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學”看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創新

內容摘要：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后，“紅學”回歸文學文本研究的思路有三種：傳統方法、西方理論、傳統與西方之間的搖擺。這三種思路分別存在文學工具化、非文學性批評、文學性理論原創等需要認真思考和仔細辨析的問題，這些問題或許也是中國當代文藝理念創新的問題。

關鍵詞：當代“紅學” 文學工具化 文學性 理論原創

十八世紀，《紅樓夢》橫空出世，其巨大沖擊波綿延不絕，形成“紅學”，紅學有舊紅學、新紅學、當代紅學之分，當代紅學總體而言延續了三大學脈：一是王國維1904年的《紅樓夢評論》為代表的跨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哲學研究；二是胡適1921年的《紅樓夢考證》為代表的考據學研究；三是俞平伯1922年的《紅樓夢辯》為代表的從考據學轉向文學本身的研究。盡管胡適后來屢遭批判，但考證之學成果豐碩，而由王、俞開創的兩大學脈卻衰弱不振，缺乏強有力的嗣響。20世紀是考據學、社會學與文化學為紅學研究主流，文學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視、壓抑而處于邊緣狀態。

1976到1979年，隨著對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開始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紅學研究也呈現出逐漸向文本本身回歸的變化，學者們的目光逐漸回到了對《紅樓夢》文本本身的內容、價值的探討上，雖然不少紅學研究的文章還沒跳出文革中形成的老套路，仍不能完全擺脫運用階級話語的分析，但較之于文革時期的“政治紅學”，這種研究的回歸仍具有其積及意義。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978年張畢來的《漫說紅樓》，1979年蔡義江的《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還有1979年臺灣羅德湛的《紅樓夢的文學價值》。

1980年，俞平伯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國際紅學研討會書面發言：“《紅樓夢》可從歷史、政治、社會各個角度來看，但它本身屬于文藝的范疇，畢竟是小說；論它的思想性，又有關哲學。這應是主要的，而過去似乎說得較少?！寥粼u價文學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見?！都t樓夢》行世以來，說者紛紛，稱為‘紅學，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確的評價。今后似應多從文、哲兩方加以探討?！眎同年周汝昌的《紅學辨義》一文，將紅學的范疇歸結為“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且堅持紅學真正的“本體”是探尋曹雪芹的這部小說是寫誰家的事，即“本事”，認為探尋本事的學問，才是紅學的本義，才是紅學的正宗。周汝昌的觀點引起紅學學科范疇的討論，如1984年應必成在《文藝報》撰文，認為《紅樓夢》本身的研究不僅不應該排除在紅學研究之外，相反它是紅學的最主要內容。這次討論引發學者們對于文學何以謂之為文學的思考：純文學，文學性，藝術性，文學與政治、道德、宗教、哲學等文化的關系成為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問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后，“紅學”回歸文學文本研究的呼聲漸興，紅學界逐漸趨向文本研究的新的學術宗旨、追求與取向，重新確立文本研究的軸心地位。文學文本研究的思路有三種：傳統方法、西方理論、傳統與西方之間的搖擺，這三種思路分別存在的一些需要認真思考和仔細辨析的問題，這些問題或許也是中國當代文藝理念創新的問題。

