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會治理背景下基層治理的歷史轉向、實踐邏輯及能力建設

摘要：市域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文章通過對基層治理變遷的歷史梳理，結合上?？箵粜鹿诜窝滓咔閷嵺`，在當前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背景下，基層社會治理有著不同于以往的路徑選擇。圍繞上級機關“瘦身”、基層一線“強身”，多元主體差異并存、同質性利益聯結，數據在大循環數字生態中實現“新陳代謝”、三位一體，進而構建復合化的平臺以應對愈發復雜的基層治理場景，形塑以生活秩序、權利秩序以及權力秩序為內容的總體能力建設。

關鍵詞：市域社會治理；治理重心下移；基層減負；全能力建設

作者簡介：趙軍，中共上海市青浦區委政法委員會（上海201799）。

中圖分類號：D6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5103（2022）10-0072-07

黨和國家最堅實的力量支撐在基層，基層治理在國家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如果，由平常態勢的治理模式轉為應急管理模式，實踐中基層應對公共危機預警與處置能力可能會暴露基層治理體系運行的局限與盲區。上海作為國家中心城市，面臨著十分復雜而嚴峻的防疫形勢，給防疫工作帶來了巨大壓力。實踐證明，上?？箵粜鹿诜窝滓咔閼鹬?，聯防聯控、群防群控是應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時的基礎性策略。本文結合筆者工作實際及上?？箵粜鹿诜窝滓咔閷嵺`的啟示，展望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下未來社會治理進一步前進的方向。

一、典型體現的實踐經驗：案例舉措與示范價值

（一）村居在疫情防控中的功能與作用

村居是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主陣地，是快速處置、精準管控的基本單元，也是“動態清零”總方針微觀落地的重要場域。疫情防控成績如何、實效怎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基層落實措施的力度。無論是常態化防控模式下堅持測溫驗碼登記、推進疫苗接種，還是疫情反復期間的封閉管控、防控巡查、“敲門行動”、核酸篩查、對接需求，每種舉措、每樣工作、每項服務，都要依靠村居工作者和志愿者執行落實。而群眾在這種趨常態化環境下，其行為規范和心態也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對社區關注和地方依賴也持續增強，這些轉變都給基層社會治理帶來了巨大挑戰。

以筆者基層鍛煉所在村居為例。徐練村處于青浦區練塘鎮南首，全村區域面積3.03平方公里，耕地面積近2200畝，621戶村民，戶籍人口1620人，外來人口500余人。2020年以來，蒸淀派出所聯合徐練村構建一個以村組織為主體、派出所為骨干、群防群治為依托的“平安鄉村”探索模式。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徐練村廣大黨員志愿者身先士卒，在疫情防控中充分發揮村居“黨建引領、多元參與、網格化”的治理模式作用；扮演著宣傳教育者、組織服務者、資源鏈接者、發展推動者等多重角色，通過為服務對象宣傳相關信息、組建抗疫機制動員廣泛抗疫力量、鏈接社會資源提供專業化和個性化服務、推動復工復產恢復正常生活。

（二）徐練村在疫情防控中的經驗與做法

1.以思想引領匯聚最有廣度的防疫共識。要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及時消除群眾存在的焦慮、恐懼心理，維護社會穩定[1]。一是傳遞黨的聲音，篤定信心。第一時間傳達學習黨中央決策部署和市區鎮三級防控措施，及時轉發“上海發布”“綠色青浦”等“兩微一端”最新消息，做好政策解讀與信息發布。二是消除恐慌心理，穩定民心。第一時間將原有“社情民意反饋群”更名為“防控工作網格群”，架起信息“高速路”，加快雙向傳遞過程，強化政民雙方互動。三是科普防疫知識，凝聚人心。第一時間以多種形式齊發力，線下利用志愿者勸導、熱線、公告欄、“大喇叭”等宣傳疫情防控，提高村民應對疫情的能力。

