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積累、家庭人口結構與文化消費升級

顧 江 劉柏陽

引 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2021年發布的《“十四五”文化產業發展規劃》明確提出，要擴大和引導文化消費，釋放文化消費潛力，完善常態化文化消費促進機制，進一步活躍城鄉居民文化消費，推動消費升級。擴大文化消費、推動文化消費升級是拉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著力點。

文化消費是指人們為滿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對文化產品和服務實施的消費行為，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娛樂和旅游觀光等方面。文化消費具有明顯的層次特征，可以按照不同層次和不同形式的文化產品和服務進行劃分。(1)金世和：《對我國文化消費結構問題的探討》，《長白學刊》1998年第2期。因此，本文按照文化產品和服務形式的不同，將文化消費分為傳統型文化消費和發展型文化消費，其中傳統型文化消費主要包括文化娛樂和教育的支出，發展型文化消費主要包括旅游支出。與生存型消費不同的是，文化消費是對文化產品的理解與欣賞，關乎個人審美情趣與精神品位。(2)毛中根、孫豪：《中國居民文化消費增長階段性分析——兼論文化消費“國際經驗”的不適用》，《財經科學》2016年第1期。消費主體的文化認知水平和文化鑒賞力會隨著年齡和經驗的增長而發生變化，進而產生截然不同的文化消費體驗與感知。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會對家庭成員的個性特征、文化消費觀念及習慣等產生深刻影響。在家庭關系的紐帶下，各家庭成員形成文化消費的共同體，家庭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口結構變動必然會對文化消費升級產生重要影響。

基于上述考慮，本文旨在研究家庭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口結構變動會對文化消費升級產生怎樣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否因戶主年齡或家庭人均純收入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異，這種影響在城鄉家庭之間是否存在差異，以期對深刻認識我國文化消費的傾向和規模、科學把握文化消費升級的一般規律有所裨益。

人力資本積累、家庭人口結構與文化消費升級：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人力資本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教育型人力資本和健康型人力資本。教育型人力資本決定了居民的文化素養，而且教育型人力資本的積累具有家庭傳遞性，父母或者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都會影響家庭整體的文化認知模式和文化消費觀念，從而改變家庭文化消費行為。因此，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家庭會塑造出差異化的文化消費行為。通常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家庭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家庭對發展型文化消費的意愿更強。(3)Kraaykamp G., Nieuwbeerta P., “Parental Background and Lifestyle Differentiation in Eastern Europe: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n Five Former Socialist Societie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0, 29(1), pp.92-122.一方面，文化往往具有創新性和實驗性，只有具備特定文化素養的人才能夠欣賞、享受并理解，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家庭，文化素養更高，文化消費觀念更能與時俱進，能夠在發展型文化消費中獲得更多的精神滿足和愉悅，因而進行發展型文化消費的意愿更為強烈；另一方面，文化消費是體現家庭社會地位和生活品質的重要內容，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家庭在學習、工作中獲得的文化供給會更多，掌握的文化資源就會更加豐富，對家庭生活質量的要求也會相應提高，因而進行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傾向和規模都會增加。此外，健康狀況也是人力資本的一項重要衡量指標，根據經濟學中的“持久收入假說”，影響消費者消費行為的主要因素是其永久收入，即能夠預期到的未來長期收入。身體健康狀況較好的家庭相比健康狀況欠佳的家庭，面臨較小的醫療和保健支出壓力，可以將更多的收入用于文化消費，然而與傳統型文化消費不同，發展型文化消費還要求消費主體有專門的時間來欣賞、品味其所承載的文化內容。相較于少兒和老年人，一般中年人的健康狀況更好，但由于工作時間的限制，他們進行旅游等發展型文化消費的意愿會降低，從而更多選擇時間成本較低的看書、看報、看雜志、看電影和看戲等傳統型文化消費。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家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夠促進文化消費升級，而家庭健康狀況的提升不能促進文化消費升級。