一.傳統方法與文學工具化

運用傳統方法來研究《紅樓夢》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是對“紅學”作為一門頗具特殊性的學科本身之內涵的反思；其次是對文本的藝術品鑒類研究；第三是用美學的闡釋《紅樓夢》，這突破了以往單一的社會闡釋模式；最后是從藝術研究角度對《紅樓夢》這部小說的人物、環境、主題、結構、細節描寫等進行探討。其中以《紅樓夢》的藝術品鑒類研究的成果異常豐碩，許多著作都表現出層層深入的剖析，鞭辟入里。如張畢來《賈府書聲》（1983年）、薛瑞生《紅樓采珠》（1986年）、張錦池《紅樓十二論》（1982年）、周中明《紅夢樓藝術論》（1980年）、周書文《紅樓夢人物塑造的辯證藝術》（1986年）等等。80年代前后的美學研究思潮使美學闡釋方法成為紅學研究的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其中如王朝聞的《論鳳姐》（1980年）就是對《紅樓夢》進行現實主義美學闡釋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種各樣的美學方法都被使用起來，如蘇鴻昌《論曹雪芹的美學思想》（1984年）等。對《紅樓夢》的人物、主題、結構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問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紅夢樓人物沖突論》（1985年），通過對《紅樓夢》情節、高潮和其他諸種矛盾的分析，認為《紅樓夢》的主要矛盾不是賈政和賈寶玉繞功名仕進問題而進行的沖突，是王夫人和賈寶玉圍繞選擇薛寶釵還是林黛玉而進行的沖突。又將圍繞主要矛盾沖突的其它矛盾沖突歸納為：背景性矛盾沖突、從屬性矛盾沖突、交叉性矛盾沖突、轉化性矛盾沖突四種。最后，總結出王夫人和賈寶玉的矛盾沖突的實質是人的生存條件的制約而難以實現的悲劇。作者提出的“釵正黛次說”在2005年5月27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發表后，人民網、新浪網、學術交流網等多家網站都予以轉載。這方面的主要著作還有舒蕪《說夢錄》（1982年）、吳曉南《“釵黛合一”新論》（1985年）、白盾《紅樓夢新評》（1986年）、朱眉叔《紅樓夢的背景與人物》（1986年）等等。

1987年以后的紅學研究受經濟大潮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逐漸體現出經濟性、消費性和大眾化的特點。在文本研究方面，傳統方法的研究仍在繼續。首先，紅學的學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出現了一批相關的論著，如1989年韓進廉的《紅學史稿》、1990年的劉夢溪的《紅學》、2002年杜景華的《紅學風雨》等。還有一些作家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創作經驗來研究《紅樓夢》，如王蒙的《紅樓啟示錄》（1991年），即對賈寶玉的形象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紅樓夢》的結構研究方面，有張錦池的《紅樓夢結構論》（1990年）《再談曹雪芹的結構學》，從中國古典文化、古典美學來探討《紅樓夢》的小說結構。主題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紅樓夢哲學精神》（1995年）從儒、道、釋三個角度系統分析了《紅樓夢》的主題。續書研究方面，趙建忠的《紅樓夢續書研究》（1997年）填補了兩百年來紅學方面關于續書研究的一項空白。還有一些研究者試圖擺脫艱深晦澀的學風，把傳統的隨筆式之靈動融入嚴肅的學術思索之中，出現一批屬于導讀式的隨筆專著。

對這類研究，當代文論在多大程度上警惕或反思了政治、倫理意識形態的文學工具論思維呢？回到文學文本“論它的思想性，又有關哲學”也可能出現李希凡、藍翎用馬列主義研究《紅樓夢》，形成“封建社會階級斗爭百科全書說”，并為政治所利用成為席卷全國的思想斗爭工具，這就是文學工具論思維模式所導致的。工具論思維模式不僅是把文學作為政治的工具，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服務，也包括將文學作為經濟或其他現實功利服務的工具。

文學工具化現象在西方也存在，如布魯姆認為經典的悲歌在于審美被遺忘，“審美降為了意識形態，或頂多視其為形而上學。一首詩不能僅僅被讀為‘一首詩，因為它主要是一個社會文獻，或者是為了克服哲學的影響。我與這一態度不同，力主一種頑強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盡可能保持詩的完整與純粹。那些棄絕此目的的‘軍團代表我們傳統中的一種傾向，即總是要避開審美領域；如柏拉圖的道德主義和亞里氏多德的社會科學。對詩的攻擊往往因其對社會福址的破壞而要驅逐它，或者容其茍活但要求它在新的多元文化主義大旗下執行社會凈化的任務，在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的表象之下，柏拉圖主義的古老論題和同樣過時的亞里氏多德式社會療法仍在我行我素。我認為，上述這些觀念和一直受困的審美支持者之間的沖突永無竟時?！眎i西方的文學工具化與文學審美者構成沖突，這種沖突永遠存在、相互對立，從而顯現文學的獨特性。但是中國并不能構成這種沖突。不同于西方的美善對立，中國的“美善合一”根本就不存在與觀念對抗的純審美，歷史輪回上演的是短暫的多元混亂之后，“文以載道”總是一統天下，只是載的“道”變化了而已?！拜d道”思維的文學工具論一直延續到現在，把文學不當作文學，文學之為文學的文學性問題被忽略。

