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廣基型 巴蜀衍化——移民視角下巴蜀風土宅院類型與特征

江攀

1 引言：“湖廣填四川”與巴蜀風土建筑研究回顧

明末清初，西南地區戰事紛亂，再加上饑荒和瘟疫，四川人口凋敝，從明末的500 萬人驟減至約50 萬左右①曹樹基在《中國移民史：第六卷 清 民國時期》里根據方志中記載人口數量統計，至1600 年四川人口總數達到500 萬，之后受饑荒、瘟疫和戰亂影響人口迅速減少，到康熙二十年（1681）為人口數量的最低點，約50 萬。。從康熙二十年（1681）開始，清朝為了穩定西南局勢和恢復四川盆地的生產生活，鼓勵兩湖（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廣東（廣東移民主要來自嘉應州、惠州和韶州府，為客家人）、陜西等地的人入川開墾定居，各省移民以兩湖最多，民間以“湖廣填四川”來指代此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移民高潮從康熙中后期一直持續到乾隆前期，移民速度從乾隆后期減緩，直到清末。四川人口從康熙二十年的約50 萬人開始持續增長，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達231.6 萬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達1 000 萬人[1]?！昂V填四川”是研究巴蜀②根據戴志中、楊宇振的《中國西南地域建筑文化》，巴蜀既代表族名，也是一個文化圈。巴蜀的地理空間大致和現在的四川盆地范圍接近，包括除川西之外的四川省和重慶市轄區。明清歷史最重要的背景。人口變動改變了四川社會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建筑。

巴蜀風土建筑的研究從抗戰時期中國營造學社調研四川古建筑開始。重慶大學和西南交通大學基于地理優勢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深入研究，代表性學者有葉啟燊、李先逵、張興國、趙萬民、季富政、楊宇振等，奠定了堅實的研究基礎。移民視角下既往研究主要集中于會館這類公共建筑，在民居方面僅涉及一些巴蜀地區建筑與移民原鄉建筑特征的對比，對巴蜀風土建筑的系統性梳理還不夠充分。在“湖廣填四川”的移民背景下，老四川（土著）的建筑原型是否還有遺存？各地移民帶來了怎樣的建筑基型？他們在巴蜀地區如何衍化以及相互之間如何影響？是否能在建筑實例中找到“湖廣填四川”的證據？

2 移民視角下巴蜀風土宅院類型

移民在四川盆地范圍內均有分布，移民規模之大以及在四川分布之廣，使巴蜀地區的風土建筑形式多樣。盡管無法細究移民個案是否一定帶來原鄉的營造習俗和匠作技藝，但是并非毫無規律可循。以歷史地理學和方言學學者的研究為參照，結合近年在巴蜀地區的實地調研，筆者以平面形制特征為主，結合其他特征，對巴蜀地區風土宅院的類型、特征及分布規律進行分析①這個思路受到周易知和伍沙的啟發。周易知在《兩浙風土建筑譜系與傳統民居院落空間分析》中，將兩浙依錢塘江分為東、西片區，風土建筑典型平面分別為“堂-橫”式和“堂-堂”式布局，并與“增長型”家庭和“穩定型”家庭成員結構對應。伍沙的論文《湘語方言區風土建筑譜系構成研究初探——基于平面形制的建筑類型及分布區域分析》，以天井橫屋型、堂橫式、庭院橫屋型、長屋形式、三合天井、四合天井形式為基本平面形制，對湘語區風土建筑進行劃分。。

首先是土著與移民之分。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卷》（第2 版）[2]，整個巴蜀地區都屬于西南官話區，這里依據古入聲今讀的情況分為兩個大片②盡管川西片也在西南官話區范圍內，但在川西片更大范圍的鄉村地區，屬少數民族文化圈，故暫不在本文中討論。，一為西蜀片（舊版稱灌赤片），分赤岷、雅甘和江貢三小片；一為川黔片的成渝小片和陜南小片（圖1）。文化地理學者藍勇在分析四川地區方言特征及其形成過程時認為，“成渝區受湖廣、陜西方言影響較明顯，是語言的發展區，而灌赤區（今西蜀片）相反成為穩定區”，（西蜀片）“聲韻更具有中古時期四川方言的特征，更具有原始性”，“保留了很多古蜀方言詞匯”[3]。

圖1 巴蜀地區方言區劃圖Fig. 1Dialect zoning map of the Bashu region(Sichuan Province and Chongqing Municipality centred around the Sichuan Basin)