2.以組織優化彰顯最強力度的抗疫動員。借助“一門式”服務的組織網格，將力量下沉到基層，將問題解決在一線，以“小站點”撬動社區“大防控”。一是組織覆蓋將紅色網格鋪在一線。以戶為最小單元，將全村劃分為44個“微網格”，構建起“總支定總、支部抓片、組長包隊、黨員到戶”的“4+包干到戶”多層級運作體系，將實有人口動態管理、接種疫苗、檢測核酸宣傳動員、道路道口執勤管控等工作全部有效落實到“微網格”。二是組織發動將抗疫力量沖在一線。深化“社區吹哨、黨員報到”行動，用好“雙報到”在職黨員隊伍，集結107名黨員志愿者隊伍，做到“定人、定崗、定責”，切實發揮好黨員先鋒模范作用。三是組織支撐將監督指導落在一線。一支巡查隊插到底，“3+9+ N”黨員志愿者巡查隊，現場指導提質覆蓋、監控視頻檢查覆蓋、突出問題復核覆蓋，明確“一道口、二人崗、三登記，閉場所、快處置、聯排查”。

3.以周到服務贏得最大限度的戰疫支持。面對群眾的各類需求，一是精準定位“明需求”。深入開展“敲門行動”，再入戶、再走訪、再摸排，訪民情、探民意、問民聲，做到工作有呼應、有對接，致力于解決群眾“急難愁盼”。二是精細服務“辦小事”。一手嚴抓疫情“硬防控”，一手勤抓民生“軟服務”。在防疫初期物資短缺的情況下，用好區、鎮兩級物資采購通道，鼓勵本地企業家發揮自身渠道優勢，進一步保障群眾的“菜籃子”“米袋子”“藥罐子”，采取群眾居家“下單”，網格志愿者“接單”、專人跑腿“代購”的方式，共同把保供物資采購好、運輸好、供應好。三是閉環管理“解訴求”。24小時專人值班，確保熱線暢通。截至當前，共受理“12345”市民服務熱線疫情防控類工單131件，主要涉及核酸檢測、物資發放、就醫配藥、跨區通行、封控時限、返鄉問題等，做到群眾反映事項“事事有著落、件件有回音”。

4.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2]。一是“穩”字當頭，認清“?！敝兄??！皯鹨咔椤辈徽`“保春耕”，是檢驗鄉村治理水平的“試金石”，在疫情考驗下統籌兼顧，農業生產綜合服務保障馬不停蹄進行，耕地全力備戰春耕夏種，確保藏糧于地；“精準防”確?！安粩噫湣?，在筑牢防疫線的同時，及時對接上級部門和經濟需求，為企業和人員暢通綠色通道、助力復工復產。二是主動求變，找準發展之“機”。在推進鄉村振興長效管理的過程中，撬動社會資本在外部造勢，與立足資源稟賦“內部造血”相并行，打造辨識度高、差異化強的鄉愁記憶，推動形成“徐練樣板”的一系列新型產業模式，助力實現村集體、村民和經營者多方共贏。

二、結構化下的缺陷機理：減負悖論與阻力檢視

（一）治理機制碎片化：缺乏有效的協調整合工作機制，權責失衡事務泛化

治理風險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存在，在此次抗疫戰時階段，在“既要、又要、還要”的多重目標下，基層面臨“一難、兩難、多難”等復雜局面，又因實際能力與目標要求不匹配，出現諸多不適應表現。

1.基層社會治理缺乏有效的協調整合工作機制。從化解疫情重大社會風險的視角看，這是一場跨區域、跨領域、跨部門的防控工作，更是一項需要縱向互動、橫向協同、全域聯動的綜合性治理工作。在此輪上海疫情防控前期，“動員化”非常態治理與“碎片化”常態治理運行互為掣肘，治理層級、職能部門、公私關系及信息系統等問題暴露于前，其背后都指向治理包容性的缺失與發展價值導向的偏差。

2.建構型治理機制與外生型治理場景存在脫節?；鶎幼陨頇嗔\作邏輯是“事”與“權”的張力與契合，呈現出“權力有限，責任無限”“事權下沉，實權上移”。承擔屬地管理的基層政府面對問題時因受制于財物權、用人權、執法權等，被授權可動用的權力十分有限，在政府響應的及時性與資源投入的高要求之間產生了豁口，從而導致屬地責任與權限資源支撐不夠的決策困境。同時，“自下而上”逐級傳遞通道狹窄，使得本具有屬地信息優勢的基層在面臨復雜危機研判時，應對策略的針對性與應對結果的不確定性之間難以匹配，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信息悖論”之中。

3.形式主義突出問題困擾基層治理。在疫情防控過程中，最讓基層工作人員困擾的屬“表格抗疫”“指尖指令”。部分單位存在做不完的數據、填不完的表格、寫不完的信息，登記、統計、填寫、上報“四步曲”。且存在著下發口徑不同，多頭征集、重復填寫；信息存于上級，獲取困難，填寫過場；個別信念淡漠，瞞報漏報，加劇矛盾等問題。

