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宇黨建的社會工作介入研究

張瓊 張鑫宇

摘要：商務樓宇已成為城市發展的一種標志，樓宇黨建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文章通過參與觀察政府購買的D大廈企業黨群社會工作項目，發現項目孕育、運作和服務內容都體現出強關系資本模式，此種模式保障了項目開展前期的基本需求，卻也存在個性化忽略、參與程度低、社會工作站決策權缺失等現實困境。而樓宇黨建的弱連接本質則要求社會工作站從承擔弱關系“橋”角色到發揮強關系“網”作用，聚合個人、企業、項目、服務站的弱關系，增強員工能動性、企業融合度、社會工作站決策權以及優化基層治理形式。

關鍵詞：樓宇黨建；社會工作；強關系

基金項目：2020年河南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團隊項目（2020-CXTD-10）；商丘師范學院慶祝建黨100周年專項（SQSYJDBN2021006）。

作者簡介：張瓊，商丘師范學院法學院副教授，博士；張鑫宇，商丘師范學院法學院。（河南商丘476000）

中圖分類號：D26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5103（2022）10-0043-05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小企業、社會組織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不斷增多的流動黨員，這給黨員管理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商務樓宇已成為城市發展的一種標志，在商務樓宇中開展黨建成為時代發展的應有之義，持續推進樓宇黨建是加強城市黨的基層組織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重要舉措，有利于及時應對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變化。目前各地方政府紛紛購買社會工作項目，以推動樓宇黨建的深入發展，因此探討“紅色樓宇”“紅色引擎”中的社會工作介入具有現實意義。

一、問題的提出

樓宇黨建是在我國黨建工作的一種本土化探索，因為政黨結合方式的特殊性，西方幾乎沒有在企業中建設政黨相關的文獻可以借鑒。國內現有樓宇黨建的文獻中，最早對樓宇黨建模式進行實踐探索的是上海市在中華企業大廈設立黨員服務點，開創了“支部建在樓上”黨建工作模式，該模式取得成功經驗之后，北京、杭州、深圳等地也相繼開展了樓宇黨建工作。目前的黨建模式主要分為解決黨建工作和業務關系的“黨建+”模式，以黨建為動力的“一核多元”模式，融合各種因素的“有機一體”模式，注重共建共享的“品牌黨建”模式，把黨建工作作為聯系紐帶的“樞紐功能”模式等幾種。

不過無論是哪種黨建模式，最終都會涉及社會力量的參與，目前對社會工作參與黨建的文獻較少，但是普遍認為社會工作的參與十分必要?！包h建社會工作作為社會工作發展的一個特殊領域悄然誕生?！盵1]兩者在價值方面相近、服務對象方面相同、功能方面相融、技術方面相通、評價方面相聯，既可以為黨員能力提升及開展為民服務提供專業的方法，也克服黨建形式化和概念化等問題，同時有助于拓展社會工作服務領域，提高社會工作的社會認可度[2]?？梢哉f，黨建與社會工作的結合體現了社會工作的政治學維度，目標是實現黨對體制外社會尤其是‘兩新組織的凝聚整合，核心是基層黨組織功能的重新定位，關鍵是激活基層黨組織和普通黨員的活力[3]。

綜上所述，“企業黨建工作是一個具有理論交叉和實踐價值的研究領域”[4]。目前黨建和社會工作的研究都具有廣闊的政治視野和時代背景，給兩者甚至兩者的結合提供了理論支持，也提供了具體直觀的方法路徑。但是作為“豎起來的社區”，樓宇黨建中社會工作項目是通過專業化的方法整合各方資源，搭建了樓宇內各企業的弱連接“橋”，深入挖掘和培育樓宇社區資本，使項目能擺脫財政依賴實現可持續性發展具有重要研究意義。

