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化治理：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路徑轉向與實踐
——基于“贛南新婦女”運動的考察

鄔家峰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滿足，而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的共同富裕才是新時代鄉村美好生活的新樣態，是鄉村生活進入更高階段、更高層次的新追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要打造“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1)中共中央、國務院：《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頁。的新時代中國美麗鄉村，不斷滿足農民群眾對美好鄉村物質文化生活的向往。但是，隨著鄉村“務工潮”的興起和城鎮化進程的加速，鄉村社會日益呈現出“空心化”和“留守化”的狀態特征，鄉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和村莊內生性治理資源的不斷抽離，使鄉村文化建設面臨著農民“主體性缺位”和內源性治理資源不足等多重困境。因此，探索具有鄉村特色和內在活力的鄉村文化建設路徑，滿足廣大農民群體對鄉村文化生活的需要，已然成為現代鄉村治理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題。

近年來，伴隨全國鄉村文化建設的實踐探索，關于鄉村文化建設的研究日益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并呈現為兩種較為典型的研究路向：一是以外來資源力量干預鄉村文化建設的“國家中心主義”，二是完全依靠村莊內生性資源力量來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鄉村內部主義”?！皣抑行闹髁x”視角突出了黨和國家在鄉村文化建設中的主導地位，主張采用資源投入、組織介入、技術嵌入等方式，加大鄉村文化建設的力度，以期實現國家對鄉村文化基礎設施、組織模式、價值體系等方面的現代化改造。如以國家財政資源推動鄉村文化場館建設、以行政組織化的方式進行鄉村文化資源配置、以送文體活動下鄉為載體打通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等。而“鄉村內部主義”視角則強調完全依靠挖掘村莊內生性文化資源，激活鄉村原有的組織網絡，推動鄉村優秀傳統文化價值的回歸，從而實現鄉村文化的內在自主式發展。如搭建村莊祠堂以拓展鄉村文化活動場域，以鄉村精英統籌鄉村文化建設，以良好家風涵養鄉風文明、復興傳統的孝道文化等。既有的鄉村文化建設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鄉村文化建設的具體鏡像，但始終沒有超越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傳統分析框架。在社會主義中國，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決定了國家與社會的銜接互動才是當前中國鄉村治理實踐的真實樣態。推動鄉村治理場域中的國家與社會的銜接互動，有助于將國家對鄉村社會的資源注入轉化為激活鄉村內源性治理資源的驅動力和催化劑，形成嵌入與激活的共振效應，讓鄉村文化振興真正扎根鄉村社會，有效破解鄉村文化建設中的“干部在干，農民在看”的“主體性缺位”和“面上熱鬧，內在低效”的“內卷化”行動困境。

江西贛州推行的“贛南新婦女”運動就是將鄉村文化建設融入鄉村日常生活，以生活化治理為主要面向推動鄉村文化振興的實踐探索。本研究采用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的研究方法，對江西省贛州市有關部門和N縣W村的鄉村干部、普通村民、婦女骨干等進行深度訪談，以期通過對“贛南新婦女”運動以生活化治理推動鄉村文化振興的實踐過程、邏輯機制、活動實效等進行深度細致的考察，為推動鄉村文化振興的路徑創新提供有益借鑒和啟示。

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路徑轉向：邁向日常生活

長期以來，鄉村文化建設一直是黨和國家推進鄉村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但是，在以往的鄉村文化治理中，鄉村社會治理資源不足，難于承擔起鄉村文化振興的歷史使命，一直是國家推進鄉村文化治理的預設前提。因而，外源性干預主義的文化治理模式成為國家推進鄉村文化振興的主導模式。國家外源性干預主義的文化建設路徑遵循的是“技術—現代化”和“自上而下”實踐邏輯，試圖以現代化和城市文明為核心來改良鄉村社會，往往忽視了農民的主體性和鄉村社會的內在自主性，而日益陷入鄉村文化建設“浮在面上”“主體缺位”“供需錯位”以及項目設施“低效空轉”的多重困境，鄉村文化治理亟需從外源性干預主義的“國家視角”向內源性生活化治理的“農民本位”轉變。