這種差異在建筑形制方面也有體現：（1）整個四川盆地盛行“廳-堂”形制，卻在西蜀片大量出現大方院形制，方院由四周四組“一明兩暗”單元圍合，當心間均設堂屋，木穿斗結構，覆小青瓦。這類建筑，即使等級高、規模大者也沒有封火山墻等移民帶來的建筑的典型特征，分布也集中出現在西蜀片（即藍勇所述“老四川”地區），可以推斷這是老四川土著營建習俗的遺存。（2）因地理原因，成渝小片受到以兩湖為主，兼及陜西、江西等其他地域的文化影響較大，建筑上體現為多進多路的“廳-堂”形制和風格多樣的封火山墻。這種“廳-堂”形制影響遍至全川，在川北蜀道沿線有晉陜風土建筑的特征，例如巽位設置建筑入口和建筑外圍砌筑土坯磚厚墻（保溫作用）等。（3）客家移民的建筑圍合特征明顯，有強烈的封閉性和防御性。

結合移民原鄉的風土建筑特征，筆者將巴蜀風土宅院建筑分為三大類型：西蜀大院、廳井宅院和客家圍屋。

2.1 土著與西蜀大院

西蜀大院廣泛分布在西蜀語言片區，集中在雅安、樂山、邛崍、大邑等地。主要特征如下：

（1）以大方院（當地稱“院壩”）為核心，有橫縱兩道軸線，一般縱軸線下端為龍門或門廳，上端為主堂屋，橫軸線兩廂當心間也為堂屋，其余均為住房。合院四周均有寬闊的檐廊，深2 ～3 步架，柱礎和挑檐為整座建筑裝飾的重點。（2）大院主要建筑為全木穿斗結構，大空間做插梁式結構。（3）暴露的穿斗木構架和夾竹泥墻是建筑立面的主要特征，沒有封火山墻。（表1）

表1 土著西蜀大院建筑特征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genous vernacular dwellings with large courtyards in the Xishu (Western Sichuan) style

2.2 兩湖移民與廳井宅院

兩湖移民遍布全川，大量風土建筑延續了兩湖廳井宅院的特征，尤其在與湖北毗鄰且直接通過長江聯系的川東地區，建筑特征更為接近：

（1）大量使用三花、五花、貓拱背式封火山墻，多位于廳堂兩端。（2）平面以天井為基本單元進行橫縱向組合拓展，中軸是多進廳堂，兩邊為居住空間，大型宅院出現多進多路的拓展。有時在天井上增設屋蓋，稱作抱廳，其原型是鄂地的“天斗”和湘地的“游亭”③趙逵在《川鹽古道上的傳統聚落與建筑研究》中認為，安徽、江西地區的多重小天井隨“江西填湖廣”移民運動傳到兩湖地區，與夏熱多雨氣候特征相適應，形成湖北所謂“天斗”、湖南所謂“抱廳”（筆者調研湖南大部分地區稱之為“游亭”）的建筑形式；后又隨“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傳入巴蜀地區，形成“干濕天井”或“半濕半干天井”，該建筑形式在巴蜀地區被稱作“抱廳”。。（3）建筑結構是木穿斗、抬梁、插梁結構（位于廳堂等當心間）和磚墻承檁結構（位于盡間）的組合。（表2）

表2 兩湖移民廳井宅院建筑特征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grants’ dwellings with small courtyards in the Lianghu (Hubei and Hunan provinces) style

2.3 客家移民與圍屋

客家移民主要通過長江進入川東或經貴州到川南，再在四川盆地內移動。主要聚居地為成都東山地區、沱江中下游地區，以及川南、川北山區[4]。長江中下游移民因為水路之便，先來占據了地勢相對平坦的平原和淺丘，客家移民則定居于丘陵和山區，也有學者認為這和客家人“住山不住壩”的習慣相關[5]。

客家移民帶來了客家的建房傳統：（1）三種典型的圍屋類平面形制在四川盆地內均有出現：由上下堂屋和天井構成硬八間或者簡化的假六間（減去下堂下房）；由堂屋和橫屋組合構成堂橫屋；外圍夯土墻和四角碉樓圍合中心廳堂和居宅的圍屋或小型土樓[6]。（2）建筑有極強的防御性和封閉性，外圍墻體封閉，沒有封火山墻。（3）結構方式為夯土厚墻承重與木穿斗結構的組合。（表3）

表3 客家移民圍屋的建筑特征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fensive earthen courtyard dwellings in the Hakka style

