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翻譯學視角下金介甫與戴乃迭英譯《邊城》對比研究

羅玥 劉汝榮

摘要：基于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會學理論，以金介甫與戴乃迭譯介的沈從文小說《邊城》為研究對象，分析兩位譯者在翻譯資本、慣習和場域等方面的具體差異，及其在文本中的映射：譯者不同翻譯資本指導下的翻譯活動內在地決定譯文與原文的契合程度；譯者的文化場域和身份場域可能在爭奪權力的過程中體現出自己固有的本質，在翻譯中凸顯各自的特點；不同性別譯者的行為傾向性作用于翻譯實踐可能導致“性別語言”的產生；譯者時空體感知的敏銳性差異可能影響讀者對譯文中事件時間的有效捕捉。

關鍵詞：社會翻譯學慣習資本場域《邊城》譯本

自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 Holmes）于1972年正式提出“社會翻譯學”的概念后，社會學路徑的翻譯研究在西方逐漸形成一股潮流，尤其以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的社會實踐模式影響最為深遠。社會翻譯學融合了以往翻譯研究的語言學、語文學、文化研究模式，展現了翻譯行為與各種社會元素之間的內在張力與交流，豐富了翻譯學研究的方法論體系，揭示了翻譯行為的社會運轉機制并彰顯了譯者及其翻譯行為的社會屬性。

小說《邊城》是沈從文先生的一部經典之作，以別具一格的文學魅力吸引了眾多譯者，先后被譯成十余種語言。金介甫英譯《邊城》以及戴乃迭英譯《邊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文從布爾迪厄的社會實踐論視域對金介甫與戴乃迭英譯《邊城》進行深入對比剖析，凸顯《邊城》英譯本的社會和學術價值。

一、金介甫與戴乃迭的翻譯資本

在社會學視角下，文化與社會是相互依存的關系，文化是人們社會實踐的產物，文化與社會皆通過翻譯活動中主體內化權力、意識形態、國家民族利益等結構特征并付諸相應的行動來實現。在《邊城》譯介中，金介甫與戴乃迭作為譯者所持有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指導其翻譯活動并內在地決定了譯文與原文的契合程度。

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是美國的漢學家、史學家，更是一位沈學家。20世紀70年代初期，他著手研究沈從文及其作品。其曾七下湖南，深入湘西本土，探訪拜謁沈從文10余次，創作出長達30多萬字的沈從文傳記。此外，他還積極向英語國家譯介沈從文的作品，截至目前，他合計翻譯沈從文小說多達11部（其中包括合譯小說1部），是英譯沈從文作品數量最多的譯者。作為歷史學家和漢學家的金介甫具有深厚的歷史學知識，且深諳中國文化，通曉中西文化差異。這些社會和文化資本使其在譯介過程中能準確把握中國文學作品的精髓，協調原文、譯文所面臨的不同文化背景，使其在翻譯《邊城》時得心應手，他的英譯本也因此別具一格。

戴乃迭（Gladys B.Tayler）是北京外文出版社的資深專家，在國際上享有崇高聲譽的翻譯大家。戴乃迭自幼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前后在中國生活達60余年之久，對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和深厚的情感。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里，戴乃迭與楊憲益聯袂將中國許多經典文學及現當代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從先秦散文到《紅樓夢》達百余種，字數達上千萬。這對中西合璧的伉儷在翻譯作品時的合作方式，大多是楊憲益先把初稿譯出來，然后交由戴乃迭加工。深厚的漢學文化背景和社會資本是戴乃迭從事中國文學對外翻譯的得天獨厚的優勢?！哆叧恰肥谴髂说巍吨袊膶W》譯者期間英譯的大量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之一。專業譯者戴乃迭翻譯時更傾向于“靈活性較小的直譯方式”，盡量忠實原文，對于特定文化詞匯也多做腳注或文中解釋。