(一)內源性發展理論

內源性發展作為一種理論范式，源自對外源性干預主義發展實踐路徑的深刻反思，突出強調發展的地方自主性和當地居民的主體性參與。在內源性發展理論提出的早期，由于過度強調發展的“內部化”，而反對一切外在資源力量的引入，拒絕外來式開發，主張不借助外在資源力量而完全依靠自身資源來實現內部式發展。黃高智認為：“內源發展的本質是內部產生的發展?！?2)黃高智主編：《內源發展——質量方面和戰略因素》，陳雅麗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4頁?；羧A德·威亞爾達指出：“內源性發展是合理開發其內部資源的發展?！?3)[美]霍華德·威亞爾達：《非西方發展理論：地區模式與全球趨勢》，董正華、昝濤、鄭振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頁。內源性發展注重發展路徑的地方性參與和發展模式的地方性認同，主張發展過程的地方自主性，發展資源力量的地方主體性。然而，在日益“空殼化”的鄉村社會，完全不借助外在資源力量而實現鄉村社會的“內部式”發展既不符合社會現實，也背離社會發展趨勢。而新內源性發展理念則主張合理破除地域限制，推動城鄉融合，適當借助政府政策、行政力量等外在資源力量，實現外在資源力量的內部性轉化，進而形成“外源促內源，以內為主，內外結合”的鄉村治理模式。

新內源性發展理念所強調的內源性，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主體內源性。即“主要由作為地方性主體的人或村莊依靠自己的主體性力量來完成自己發展的過程”；(4)方勁：《鄉村發展干預中的內源性能力建設——一項西南貧困村莊的行動研究》，《中國農村觀察》2013年第3期。二是以外促內、內外結合的協同性。內源性發展不完全排除外在資源力量的輔助作用和催化激活效能，主張通過外在力量的輔助來實現對內在力量的激活和驅動，使外在資源力量發生內部轉化效應，進而構建起以內為主、內外協同的發展路徑；三是廣泛參與性。即“民眾的廣泛參與不僅是內源性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發展的目的”。(5)黃高智主編：《參與式行政與內源發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6頁。從本質上講，內源性發展就是要將發展的主要動力訴之于內，突出內生性資源力量的主體性和自主性，核心是對發展對象內在潛能的挖掘，特別是對內生性主體力量的激活和發展能力的培育。但是，在新內源性發展理念的實踐過程中，外源性資源力量的驅動效應和激活功能也不容忽視，要致力于催生外源性資源的內部轉化效應，進而構建起內外資源協同共促發展的現實格局。

(二)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路徑轉向

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路徑轉向就是要以新內源性發展理念指引鄉村文化的內生性治理。在當前的鄉村社會，新內源性發展理論與鄉村文化的內生性發展具有內在的契合性。首先，新內源性發展理念所強調的“主體內源性”與鄉村文化內生性發展對農民主體地位的尊重和主體作用的發揮相吻合。農民是鄉村社會最基本的構成主體，推動鄉村文化建設必須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其次，新內源性發展所主張的“以外促內，內外結合”的發展機制與鄉村文化內生性發展所面臨的社會現實相適應。在內生性治理資源不斷抽離的鄉村社會，完全依靠鄉村自身力量的“鄉村內部主義”無法完成鄉村文化振興的歷史使命，而“國家中心主義”的外源性干預路徑又使鄉村文化建設陷入“主體性缺位”和治理績效“內卷化”困境。因而，借助國家行政資源的催化作用，來激活鄉村內生性治理資源，實現國家資源的鄉村內部轉化，有助于形成“以外促內，內外結合”的鄉村文化振興格局。再次，新內源性發展強調的“廣泛參與性”與鄉村文化內生性發展注重“調動農民的參與積極性”相一致。鄉村文化建設要讓農民成為真正的主導者和受益者，切實激發農民的參與積極性，改變農民在鄉村文化建設中的“圍觀”狀態和“看客”角色，才能形成文化建設的持續性動力。

所謂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路徑轉向，就是不再遵循“技術—現代化”發展理念而簡單機械地適應和迎合現代技術知識、城市文化理念以及所謂的“現代思想觀念”對傳統鄉村文化的消解、改良和祛除，從而喪失鄉村文化的獨特性而走向城市文明的趨同化。同時，鄉村文化的內源性建設也不再依賴于外在資源力量的引入而喪失鄉村社會在鄉村文化建設中的主體性地位和自主性作用，而是基于鄉村社會的獨特現實,立足鄉村社會日常生活實際，以村民主體性力量的激活、村莊內生性資源的驅動、村莊內外資源要素的協同來增強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能力，讓村民的真實意愿來主導鄉村文化的振興發展。推動鄉村文化振興內源性路徑轉向的核心就是要尋找到合適的行動策略，創造有利的基礎條件，激活和增強當地民眾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的主體性能力，凸顯村莊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的內在自主性，真正讓鄉村文化建設扎根村莊社會，融入村民生活，形塑村民價值，引領鄉風文明。(如表1)