文學該不該載道、如何載道以及載什么道的問題，學界一直都有討論，吳炫的否定主義文藝學對“載道說”的分析值得關注：“從‘文以載道始，一直到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工具化和教化的倡導，對文學的損害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文以載道作為中國典型的文學觀已經一無是處了——在我們對‘載道說的局限進行反思批判的時候，這一點猶為應該注意。這一是因為：由于中國文化精神不相信現實以外的現實，所以文學與政治和道德均在一個現實中，它們的密切關系就是不可避免的——試圖建立與政治和道德教化無關的‘純文學，在中國可能就永遠不切實際。所以批判‘文以載道，不等于文學與道德等其它意識形態內容不發生關系?！眎ii那么中國文學究竟是怎樣與政治、道德等其它意識形態內容發生關系？中國文學批評又該如何看看待這種關系？當代文論對這些問題應深入思考研究，建構基于中國經典文學載什么道，怎么載道問題的文學理論。

二.西方理論與非文學性批評

運用西方理論對文本進行研究也普遍產生并發展起來，1980年第一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周策縱的《紅樓夢與西游補》、陳毓羆的《紅樓樓與浮生六記》、白先勇的《紅樓夢對游園驚夢的影響》等一些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這些研究延續了王國維開創的運用西方理論闡釋《紅樓夢》的學術范式。當時紅學隊伍大多為古典文學研究家，運用西方理論進行研究總的說來多在局部起作用，有大建樹者則嫌寡。

后來隨著西方現代后現代理論如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反本質主義等等如走馬燈似的在中國理論界輪番上演，運用西方理論來研究《紅樓夢》顯示出多元化的特點。80年代中后期敘事學方法的引入，在紅學研究中也有所體現。如楊義的《中國敘事學》是用敘事學方法結合文化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浦安迪的《中國敘事學》以《紅樓夢》的研究則是敘事方法加上原型方法，還有李慶信等是以專著形式來專門探討《紅樓夢》的敘事藝術。另有不少研究者使用文化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如對《紅樓夢》的精神文化闡釋，物質文化闡釋、制度文化闡釋、哲學闡釋等等。90年代以來后現代的闡述方法也被用到紅學研究上，如林方直的《紅樓夢符號解讀》（1996年），用符號學來系統地研析《紅樓夢》，王彬的《紅樓夢敘事》（1998年），用敘事學理論來系統地研究《紅樓夢》。關于《紅樓夢》的后現代情境、性別文化、解構性質、狂歡化、互文性等各種角度的研究文章層出不窮。

然而這些研究有多少是適合文學本身的呢？很多研究伴隨著中國文藝理論界對西方理論選擇的熱潮而隨波逐流，不能抓住真正的文學問題，這種現象不僅僅存在于紅學研究中，而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問題。比如隨著文化批評熱的興起，很多學者意識到文學性被文化忽略、排擠問題。曹文軒指出：“大文化批評的鋪天蓋地席卷而來，使純粹意義上的文學研究已經幾乎不復存在。大多數研究，只不過是將文學的文本拘來面前為神話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倫理學以及各種主義作注解而已?！薄按笪幕u的最大害處在于：它造成了我們對文學判斷力的癱瘓?！笪幕u忽視甚至排擠了審美原則，從而丟失了文學，也丟失了文學性?！眎v他認為文學固然包含倫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內容，但我們應該關注文學“如何表現這些內容”這樣的屬于藝術本身的問題。

吳炫將反思范圍擴大了，“今天文化批評中所蘊含的問題，不僅在過去的社會學批評中存在，而且在20世紀80年代純文學的批評中，也沒有被觸及。這個問題突出地表現為：我們從來沒有真正解決從文學的文學性角度來切入文化的問題， 從而也不能區分文學中的文化與文化視野中的文學之不同質?！眝他將當代西方文化批評文論稱為“非文學性的文化批評”，倡導以文學性為本位的“文學性的文化批評”，進而提出文學性內容并不是形象、情感、風格、修辭、技巧的層次，也不在‘去文化判斷、‘回歸原生性的現實的框架中，而是‘文學突破文化觀念束縛的‘文學性程度研究。并且他還指出，中西方文學性有差異，也不能用西方文學性理論直接解讀中國經典。