這三大宅院類型在巴蜀地區的地域分布與基于方言形成的風土區劃有一定的關聯，本質上同移民的分布相關：（1）大院形制主要出現在西蜀語言片區，體現了老四川土著建筑原型的發展。（2）廳井宅院在整個巴蜀地區廣泛分布，體現出兩湖移民在數量和文化上的主導。其典型特征——封火墻的分布自東向西減少，在川東地區非常普遍，五花及三花階梯式封火山墻形式和湖北地區的一致；而到了川南、川北，封火山墻卻并不常見。這也與巴蜀地區各地移民同鄉會館中兩湖會館（兩湖移民的同鄉會館）的比例自東向西減少的規律一致①根據藍勇在《西南歷史文化地理》中的統計，巴蜀地區各地移民同鄉會館中兩湖會館的比例不同。川東為51.92%，川中38.89%，川南34.50%，川北26.89%，川西24.14%。。原因也比較明顯：川東毗鄰兩湖且通過長江水道直接相連，成為兩湖移民到巴蜀定居的首選地。（3）圍屋則主要集中在川南山區，盡管受到大量來自長江中下游地區移民影響，客家建筑特色處于弱勢；而川南位于盆南山區，地理環境相對封閉，客家建筑特色保留更完整。（圖2）

圖2 三大類型宅院在巴蜀地區的分布Fig. 2Distribution of the three courtyard house prototypes in the Bashu region

3 基型與衍化

“基型與衍化”的概念援引自閻亞寧為討論臺灣移民社會與建筑互動關系時所建立的理論模型[7]，探討某地域建筑文化隨移民傳播到另一區域，在新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中發生衍化的現象。兩湖和客家移民進入巴蜀地區后，既延續了原有的居住習慣和建造習俗，又為適應巴蜀社會和自然環境而變化，同時各地移民也相互影響，發生了建筑衍化現象。

3.1 西蜀大院的環境文化因應

大院形制由四周四組“一明兩暗”房屋圍合構成，每邊的“一明兩暗”單元當心間設堂屋，是主要的儀式空間，兩側耳房則為居住空間。大的方形院壩是核心，由青石或三合土鋪成，寬同三開間或五開間的建筑面闊，與建筑地坪有一個臺階的高差，在四角設排水孔。院壩主要用于部分農活和宴席擺桌，是重要的生產生活場所。劉致平也在其著作中提到四川的“這種庭院（或天井）在農村里是很重要的工作場所”，是“農作勞動、生產交通、宴會的總樞紐”[8]。

如遇雨天，這些活動則轉移到檐下。檐下空間進深大，出挑做法講究。通過雕飾精美的挑枋、撐弓（斜撐）、坐墩、吊墩的組合形成單挑、雙挑甚至三挑的做法，出檐可深達3 m，挑枋加工成月梁狀。有時當心間堂屋的門扇會往內退2 ～3 個步架，形成“燕窩”或直接設置檐廊，來增大檐下空間。室內通常暴露穿斗木架，裝飾少。整組建筑中檐下空間的裝飾遠豐富于室內空間的裝飾，精美的門窗也成為院壩和檐下空間隆重的界面。

院壩和檐下空間的出現與當地濕熱多雨的氣候息息相關。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年降水量較盆地其他區域更多，雅安更被稱為雨城“天漏”，一年下雨天數達280 天。因此大院屋頂相連，檐廊灰空間連通整個建筑，成為日常生產生活的場所，當地廣泛有著“下雨天不打濕腳”的說法。這種檐廊空間也普遍出現在場鎮中，形成廊坊式場鎮[9]：臨街兩側檐廊形成的灰空間成為集市交易和生活的空間，如廣安肖溪鎮、犍為羅城鎮、涪陵大順鎮等。四川的年日照時數和太陽能總輻射量都是國內最低值，一些傳統建筑內部甚至通過亮瓦的方式采光，院壩和檐下空間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巴蜀地區歷來有“人大分家，別財異居”[10]的習俗，居住模式多為散居，聚落缺乏便捷易達的公共空間。農作、生產、宴席、祭祀等活動都在各個家庭內部完成，大的院壩是上述活動的重要場所。四川多地還保留了這樣的習俗，如果老人在家去世，棺材可以停在堂屋舉行儀式；如果在外去世，棺材則不能進入室內而是停在檐下，由此可以看出院壩和檐下空間對于四川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出現院壩后，利用同樣的“一明兩暗”單元在兩邊、三邊或四邊進行“L”型、三合院型以及四合院型的圍合，由此形成合院形制。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合院形制中的院壩和深遠的檐下空間較好地與巴蜀地區的自然環境和文化相適應，使其在風土建筑中有很強的生命力，即便是建于當代的風土建筑也利用預制板挑出屋檐，形成灰空間并用水泥在屋前鋪裝院壩。