表1 外源性鄉村文化建設模式和內源性鄉村文化建設模式比較

(三)以日常生活為面向的鄉村文化振興

農民日常生活是鄉村社會的基礎性領域，構成了鄉村社會運行的基本模式，也是鄉村文化振興的具體場域和實踐基礎。近年來，人口外流、環境污染、社會失序等農民日常生活的問題化，激活了鄉村社會治理的生活化面向?？枴ぢＤ氛J為，“日常生活中的各個要素及其互動構成了社會的基礎結構，反映了社會的整體功能”。(6)[德]卡爾·曼海姆：《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現代社會結構研究》，張旅平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頁。所謂“生活化治理”就是要讓治理回歸日常生活本身，將日常生活作為社會治理的基本面向，探尋日常生活的邏輯和意蘊。鄉村社會治理的本質就是對農民日常生活世界進行治理，核心是對農民日常生活的形塑，涉及鄉村生活空間、生活觀念和生活實踐等諸多方面，表現為鄉村生活空間整治、農民生活習慣改良、村莊生活倫理重塑等治理實踐。從治理主體來看，鄉村生活化治理可劃分為：推動鄉村日常生活方式現代化改良的“國家中心主義”和以村民自治為基礎的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融合”模式。安東尼·吉登斯認為，“生活政治是一種關于日常生活的政治，強調對日常生活實踐的塑造和對生活價值意義的建構”。(7)[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現代晚期的自我與社會》，趙旭東、方文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23頁。推進鄉村生活化治理，有效回應當代農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問題，安頓好農民的生活秩序，營造良好文明鄉風，是新時代鄉村治理難以回避的重要使命，也是鄉村文化振興的題中之義。

格奧爾格·西美爾認為，“活生生的文化，即日常生活層面上的文化”。(8)[德]格奧爾格·西美爾：《宗教社會學》，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頁。鄉村社會是農民日常生活的世界。推動鄉村文化建設不僅僅是鄉村文體基礎設施的改造、電影戲劇等文體項目的下鄉等，更為重要的是對鄉村日常生活的尊重、融入和引導。鄉村文化建設的本質是對鄉村社會的生活化治理，是以鄉村文化建設引導文明健康的鄉村生活方式，打造干凈整潔的鄉村生活空間，建構和諧有效的鄉村生活秩序，塑造理性文明的村民價值觀念，引領文明和諧的鄉村社會風氣。以生活化治理為主要面向的鄉村文化建設，立足鄉村社會的現實場域，注重強化村莊的內在自主性和保持鄉村文化的自身獨特性，與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發展理念高度一致。推動鄉村文化建設融入村莊日常生活，有助于實現從鄉村日常生活行為治理到重塑鄉村道德倫理的延伸，在潛移默化中實現鄉村文化建設成風化俗的成效。通過建構“激活—組織—重塑”的鄉村文化內源性建設行動路徑，旨在將外源性的國家行政資源力量引入鄉村文化振興的治理場域，以實現對鄉村留守農民群體、村莊傳統社會資本等內源性資源力量的有效激活，強化農民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的主體性作用，助推村莊社會的再組織化過程，推動形成“外源促內源，以內為主，內外協同”的鄉村文化振興的新內源性實踐模式。

首先，激活鄉村留守群體的主體力量是鄉村文化內源性建設的根本。人力資本理論的創立者舒爾茨認為，“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諸多因素中，最為關鍵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9)[美]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吳珠華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6頁。在當前的鄉村，特別是中西部農村，基于對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性別分工模式的遵從和照顧老人、照料子女的功能性需求，大量青壯年婦女留守農村，構成了鄉村社會日常生活中最為基本的主體性力量。而當代的農村青壯年婦女大多具有外出打工的經歷，經受過社會化生活的洗禮，更為成熟理性，且有著強烈的自我實現愿望。相對于農村留守老人群體，留守青壯年婦女已然成為鄉村社會最具潛力的主體性力量。隨著鄉村青壯年男性主體的“普遍性離場”，農村留守婦女逐漸被推上了鄉村治理的前臺，成為現代鄉村社會建設發展的基本主體。

其次，助推村社再組織化是鄉村文化內源性建設的關鍵。在激活鄉村留守農民主體性力量的同時，更為重要的將具有主體性意識的農民組織起來，實現村社的再組織化。村民的組織行動能力建設是內源性發展理念成功實現的最基本條件。自農村稅費改革以來,國家與農民的關系日益松散，基層政權與村民的鏈接紐帶逐漸松弛，致使鄉村基層組織對基層民眾的組織動員能力不足，難以促成有效的鄉村集體行動。通過引入國家行政力量來激活農民的主體性力量，培育農民的主體性意識，有助于推動村社的再組織化過程，再造鄉村社會組織網絡，不斷增強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集體行動能力。

