏托邦的完美構想，但這種完美既然受到人性的阻撓，那么就只能施以不完美的運作機制達成。這其中人性更為豐富飽滿的一面展現出來，人物形象漂浮的失真感逐漸沉淀，這是否可以說明不完美也是對完美的一種變相的成就？作者沒有給出答案，也許我們苦苦追尋的“烏托邦”并不在于對丑惡的強烈拒斥，而更多的是對不完美因素的合理包容與轉化。

歷史推動著個人前進，個人被歷史洪流裹挾。同地緣關系上的花家舍一樣，個人原本相對獨立自足的精神空間一旦受到外界影響，原生態的保護外殼剝落，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從而精神危機乍現。但另一方面，出于追求完滿，打破封閉的需要，與外界溝通必不可少，于是一邊渴望著獨立和保留，一邊又等待著理解與拯救。

二、“迷失的羔羊”

格非在一次訪談中提到：“小說提供的歷史恰恰是被正史所忽略的，作家敏感到的，一個更加豐富的背景當中的個人的歷史，這是歷史學家不會關注的?！眂 作家關注歷史現實在個體精神上的反映，在他看來，社會現實只是真實的一個部分，而這背后隱藏著更深更大的背景，即人性?；疑峋用裨浛此朴兄叨鹊淖杂珊瓦x擇權，道德感和集體榮譽感至上；但101集團統治力量支配下的個人主體性喪失，能動性薄弱，作者刻意隱去人物獨特的內心活動，意在揭示外部力量對人的個性的壓抑。在服裝和動作整齊劃一的外在表現下，花家舍居民缺少個人獨特的內在生命體驗，關注點停留在他人而非自我身上。作家可以在如此宏觀的時代主題下發掘個人的發展軌跡和心路歷程，關注蕓蕓眾生的命運，這種書寫本身就是對個體生命的尊重。

縱觀全書，陸秀米、譚功達以及譚端午三代人之間除了血緣羈絆，幾乎無一交集，代際關系零落。精神譜系的斷裂導致個體內在的支撐性力量缺失，只能在迎合外在價值的過程中試圖摸索沉穩的道德觀念和堅實的精神支柱?！八麄兊淖非蠛蛡鹘y知識分子‘光宗耀祖或‘致君堯舜的理想不同，都在有意從各自角度將生命價值匯入關于國家、民族或自我的現代性敘事?！眃 對自我感受的忘卻催生出義無反顧的勇氣，以摧枯拉朽之勢展開宏圖大業。面對無法把控的外在環境，人們束手無策，一方面意識到革命行動勢必夭折，一方面又不甘心就此罷手。烏托邦幻想的破滅，催逼著人們陷入精神困境。矛盾、糾結、無助，他們有視死如歸的前景，卻沒有安身立命的退路，但局勢又逼迫著收手，突然的松弛讓靈魂墮入空虛，精神被茫然吞噬，成為新的“迷惘的一代”。

究其緣由，環境的強力對脆弱生命的摧毀是巨大的，尤其是施加于毫無招架之力的女性身上的罪惡更是難以計量?！度嗣嫣一ā分械年懶忝自馐苤行詿o情的凌辱，在那個宛如夢境的年紀，稚嫩而又朦朧的個體意識無法提供解脫途徑，只能向外界求助?？杉彝サ膾仐?、親情的淡漠讓她封閉內心，在環境的摧殘下，憑借一己之力在亂世當中摸爬滾打。這種無助化為激進變革的動力，通過大修學堂、練兵習武等方式達到對尊嚴喪失的遺忘，自我蒙蔽式的成長建立在內心的與世隔絕之上。個體內在的生命體驗一片空白，成為精神上迷失的羔羊。擁有相似經歷的姚佩佩遭朋友出賣，遇強權欺凌之后，將茶杯底托用力擲向金玉。這一投擲行動客觀上也是向壓制女性囚籠的有力對抗。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又無外力相助，只能通過流亡逃脫現實絕境。她在寫給譚功達的信中透露出個人的迷茫和對死亡的恐懼，信中深切的自我解剖也反映了其意志力的薄弱，因而時間的流逝只會加劇毫無信念的逃竄，支撐她繼續流亡的動力成為流亡本身，或者說走向死亡。這種流亡一定程度上也是精神流亡的表征，而不加挽救的精神流亡最終導向的則是靈魂空洞化，人變得懈怠，成為一具行尸走肉。姚佩佩在與外界的周旋中被迫忽略了精神需求，內心世界愈加混亂，最終在靈魂放逐中走向生命盡頭，孤獨地面臨死亡。綠珠只能通過撕心裂肺的嘶吼與仇恨宣泄不滿，李秀蓉改名換姓從此迎合時代潮流而上。這些原本純潔無瑕、稚氣未脫的女子都在以絕望的方式找尋自我救贖的途徑，絕望深處卻空無一物。所愛之人與她們的靈魂遠隔山海，因而被忽視、被拋棄、被置之不理。莫言認為，譚功達就是現實的賈寶玉，但這種存在對于女性來說毫無意義?！八币约啊八麄儭睆膩頍o法承擔起拯救者的重任，充當的只是女性命運的參與者和旁觀者，甚至摧毀者的角色。