盡管巴蜀地區很難找到清以前的民居實物，但上述空間原型可以在歷史圖像中得到驗證。從四川出土的漢畫像磚中描繪的建筑圖像得知，漢代巴蜀地區已經流行開敞的合院，百姓在其中進行曬谷等生產活動，在檐下進行休息、飲食、會客等活動。此外，圖像中表現出的不設望板的輕薄屋頂、不做舉折的直坡屋面和增大出挑的斜向構件等特征也在巴蜀風土建筑中有所體現。（表4）

表4 “一明兩暗”、院壩空間、檐下空間的原型及其組合The yiming-liang’an (one central bay with two side bays) layout, the large square courtyard, the porche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se elements

3.2 兩湖廳井宅院在巴蜀地區的衍化

兩湖民居受到明初“江西填湖廣”移民的影響，廣泛存在著贛語方言區“土庫”式天井院落的變體①根據門暢論文《鄱陽湖流域“土庫”及其衍化建筑的空間類型研究》，“土庫”指的是在鄱陽湖流域，由上下廳屋、天井、廂房等組合而成的天井式民居，上廳進行祭祀祖先、紅白喜事、招待賓客和大型議事等活動，下廳是生產勞作的場所。。湖北地區多為“三開間一天井”或“五開間三天井”，有些大型宅院會進行縱向拓展形成多進宅院，或者橫向組合形成多路，以祠堂為中心形成聚落。湖南地區則利用巷道串聯天井式單元形成大屋形制，以中軸家族禮儀活動的主堂屋為中心，兩側是各房支的儀式空間（橫堂屋）及其左右的居住空間[11]。它們的共同特征是天井尺度較小。

巴蜀地區大部分的宅院都采用“廳-堂”形制。與兩湖民居的空間秩序相似，但明顯不同的是天井尺度變大，形成院壩。有的地方稱院壩為“天井壩”，即使其尺度已遠遠超過天井尺度。兩湖地區宅院的天井較窄，功能更多是調節氣候、通風匯水，不作為任何儀式行為的空間，宴會等活動都在廳堂內部舉行。但在巴蜀地區，廳堂之間有大尺度的院壩，成為主要的宴會場所。這一點從裝飾特征也可以看出，從江西到兩湖，建筑內部尤其是廳堂的裝飾做得非常豐富，使用很多月梁形穿枋和精美的小木作；而巴蜀地區主要的裝飾都集中在院壩的四周，包括檐下、柱礎和門窗。這種變化，除了受到巴蜀土著大院形制的影響，也同移民政策相關?！昂V填四川”時，政府以戶為單位，按戶授田。據《清世宗實錄 · 卷六十七》記載：“以一夫一婦為一戶，給水田三十畝，或旱地五十畝，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增給水田十五畝，或旱地二十五畝?！边@種按戶授田的方式，改變了兩湖移民原先以家族為單位的聚居模式。再加上兩湖移民首先進入的川東地區多為山地地形，耕地分散，更沒有大塊的平地提供聚居的條件，因此各戶在自家耕地就近建房。在散居情況下，家庭內部空間需要承擔部分本屬于家族祠堂的功能，例如涪陵陳宅、江津王宅、廣安段宅等甚至還建有戲樓，因此天井尺度變大，成為每個家庭最重要的生活生產空間，形成院壩。（表5）

表5 巴蜀廳井宅院與兩湖廳井宅院平面對比Comparison of dwellings with small courtyards in the Bashu region and the Lianghu region

3.3 客家圍屋基型在巴蜀的衍化

盆地內的客家移民主要來自閩南、粵東、粵北和贛南。這些客家聚居區風土建筑的基本單元是“單門樓”“下山虎”和“二堂屋”，再進行橫向和縱向拓展，形成多堂多橫的堂橫屋；再從堂橫屋增加單層或者多層、方形或者圓形的圍，形成特殊類型的民居，如圍屋、圍攏屋、土樓等；是“堂祀與橫居”的典型空間原型在建筑規模上由小到大的體現[12]。其特征有三：（1）以祖廳或者堂屋為祭祀空間，以橫屋為居住空間；（2）建筑外觀呈現封閉性，有很強的防御性，但內部空間開敞；（3）以墻承檁為主要的結構形式，有時也會在中廳明間用木結構[13-15]。

在巴蜀地區，二堂屋、堂橫屋、圍屋和土樓的建筑平面都有出現；其結構形式與閩粵贛客家聚居區建筑的結構相似，多為土坯磚墻或者夯土墻承重。不同之處在于引入了院壩和碉樓：（1）巴蜀地區家族聚居的大規模防御建筑很少，大多為以家庭為單元的小型民居，如硬八間、堂橫屋和小規模的土樓、圍屋。與兩湖移民一樣受到移民政策影響，以家庭為單位的居住模式導致住宅小型化，從而使天井功能復合、尺度變大，形成院壩。（2）客家建筑都有很強的防御性，移民而來的客家人，無法采用家族聚居、防御的方式，紛紛在小型化住宅中增設碉樓。這些碉樓民居集中分布在川南山區如宜賓、瀘州、江津、涪陵等客家聚居地。在發展中，甚至突破住屋和碉樓的組合，直接擴大碉樓規模，使其從單純的防御性建筑變為兼具起居生活的設防民居[16]。（表6）盡管生土建筑并不適應巴蜀濕潤多雨的氣候，但巴蜀地區客家移民的建筑體現出了一種反氣候的恒常性。