近年來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動，已進入“老齡化”與“少子化”并存的階段。家庭人口結構用家庭少兒人口占比和家庭老年人口占比來表示。(4)顧江、陳廣、賀達：《人口結構與社會網絡對城市居民文化消費的影響研究——基于省際動態面板的GMM實證分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齊紅倩、劉巖：《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居民家庭消費升級——基于CFPS數據的實證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0年第12期。根據生命周期假說，微觀個體會將財富平滑地分配到生命周期各個階段中，通過調整自身的消費行為達到跨期效用最大化，因此，老年人相較于年輕時期，有更多的儲蓄和閑暇時間，并有較高的出游欲望，會將更多的休閑預算投入到以旅游為代表的發展型文化消費中。(5)戴曉芳、李震、李杏：《我國人口老齡化對文化消費影響的實證分析——來自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檢驗》，《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劉飛燕：《開拓城市老年文化消費市場的思考》，《現代經濟探討》2004年第12期。另一方面，由于子女需要外出學習和工作，他們大多數時間不能在家中陪伴父母，使得我國“空巢老人”數量明顯增多。相對于鼓勵父母進行看書、看電影、看劇等傳統型文化消費，子女更喜歡通過支持父母進行外出旅游等發展型文化消費來“遠程盡孝心”，為豐富老年人的個人生活、滿足其精神文化需求提供軟硬性支持。中國家庭有重視子女教育的優良傳統，家長不僅會加大子女的教育和文化娛樂等傳統型文化消費，還會加大子女的旅游等發展型文化消費，但是由于學生的閑暇時間相對較少，使得傳統型文化消費規模增加幅度較大，而發展型文化消費規模增加幅度較小。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家庭老年人口和少兒人口占比的增加都能夠促進文化消費升級，且家庭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對文化消費升級的促進效應更明顯。

人力資本積累、家庭人口結構對文化消費升級的影響：基于CFPS2018數據的實證檢驗

本文使用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主持的CFPS(中國家庭追蹤調查)2018年的數據，以家庭為單位，考察家庭人力資本積累和家庭人口結構對文化消費升級的影響，分析年齡和收入在家庭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口結構對文化消費升級影響中的調節效應，并探討城鄉家庭之間的異質性。根據2018年CFPS數據中“最熟悉家庭財務的受訪者”的題項識別家庭戶主，將家庭成員表、家庭經濟關系表與個人表進行匹配合并，形成新的數據集，得到處理缺失值后的有效家庭樣本12664戶。

(一)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

本文將文化消費分為傳統型文化消費和發展型文化消費。首先使用Probit模型檢驗家庭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口結構對家庭傳統型和發展型文化消費傾向(是否進行傳統型和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影響，然后運用Tobit模型檢驗家庭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口結構對家庭文化消費規模的影響，分別用家庭文化娛樂與教育支出之和的對數以及家庭旅游支出的對數這兩個指標來測量傳統型文化消費規模和發展型文化消費規模。如果家庭人力資本積累或人口結構對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傾向和規模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則將其描述為變量顯著促進了文化消費升級；若變量僅對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傾向或規模二者之一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則將其描述為變量部分促進了文化消費升級。

本文選取家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健康狀況作為家庭人力資本積累的代理變量，選取家庭少兒人口占比和家庭老年人口占比作為家庭人口結構的代理變量。因此，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家庭受教育程度(文盲或半文盲=0，小學=6，初中=9，高中/中專/技校/職高=12，大專=15，大學本科=16，碩士及以上=19)、家庭健康狀況(不健康=1，一般=2，比較健康=3，很健康=4，非常健康=5)、家庭少兒人口占比和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其中，家庭少兒人口占比和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分別用家庭中14歲及以下人口占家庭總人口數比重和家庭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家庭總人口數比重來表示。鑒于戶主個人特征以及其他家庭層面的因素也會影響家庭文化消費行為，本文還控制了家庭戶籍類型、家庭人均純收入、家庭規模、戶主年齡、戶主性別、戶主就業狀態和戶主婚姻狀態等變量。根據數據特點和變量定義，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P(Isnec=1|X)=α1highestedu+α2health+α3youngr+α4oldr+βcontrol

(1)

lnnec=α1highestedu+α2health+α3youngr+α4oldr+βcontrol+u

(2)

其中，公式(1)為Probit模型，公式(2)為Tobit模型。在公式(1)中，被解釋變量為家庭是否進行傳統型文化消費，或替換為家庭是否進行發展型文化消費。在公式(2)中，被解釋變量為家庭傳統型文化消費規模，或替換為家庭發展型文化消費規模。在上述公式中，變量highestedu指代家庭受教育程度，變量health指代家庭健康狀況，這兩個指標是衡量家庭人力資本積累的核心變量；變量youngr和oldr則分別指代家庭少兒人口占比和家庭老年人口占比，這兩個指標是衡量家庭人口結構的核心變量；control表示引入公式中的控制變量；u為隨機擾動項。