格非在女性身上投注的熱情絕非閑來之筆，作者意圖不在建功立業以改變現實環境，而是承擔社會“顯微鏡”這一角色觀察個體生存境遇，因而受到侵害的那一部分群體為作者所看重。但這是否意味著男性命運相較而言更為平順呢？格非的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平等才是這部書的底色。人生經歷更為豐富的譚功達輾轉于政界多年，積極投入普濟水庫的修建中，一開始便以正面人物形象立于讀者眼前。對理想的追求銷蝕了他捕捉愛情的敏銳，在感情方面笨拙遲鈍又猶疑不定。譚功達眼中的女子清澈透明，他欣賞著她們的美妙，回應的也只有哀傷低回的目光。讓人不禁疑惑，這樣一個“癡呆”的男性何以吸引姚佩佩、白小嫻等女子的傾慕？他存活下去的唯一動力便是改革，而他的人生目標也只有變革，對于政策的貫徹執行，對于上級的嚴格聽命使得這個人物形象從一開始就模糊不清，像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被看不見的手操縱著命運。這種精神世界的缺失同“一戰”后以海明威為代表的深受精神創傷，繼而陷入彷徨苦悶的狀態有異曲同工之處。尤其是他的兒子譚端午身上病態的知識分子的清高，對世事抱以聽之任之的態度，人生理想的若有似無，投射出歐美青年一代精神悲劇的影子。他們都通過躲進自己狹小天地的方式排遣抑郁，反復掙扎尋找突破口，精神上陷入極大的痛苦。時代施加在個人身上的無形的枷鎖，讓原本脆弱的生命不堪重負。但這種精神危機未必不是一種幸運，它促使人們重視個人價值，竭力思考與解決人生形而上層面的問題，緩和內心沖突，而不是將目光停留在短淺的現實層面。

現實烏托邦的失落導致生存于此間的個人難逃厄運，格非直面人類的脆弱本質和精神渙散的局面，在批判中又有所收斂，恩威并施，人物在失去中也有所得。同時人為賦予明確的價值判斷，對惡的零容忍促使作者采用“惡人終有惡報”的古典敘事模式，這對于小說中的受害者來說是莫大的慰藉和關懷。作者的客觀之處在于，他并未將人物命運僅僅歸結于外部環境，內心的空虛、放縱或者墮落，即精神史層面的發展也是他關注的重點。因而何以解決“迷失的羔羊”的困境成為作者在文本中思考的關鍵問題。

三、精神烏托邦的建立

《江南三部曲》的敘事囊括了從清末民初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再到20世紀80年代末等豐富的時代背景。面對如此浩瀚的歷史長河，作家在小說中意在表現什么，成為值得思考的問題。格非曾經說過：“小說家介入歷史，更重視個體生命以及記憶的復雜內容，他沒有任何理由僅僅出于某種政治、時尚或道德的約束對這種內容進行簡約?！眅 感覺和經驗成為他原初的創作動因，而通過文本將其呈現在讀者眼前則印證了作家的獨創性思維和個性化寫作。也許個體生命及記憶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其中融匯的作者個人的哲學思索和神秘性寫作無疑提供了一條應對庸常生活的路徑。

