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植樹節倡設者之考證

楊紹隴 黃紅

摘? ?要：植樹造林是改善自然生態環境的重要途徑。作為以鼓勵和宣傳植樹造林為主要功能而存在的植樹節，在我國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當下，其現實意義更加凸顯。正因如此，一些民眾抑或學者對植樹節的起源也產生了興趣，特別是對“誰是中國植樹節倡設者”的問題，或許由于史料缺失的原因，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表述。這無疑給林史文化的傳播造成了信息混亂，也不利于對歷史事件中當事人的功績進行客觀評價。筆者針對近些年來出現的關于近代中國植樹節倡設者的不同說法，基于新發現的裴義理關于中國植樹節的歷史記錄文獻以及有關近代史料，從歷史事件的基本要素視角進行了嚴肅考查，并對相關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論證：首先，確證了裴義理是近代中國植樹節首要和唯一的倡設者;其次，否定了韓安、凌道揚也是植樹節倡設人的說法，但通過史料證據分析，肯定了二者在裴義理倡議的基礎上，在推動植樹節設立及其實施的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再次，對于認為孫中山是植樹節倡設者的說法，從當時的政治歷史背景以及史實證據兩方面，提出了質疑與評述，同時從將植樹造林納入治國方略，以及在三民主義中的重要論述來看，肯定了孫中山作為近代中國政治家在推動植樹造林方面的先驅者角色;最后，提出了將有關植樹節的歷史內容納入生態文明教育之教材的建議。

關鍵詞：近代;中國植樹節;倡設者;裴義理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203037? ? ? ? ? ?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植樹造林是培育森林資源和營造良好生態環境的重要途徑，是造福人類的善舉。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4月3日在參加首都義務植樹時的講話中指出：“植樹造林是實現天藍、地綠、水凈的重要途徑，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碧貏e是關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論斷提出后，綠水青山的價值更為人們所重視，植樹造林的重要性更加凸顯。放眼今日之綠水青山，人們在欣喜于我國當代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更加感念那些曾經是種樹和守護青山的前人，特別是那些曾經致力于推動植樹造林的前輩先賢。正因為那些前輩先賢的努力，才使植樹造林上升為國家政策，進而得到更廣泛的提倡。

回顧我國植樹造林的歷史，1915年“定清明日為植樹節”，無疑是國內開啟國家動員全民參與植樹造林的重要標志。之后，雖植樹節日期變更，也曾一度中止，但自1979年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再次明確3月12日為植樹節以來，一直尚行。植樹節的存續充分體現了其存在本身所具有的價值，但究其淵源，提出并推動“植樹節”設立的倡導者，更是功不可沒。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有關中國植樹節的一些宣傳報道和學術文獻中，出現了與此前文獻記述不同的說法，如：韓安、凌道揚、裴義理共同倡議設立植樹節，韓安倡議設立植樹節，凌道揚倡議設立植樹節，孫中山首先倡議設立中國植樹節，等等。其中尤以孫中山倡設植樹節的提法出現最晚（1994年），但傳播甚廣。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訛傳訛，把虛假描述當信史的現實，事實上造成了有關植樹節倡設者的歷史信息混亂。從尊重創造者勞動的角度來說，這是對于植樹節建議真正提出者的智慧價值的不尊重;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此種狀況不利于人們對歷史事件作出客觀判斷，更不利于事件本身所蘊含的精神價值得以體現?；诖?，筆者通過詳查近代史料，專門針對近代中國植樹節的倡設者的問題進行了嚴肅考察，在基于史實判斷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對可信之說法進行了確證，對缺乏事實依據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和評述。期望此舉有助于人們在面對植樹節倡設者問題的不同說法時，能夠作出客觀的判斷。

一、近代中國植樹節的倡設者——裴義理

在《辭?！分?，“倡”即首倡，帶頭之意。另在《新華詞典》中，“倡議”是首先建議、發起的意思。所謂植樹節的倡設者，就是首先提出設立植樹節建議之人。

近代中國植樹節最初設立于民國四年（1915年），定清明節為植樹節。據陳嶸在《歷代森林史略及民國林政史料》中記載：民國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申令宣示定清明節為植樹節，并于是日舉行植樹典禮?！渡炅睢愤€規定每年清明節，在首都北京和全國各地廣為植樹造林。要求京兆尹、巡按使、都統、道尹、縣知事、縣佐切實執行，全國的學校、地方紳董也應大量植樹造林。[1]1916年的清明日是中國第一個植樹節，北洋政府農商部在北京西山首次舉行植樹典禮，大總統特別代表京兆尹帶頭植樹，主要官員分頭植樹，禮成，農商總長就設立植樹節之宗旨發表演說……之后眾人追隨種植，場面“莫不歡欣鼓舞，稱為千載創見之盛事云”1。近代中國植樹節的設定，在中國林業史上是一重大事件，意義深遠。此事最終體現為當局的正確決策，但從建議的提出到建議被采納，再到正式文書形成以及國家元首的最終批準，每個環節都至關重要。特別是作為整個事件發生發展的起點，設立植樹節建議的提出是最基礎的一環，凝結了提議者的智慧。再從中國植樹節存續百多年的歷史來看，其功能和價值不言而喻。就此而言，植樹節倡設者功不可沒。