表6 巴蜀圍屋與閩粵贛客家圍屋平面對比圖Comparison of the Hakka defensive courtyard dwellings in the Bashu region and the Minyuegan region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provinces)

無論是兩湖移民還是客家移民的建筑，其平面形制與原鄉建筑有清晰的繼承關系，體現了人們居住習慣和建屋傳統的延續性。移民到巴蜀地區之后，所建建筑為適應新環境發生衍化，尤其是天井尺度擴大形成院壩，既有移民政策的影響，也是巴蜀土著影響下適應當地散居模式的一種改變。

各地移民也相互影響?？图颐窬有藿ǖ飿窃黾臃烙缘淖龇ㄒ灿绊懥税褪裢林用窈蛢珊泼竦慕ㄖ?，他們也會在合院周圍增設碉樓，例如瀘縣屈宅、涪陵陳宅、宜賓黃宅、江津陳宅等。而江津的客家民居會龍莊、龍塘莊園、棗子坪莊園在庭院設置抱廳作為主要會客空間，則是受到兩湖移民建筑的影響。

4 一個案例的微觀視角

移民視角下的民居研究，需要剖析案例相關家族的移民歷程，對比遷出地與遷入地的異同，才能厘清移民過程對營造活動的影響。下文聚焦重慶江津陳宅，基于田野調查、訪談和民間文獻，梳理陳氏家族自湘中到川渝的移民歷程，通過與原鄉湘中地區風土建筑的對比，分析湘中大屋在巴蜀地區的衍化方式。

4.1 陳氏遷川歷程與陳宅的修建

陳宅（當地人稱作石龍門莊園）位于重慶市江津塘河鎮，盡管部分建筑倒塌、被改建加建，但基本格局尚存。陳氏后人——年近九旬的陳洪佑老人仍居住在這座宅院的柴房，通過他的口述，筆者獲取了大量關于家族背景、建筑形式和使用方式等方面的信息。

陳氏族譜在文革期間被毀，筆者多次采訪陳洪佑老人，有較為詳細的訪談記錄[17]。同時與川地其他陳氏后人對照，結合地方志、墓碑等信息梳理出陳氏遷川和陳宅的修建過程①整個考證過程詳見參考文獻[17]第30－32 頁，并參考重慶市江津區文物管理所編《石龍門莊園及周邊古村落文化景觀遺址調查報告》。陳氏的字輩信息為 “仲才文必思，祖宗永本定。遠國正維守，遵先衍來胤?？私B洪美大，癢序學校全”。?？滴跛氖辏?703），陳氏“國”字輩率后人由湖南省邵陽縣西路永豐一都遷往四川內江，經歷“國—正—維”三輩。至遲在雍正四年（1726）遷至重慶江津，“守—遵—先—衍”四輩均在塘河大房子生活。嘉慶年間，陳先華（？－1824）在康家灣購買宅基地修建了陳宅給其幼子陳衍鳳居住。咸豐年間，陳衍鳳獨子陳寶善靠經銷食鹽成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對陳宅進行擴建甚至重建，其子陳胤觀、陳胤聲分居南北兩院。民國時期，陳寶善之孫陳克定、陳克尹為陳宅修建了圍墻、碉樓等防御建筑，同時在南側修建了楠苑及小姐樓。（圖3）

圖3 陳氏譜系與重要事跡Fig. 3 The genealogy of the Chen family and the relevant significant events

4.2 作為一種廳井宅院的陳宅

陳宅是典型的廳井式宅院，整座建筑坐西朝東，北面西面背靠山體，向東面開敞。進入一道朝門之后，由二道朝門門廳、下廳、正廳、上廳和堂屋以及中間的四個天井構成，天井尺度較小，進深較淺。南北兩路不完全對稱，適應地形做出了調整。北面有過廳、四面廳、大廚房、書房和北廂房五組天井式合院；南面有四方廳、小廚房、南廂房三組天井式合院，再往南有楠苑和小姐樓。建筑外圍有兩圈圍墻，背后設碉樓，圍墻之間有馬房、碾房和柴房。（圖4）