細觀之，無論是轟轟烈烈參與革命抑或堅決反抗命運的安排，人物總在其特定的位置扮演著叛逆者的角色，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不甘也是反叛的證明。他們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甚至妄想成為他人生活的主宰，將轟動效應發揮到最大，似乎天翻地覆方能罷手，因而初讀文本會覺得眾聲喧嘩。但歷史的車輪不會因個人的落幕而停止滾動，在個體完成了人生使命后，歷史需要新的一代接替重任。繼而陸秀米、譚功達和譚端午等三代人在歷史洪流中交替更迭，通過血脈相傳的革命精神見證著曾經的存在。隨著人物命運的發展，作者的敘事筆調趨于溫和，激烈轉為安靜至極。陸秀米被捕，水庫傾覆，詩人夢破碎，反抗化為泡影，喧嘩歸于死寂。值得注意的是，這片死寂并非意味著人物承認被打敗，而是聲音的轉移——“向內轉”。如果說之前是向外界呼求前進的方向，那么在夢想破滅后，他們開始回歸內心，與自我對話，構建內心的家園和歸宿，不干預也不改變他人的決定。這樣突如其來的回歸有點類似周作人在亂世中精心打理“自己的園地”，以便安放疲憊的靈魂，也與梭羅獨自生活在“瓦爾登湖”相仿，他們全心全意過好自己的生活，忍受了孤獨落寞后，找尋到自我的聲音，個體獨立性增強。

從陸秀米、龐家玉等人的遭際可以看出，現實讓脆弱的個體生命蒙上羞恥，而人性尚未泯滅的良知和強烈的個體尊嚴感驅使她們通過自己微薄的力量完成自我。革命失敗后，陸秀米鋃鐺入獄，當她回到昔日的閣樓，對外界“失語”，筑起內心堅實的“閣樓”，實現了靜穆的高貴。如果說陸秀米一開始處于無意識的狀態下被卷入歷史洪流，那么龐家玉則是主動迎合世俗利益關系，出賣肉身，不愿被時代拋卻，力爭上游，在律師界如魚得水。但面對丈夫和兒子在情感上的日漸疏離，她意識到以往追求的無意義，只身一人前往西藏，找尋生命的意義。在去往圣地的旅途中，她清醒地認識到渺小個人終將被時代遺忘，外在的聲名顯赫遠不及精神城堡持久穩固，源源不斷的生命力量只能通過向內汲取，因而選擇獨自一人坦然面對生命的終結。即使最終也未能抵達西藏，心有不甘，但旅途帶給她的思想變化遠比抵達更多。她們在思想的國度、虔誠的信仰中回歸平和，無論反抗抑或迎合都是個體倔強存在的證明。

如果說以上只是女子的淺吟低唱，那么像譚端午這類本該混跡于上層社會的男性知識分子，則采取更加決絕的態度，不問世事，退守內心。在妻子眼中，他“正在一點點爛掉”，成為“社會的絕緣體，百無一用”。殊不知，自風暴之后，他們早已清醒地聽見時代殘云下的雷鳴，與之對抗只能粉身碎骨，雖心存不甘仍退避三舍。格非在敘述此段歷史時有所屏蔽，采用曲筆回環往復，從個人的感受出發隱約透露出些許時代病癥?！八麄兊膽n傷、失望、思慮、不落地、內心暗夜是小說中寬廣的視域，也是與時代危機、物欲橫流相適應的消極抵抗方式和內心烏托邦（園地）?！眆 這種疏離于時代的局外人的身份和隔岸觀火的心態給人物的深沉思索提供了便利。南帆提到，“局外人的視點也可能回避了深刻的內心矛盾乃至精神分裂，例如，不得不違心地從事一些自己所不愿意承擔——甚至是所反對——的工作”g，在筆者看來，譚端午并未回避，相反，他在正視自己的病態。跟著古典音樂舒緩的節奏，他想象著古爾德彈著琴，“病態的哼唱”的場景，也只有內心平和的人才會有如此閑情逸致，迅速進入音樂營造的氛圍。這種病態已經被他所消化與接納，并在荒蕪的內心開辟出“自己的園地”，音樂在其中給了他莫大的共鳴。同時對于妻子的背叛再也不能裝作熟視無睹，終于在忍無可忍中爆發，這是一次暢意的宣泄，也是化解內心矛盾的重要途徑?？此剖ダ碇堑男沟桌飬s讓人物麻木的形象復活，重視自身感受，釋放本真自我。妻子的離去喚醒了他心中沉睡的愛意，在焦急尋找妻子的過程中，人物的精神世界變得豐滿，不再渾渾噩噩度日，生活的交響曲徐徐吹響。