（二）主體結構碎片化：多元治理主體參與失序，動員效能弱化

公共事務治理中存在著一種權利的依賴關系。在當下疫情防控，治理主體結構的“原子化”、多元主體彼此間的疏離傾向，使得個體與其所在組織之間的連結紐帶出現弱化甚至斷裂，主力還是依托“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導方式推動?；鶎诱块T、黨員志愿者與少數熱心群眾是主要力量組成，社會組織“隱身”、群眾消極“搭便車”，反襯出社區自治秩序攻無力、防無序，進退失據。

1.社區服務供給能力不足。非常態環境下，群眾對社區安全性管理和可持續性保障的需求急劇提升，提出了個體化多樣性次生服務要求。諸如買菜配藥、物資分配、獨居照料、快遞派發等，這檢驗了社區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同時，目前一些基層防疫主要倚賴“自上而下”的行政“瀑布式”推進，簡單化“一刀切”基本公共服務保障。部分偏離群眾所盼所想所望，難以精準甄別群眾的差異化訴求，最終在上級有要求與群眾有期待的雙重施壓下，基層工作者在夾縫中求生存，陷入捉襟見肘而又鮮為人知的困境之中。此外，基層工作者的職業化程度、專業化水平與精細化能力不足，典型引領誤差、激勵效果不佳與心理認同缺失等，也是導致社區服務供給能力偏差的重要因素。

2.群眾自我發展能力不強。當社區遇到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大多數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時，經由“咨政式”意見表達、溝通商討，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使眾人“能”為個人所“不能”，本是社區群眾參與自主治理的應有之義。在城市社區，“三駕馬車”應同向發力，但同時也看到部分社區居委會超位、業委會缺位、物業退位的局面；部分農村則少有實質性的群體防疫參與，僅是依循上級行政管理辦法。由此可見，群眾參與及自主治理意識不強，是基層長期沒有突破的“瓶頸”問題。

（三）治理手段碎片化：信息技術手段應用滯后，共享失聯實用淡化

信息技術已經成為推動治理變革的重要杠桿，在城市治理中廣泛推行智慧城市、智慧社區等技術應用，對數據的采集、分析、評估等提出了新要求，但同時這些大數據應用如何更好地適應基層生動而復雜的工作場景尚在探索之中[3]。

1.數據信息共享能力較為不足。此輪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實踐中，各部門在聯合作戰時，數據信息共享能力較為不足，缺乏統一的規劃和設計，造成各系統之間的數據割裂，形成縱向信息系統“孤島現象”。疫苗登記碼、核酸碼、健康碼等，各部門、各平臺及手機應用之間的多“碼”壁壘自成體系，多場景實戰中顯現出有邊界、分散化，折射當前數字化改革仍任重道遠。同時，技術工具應當服務于群眾，而非追求工具本身的目的，但部分地方本末倒置，數字平臺僅限于上報數據和問題，而不是釋放數據紅利、做實群眾工作，某種程度上使基層治理偏離了智慧城市以人為本的軌道。

2.智慧社區系統時而失靈。部分社區在突發的疫情面前，宣傳靠“腳”、排查靠“問”、統計靠“表”，采用傳統的“人海戰術”，高科技智能往往無用武之地。另外，各類研判平臺推送數據存在部分延遲，效果不及人工挨個電話、逐戶上門等傳統方式；老齡化帶來的“銀發浪潮”，以及一些外來人員不會使用智能設備，導致在基層治理工作中智能科技受眾面較低；社區類型廣泛、人口結構復雜，配套監控系統等設備智慧建設尚不健全，且疫情形成數據的應用并不充分，“沉睡的資源”無法變現。

三、多維有效的治理結構：行動邏輯與對策預設

（一）市域社會治理的時空取向和全能力建設

面對此輪上?？箵粜鹿诜窝滓咔椴胺秶畯V、沖擊力度之強、連鎖效應之快帶來的新情況新挑戰，市域治理扛起了大旗，在重大風險的聚集地和爆發地，全過程、全時段、全方位經受著考驗。