圖4 陳宅平面構成圖Fig. 4 The layout of the Chen Family Residence

天井是組織陳宅的基本單元，主要有兩種類型。第一類是位于東西向主軸線上的覆頂天井，用以連接前后廳堂；第二類是南北廂房、四方廳、四面廳中的小天井，用來組織每個“四水歸池”單元。（圖5）

圖5 陳宅天井類型Fig. 5 Types of sky-wells in the Chen Family Residence

在主軸線上，陳宅前后廳之間的天井并非做成完整的一個，而是被一分為二，形成左右兩個小天井，例如堂屋和上廳之間以“橋”相連，“橋”與兩側天井地坪高差達半米；正廳和上廳、下廳的基礎是連續的（有寬30 cm 的排水溝為20 世紀80 年代所挖），將天井一分為二；下廳和門廳之間的天井雖已被加建物覆蓋，仍能識別左右兩個天井是分開的。同時，正廳當心間前后檐柱上均有卯口，四個卯口并非貫通而是向天井一側開口。同樣的卯口也出現在堂屋前檐柱，上廳前后檐柱和下廳前后檐柱上，這些卯口位于同一高度（表7）。陳洪佑老人在訪談中也提供了線索：整個石龍門莊園有9 條平行的屋脊，因為5 排房子之間有4 個過廊，過廊就是兩個房子的交界……兩排房子之間有過擔，屋面有角溝，水排到兩邊天井……底下一根過擔，3根立柱栽到過擔上……正屋高，過廊矮點，慢慢抹下來。經綜合分析，嘗試將中軸廳堂之間的過廊——覆頂的天井空間進行復原：屋頂形式是懸山頂，結構方式是前后檐柱之間的過擔（過梁）上立3 根短柱加上穿板形成一榀榀屋架支撐屋面，屋脊高度是前后廳屋脊高度的過渡；屋面高于前后廳屋面，利用過溝排水。（圖6）

表7 陳宅廳堂之間的天井與檐柱The sky-wells between the halls and the eave columns, Chen Family Residence

以小天井為核心的“四水歸池”單元也較有特色。南廂房圍合的天井南房為一層敞廳，其余三面建筑兩層高，北側是繡樓；北廂房雖毀，但通過分析遺存基礎可知與南廂房大體一致，北房為敞廳。四面廳與四方廳形制相同，四面廳北房和四方廳南房的當心間都為廳，抬梁式結構，有精致的雕花駝墩、隔扇門，且面向天井有斜撐或鶴頸軒。這四組小天井都通過設置敞廳體現了南北向的空間軸線，與整座建筑的東西向主軸線垂直。（表8）

表8 陳宅四面廳、四方廳復原圖The hypoth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plans and cross-sections of the Simian Hall and Sifang Hall in the Chen Family Residence

4.3 抱廳和游亭：連續的廳堂儀式空間

上文對陳宅的過廊空間進行了復原。作為一個典型的覆頂天井空間，過廊在巴蜀地區還有一個更常見的名字，稱作抱廳。抱廳屋檐高出四周屋面，可遮雨并側向采光通風，將天井轉化為戶外活動的廳堂[18]。陳宅所在的江津地區很多大型院落都以抱廳為宅院的核心（表9）。抱廳位于天井，結構相對獨立?，F存宅院中，抱廳多已被拆毀，木料另作他用。結合現狀和對居民的訪談，抱廳空間的特征比較明晰：位于中軸線的廳堂之間，基礎與前后廳堂連接；左右為小天井，天井中有花盆或魚缸景觀；從現存柱礎來看，結構是由四角的柱子支承；抱廳主要用于接待客人，裝飾也比較華麗，在靠近天井側有格扇花窗、雕花構件和美人靠等裝飾。根據《重慶建筑志》收錄的20 世紀江津會龍莊的測繪圖可知拆除前的抱廳采用懸山屋頂形式，與堂屋屋面垂直、空間連通（圖7）。

圖7 重慶江津會龍莊剖面圖Fig. 7The cross-section of the Huilongzhuang courtyard house in Jiangjin, Chongqing

表9 重慶江津宅院中抱廳空間示意The baoting (embraced pavilion) in courtyard houses in Jiangjin, Chongqing

無獨有偶，類似空間在湘中地區也廣泛出現，稱作游亭（有的地方也稱過亭[19]），是連接前后廳堂的覆頂天井空間，兩側與耳房、廂房圍合形成小天井。屋頂一般為懸山頂，也有在左右加披檐或做歇山頂，屋脊與前后廳堂屋脊平行或垂直；結構形式與廳堂一致，用穿斗或抬梁，將廳堂檐柱升高或通過檐柱間的插梁支撐上部荷載[20]。游亭有良好的采光、通風和遮雨的功能，相當于一個左右都是天井的敞廳。