二、樓宇黨建中社會工作項目運作的強關系

項目化是指在分稅制的制度框架里，資金分配以財政轉移的方式在行政體制之外進行。項目制所持的平衡區域發展、普惠公共服務的設計初衷[5]，其“短、平、快”的運作模式，結合“臨時性”“一次性”任務，可以打破常規，在短期內加大民生和公共服務的有效投入方面取得顯著效果。從項目孕育到項目實施來看，D項目的順利開展主要得益于強關系，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D項目孕育形成的強關系

社會工作項目制主要是指一種以服務內容為本的動員、組織和管理方式，政府根據事情的內在需要與發展邏輯，在給定資源（物質、人力、時間等）的條件下，交給社會工作機構來完成預期目的，由社會工作機構派遣社會工作者執行雙方協商的服務。D大廈成立的直播電商聯盟因其具有新媒體的特殊發展空間，在“兩新組織”黨建推進中，D大廈社會工作項目受到市區領導的特別關注并在相關的行政審批中予以“綠燈”關照項目開展，從“出生”到敲定的時間很短，目的就是要打破常規，優先考慮在短期內取得成果。

（二）D項目運作體制的強關系

在社會工作項目的前期，社會工作者在樓宇黨建中主要借助行政力量推動，再由企業中的物業部門和其他服務中心的人員負責對接，讓社會工作者的各種調查、宣傳、訪問活動得以順利開展。面對全新的樓宇服務環境，是借助黨政機關力量的出面協商，才保證了項目的運作。與社區黨建開展社會工作大多依靠原有的社區資源不同，商務樓宇設施匱乏，社會工作站入駐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辦公場地問題，這是開展各類活動的前提條件。D大廈社會工作項目開展一個月，社會工作站相應的硬件設施就在黨組織牽頭下建設完成，在大廈頂樓建立了“創客加油站”“創客初心廳”“組織生活廳”，為社會工作者在樓宇中開展非公黨建活動創造了優良的工作環境。社會工作者憑借著街道黨政部門的體制力量進入商務樓宇建立社會工作站，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跨越。經過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的身份認證后，社會工作者在項目實施過程中調查企業狀況時就容易被樓宇中各商戶允許和認可，同時也可以與其他社區的服務站和企業的物業人員取得聯系，避免企業對社會工作者身份的質疑，節省了項目開展的時間，提高了效率。

（三）D項目開展形式的強關系

按照項目要求，社會工作者需要對樓宇中的非公企業逐戶進行黨員調查，以便開展黨員管理服務和黨建活動，引領、服務入駐企業發展，協助企業黨組織加強非公黨組織建設，輔助D大廈黨組織開展黨員教育培訓、管理，規范開展“黨員活動日”“三會一課”等活動以及H街道交辦的其他黨建輔助工作。整個D項目的開展全程都需要社會工作站與黨政部門緊密結合，通常都是黨組織直接給社會工作站分派任務，實施黨建工作、開展專業服務，因此效率很高。在后期對黨員進行回訪時，21名黨員都表示收獲了很多知識，十分滿意社會工作者提供的服務。由此可見，強關系資本確實滿足了D大廈中黨員的需求，也在活動中加強了對黨員的再教育，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三、D項目運作強關系引發的融合困境

客觀地說，通過政府直接主導向基層輸送社會工作項目的強關系模式，有助于社會工作者迅速進入樓宇并同企業人員產生聯系，在建立黨建陣地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確實起到了推進項目落實、改善基層黨建效果的作用。但是，這種自上而下的強勢介入，構建成的是縱向的庇護型網絡，存在過度行政化的問題，即以達成基層政府的行政目標為優先[6]，不利于項目的可持續性發展。