(二)樣本描述性分析

從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來看，家庭進行傳統型文化消費的平均傾向為63.3%，進行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平均傾向為28.3%。從家庭人力資本積累的相關變量來看，家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641年，受教育水平整體不高，且方差較大，家庭健康狀況的均值為3.13。從家庭人口結構的相關變量來看，家庭少兒人口占比的均值為13.3%，家庭老年人口占比的均值為19.6%。戶主的平均年齡為50歲，但是從標準差來看，樣本家庭在各個生命周期階段中分布范圍較廣。

(三)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表1的回歸結果表明：第一，家庭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顯著促進文化消費升級，具體表現為：家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加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傾向及規模。這是由于家庭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的文化素養就越高，越渴望吸收更多的知識、感受不同的文化差異，從而更愿意通過研學旅游、休閑旅游等方式體驗具有文化內涵和人文精神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增加發展型文化消費支出，以滿足家庭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二，家庭健康狀況的提升抑制文化消費升級，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戶主的健康狀況可能和工作時間正相關，健康狀況越好則工作時間越長、外出旅游的時間成本越高，就會抑制進行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傾向。第三，家庭少兒人口占比的增加部分促進文化消費升級，具體表現為：家庭少兒人口占比的增加對進行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傾向起到顯著促進作用，但對消費規模沒有顯著影響。這是因為家長有意愿通過帶孩子旅游的方式進行實踐學習，但是學生閑暇時間有限，通常以短途旅游為主。第四，家庭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顯著促進文化消費升級，具體表現為：家庭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有助于提升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傾向和規模，且對發展型文化消費傾向的促進作用大于傳統型文化消費?？赡艿脑蛟谟?，退休老人的休閑時間更多，相較于看書、看電影等傳統型文化消費，更傾向于通過旅游這種發展型文化消費來滿足自身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表1 基準回歸結果

控制變量方面，家庭是城鎮戶籍、戶主有配偶以及家庭人均純收入的增加均有助于提升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傾向和規模。戶主年齡的增加、戶主處于就業狀態會對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傾向產生顯著負面影響。在進行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家庭中，家庭規模的擴大和戶主年齡的增加會對發展型文化消費的規模起到顯著促進作用，戶主是男性則會對發展型文化消費的規模起到顯著抑制作用。

(四)機制分析

1.戶主年齡的調節效應

為驗證家庭人力資本積累和家庭人口結構對文化消費升級的年齡邊際效應，在基準回歸模型的基礎上分別加入戶主年齡的平方項以及家庭受教育程度與戶主年齡、家庭健康狀況與戶主年齡、家庭少兒人口占比與戶主年齡、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與戶主年齡的交互項。從表2的回歸結果來看，第一，家庭中少兒人口占比對文化消費升級的促進效應在戶主年齡較大的家庭中更為明顯(即“少兒多、戶主大”家庭)，具體表現為：家庭少兒人口占比與戶主年齡的交互項系數都顯著為正，也就是說戶主年齡可以正向調節家庭中少兒人口占比對發展型文化消費傾向和規模的影響效應。原因可能是隨著家庭中少兒人口占比的提升，如果戶主年齡較小，那么來自撫養子女和工作的壓力都會較大，可支配收入相對較低，就會用較少的時間和精力去進行旅游等發展型文化消費。第二，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對文化消費升級的促進效應在戶主年齡較小的家庭中更為明顯(即“老人多、戶主小”家庭)，具體表現為：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與戶主年齡的交互項系數都顯著為負，也就是說戶主年齡起到負向調節效應，即在戶主年齡較大的家庭中，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增加對發展型文化消費派生的需求效應被部分擠出。這是因為年輕人對旅游這種發展型文化消費更為了解，因此在戶主年齡較小的家庭中，年輕戶主會向父母灌輸關于旅游消費的觀念，甚至會主動為父母報一些旅行團，安排好他們的行程，以豐富他們的老年生活。