1.市域社會治理必須實現跨越時空的精準對接。在“中央—地方—基層”三級治理模式下，市域在社會政策制定、治理體系創新和資源統籌等方面的主導性作用，遠遠沒有發揮[4]。2021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64.72%[5]，告別千年農耕社會的中國奔赴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新發展階段。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正是回應了社會轉型和變遷的新趨勢、人民群眾的新期待與新訴求以及時代提出的社會治理新命題[6]。以空間視角提出的市域社會治理恰逢其時，此次疫情防控對上海市域社會治理能力提出了在短期內上一個臺階的新要求。沒有猶豫的時間，只有在短時間內去應對突變、逆勢突圍、實現突破。市域風險隱患如果防控處置不及時，區域性風險就會釀成全局性風險。把重大矛盾風險化解在市域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影響最小，未來要把小矛盾小問題解決在基層、把大問題大風險解決在市域[7]。

同時，2022年是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開展的第三年，在位于中軸的空間維度和特殊的時間緯度交匯之下，給市域社會治理留下了諸多機遇和挑戰。

2.市域社會治理必須具備突破窠臼的行動范式。市域治理不是憑空而造的，近年來很多改革成果，包括浙江的“最多跑一次”、諸暨的“楓橋協商”，北京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蘭州的“市民城管”等，都是理念的自然延伸。時代演進，矛盾在變，地方和基層治理探索出的破題之道也在涌現與迭代之中。

基于此，市域治理需要直面以下課題：基層試點經驗能否放大到市域、局部市域探索能否在全國范圍復制推廣、化解市域社會治理難題的突破口在哪里。究其根本，要在回應、分析和預判地方，以及基層的規模、形態和走勢的基礎上，前瞻性考量并設計好未來進路取向。但同時，與日常治理不同，在這一特殊時點由政府提出的以中軸空間為突破口的市域社會治理，應正視社會治理過程中帶來的可能性沖擊，利用具有集約效用的市域平臺，尋找推進承上啟下、條塊融通、政民互嵌和區域共享的治理模式[8]，從以政府為主導的能力建設上升到全社會、全能力的建設。

（二）接納：確立上下聯治協調關系

“職責同構”與“屬地管理”的雙重約束決定了基層政府不僅要回應轄區內各種內生治理訴求，還必須完成所有“自上而下”的政策與任務[9]。疫情防控檢驗出了基層治理的短板，關鍵要從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高度認識基層治理改革的重要性，探求出一條與治理目標、治理資源、群眾獲得感高度契合以及基層干部和群眾廣泛認同和普遍遵守的有效路徑。

1.基層負擔生成機制：基層減負的復雜與曲折性。近年來，國家逐漸調整縱向的權力分配結構，試圖通過集中行政權，“自上而下”地塑造基層治理的統一規則體系[10]。然而，權力集中與合理化困境，使得基層被置于自主性收縮的強動員結構中，被動應對輸入型治理任務日益膨脹的挑戰。一是目標任務設定上移與基層工作內容下沉。當前對基層提出了一系列治理要求，疫情防控、創文創衛、鄉村振興、美麗鄉村等，在大體同一時間段內，疊加成為基層中心工作。同時，對基層常規工作如基層黨建、人居環境整治、農民建房土地使用，以及綜治信訪中的規則、程序、環節以及相應的材料佐證，通過指標化管理制度、技術化考核手段、密集化督導問責，試圖全部納入更加合乎規范的治理框架中。多中心工作并行化、常規工作正規化的趨勢突出，不僅影響到基層干部處理鄉村內生性治理事務的效果，也改變了其承接基層治理事務的結構。二是監督落實下行失范與基層工作形式微泛濫。我國黨政機關中的監督權嵌套于組織管理活動中，形成與決策權、獎懲權相互銜接且彼此獨立的運行邏輯[11]。過度泛濫尤其是脫離基層實際的“監督變異”，使得基層干部負擔沉重，產生了以形式主義與應付形式主義交織的不良現象，不僅挫傷基層干部干事創業的責任感和成就感，也嚴重消解了廣大群眾獲得感。以上情形并非存于真空，而是伴隨國家治理轉型階段，具有極為復雜的結構性成因和結構性特征，由此導致長期以來各地基層干部均反映強烈卻始終難以有效根除的普遍現象。