抱廳作為一種特殊的天井空間，更重要的作用是連接前后廳堂形成一個連續整體的儀式空間。通過抱廳連接，陳宅的廳堂空間連貫成整體，在主軸上以上廳為界，后部為私密的堂屋，前部為公共的廳屋，門廳、下廳和正廳連貫，上廳有隔扇分隔。從功能上看，堂屋主要供奉祖宗神位，正廳用作設置宴席，上廳用于紅白喜事。湘中大屋的廳堂也是連續的縱向序列，所有廳屋通過游亭連接成完整空間并與堂屋分隔。有時門廳作為入口空間，與主要廳屋分開，但廳屋部分仍然連續。（表10）

表10 陳宅抱廳（過廊）與湘中大屋游亭對比Comparison between the baoting in the Chen Family Residence and the youting (pavilion) in the courtyard houses of central Hunan Province

游亭與抱廳在位置、功能、結構、形式和儀式上都表現出一致性，關聯到陳氏遷自于湖南邵陽的移民背景，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樣的形制是通過移民從兩湖地區傳播到巴蜀地區。在巴蜀某些地區，因為天井尺度擴大成庭院，抱廳尺度隨之擴大，大到足以滿足日常會客需求成為主要的廳屋，與堂屋連接形成儀式空間，例如上文提到的江津龍塘莊園、月亮壩莊園和棗子坪莊園都以抱廳為中心。這種空間還出現在一些公共建筑和來自其他地方移民的建筑中。例如，重慶湖廣會館齊安公所的抱廳位于正殿（即民居中的堂屋，在會館中被稱作正殿）和過廳之間的天井；客家移民在四川宜賓修建的龍氏莊園，也用抱廳來連接前后兩進廳房，抬梁結構，卷棚式屋頂，左右也為小天井。類似形制在長江及支流沿岸的場鎮（如巫山、酉陽、黔江、綦江、合江等地）也廣泛出現。

4.4 陳宅與湘中大屋的比較

抱廳（過廊）和游亭空間，可作為移民文化影響巴蜀地區風土建筑的有力證據。但移民并非將原鄉建筑形制原封不動地移植到巴蜀地區。一方面要適應不同的氣候地理環境，另一方面也受到其他移民和社會環境的影響。陳宅和湘中大屋的建筑特征也存在明顯差異，體現了移民影響下宅形的“變”與“不變”。

在平面組織上，兩種形制都通過抱廳連接廳、堂形成連續的中軸儀式空間。有趣的是在訪談中，老人也稱“正廳”為“田壩”。使我們不禁猜想正廳以前是否曾是一個院壩空間？如果這樣，陳宅的平面似乎經歷了這樣的變化過程：延續原鄉湘中地區的廳井形制，以多進的廳堂空間為主要的儀式空間；移民到巴蜀地區后，從聚居轉變為散居的居住方式，陳家向土著學習，將上下廳之間的天井尺度擴大，形成院壩（即“田壩”）以滿足家庭的生活宴會之用；但因為江津多雨的氣候，陳家又采取了原鄉利用游亭連接廳堂空間的做法，將院壩空間用屋頂覆蓋，可看作一個大的“抱廳”。后因作為主要的宴會空間被稱作正廳，并將廳堂之間的天井用過廊局部覆蓋，連接廳堂形成整體的中軸儀式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正廳不設門窗、過廊沒有將檐柱升高而用過擔承重，就顯得合乎情理了。

此外，陳宅南北廂房、四方廳、四面廳的小天井單元通過設置敞廳體現南北向的空間軸線，與東西向主軸線空間序列相互垂直。這種垂直的軸線關系也是湘中大屋重要的平面組織邏輯：主要縱向軸線形成主堂屋，作為家族禮儀活動的場所；與之垂直的橫軸線形成橫堂屋，作為各個房支禮儀活動的場所。湘中地區采用家族聚居方式，一旦有了新的房支，則又垂直縱向主軸線以橫堂屋為中心修建一組新的院落，這是一種生長性的聚落結構。盡管陳宅的居住和建設規模遠不如湘中大屋那么龐大，但是通過對各組小天井院落敞廳（相當于橫堂屋）的設置，體現了主軸堂屋與次軸橫堂屋相互垂直的布局方式，這與客家民居中各路并列平行縱向軸線的平面布局方式是不同的。（表11）

表11 陳宅與湘中大屋平面對比Comparison of layouts of the Chen Family Residence and the courtyard houses in central Hunan Province