原本迷惘的一代，無論男女，似乎在精神上找尋到歸屬，小說最后提出只有簡單樸素的心靈才合乎道德，成為精神烏托邦建立的一句宣言。這一切完滿的結局歸功于人物的自我審視和反思，他們永不止息地尋找合理又舒適的生活方式，在一次次調整人生航向的過程中摸索出一條精神回歸之路。即便落入平凡，也自得其樂。心靈漂泊的疲憊過后才能發現安寧的珍貴。因而與生命達成和解，必須歷經失落和迷途，整本書的發展脈絡可以看作一場精神的歷練，作者的喧嘩轉向內斂的筆調也是心境由青春躁動轉向成熟平和的印證。小說結尾譚端午的那首《睡蓮》詩中將呼吸的重量等同于世界，悲觀早已洗刷，剩下希望的種子萌芽。我們還活著，這就是生命全部的意義。

四、結語

格非認為失敗者能承擔起反思的重任。作為普通人不僅可以思索社會歷史發展等宏大主題，還應當重視人生意義的探尋。恰恰是這些在理想道路、奮斗旅途中的失敗者會從批判的視角反觀社會和生活，他們不再企圖依賴外界的是非標準評判以及自身得失，每個人心目中的烏托邦也大同小異，而精神烏托邦則是人們用以掙脫塵網的心靈凈土，那一片土地除了自己無人可以抵達，因而也保證其不受干擾和侵害。精神家園是我們砥礪前行中唯一的退路。作為小說的主題之一，精神烏托邦的提出也體現了作家成熟的心智和現實關懷的熱情，他竭力為讀者提供一條應對世俗的出路。全書籠罩在悲觀的筆調下，卻暗藏著冷靜而希望的微光，這種冷靜是作者深思熟慮的結果，絕非空想的烏托邦。不僅是作品中的人物在反思，作家也試圖通過整本書達到對時代與個人生存境遇的反思。小說從“希望—絕望—希望”的否定之否定的視角向我們展現烏托邦的重生，烏托邦不再作為一種政治推手，而是人類自身需求的產物。它由單一的社會屬性轉向豐富的自然屬性，由政治功用恢復至存在價值思考，這是烏托邦自身的內部革命，因而產生更多的可能性和生發空間。在格非筆下，烏托邦不再是寄托于時代軀殼上的虛無縹緲的幻影，它可以存在而且穩固堅定地駐守內心。

a 周景雷：《文學與溫暖的對話》，春風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頁。

b 王德威：《烏托邦里的荒原——格非〈春盡江南〉》，《讀書》2013年第7期，第45—51頁。

c 格非、于若冰：《關于〈人面桃花〉的訪談》，《作家》2005年第8期，第91—104、122頁。

d 姚曉雷、張清媛：《知識分子“時代病”患者及其精神游弋——以格非“江南三部曲”主人公形象書寫為例》，《當代文壇》2019年第6期，第70—75頁。

e 格非：《塞壬的歌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頁。

f 項靜：《“島嶼”：從先鋒裝置到江南時空體——格非論》，《當代文壇》2019年第6期，第63—69頁。

g 南帆：《歷史的主角與局外人——閱讀格非長篇小說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東吳學術》2012年第5期，第5—8頁。

參考文獻：

[1]格非.江南三部曲[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

[2]喬治·奧威爾.1984[M].吳妍儀譯.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

[3]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4]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M].黎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5]王鵬程.論“江南三部曲”中的“?！迸c“變”——從“春盡江南”談起[J].小說評論，2016（6）.

[6]格非，張清華.如何書寫文化與精神意義上的當代——關于《春盡江南》的對話[J].南方文壇，2012（2）.

作者：芮文娟，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輯：曹曉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