再次，活化鄉村社會資本是鄉村文化內源性建設的價值旨歸。以人居環境整治、孝老敬親、科學教子、成風化俗等為具體內容的鄉村文化建設，本質上是對農民價值觀念、行為習慣和日常生活的規訓。激活村社留存的村落文化傳統、村莊公共輿論、村民價值共識、傳統面子意識等內生性社會資本作用，有助于鄉村文化建設從村民日常生活行為規制到鄉村內在價值體系重塑的過渡，推動實現鄉村文化建設與鄉村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讓鄉村文化振興真正內化為鄉風文明。

鄉村文化振興的案例實踐：“贛南新婦女”運動

新內源性發展理念在主張通過依靠內在資源力量實現自我發展的同時，也強調內源性力量的激活和驅動需要借助特定的外在干預行動才能得以實現。江西贛州所推行的“贛南新婦女”運動，以鄉村日常生活為主要面向，借助國家體制力量的驅動，激活了農村留守婦女的主體性力量，助推了鄉村社會的再組織化，活化了鄉村社會資本，實現了鄉村文化振興融入鄉村日常生活的內源性路徑轉向。

(一)“贛南新婦女”運動的背景及內容

“贛南新婦女”運動是贛州市婦聯于2018年5月發起的以農村婦女為主體的系列活動，旨在貫徹全國婦聯為落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而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的“鄉村振興巾幗行動”?！摆M南新婦女”運動，以鄉村日常生活治理為主要面向，以家庭環境衛生整治為切入點，逐步向村莊道德倫理重塑延伸，意在以鄉風文明建設助力鄉村文化振興?！摆M南新婦女”運動的開展充分考慮到鄉村社會“婦女留守化”的客觀現實和農村婦女以家庭生活為主要面向的角色定位，意在打破傳統鄉村社會對婦女的性別偏見，發揮好婦女“半邊天”的作用，使廣大農村婦女成為新時代鄉村文化振興戰略實施的重要內源性主體力量。

“贛南新婦女”運動以與鄉村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家庭清潔、節儉持家、勤勞致富、夫妻和睦、孝老愛親、薄葬厚養、喜事簡辦、科學教子、守望鄰里、崇尚公益”等十個方面為主要內容，著力破除鄉村社會不講衛生、大操大辦、炫富攀比、厚葬薄養、天價彩禮、賭博敗家、封建迷信等陳規陋習和歪風邪氣，大力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運動第一階段，是以整治家庭環境衛生為切入點，從幫助農村貧困戶、孤寡老人等特殊群體做好家庭環境衛生整治開始，以示范引導方式嵌入鄉村社會，倡導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第二階段，以組織動員為主要方式，號召農村婦女從自身家庭環境衛生整治做起，拓展至村莊公共環境衛生整治，并強化對家庭環境整治不到位、日常生活行為不文明的監督檢查和提醒引導，推動家庭環境衛生整治由個體“私域”走向村莊“公域”，建構文明的鄉村生活秩序；第三階段，由環境衛生整治向移風易俗延伸，弘揚孝老愛親、睦鄰友好、勤儉持家、科學教子等鄉風文明的主流價值，激活鄉村公共輿論場域，發揮價值引領和行為規制作用，實現鄉村文化振興扎根鄉村生活、形塑村莊價值體系的內在旨歸。

(二)“贛南新婦女”運動的行動策略

“贛南新婦女”運動以家庭環境衛生整治為切入點，推動實施鄉村生活化治理，實現了農村留守婦女身份角色與鄉村文化建設內核的契合統一。通過激活在村女性精英力量，發揮在村婦女精英對農村留守婦女群體的帶動效應，再造了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主體；以婦聯組織為紐帶，助推以婦女骨干為節點的鄉村社會再組織化，搭建起鄉村文化振興的組織網絡；以活化鄉村社會資本為路徑，從家庭環境衛生整治的日常生活行為規制，逐步延伸到孝老愛親等村莊的內在價值體系重塑，引領鄉風文明建設。正是通過上述實踐機制，有效推動了以鄉村日常生活為主要面向的鄉村文化振興內源性實踐。

1.激活內源性主體：從女性精英到留守婦女群體

行動者是集體行動的發起者、帶動者和參與者，一項集體行動的成敗和效果關鍵在于骨干力量的狀態?！摆M南新婦女”運動在推進鄉村文化內源性建設實踐中始終將在村女性精英作為推進運動的骨干力量加以激活，并在集體行動中強化婦女骨干的主體意識。作為鄉村婦女群體中的精英分子，“女性精英往往在理性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把個人尊嚴、名譽和社會地位等非物質利益的追求置于個人生活更高的位置”。(10)喬運鴻：《鄉村治理中的村莊精英角色分析》，《中國行政管理》2012年第10期。而當前鄉村社會男性主體的“普遍性缺場”，無形中把農村女性，特別是婦女精英推向了鄉村社會治理的前臺。由于種種原因，“她們沒有獨善其身或是遺棄鄉村投向城鎮懷抱，而是出于利益、聲望、自我實現等追求，嘗試著引領村民走向自主、自為的村社善治之路”。(11)海莉娟：《從經濟精英到治理精英：農村婦女參與村莊治理的路徑》，《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尤其是在國家體制性力量和基層婦聯組織的鼓勵推動下，農村留守婦女精英正從鄉村社會治理場域中的“邊緣性主體”向“局內的主體性存在”轉變，成為引導農村婦女群體乃至整個鄉村社會走向善治的骨干力量和第一行動者。