陳宅與湘中大屋在結構和匠作技藝等方面也存在差異：（1）不同于湘中大屋正立面的三段式構圖，陳宅外圍多使用夯土墻，外立面體現了強烈的封閉性和防御性，這與客家建筑的影響不無關系。（2）陳宅封火山墻更多受到長江下游地區做法的影響，沒有湘中大屋封火山墻典型的起翹做法，一眠一斗丁字交錯的砌筑方式也與湘中大屋普遍采用的無斗順眠丁字交錯砌筑方式不同，而封火山墻面挑出外廊的做法，則是受到西南少數民族審美的影響。（3）陳宅內部多使用夾竹泥墻，這在湘中大屋中并不常見，是適應巴蜀濕熱氣候的一種做法。（4）建筑結構方面，陳宅的正廳、上廳、四面廳和四方廳都使用了抬梁式結構，駝峰疊梁承檁，這更多是受到北方地區（由蜀道直接連接的關中地區）建筑結構的影響；而湘中大屋的廳房多用插梁式結構，短柱承檁落在插梁上，是南方建筑的典型做法。（5）在構造上，陳宅的檐口多使用斜撐來增加出檐深度，也是整座建筑裝飾的重點；湘中大屋則沒有斜撐的做法，出檐深度也相對較小。（表12）

表12 陳宅、湘中大屋及巴蜀地區宅院匠作技藝對比Comparison of the building crafts in the Chen Family Residence, the courtyard houses in central Hunan Province, and those in the Bashu region

總體來看，陳宅延續了湘中地區堂屋-橫堂屋相互垂直的平面布局和抱廳連接廳堂形成連續儀式空間的做法，這種延續性體現了屋主延續原鄉居住習俗的意志。結構方式及工藝做法更多由工匠決定。建造陳宅的工匠從何而來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各種豐富的做法可以看到不同地區方式的影子，反映出各地移民對巴蜀風土建筑的綜合影響。

5 結語

風土建筑譜系實際是遺產語境下對風土建筑的一種分類理論[23]，借用方言區劃的實質是關注方言背后的民系和匠系。造成巴蜀地區風土建筑多樣的重要原因是“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因此對巴蜀風土建筑譜系的研究首先就是厘清民系構成，繼而研究主要的建筑基型及其在巴蜀地區的衍化。

筆者從移民視角出發，結合文化地理學者的研究和大量田野調研，將巴蜀風土宅院分為與人口主要構成（土著居民、兩湖和客家移民）相對應的三大類型——西蜀大院、廳井宅院和圍屋。

西蜀大院的院壩和檐下空間是土著居民的空間原型，和巴蜀的地理氣候與生活習慣有密切因應關系，同時也對各地移民建筑基型在巴蜀的衍化產生影響。繼而以江津陳宅這一清中葉湘中移民在四川修建的宅院為例，分析其中體現的湘中廳井宅院（大屋）在巴蜀地區的衍化方式。

本研究是巴蜀風土建筑研究的一個階段性成果，還有待對移民分布、移民路線等方面的關聯信息做進一步探索，這既是對風土建筑的研究，也是從建筑文化的角度豐富“湖廣填四川”移民史的研究。

四川省住建廳、重慶市住建委和川渝各地政府工作人員為調查工作提供支持，重慶市江津區塘河鎮肖建先生提供了陳宅測繪底圖，陳洪佑老人提供寶貴的口述資料，特此一并致謝！

圖片來源

圖1：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卷》（商務印書館2012 年版），圖B1-11，審圖號：JS(2013)01-015

圖2：江攀繪制，其中底圖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卷》（商務印書館2012 年版）圖B1-10、B1-11、B1-12 改繪，審圖號：JS(2013)01-015，圖2a 由平樂鎮政府提供《邛崍市平樂鎮花楸村傳統村落保護發展規劃》（成都市城鎮規劃設計研究院編），圖2b-圖2d、圖2f-圖2k、圖2n 分別來自四川省建設委員會、四川省勘察設計協會、四川省土木建筑學會《四川民居附傳統建筑裝飾圖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 頁、第86 頁、第67 頁、第78 頁、第129 頁、第83 頁、第80 頁、第72 頁、第84 頁，圖2e 來自戴翔《潼南雙江古鎮楊氏宅院研究》（重慶大學2007 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43 頁，圖2l 來自陳穎、田凱、張先進等編著《四川古建筑》（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5 年版）第221 頁，圖2m 來自曾宇《川渝地區民居營造技術研究》（重慶大學2006 年碩士學位論文）第70 頁

圖3：江攀繪制

圖4a：江攀攝影并改繪

圖4b、圖5、圖6：江攀根據江津區塘河鎮政府提供陳宅測繪底圖核對、復原設計及改繪

圖7：重慶市城鄉建設管理委員會編《重慶建筑志》（重慶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第15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