2.治理體系適應重構：治理權責邊界與重心有序下沉。隨著治理重心逐漸放到基層，各大城市先后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更要堅持系統融合的思維，增強制度剛性，為基層松綁減負。一是把握整體性功能指向，推進治理體制現代化。從市域范圍統籌調配資源，區級統籌協調、解決重大問題，街鎮固本強基、解決具體問題，村居落細落實解決服務問題，構建起“城鄉一體、條抓塊統”的新型社會治理組織體系。同時，基層減負，需規范“屬地管理”，應把基層定位為政策具體執行者和民意上傳的信息收集者，厘清權責清單、自治清單、協作清單、負面清單，以制度化手段將權力與責任匹配嵌入基層治理運行全過程，有效防止逐層下移轉嫁責任。二是聚焦突出類問題解決，推進工作布局現代化。市域社會治理必須回應城鄉發展與社會結構變遷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破解社會矛盾“外溢上行”。但同時，各地情形差異化及治理問題的獨特性，又勢必要求基層因事靈活施策，努力達成權責對等。要逐步建立以“事”為中心的基層治理機制，經由授權和分權，有效激發主體動力。三是推進組織能力現代化。僅靠基層黨組織的單向投入、單方用力的“封閉式”管控與運作，無法同中心大局、民生服務等“循環式”治理產生對流與共鳴。上海在街鎮黨的內部結構上探索搭建整合式的協調各方的體系，居民區、“兩新”組織和駐區單位黨建“三建融合”，形成工作互動與資源整合。

（三）嵌入：建構多元聯動契約關系

市域社會治理建構以政府為主導的能力建設，“自上而下”給出了行政序列的推進路線圖，但社會治理必須兼顧“多元”，以差異并存的狀態而非同質性的孤立存在。去中心化、去權威化、趨向扁平化所依賴的就是多元參與，以此充分展現出個體存在的社會意義，個體之間銜接的社會化治理問題。

1.權利進場和議題開發：賦權推動自治權回歸。上海社區居民自治是典型的政府主導模式，組織動員能力強、行政效率高[12]，但容易陷入“政府越干預，社會越被動，社區自治能力越弱”的怪圈，其在遭遇重大公共突發事件時暴露無遺。一是外部賦權，完善基層治理在頂層設計上的群眾自治。在市域社會治理中，“人”是社會治理的邏輯起點和價值歸宿。轉變以往通過施壓給基層治理帶來的負擔，喚醒居民權利意識，促進他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從而使居民自治權得到回歸，實現政府與民眾互動的治理耦合，從而由治到安，由安到福。二是內部嫁接，轉為群眾自治契機和公共議題輸出。社區作為基本細胞投射了國家社會格局，只有被成員集體認同的公共利益才會成為彼此合作的紐帶。不同主體共生共長于一個社區生態系統中，其訴求利益和行動目標不盡相同，結合收集的公共議題、梳理的社區資源，以及提出的社區愿景，尋找多元主體的同質性利益的聯結點，將需求轉化提升為推動群眾自治的動力，促使群眾自治得到提升。

2.自治空間和行為塑造：權利合理嵌入再建共同體。此輪上海新冠肺炎疫情的洶涌而至，加速了公眾參與的顯性化、規?；?，參與式治理即是為群眾創造機會和空間，提高公眾的政治效能感。但是除了個體意識的覺醒，社會提供的協商平臺機制是否周全、是否隨時可調用以及群體行為塑造路徑更是需要優先考慮和推動。一是“三社聯動”參與式發展。在面對重大危機和挑戰時，集體行動的意義格外突出，“上海團長”這支在抗疫中形成的寶貴民間力量，讓我們看到了民間自發力量的巨大潛力、強勁韌性和生命力。社區村居委會、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如同三個相互咬合的齒輪，構成一個內外雙向循環、相對穩固的三角帶，結盟為緊密協作、良性運作的互動關系，并在“基層社區”這個公共物理空間發揮作用[13]。二是機制完善促常態化平臺。平臺的構建是群眾自治的“硬支撐”，相應的自治機制就是維持自治平臺運行的“軟環境”。借由平臺搭建，社會組織得以進入社區了解基層實際情況，以得到實際操練及成長，輔之群眾自治的協調、溝通和議事等各項機制，從而保證自治的良性運作。青浦“幸福社區”建設將“一站兩中心”提標升級為社區中心，改變傳統的村居作為末端執行的工作模式，構建社區治理共同體的黨建陣地、開放樞紐、工作平臺和公共空間，將社區中心打造成居民群眾的“議事堂”、會客廳。