在鄉村社會，婦女精英作為農村留守婦女群體的一部分，有的因為吃苦耐勞、頭腦靈活成為率先致富的經濟精英；也有的因為知識文化水平較高，從事鄉村教師等職業，成為鄉村婦女中的文化精英；還有的因為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具有較強管理能力，或曾擔任鄉村干部等而成為婦女群體中的政治精英等。在C鎮W村，婦女G在村內經營著一家服裝加工廠，憑借早期在廣東務工建立的商業關系，承接著廣東的來樣來料加工。村里很多制衣的留守婦女都是G的工人。G依靠自己的能力成為村里婦女認可和羨慕的對象。通過村、鎮干部的動員，G被推選為村婦女小組長。而N則是W村的鄉村教師，村內大多數孩子都是她的學生，知識豐富而熱愛文藝的她一直受到村民的尊敬。在村、鎮干部的動員下，N不僅擔任了村婦女小組長，而且自覺成為村廣場舞教練團的團長。L作為曾經的村干部，熱心、公正、能力強，村民間有了糾紛往往都愿意找她來調解，她是村里人熟知的熱心大嫂。作為老黨員的L，在黨組織的感召引導下成為村巾幗宣講團的團長和村婦女小組長。正如村婦女主任P所說，“在開展‘贛南新婦女’運動的前期，村、鎮兩級組織就對在村婦女精英進行了摸排，將一批有能力、較熱心的中青年婦女精英作為婦女骨干、婦女小組長等人選的考察對象，然后私下勸說動員、溝通鼓勵，再通過正式的組織程序推選出來”。正是通過國家體制性力量的激活，諸如G、N、L等在村女性精英的骨干作用才得以發掘，依托她們的感召帶動效應，匯聚形成了以留守婦女精英為骨干，以鄉村留守婦女群體為主體，以整個鄉村社會為基礎的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主體力量。(如表2)

表2 W村在村婦女精英的基本情況

2.助推村社再組織化：從村民組織到婦女組織

自農村稅費改革后，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開始由“汲取型政權”向“懸浮式政權”轉變，“國家與農民的互動關系日漸處于一種‘懸置’的狀態”。(12)周飛舟：《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系之影響》，《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3期?！班l村基層組織作為農民與國家的連接紐帶則日漸松散，在治理功能不斷弱化的同時，對鄉村社會的組織動員能力也日益消解?！?13)冷波：《選派書記：有效治理問題村的實踐與機制》，《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在離散化的傳統鄉村組織結構狀態下，鄉村社會僅存的內源性資源也難以得到有效組織和動員?！摆M南新婦女”運動正是基于鄉村現有基層組織的現實狀況，選擇依托婦聯的具體組織體系，通過自上而下的體制性力量，推動了以農村留守婦女為節點的鄉村再組織化過程，實現了鄉村治理的社會組織網絡再造，為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路徑轉向奠定了組織網絡基礎。

為積極推進“贛南新婦女”運動，贛州市以夯實婦聯基層組織體系為突破口，在全市鄉村“兩委”2018年換屆工作中，專門出臺規定要求，“村委干部中須配置1名享受國家定補待遇的村婦女主任”。與此同時，市婦聯還要求鄉村以村民小組為單位推選設置村婦女小組長。由此，全市村社共推選農村婦女骨干5萬余人，構成了“贛南新婦女”運動的婦女骨干隊伍和鄉村文化建設的組織末梢。正如鎮婦女主席Z所說，“鄉鎮在開展‘贛南新婦女’運動的起始階段，就謀劃以村小組為單位來布點設置村婦女小組長，再建鄉村社會的組織動員網絡，以便活動要求滲透整個鄉村社會。事實證明，在家庭環境衛生整治過程中，婦女小組長作為鄉村社會新的網絡節點，為使本村民小組整治工作不落后，在做好自己家庭環境衛生整治‘五凈一規范’(14)“五凈一規范”指院內凈、臥室凈、廚房凈、廁所凈、個人衛生凈、門前屋后干凈整潔規范。的同時，還要指導和督促其他婦女進行家庭環境衛生清掃，如此‘滾雪球’到本組所有農戶”。然而，也有個別農戶認為家庭環境整治是“個體私域”的問題而消極抵制，但在婦女骨干所營造的環境衛生治理整體氛圍的感染下，在清潔衛生作為現代健康生活方式的價值引導下，最終還是選擇主動融入、自覺參與。正是依托婦聯的組織體系，再建了以婦女骨干為連接點的鄉村社會組織網絡，助推了整個鄉村社會的再組織化過程，實現了對在村婦女群體自上而下的組織化動員和整個鄉村社會的有效整合滲透。