（一）項目運作體制強關系引發的個性化忽略

黨建對于項目質量的考察往往集中于活動的整體效果，卻容易忽略了不同企業人員之間存在需求差異。一般而言，心理情感融入是社會融入的最高階段，只有建立在企業人員對黨群社會工作服務的長期心理認同上的融入才是社會工作真正意義上的融入。簡單統一的行政化服務方式無法滿足非公有制企業中不同類型、不同社會地位的員工需求，尤其是一些企業中的大齡獨身、殘疾人士的特殊需求，還有一些人可能遇到了一些難以言說的心理障礙，這些鮮活個體的內心想法在現有活動中無法表達，影響了其身心發展。

在現代商務樓宇中，員工上班時間才會到場。大多企業是獨立運轉模式，不同行業的企業之間交流與溝通較少，樓宇內的團體組織也沒有發展的機會，無法像普通居民社區那樣具有內部人員增進了解和溝通的功能。更為重要的是，商務樓宇社會工作站的建立本身是城市基層黨建治理機制的一種創新，同其他類型社會工作比較起來，在項目指標上呈現出同質性，并非按照樓宇企業的真實需求，企業和職工在身心發展過程中遇到了問題不能在服務站內得到解決。在這樣的復雜背景下，社會工作站如果不對企業人員的真實需求進行調查并進行有針對性的活動，就更難以與其建立深厚的信任關系。

（二）項目運作體制強關系引發的社會工作站決策權缺失

一方面，在項目書中標明社會工作站要指導D樓宇黨組織及入駐企業開展非公黨建服務，對樓宇企業中堅持黨建引領發展及黨員管理服務等工作進行督導，即服務對象包含黨組織。另一方面，社會工作站在實際工作中直接受黨組織領導和監督，社會工作站需要提前向黨組織匯報，如果黨組織認為不妥，社會工作站還需要修改項目計劃書直至黨組織同意為止。在這種“雙重關系”困境下，社會工作站的服務失去了社會工作的多樣性服務功能，最終導致服務流于形式。

（三）D項目開展形式強關系引發的參與形式化

商務樓宇大多以追求經濟效益為目標，在D大廈這樣的商務空間里開展黨建活動不能影響樓宇商戶和企業的正常運營。在開放空間中，樓宇員工的流動和人員自由度很強，黨組織對他們的約束力相對較弱，有效開展黨建活動的難度很大。同時，由于樓宇企業的員工大多互不相識、互無交流，樓宇社會關系網絡的建立和維護幾乎是空白狀態，員工流動性強導致其社區公共意識、集體意識都比較淡薄，社區環境、集體活動等公共事務也沒有民主決策的程序，結果便直接導致員工參與形式化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的難以維持和擴展。如果此時的社會工作服務內容安排失當，就更會挫傷企業原本就不高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極易使黨組織和社會工作站陷入“邊緣化”，繼而損傷黨組織和社會工作站的吸納、凝聚、整合與動員功能。

對企業來說，傳統黨建活動缺乏廣泛的政治動員，具有“無行政權力依托”[7]特征，缺乏吸引基層社會的親和力。與此同時，樓宇黨建的上級基于自身目的考慮，對社會工作服務項目指標進行定量化考核，社會工作站提供的項目化服務常常需要以黨建為核心，不能為樓宇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和真正的福利，企業可持續參與動力不足。

總體上說，公眾參與的形式化成為基層治理中黨建工作面臨的任務難題[8]。尤其是樓宇社區的公約和志愿管理等方面不像普通社區那樣完善，社區化治理和建設進程相對緩慢，加上樓宇社區過度突出的經濟屬性，非公有制企業和社會組織往往將黨建工作看作額外“成本”。在此種不利條件下，如果此時社會工作服務內容安排沒有吸引力和趣味性，企業人員就會缺乏參與的積極性與主動性，甚至可能破壞原有樓宇社區已有的整合能力與治理秩序。