（四）融合：形成算力聯合普惠關系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例如12345“數治化”，無疑是建設數字政府、實現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手段。2022年3月，上海12345市民熱線訴求應答量超74萬件，同比上升108%，其中疫情相關訴求超26萬件。這既是數字時代政府網絡理政的生動寫照，也揭示了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面臨的嚴峻挑戰，但“流量暴漲”后的“危機”，恰恰也是“以數促治”的“良機”。因時而立、依技而變的“數治題”，是回應美好生活需要的“素質題”，更是推動社會治理升級的“述職題”。

1.數字智治。當前，我國數字治理的癥結不在技術本身，而是在于傳統治理的科層組織架構與網絡技術系統的扁平化組織架構之間的張力[14]。過去主要聚焦在公共管理領域以政府為中心的社會治理在經過數字化轉型之后無可避免地面臨機制性挑戰?！罢w性治理”概念的提出，或可為我們提供解決思路。權力、地位、資源、信息等治理要素的確定，通過提速要素流動，縮短相對距離，云端深度整合，實現云上配置一體化。

在這方面，青浦區已經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依托基層黨建網、城市管理網、綜合治理網“三網融合”工程，以“3344”的方式進行城市精細化管理。城市綜合治理正面臨數字化轉型的歷史節點，在已建設數據共享交換平臺基礎上，搭建區級政法數據專題庫，互聯互通110警務平臺、12345政務熱線、數字城管等區鎮兩級資源，以及村居、單位等智慧終端數據，一網統管、一屏統攬、一鍵直達，形成基層治理高效協同的“一盤棋”格局。同時，以人工智能算法和視頻處理技術為基礎，集成雪亮工程、智能安防等應用，優化市域“平安指數”，探索建設契約式社會治理特征的“模型”，在生產、市場、城建、環境、交通、應急等領域廣設“神經元”，感知人的需求、物的不良狀態、事的不良趨勢，全過程、全天候智能化記錄、檢測、判斷和推送，實現提前預警和科學預測，精準解決治理困境。

2.數字善治。突顯數字公共產品的普惠向善，賦予技術以道德的溫度，是實現數字善治的內在要求。善用“數字”之所能，也要察“數字”之不能，切勿滋生“信息形式主義”“智能官僚主義”等現象。數字善治的本義是“數字包容”而不是“數字鴻溝”，不僅要追求治理的效能，更要體現治理的“溫度”，在面向人民群眾的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立足公共利益的結果導向等方面“填空”補齊。同時，在涉及人的意愿、尊嚴、參與上，也應允許政策“留白”，保留“技術難民”熟悉的傳統治理模式，治理APP進行合理的適老化改造，防止對數字公共產品和服務“一刀切”的行政沖動。

數字技術處理問題的賦能要以公眾需求導向，著眼公共服務供給者及其生產過程。一方面，服務生產體制的“倒轉”，區別于傳統的“技術在先、需求在后”模式。針對性上線不同模塊功能，建構根植于需求牽引下的數字化公共服務生產機制。青浦區以“幸福云”智慧社區全景應用系統為依托，整合居村治理的各類要素，最大限度地將社區工作者的精力從表格填報等煩瑣工作中解放出來，有效提升社區管理的規范化、精細化水平。另一方面，注重服務質量持續的“反饋”，從“最多跑一次”改革到“一網通辦”到“一網統管”，進而拓展更多應用場景，保證基層治理的精準和高效。

四、結語

凱特·阿歇爾在《紐約：一座超級城市是如何運轉的》中說：“任何一個大都市的居民，都很少停下來思考城市生活的復雜性，或者是那些日日夜夜使城市維持正常運轉的系統有多復雜?！睆碗s而龐大的城市系統，決定了上海復雜的防疫情勢。這場“戰疫”加速了社會對各級治理能力的呼喚，以不斷維護動態的穩定與平衡。

長期以來增長導向下的發展模式使得社區不斷擴容與基層治理能力之間的張力愈發突顯，基層治理場景的高度復雜化、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進而對基層治理提出了更高、更有挑戰性的要求。市域試驗才堪成型，上承國家總體施政、下啟基層治理“底盤”，亟須在日常完成模塊試錯、實戰演練，且要及時“回首來路”，將上海此次抗疫中的經驗教訓沉淀下來，探索形成超大城市常態化防控新機制，以作為市域常態化治理的必備，滿足人們對市域全能力建設并向各領域平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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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聶慧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