推動鄉村社會再組織化過程，加強組織培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舉措。自“贛南新婦女”運動啟動以來，全市連續舉辦了三期婦女骨干培訓班，圍繞“開展村莊環境整治”“推動移風易俗”“傳承孝道好家風”等主題，共計培訓基層婦女骨干500余人。各個縣、鄉還自行組織了各類鄉村婦女骨干培訓班，有效提升了農村婦女骨干的組織意識和動員能力。借助組織培訓的契機，婦女骨干還搭建起網絡化的交流平臺，組建了市、縣、鄉、村、組五級婦女骨干工作微信群，強化了婦女骨干的組織化互動。正如婦女小組長K所說，“定期參加上級培訓，不僅可以更加深入地掌握國家政策，執行上級部署，增強自己的組織意識，還能學到諸如廣場舞、大合唱等動員婦女、開展工作的技巧和方法。通過搭建鄉村廣場舞、大合唱等集體活動平臺，婦女骨干可以更加有效地聯系動員村民，促成鄉村社會治理的集體行動”。正是通過組織培訓，有效強化了婦女干部的組織化過程，也提升了婦女骨干聯系動員農村婦女群體的社會網絡紐帶作用，從而增強了鄉村文化建設的村莊內源性集體行動能力。

3.活化鄉村社會資本：從家庭環境整治到村莊價值重塑

鄉村社會資本是鄉村社會治理重要的內生性資源，發揮著規制村民日常生活行為，建構村莊共同體秩序的重要作用。隨著市場化的滲透，鄉村公共場域和公共價值日漸消解，但在鄉村社會，特別是“宗族性村莊作為一個血緣與地緣相重合的聚居單位”，(15)賀雪峰：《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開放時代》2012年第10期。仍舊保留著傳統倫理、人情面子等較為厚重的社會資本，成為形塑村莊社會日常生活秩序的柔性機制。在當前鄉村日常生活空洞無聊的狀態下，“贛南新婦女”運動通過激活鄉村公共場域，活化了鄉村社會資本，規范了村民日常生活行為，推動了鄉村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進而重建起村莊社會的內在價值體系，實現了鄉村文化振興成風化俗的功能。

地處華南宗族文化圈的贛南，“面子”意識等村莊內生性社會資本，正以競爭激勵的方式對村民行為習慣和鄉村日常生活秩序發揮著建構作用。俗話說：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家庭環境衛生整治就是個人為人處事的起點?！摆M南新婦女”運動倡導養成“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內外干凈，整潔大方；講究衛生，身體健康”的鄉村日常生活習慣，積極開展以“清潔家園”創建為主題的村民“清潔家庭”周周評活動，對“清潔家庭”掛紅牌以示鼓勵，“不清潔家庭”掛黃牌以示提醒。在熟人社會的鄉村公共輿論場域內，紅牌、黃牌面上評的是環境衛生，潛藏的卻是“家風”“臉面”。為了進一步強化競爭激勵，縣鄉婦聯還定期組織村、鄉、縣的“清潔家園”的評選活動，并以公開頒獎和通報批評的方式強化激勵引導和教育提醒。正如縣級“清潔家園”的獲獎者W所言，“村級‘清潔家園’的頒獎往往是在村民集體活動的廣場，鄉級‘清潔家園’的頒獎則是趕集時的鄉鎮廣場，而縣級‘清潔家園’的頒獎則在縣人大會堂。通過在群眾公開聚集場合和榮譽標識性較強場所，讓獲獎者公開上臺領獎、發放標識性獎品和實施村內通報等方式，極大地強化了獲獎者的‘面子’意識和精神滿足感，形成了強大的激勵引導效果”。正是通過評選、頒獎和公示等活動，有效激活了村莊公共輿論場，讓倫理價值、人情臉面等社會資本發揮了無形的驅動作用，有效形塑了村民的日常生活行為，使健康文明的日常生活成為一種內在的行動自覺。