二、金譯《邊城》與戴譯《邊城》的場域

場域指的是位置間客觀關系的網絡或圖式，是布爾迪厄社會學實踐理論的關鍵要素之一。場域的本質特征是爭搶支配性資本、合理性與權力的場地。布爾迪厄認為社會的分化造成場域的多樣化，因此社會空間中有形形色色的場域。他把這種分化的動態歷程叫作場域的自主化過程，即單個場域擺脫其他場域的束縛和影響，在發展過程中凸顯出自己固著的實質。金介甫和戴乃迭兩位譯者所處的社會空間各異，導致了位置間客觀關系的網絡的多樣性，在翻譯上凸顯出各自場域的特點。

（一）英美文化背景場域

在《邊城》部分文字的翻譯過程中，英美文化背景爭奪權力、支配性資本與合理性的場所，穩站在其他文化的位置之上，并分別占據戴乃迭和金介甫文化場域的主導地位，使其譯作體現出在特定場域中翻譯文本的歷史化的主觀性。分別處在不同的英美文化場域中，戴乃迭和金介甫對《邊城》譯介時所蘊含的哲學思想、地域文化和時代特征折射出各自場域的特點。

例1：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

金譯文：Cuicui grew up under the sun and the wind…

戴譯文：Wind and sun have tanned the growing girls skin…

不足10個字的一句話，戴乃迭的譯文中用到了非人稱主語句、指代修辭以及英國文化中“tanned skin”的意象，讓一個健康、美麗、豆蔻年華的少女躍然紙上。非人稱主語句是典型的英語句式，它結構嚴謹，言簡義豐，并染上了擬人的修辭色彩。英國是個多雨的國家，幾乎沒有炎日，所以“tanned skin”（被曬成棕褐色的膚色）是很多人追捧的健康膚色，是健康、充滿活力的象征。用“the growing girl”（成長中的少女）指代“翠翠”，暗示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初長成”的少女，給人十分美好的感覺。這正是原作者沈從文想要表現的翠翠形象。戴乃迭的譯文與其英國文化背景場域不無關系。英國歷史源遠流長，其文學作品中亦蘊含深厚的歷史積淀和文化底蘊，出生于傳教士家庭，接受傳統英國教育的戴乃迭深諳此道。而美國文化的發展起步較晚，并且長期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因此美國文學作品更加融會貫通。深受美國文化場域的影響，金介甫對該句的翻譯直截了當，譯文簡練淺顯，形式上與原文更為貼近。兩位譯者對例1句子翻譯的偏差分別折射出各自的英美文化場域特點。英美文化場域在發展的過程中擺脫了其他場域的限制和影響，分別表現出各自歷史化的主觀性。

（二）多重文化身份場域

通過上文對金介甫和戴乃迭英譯《邊城》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分析，我們可知金介甫的文化身份除了是翻譯家和漢學家，更是將對沈從文作品的熱忱付諸實踐的沈學家，他在翻譯《邊城》時更能滲透理解原文的文化內涵，也因此使得譯文與原文的契合度更大。而戴乃迭在翻譯《邊城》時，并未對沈從文作品的文化底蘊進行深究，而是僅依據其在中國生活多年的經驗和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熱愛進行翻譯，她在多重文化身份上較金介甫少了對《邊城》的譯介尤為重要的沈學家文化身份。在對蘊含沈學思想和文化的譯文的處理上，金介甫的多重文化身份支配主要權力并界定其位置的存在以及它們加諸其占據者、行動者以及機構之上的決定作用，在其場域上擺脫其他場域的限制和影響，在發展的過程中體現出原文固有的沈學本質。

例2：翠翠太嬌了，我擔心她只宜于聽點茶峒人的歌聲，不能做茶峒女子做媳婦的一切正經事。

金譯文：Cuicui is so delicate， I worry that she may be suited to listening to our Chadong love songs but not the humdrum errands ofan ordinary Chadong wife.

戴譯文：Emeralds so lovely. Im afraid all shes fit for is listening to our Chatong songs， not running a house like one ofourChatong girls.