四、樓宇黨建的弱關系本質及其向強關系轉化的路徑

在D大廈這樣的商務樓宇中，企業之間缺乏溝通和交流，樓宇內的團體組織得不到發展，也沒有能有效反映他們真實意見的渠道，更別提社會關系網絡的建立和維護。這種形勢既是外部工作環境的擠壓所致，也是集體意識、民主意識淡薄的內在因素作祟，大廈的關系網絡也就更難以建立，這就體現出D大廈黨建弱關系的本質。D大廈的社會工作項目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弱關系向強轉化的橋梁作用，但是社區的層面的社會資本的創造，意味著一種更為和諧的人際關系，意味著社區的一種更好的人文環境[9]。而政府購買、項目帶動、合同治理、多方參與、資源整合的聯動培育機制，會產生豐富的社會資本[10]。所以，社會工作介入樓宇黨建，一定要注重挖掘和培養社會資本，形成系統化的、多層面的強關系“網”。

（一）凝聚個體弱關系，增強員工能動性

社會工作專業重視“個別化”原則，能夠針對當事人不同的社會背景、心理狀態、接受程度，在充分尊重特殊性的基礎上，提供精準化服務。社會工作者需要通過問題與需求評估精準識別服務對象的實際需求，從而有針對性地設計服務方案并提供服務；在服務中，社會工作者需要秉承“助人自助”的原則，運用專業的技巧和方法幫助個人、群體，加強他們對于所需求能力的學習；服務結項后，社會工作者需要依據最初為案主建立的服務檔案對服務實效進行評估，并且持續追蹤服務，確保接受服務的企業人員真正把問題解決。

（二）匯集企業弱關系，增強企業融合度

企業資源是開展黨建活動的基礎，開展商務樓宇治理首先要考慮的就是人力、場地、資金和政策等資源，甚至還可以包括商務樓宇外的資源。由于商務樓宇內入駐的企業類型差異非常大，能夠聯合的資源數量、類型和性質也千差萬別，這就要求社會工作站充分整合資源，打通資源共享的壁壘，使其在合理范圍內運轉起來。通過聯通一些私人場所形成共享空間，很容易將擁有共同愛好的人聚集到一起，結成新的社會關系，當越來越多的關系組合出現，社會關系網就足以將多個原本陌生的企業籠絡起來。

除此之外，開展技能培訓、能力提升等活動也是促進樓宇內各企業交流和融合的好機會，可以為加強團結、提升企業員工的參與度、社會工作深入融入樓宇創造有利條件。因而社會工作站可邀請心理咨詢師開展咨詢服務；請律師黨員宣講法律知識；請大廈內的直播企業為食品企業做線上宣傳等等。事實上，整合企業資源的過程正是打破企業間隔閡，在各企業之間形成社會互動網絡的過程；社會工作者與企業和企業人員熟絡的過程也就是從依靠黨政部門到自主與企業人員融合，從而實現良性發展的過程。

（三）改進項目運作方式，增強社會工作站決策權

盡管設計項目計劃書的是社會工作站，參與樓宇黨建具體實施的也是社會工作站，最后通過服務項目的卻是黨組織而不是社會工作站。因為黨組織并不是專業的服務組織，也不能直接獲悉企業人員的需求，對樓宇黨建服務的認識和投入的程度都有限，所以如果想要貼合基層企業人員的真實需求，就必須給予社會工作站更多的權限，這樣才能滿足職業群體本身對服務內容質量和水平的要求。同樣的，作為行動主體的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水平和協調能力也要相應提高，這是探索建設樓宇黨建新模式的重要部分。黨組織要結合樓宇黨建工作的實際情況，靈活調整方式，充分吸納社會工作者積極參與，增強黨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四）聚合站內弱關系，增強大廈治理能力