如前所述，中國是載道思維一統天下的絕對權威，不存在純審美與非審美的沖突和對抗，我們沒有獨立的審美立場批評非審美者“總是會站在高處去思索著相同的體驗，如旅鼠般跳下喋喋不休地把文學解釋成是階級體制所催生的?！眝i吳炫認為由于中西方理論的邏輯起點不同，拿西方文學理論解讀中國經典是錯位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一談文學的文學性，便只能將目光投向西方的‘文學自律的形式批評和‘純文學，以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來理解那種實體性或邊界性存在的‘文學性。當這種‘純文學不能在不純的中國文化現實落根之后，‘文化批評、‘反本質主義這些西方后現代文學批評話語，就又作為對‘純文學、‘純粹形式的話語糾偏而出場。但無論是在西方實體性存在的意義上理解‘文學性和‘文學本質，還是在‘反本質主義的意義上質疑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實均錯位于‘不破壞整體性又能保持獨立性的‘中國式文學性特性，更錯位于中國文學經典的獨創性經驗?！眳庆耪J為西方純粹意義的文學研究并不適合解讀中國經典，即便是審美的、文學性的理論，直接拿來解讀中國經典也有隔靴搔癢、盲人摸象之感，因為西方二元文化所形成的“實體性或邊界性存在的‘文學性”不同于中國一元文化的整體性穿透性特質，他從而提出不破壞整體性又能保持獨立性的“中國式文學性特性”。因此運用西方現代后現代理論研究《紅樓夢》，有多少研究只是西方某種理論在中國的一陣熱潮，因而疏離和隔膜于中國經典和中國文學問題，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三.中國文學性與當代文論原創

第三種研究思路是一些學者意識到用西方理論解讀中國經典的隔靴搔癢，轉而又回到中國傳統中尋找方法。如劉再復2009年出版的“紅樓四書”：《紅樓夢悟》《共悟紅樓》《紅樓哲學筆記》《紅樓人三十種解讀》，就是在海外兜兜轉轉一圈，發現西方現代后現代的很多理論思潮并不適用于文學，反而遮蔽或消解文學，從而回歸中國禪宗“悟”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闡釋和解讀《紅樓夢》哲學思想、文學境界、人物形象、文化內涵。這種悟的閱讀方式觸動受西方學院派浸染的劉劍梅進行反思：“這些年讀了太多西方學院派的著作，中‘毒太深，幾乎離開了文學。不僅是我，而且我還發現我的同事們談論的都是‘全球政治，‘第三世界，‘帝國主義話語霸權、‘反殖民擴張等等大概念，似乎也沒有真正關注文學的。經過后現代主義的洗禮，文學批評和文學作品越來越來脫節?！@樣一來，文學批評家也就不需要具備任何文學直覺，只要會運用西方理論，即使再差的文學作品，也可以講出一番玄玄乎乎的道理。我本來出于對文學的熱愛才進了北大中文系，在美國也從事文學教育，但是到了后來只感到困惑和迷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講述文學話語，還是政治話語?！眝ii劉劍梅發出感概要找回“重新擁抱文學的幸?！?。

劉再復說：“我讀《紅樓籮》和讀其他書不同，完全沒有研究意識，也沒有著述意識，只是喜歡閱讀而已。閱讀時倘若能領悟到其中一些深長意味，就高興。讀《紅樓夢》完全是出自心靈生活的需要，我把《紅樓夢》作為審美對象，特別是作為生命感悟和精神開掘的對象。我終于明白中國文學乃至文化最大的寶藏就在《紅樓夢》中，這里不僅有最豐富的人性寶藏、藝術宅藏，還有最豐富的思想寶藏、哲學寶藏。所以我才冒昧地稱‘悟為第三種閱讀形態，并給拙著命名為《紅樓夢悟》，與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作一對應?！眝iii劉再復從生命、靈魂的需要出發閱讀、體悟《紅樓夢》，強調文學本身魅力和價值，這樣的閱讀值得贊賞，也是經典閱讀與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