沈從文原文中描寫翠翠“太嬌了”，其真實意圖是表現翠翠的嬌弱。在辭典中“嬌”表示女子可愛，戴乃迭遵從辭典將“嬌”直譯為英語中對應的“lovely”，未能準確表達原文的含義。而金介甫曾七下湖南，深入湘西，拜訪沈從文十余次，向他詢問并探討譯本問題，亦熟悉湘西地區的風土人情和文化風俗。在涵括沈學家文化身份的多重文化身份的場域下，金介甫將“嬌”譯為“delicate”更趨向作者的真實意圖。

三、金介甫與戴乃迭的譯者慣習

為突破存在于個體與社會二者之間的二元對立，布爾迪厄提出了慣習的概念，將其定義為“可持續的、可轉換的傾向性，是已被結構的結構，同時也是具有結構功能的結構，也就是說，是生成和組織實踐與表征的原理，這些實踐與表征在客觀上能夠與其結果相適應，但同時又不以有意識的目標謀劃為前提，也不以明確地掌握達到這些目標所必需的操作手段為前提”。慣習特別強調個體與社會是同一社會現實的兩個維度，應當彼此關聯建構。金介甫與戴乃迭兩位譯者在個體的主體性與社會的客觀性上相互滲透，體現在不同性別譯者的行為傾向性及時空體感知的譯者慣習各異，并作用于二者的翻譯實踐。

（一）女性譯者行為的傾向性慣習

語言是意義爭奪的場所，是主體檢驗和自我證明的競技場。翻譯行為既是一種社會行為又是一種個體行為，一方面翻譯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進行的，另一方面翻譯行為涉及具體的人和事。譯者在進行社會現實的語言轉換的過程中會下意識地滲透某些社會個體的傾向性，而女性與男性便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組二元對立組成要素，意即性別差異是影響人們言語傾向性的因素之一，在翻譯的理論與實踐探索中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性別語言”的產生。在男性主導的翻譯實踐中，金介甫可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表露出男性意識，在處理涉及女性的翻譯上未能準確研判出其情感色彩，因而也常常不能做到將這種情感準確地表達出來。女性譯者在忠實原文的基礎上，不以有意識地傾向女性的態度的目標謀劃為前提，也不以明確地掌握達到這些目標所必需的操作手段為前提，女性個體的主體性與其所在社會的客觀性相互關聯建構，在帶有歧視女性色彩的詞句的翻譯上，避免使用貶義詞，而以中性詞替之，且對有關女性感情色彩詞句的翻譯的把握更敏銳，譯作呈現更為精妙。

例3：金亭，你聽你那婊子陪川東莊客喝酒唱曲子，我賭個手指，說這是她的聲音！

金譯文：Jingting， listen， thats your whore， singing to some merchant from Sichuan while he downs his liquor！ Ill bet my finger on it， thats her voice！

戴譯文：Jingting！ Isnt that your girl singing to some fat Sichuanese while he swills his wine？ Like to bet on it？

沈從文原文中的“婊子”指的是邊城的某個妓女，她“永遠那么渾厚”“感情真摯”。在他看來，當地的妓女只是沒有多少文化，又沒有糊口的技能，才選擇從事身體上的交易。她們并不下流可恥，世人也就不用讀書人的觀念，加以“指摘與輕視”。她們“重義輕利”，“較之知羞恥的城市中的人還更可信任”。在沈從文那兒，“婊子”并不含貶義色彩。擁有女性譯者傾向性的譯者慣習的戴乃迭將“婊子”譯為中性詞“girl”，對原文情感色彩的把握更為敏銳，貼合沈從文的本意。而身為男性的金介甫對該詞語的翻譯則和戴乃迭產生了鮮明對比，他將原文中“妓女”直譯為“whore”， 表示“娼妓”的意思，帶有明顯的貶義色彩。

例4：這女孩子身體既發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因年齡自然而來的一件“奇事”，到月就來，也使她多了些思索。

金譯文：Her girlsbody had now completely filled out， and she had reached the age when she experienced a miracle ofnature each month.

戴譯文： She is blooming like a flower and has reached the age when each month something wonderful and mysterious happens to her， making her pensive and dreamy.