在街道社區的牽頭下，社會工作站可以聯合負責企業招商的部門、法律援助小隊等社會團體成立黨群服務中心，注重構建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的扁平化的網絡治理結構，促使基層黨組織在與國家和社會的良性互動中尋求組織力的提升[11]。在聯合黨群服務中心建立后，企業人員可以向服務中心提出合理訴求，將平日工作和生活中發現的典型問題直接反映給大廈黨委，與黨委面對面接洽，通過反映問題參與大廈公共事務決策過程，真正扮演“主人翁的角色”。此時，社會工作站就像是一個意向采集部門，黨組織推行的政策就像“成品”，當企業職工“試用”過之后即進行反饋，這樣既方便社會工作站收集員工想法、反映員工呼聲，又能提高員工參與的積極性和參與感。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某個企業表現突出，經過社會工作站推薦到黨工委，再由街道工作委員會審核通過，可以成立企業黨支部，給主動參與樓宇黨建的企業以真正的利好。

從這個角度看，社會工作站的服務應同時兼顧任務目標和過程目標，不僅要解決問題，更要注重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背后治理能力的提升，如政策解析與轉換能力、協調與共事能力等，治理能力的提升反過來增強各行為主體之間的信任度和合作精神，進而激發社會工作站和黨組織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由此構成基層治理中“能力-服務”的良性循環。聯合平臺的打造使得企業員工、大廈內外的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都能成為社會政策的影響者，使得大廈社會關系網上的各點都能有效聯動，充分發揮基層黨建的自治功能。

五、結語

樓宇黨建的社會工作項目運作依靠的是黨政部門建立起來的強關系資本，但是商務樓宇的經濟屬性決定了企業之間和企業員工之間唯工作效率至上，缺乏普遍溝通交流，導致樓宇黨建各主體是一種弱連接狀態，多種資源被忽略，呈現“隱身”狀態。社會工作項目的實施實現了弱連接“橋”的搭建，使之“顯形”，而如何避免基層黨建的形式主義，就需要社會工作站在樓宇黨建中找準位置，發現、挖掘、聯合樓宇中的關系資源，重視樓宇內個人、社會團體、服務性機構的自我進步和自我提高能力，“強化”弱連接形成強關系網，實現商務樓宇的“自我賦能”。

而社會工作站作為基層治理的重要主體，要在樓宇黨建中找準位置，發揮獨特作用和精準功能，就需要通過整合企業資源、建立黨建服務陣地等方式拓展黨建領域，推行多方主體聯合共治，多種渠道互聯互通，“強化”弱關系網，提升服務效能。這樣樓宇黨建才會不再主要依靠政府，而是依靠個人、社會團體、服務性機構按照積極主動、自由平等的原則“自下而上”地參與其中，構建大廈內企業和企業人員自我約束和自我進步的一種共建共享的基層治理格局。

參考文獻：

[1]周文坤.黨建引領視角下社會工作發展策略探究——以龍崗區社區黨群服務中心社工項目為例[J].社會與公益，2020，11（10）.

[2]于鐵山.黨建社會工作崗位：內涵目標、功能定位與發展路徑[J].社會工作與管理，2020，20（3）.

[3]何歷宇.論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兩個分析維度[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4，15（3）.

[4]王冠群，仝曉.回顧與展望：改革開放40年國有企業黨建工作研究述評[J].理論導刊，2018（4）.

[5]渠敬東.項目制：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制[J].中國社會科學，2012（5）.

[6]潘博，王立峰.新時代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面臨的現實困境及其化解路徑——以社會資本為分析視角[J].社會主義研究，2020（5）.

[7]劉宗洪.無行政權力依托基層黨組織的工作創新研究[J].探索，2010（4）.

[8]鄒祿祿.基層治理中黨建助推實現公眾參與路徑探析——基于權力“回歸”視角的案例考察[J].理論導刊，2020（3）.

[9]潘澤泉.社會資本與社區建設[J].社會科學，2008（7）.

[10]趙羅英，夏建中.社會資本與社區社會組織培育：以北京市D區為例[J].學習與實踐，2014（3）.

[11]張恩韶.組織力提升視角下城市社區社會化黨建模式及其改進路徑探討[J].理論導刊，2019（6）.

責任編輯：周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