家庭環境衛生整治只是“贛南新婦女”運動以生活化治理為面向的鄉村文化振興的起點，重塑鄉村社會的日常倫理和價值體系才是鄉村文化振興成風化俗的內在旨歸。在深化“贛南新婦女”運動實踐過程中，贛州市婦聯注重推動鄉村優秀傳統倫理文化的復興和回歸，通過激活鄉風文明的輿論場域，強化對鄉村社會思想價值觀念的引領。無論是正式的媒體宣傳，還是接地氣的小品、歌舞、宣傳畫，都承載和弘揚著鄉村文明的主流價值。作為“贛南新婦女”運動組織末梢的婦女小組長，每半個月就要進行一次孝老愛親、睦鄰友好、文明崇禮、清潔衛生等的教育宣講活動。而活躍在全市鄉村的1230支巾幗文藝宣傳隊更是以三句半、小品、歌舞等形式，讓清潔衛生、孝老愛親、睦鄰友好等鄉風文明的價值理念深入鄉村，融入生活。在當前的贛南鄉村，家庭環境衛生的好壞、鄰里關系的狀態、子女是否孝順，婆媳關系如何等都成了村莊輿論的焦點，而傳統的鄉村倫理和價值觀念則成為評判的標準。在C鎮，村民們因觀看巾幗志愿者表演的《孝敬父母》《婆婆也是媽》《鄰里之間》等節目，深化了對孝老愛親、鄰里和諧、科學教子等傳統美德的傳承。而在“婆婆夸、夸婆婆”的主題活動中，很多婆媳矛盾在孝親文化的感召下得到化解。在W村，D曾是村民眼中不孝敬公婆的典型，后在孝親文化的感召下，在村莊輿論的抨擊中，轉變成孝親愛鄰的模范。正是通過活化鄉村社會資本，有效規范了村民的日常生活行為，推動了鄉村優良傳統的復興，從而實現了鄉村文化振興對村莊公共價值體系的形塑。

鄉村文化振興內源性路徑轉向的邏輯理路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提出，要“持續推進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提升農民精神風貌，倡導科學文明生活，不斷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16)中共中央、國務院：《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第92頁?！摆M南新婦女”運動立足鄉村社會“婦女留守化”的基本現實，將鄉村生活化治理作為鄉村文化振興的主要面向，實現了農村婦女家庭角色分工與鄉村文化振興內核的統一。通過激活以留守婦女為主體的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主體力量，推動鄉村社會的再組織化過程，活化鄉村社會資本效能，實現了鄉村文化振興融入鄉村生活，形塑村莊價值的重要作用，推動了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路徑轉向。

首先，推動鄉村文化振興，要充分尊重農民主體地位。鄉村社會是由普通村民所構成的村落共同體，推動鄉村文化振興必須把尊重和實現農民的鄉村文化需求作為基本導向，充分調動農民參與鄉村文化建設的內在積極性。從近年來國家所推行的外源性干預主義的鄉村文化建設路徑來看，以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文化資源項目下鄉為主要方式的鄉村文化建設模式，往往忽視了農民的主體地位、主體作用和主體性需求，造成了鄉村文化建設中的農民“主體性缺場”和“內卷化”行動困境。而在“留守化”和“空心化”日趨嚴重的鄉村社會，尋找到足以彌補青壯年男性農民外流所產生的“治理主體真空”的內源性力量是推動鄉村文化振興的根本?！摆M南新婦女”運動的實踐表明，在鄉村社會日益“空心化”的狀態下，大量青壯年婦女因家庭社會分工的需要而留守農村是當前鄉村社會的基本現實，將生活化治理作為鄉村文化建設的主要面向，有助于實現鄉村文化振興與鄉村留守婦女角色定位的有機統一，有助于激活農村留守婦女作為主體性力量積極參與鄉村文化振興行動。通過借助國家體制性力量的催化效應，以在村婦女精英為骨干，助推以農村留守婦女群體為主體的鄉村社會再組織化，可以再造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主體，有效填補鄉村文化建設的“治理主體真空”。

其次，推動鄉村文化振興，要切實扎根鄉村日常生活。實施鄉村文化振興就是要通過文化建設達到提升鄉民素質、改良村民習慣、優化鄉風民俗的作用。在以日常生活為主要運行模式的鄉村社會，要發揮文化建設潛移默化、成風化俗的功能，就必須要讓鄉村文化建設真正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內化為村民的日常行為自覺。在外源性的鄉村文化建設實踐中，往往忽視了鄉村社會的具體場域和村民生活的現實需要，致使鄉村文化建設出現嚴重的“供需錯位”，造成鄉村文化建設項目和設施“閑置空轉”而成為“擺設”。而其所奉行的文化改良主義邏輯更是脫離了鄉村生活的具體實際，將所謂的現代城市文明引入鄉村，造成了嚴重的“水土不符”?！摆M南新婦女”運動的具體實踐表明，只有充分立足鄉村社會的具體場域，將家庭視為農村日常生活的基本單元，以村民的日常生活治理為切入口，逐步延伸到村莊道德倫理的建設，才能真正實現鄉村文化建設融入村莊日常生活，形塑村莊價值體系的目的。家庭作為“鄉村價值規范、道德涵養和文化傳承的基本載體”，(17)黨日紅、李明舜：《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須納入家庭視角》，《婦女研究論叢》2019年第6期。承載著村民行為塑造、村莊倫理傳遞、文化傳統延續等功能，對村民個體和村莊社會都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在家庭日常生活治理日益作為鄉村治理重要內容的情況下，將生活化治理作為鄉村文化建設的主要面向，有助于鄉村文化建設實現從村民日常行為規制到村莊公共價值重塑的有效延伸，進而實現鄉村文化振興成風化俗的功能。