金介甫因其身為男性，將女性身體的發育客觀地視為一種生理變化，把原文中“身體及發育得很完全”直譯為“filled out”。戴乃迭作為女性譯者，因其女性譯者行為傾向性的譯者慣習，用女性特有的細膩筆觸通過比喻將女性的發育比作花的綻放，賦予其浪漫色彩。

（二）時空體感知慣習

時空體感知是生成和組織實踐與表征的原理，這些實踐與表征不以有意識地對時間表達的目標謀劃為前提，也不以明確地掌握達到這些目標所必需的操作手段為前提，在客觀上能夠與其翻譯效果相適應?！哆叧恰吩髦袑⑹聲r間的描述較為模糊，且多集中在文章開頭。金介甫和戴乃迭對時空感知的個體主體性與社會客觀性相互滲透，在譯介中，金介甫強調性地翻譯《邊城》中歷時時間的指示，具有對時空體感知更敏銳的譯者慣習，戴乃迭則持對時間簡潔凝煉的譯者慣習。由于中西文化差異明顯且當今讀者對時空的感知更敏感，金介甫的時空體譯者慣習能更好地呈現了原作并帶給讀者更好的閱讀體驗。

例5：大清早，幫忙的人從城里拿了繩索杠子趕來了。

金譯文： Bright and early the next day， friends came from town， bringing ropes and carrying poles.

戴譯文：Bright and early the helpers bring ropes and poles out from town.

這是《邊城》最后一章的第一句話?！哆叧恰吩谋局?，可供讀者捕捉的有效時間大部分出現在開首，此處便是在開首處點明了時間。上一章說到翠翠的爺爺去世后，當地人按照風俗請道士替爺爺“念經起水諸事”。這最后一章說的是第二天從城里來的人準備把爺爺抬到“那個傾圮了的塔后山岨上去埋葬”，拿了繩索杠子來“抬喪”，即“出殯”。而出殯的時辰是有講究的，一般是在清晨，最好是在將死者下葬后天才亮，這樣就表示死者已經平安“上路”，因此，這句話開首點明了時間是在清晨。因其對時空體更敏銳的譯者慣習，金介甫強調對歷時事件時間的指示，指出“the next day”，強調第二天的現時來臨，有助于讀者感知事件的時間。戴乃迭的譯文中沒有出現“the next day”，直接用的“bright and early”表示“大清早”，雖然更加精煉，但兩相比較，金介甫的譯文因其對時空指示的強調與讀者對時空日益敏感的閱讀習慣相契合而能使讀者獲得更好的閱讀體驗。

四、結語

本文從社會翻譯學視角出發，通過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社會實踐模式，從資本、慣習和場域及其三者關系對金介甫與戴乃迭英譯《邊城》進行對比剖析，研究了不同文化與社會資本及譯者慣習和場域影響下的英美文化背景、女性譯者行為傾向性、多重文化身份以及時空體感知的差異等因素對翻譯實踐的影響，得到如下發現：譯者的英美文化背景差異會導致用詞及句式的慣習差異；女性譯者行為傾向性使其對原文中涉及女性的詞句的情感把握更敏感，也因此翻譯得更準確；譯者的多重文化身份更有助于傳達原作中的文化成分，使譯本與讀者之間得以平等有效地交流；對時空體感知的敏感性更契合讀者對時空日益敏感的閱讀習慣，有助于讀者對譯文中事件時間的有效捕捉。從社會翻譯學的角度看，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內在地決定譯文與原文的契合度。場域自主化，其斗爭領域與慣習相遇，產生翻譯實踐。這樣的翻譯實踐成為不同國家與民族間的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交流方式，為英譯本對比研究提供了多元化視角，以期更大程度地促進中西譯界之間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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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沈從文作品英譯的歷時研究與當代傳播》（項目編號：15XZW033）；吉首大學人文社科項目《社會翻譯學視角下金介甫與戴乃迭英譯〈邊城〉對比研究》（項目編號：20SKX19）

作者：羅玥，吉首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商務英語；劉汝榮（通訊作者），碩士，吉首大學國際教育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應用語言學。

編輯：杜碧媛E-mail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