但是這里仍有兩個問題需要思考：一是中國傳統文論中哪些是文學性，哪些不是文學性，需要辨析。二是文學性不只是方法論，回歸傳統方法能不能解決當代文學問題？劉再復從安身立命的靈魂歸屬感審視西方學院派理論，悟證《紅樓夢》，特別是對人物“心靈和性情”的闡釋，有很多真知灼見，也是俞平伯所說的從“文藝的范疇”“論它的思想性，又有關哲學”，但是“悟證”作為一種閱讀、探討和寫作的方法論，其背后的世界觀、價值觀、哲學觀、美學觀與嚴羽《滄浪詩話》的“妙悟說”有什么不同?！坝捎谥形鞣轿恼撁}、概念和范疇的根子在哲學，由于‘意境、‘氣韻這樣的古代文論范疇離開‘玄學和‘禪宗就不可能成為文學觀念，所以如果我們不從哲學入手對中國古代文化概念進行局限分析和改造，中國任何古代文論范疇就都難以具有‘現代之用——那種就文藝理論本身來完成現代轉換的做法，已被‘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樣的只是在‘多年呼喚所證明其難有實際成效?！币簿褪钦f，劉再復是否對“妙悟說”有批判和改造？“悟證”作為不同于“考證”和“論證”的第三種方法論，是否是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還是古代一直就有，現在只是將其引入了《紅樓夢》研究領域？這個問題劉再復沒有明說，或許他并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劉再復悟讀、悟說、悟證《紅樓夢》非常精彩，展現了《紅樓夢》浩瀚深廣的文學意境與魅力，但作為一個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不能創造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仍然只能選擇前人的理論進行當代闡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而阻礙他向前跨出這一步的原因在于劉再復的思維方式和眼光不是現代的平視，仍是古代的仰視，對待經典的態度不是平視、尊重和創造，仍是仰視、膜拜和學習。

從學術創新、理論創新、理論原創這三種不同程度的創新來說，劉再復式的紅學研究仍然處在創新程度不高的學術創新的層面，即用中國傳統和西方的既定理論套用《紅樓夢》的思維模式，把既定理論作符合時代的新解釋，還未達到理論創新（對理論問題進行改造）和理論原創（創造新的理論問題）。吳炫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或堅守傳統，或引用西方，或從傳統到西方、從西方到傳統地徘徊：即不思考原創中國現當代新的文藝理論的問題，而只是選擇中西方既有的文藝理論來研究文學文本?！拔膶W批評理論在中國的思潮迭起，常常只能成為不能面對中國自己的文學性問題的“理論自娛”、“批評自娛”，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對文學創作獨創性問題影響力的喪失，就會是歷史的必然?！彼M而提出“越經典的作品獨創性程度越高”的“以獨創性為坐標的文學批評方法”，開辟了一條理論原創道路，不失為當代文學批評理論原創之范示。

“越經典的作品獨創性程度越高”的“以獨創性為坐標的文學批評方法”揭示經典之為經典的文學性、獨創性問題。文學性即獨創性，“所謂獨創性問題研究，是要揭示一個作家不可替代的貢獻，或者探究作家未能做出此種貢獻的原因?！眎x《紅樓夢》是不是經典以及為什么是經典？《紅樓夢》憑什么成為四大名著之首？使其成為經典中經典的原因是什么？相比于其他作品，曹雪芹不可替代的貢獻在哪？《紅樓夢》的獨創性高在哪？獨創性程度高的作品具有什么特點？后來的作家如何超越《紅樓夢》，創作出獨創性程度較高的作品？對于這些問題中國當代文論是否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對作家創作產生影響和幫助，應該是中國當代文論創新和建構的基本目標；基于中國自己的文學問題作出理論創新和理論原創應該是中國當代文論創新與建構更高一級的追求。

注 釋

i王國維，胡適，俞平伯，魯迅等.名家正解紅樓夢[M].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ii[美]布魯姆著.江康寧譯.西方正典：偉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頁.譯林出版社2005年4月.

iii吳炫.文與道：百年中國文論的流變及問題[J].文藝爭鳴. 2011（01）

iv曹文軒.質疑“大文化批評”[J].天涯，2003（5）.

v吳炫.非文學性的文化批評[J].社會科學戰線.2003（2）.

vi[美]布魯姆著.江康寧譯.西方正典：偉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頁.譯林出版社2005年4月.

vii劉再復劉劍梅.共悟紅樓.三聯出版社.

viii劉再復.紅樓夢悟[M].三聯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ix吳炫.以獨創性為坐標的文學批評方法[J].文學評論2015（2）.

（作者介紹：蔣虹，吉首大學張家界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