表2 年齡效應檢驗結果

2.家庭人均純收入的調節效應

為驗證家庭人力資本積累和家庭人口結構對文化消費升級的收入邊際效應，在基準回歸模型的基礎上分別加入家庭受教育程度與家庭人均純收入、家庭健康狀況與家庭人均純收入、家庭少兒人口占比與家庭人均純收入、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與家庭人均純收入的交互項。從表3可以發現，第一，家庭受教育程度對文化消費升級的促進效應在高收入家庭中更為明顯(即“高收入、高學歷”家庭)，具體表現為：家庭受教育程度與家庭人均純收入的交互項系數都顯著為正，也就是說家庭收入水平可以正向調節家庭受教育程度對發展型文化消費傾向和規模的影響效應。這是因為家庭受教育程度越高，對旅游等發展型文化消費的意愿就越強，同時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進行發展型文化消費的規模也會擴大，進而顯著促進文化消費升級。第二，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對文化消費升級的促進效應在低收入家庭中更為明顯(即“低收入、老人多”家庭)，具體表現為：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與家庭人均純收入的交互項系數都顯著為負，也就是說家庭收入水平負向調節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對發展型文化消費傾向和規模的影響效應。原因可能是家庭收入較高的老年人進行旅游等發展型文化消費所體驗到的愉悅程度要比收入較低家庭的老年人低。

表3 收入效應檢驗結果

(五)異質性分析

為進一步研究家庭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口結構對文化消費升級的影響是否存在城鄉差異，在區分家庭戶籍后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由表4可知，第一，家庭健康狀況的提升會部分抑制農村家庭文化消費升級。原因是農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城鎮家庭低，隨著家庭健康狀況的提升，居民會更傾向于選擇增加工作量來提高家庭收入水平，而不是進行旅游等發展型文化消費。第二，隨著家庭少兒人口占比的增加，城鎮家庭傳統型文化消費的規模有擴大的趨勢，而農村家庭傳統型文化消費的規模有縮小的趨勢。這是因為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了城鄉教育資源分配和人力資本投資的巨大差異。相對于城鎮，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且教育質量較低，因此隨著家庭少兒人口占比的提升，會增加子女撫養負擔進而減少文化娛樂支出。第三，家庭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會顯著促進城鎮家庭文化消費升級，部分促進農村家庭文化消費升級。具體表現為：家庭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會顯著提高城鎮和農村家庭進行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傾向，且對城鎮家庭發展型文化消費的規模也有顯著促進作用。這說明城鄉老年人的文化消費觀念和相應的文化設施建設都存在巨大差異，導致城鄉家庭的老年人文化消費呈現較大差異性。另一方面，城鎮老年人有養老金作為穩定的收入來源，而農村老年人的貧困率高于城鎮老年人，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農村老年人的更高層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表4 城鄉差異回歸結果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采用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探討家庭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口結構對文化消費升級的影響，研究發現：(1)家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會顯著促進文化消費升級，家庭少兒人口占比的增加會部分促進文化消費升級，家庭健康狀況的提升則會對文化消費升級起到部分抑制作用。(2)家庭收入水平正向調節家庭受教育程度對文化消費升級的影響效應，負向調節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對文化消費升級的影響效應。(3)家庭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會顯著促進城鎮家庭的文化消費升級，部分促進農村家庭的文化消費升級?；谏鲜鼋Y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關注家庭個性化的文化消費需求，提供高質量的文化產品和服務。一方面，應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力度，提高國民文化素養，在全社會營造良好的文化消費基礎與環境，特別是要關注“高收入、高學歷”家庭個性化的文化消費需求；另一方面，順應人口老齡化趨勢，推動老年文旅內容和服務提質升級，為老年人口占比高的家庭尤其是“老人多、戶主小”和“低收入、老人多”的家庭提供更多高質量的發展型文化產品和服務。

第二，充分尊重各年齡層和收入層的文化消費習慣，擴大文化消費市場規模。一方面，要推動“雙減”政策落地和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體系，減輕“少兒多、戶主大”家庭人力資本投資的壓力，降低家庭子女文化教育撫養成本；另一方面，要大幅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加大文化資源向低收入家庭的傾斜力度，擴大發展型文化消費群體的覆蓋面。

第三，積極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推動城鄉居民精神生活實現共同富裕。一方面，以鄉村建設行動和鄉村全面振興為契機，縮小城鄉文化設施建設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增強城鄉居民文化消費意識，釋放文化消費活力，促進文化消費更平衡、更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