最后，推動鄉村文化振興，要建構以外促內發展機制。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路徑轉向就是通過挖掘鄉村社會的內生性資源來激發鄉村文化建設中的農民主體性和村莊內在自主性，但這并不排斥外在資源力量對鄉村文化振興的助推作用。隨著鄉村社會的結構變遷，鄉村原有的道德觀念被打破，鄉村內生性治理資源不斷被抽離。正如閻云翔所說，“沉默的公共輿論導致了中國傳統養老文化——孝道的衰落”。(18)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龔小夏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頁。在當前的鄉村社會，特別是公共資源匱乏、村莊精英外流、公共場域消解、集體利益淡泊的中西部農村，難以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來實現鄉村文化的建設發展。推動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路徑轉向就是要通過發揮外部資源的驅動效應，激活村莊內生性資源的主體性作用，從而實現外部資源的村莊內部性轉化，形成“外源促內源，以內為主，內外結合”的鄉村文化振興發展機制?！摆M南新婦女”運動的具體實踐表明，在當前的村莊社會除了留守婦女這一內生性主體力量外，還留存著傳統的價值體系、倫理觀念和人情臉面等社會資本，共同構成了村莊重要的內源性治理資源。通過引入國家體制性力量，可以有效激活鄉村留守婦女的主體性力量，再造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主體；活化鄉村社會資本等內生性資源，發揮規制村民日常生活行為的作用；推動孝老愛親、睦鄰友好、崇信尚禮等傳統價值的回歸，重建鄉村社會的價值體系，進而有效拓展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實踐。

總結與討論

鄉村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內在靈魂和基本要求，有助于滿足廣大農民群體對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推動鄉村文化振興，面向普通村民、扎根鄉村生活是基本前提。不同于“國家中心主義”的外源性干預主義的文化建設模式，“贛南新婦女”運動將生活化治理作為鄉村文化建設的主要面向，通過構建“以外促內，以內為主，內外結合”的鄉村文化建設內源性機制，有效拓展了鄉村文化建設的內源性實踐。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以家庭環境衛生整治的日常生活治理作為切入口，逐步向以村莊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價值建構延伸，實現了鄉村文化建設成風化俗的作用。而借助國家行政等外源性資源的激活作用，再造了以留守婦女為主體的鄉村文化建設內源性主體，助推了以在村女性精英為骨干的村社再組織化過程，活化了鄉村社會資本效能，探索形成了一種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實踐模式。

“贛南新婦女”運動作為推動鄉村文化振興內源性路徑轉向的一種有益實踐，為當前鄉村社會實施鄉村文化振興戰略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思路。鄉村精英離場和村莊資源外流，并不意味著鄉村社會的內生性資源枯竭，在“村落社會內部依然還保留著一些尚未激活、可供挖掘的內源性資源”。(19)杜姣：《村治主體的缺位與再造——以湖北省秭歸縣村落理事會為例》，《中國農村觀察》2017年第5期。推動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源性發展就是要立足鄉村社會的具體場域，尊重農民的主體性地位，切實回應農民的主體性需求，探尋挖掘和激活村莊內源性文化治理資源的柔性機制，不斷拓展鄉村文化振興內源性發展的實踐路徑。

鄉村文化建設不僅僅是圖書場館、康體設施、電影戲劇等實體文化的建設，更是一種鄉村日常生活方式的形塑。推動以家庭環境衛生整治等生活化治理為面向的鄉村社會治理，核心就是要變革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樣態、改良村民的日常生活習慣等。這構成了鄉村文化振興的基礎性內容。而以孝老愛親、睦鄰友好、勤儉持家等為主流價值的鄉村傳統文化復興則構成了鄉村文化振興的價值內核。只有真正扎根鄉村社會，融入農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建設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才能逐步轉化為鄉風民俗的精神內核與價值靈魂。將內源性發展理念和生活化治理范式引入鄉村文化振興的現實場域，就是要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中強化村民主體性和村莊自主性，發掘鄉村社會發展的內在動能，以推動環境美、民風好的新時代中國美麗鄉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