然而，關于中國植樹節的倡設者是誰，近年來卻出現了幾種不同的說法。筆者經過對所搜集到的史料和民國文獻之記錄進行綜合分析研判，得出的結論是：近代中國植樹節倡設者非裴義理莫屬。

（一）裴義理其人及倡設中國植樹節的背景

裴義理（Joseph Bailie），又稱培黎，1860年生于英國愛爾蘭，獲貝爾法斯特大學文學士學位后，到美國專攻神學，1890年由基督教會派遣來華傳教。他先在蘇州長老會供職，不久應聘到北京擔任京師大學堂教習。1910年，應聘擔任南京金陵大學算學教授。民國元年（1912年），在南京創辦義農會，以工代賑，救濟災民。1914年，發起創辦金陵大學農科，1915年春添設林科，自任農林科科長，開啟了中國農、林科四年制本科教育的先河，為中國農林教育事業的創立作出了巨大貢獻。1919年之后，裴義理曾到吉林籌劃墾荒工作，在上海、沈陽等地創辦工人補習學校，在江蘇南京、安徽和縣組織保林合作社，推行農村復興委員會造林、護林計劃，在安徽和縣等地籌劃鄉村建設等，為中國農林事業發展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在裴義理的事跡中，最為稱道的一件事是創辦義農會以賑濟災民。民國元年（1912年），由于長江水患，南京城內災民群集，遍地哀鴻，嗷嗷待哺。裴義理目睹此狀，乃聯合當時的社會名流，發起成立義農會（又名華洋義賑會），力向各方呼吁，集資救濟。[2]此舉得到孫中山、黃興、張謇等人的鼎力相助，并獲江蘇省政府特批撥給太平門外紫金山北苑及青龍山的官荒地4000 余畝，供其組織災民以工代賑，墾殖造林。據1912年3月16日《臨時政府公報》第四十號記載：“竊維江皖兩省為揚子江下游門戶，連年水患頻仍，偏災時遇迨至去秋淫雨連綿，江潮暴發，箍江大岸沖決無算，上至皖南各府，下逮鎮揚蘇常，袤延千余里，淹沒百余處，汪洋一片，遍地哀鴻，幸賴義賑會諸君子佛口婆心，散放急賑，又倡議修堤以工代賑，法良意美，感佩莫名?！?/p>

至民國三年（1914年），義農會在紫金山的造林已初具規模。然而，清明節的到來，由于掃墓人群缺乏保護意識，無意的破壞使已成活的大批苗木遭到損毀。據裴義理回憶：自從民國初年成立義農會在紫金山植樹三年來，組織災民已種植了50多萬棵不同種類的林木，大部分都已成活。那年春天，清明節的到來，祭祖掃墓的人們成群地來到紫金山義農會的墾殖地，出于對樹苗的好奇，“只是為了看看它是什么樹”，就將種下的樹苗連根拔起，造成大量損毀。裴義理曾為此十分沮喪，并一直設法挽回這些損失。也正是這一遭遇，讓裴義理意識到了在中國發展農林教育的重要性，為此，當年他就在金陵大學創辦了農科，次年春又創辦了林科。

（二）裴義理建議設清明日為植樹節的過程

紫金山墾殖場苗木的損毀事件，一直讓裴義理難以釋懷，總想找到一種避免重蹈覆轍的辦法。1915年春，一次平常旅行之所見給了裴義理以觸動，產生了設立中國植樹節的想法和建議，以期通過更廣泛的植樹造林的動員，提高民眾的認識水平，從而避免苗木損毀事件的再次發生。

據裴義理在“CHINESE ARBOR DAY”一文中回憶：“…when in Nanking on this particular trip，I was sitting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at the naked hills till I came to a place called Peng Niu not far from Chingkiang，and there beheld the graves decorated with the willow branches stuck in the ground on and around the graves… the idea …came into my mind，to try to change the practice of sticking branches …and substitute real trees，and to have the day converted into Arbor Day… till I got to Shanghai，when I wrote a letter to Mr Ngan Han who was then Secretary to His Excellency Chang Chien who was then Minister of Agriculture，…He put the matter before his chief at once，with the result that before three months，Yuan Shih Kai had issued an Edict proclaiming TSING MING as Arbor Day for all of Chinese.”1中文的大概意思是：1915年，清明時節，他乘火車從南京赴上海，坐在車內一直看著窗外光禿禿的山坡，直到途經離鎮江不遠一個叫奔牛的地方（今常州市新北區奔牛鎮），見掃墓者多在墳頭及墓旁遍插柳枝。此舉觸發其靈感，一個奇怪的想法在那一刻從他的腦海里突然冒了出來：要改變這種把折斷的樹枝插進墳墓的做法，用真正的樹苗來代替，并把這一天變成植樹節。到達上海后，裴義理便給當時農商總長張謇的秘書韓安（美國密歇根大學林學碩士畢業，時任農商部僉事）寫了一封信，談及此前他在紫金山上造林的遭遇，并提出了設立清明日為中國植樹節的建議。韓安立刻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的上司，并回信表示會盡力促成。結果不到三個月，袁世凱就下令宣布清明節為中國的植樹節。

裴義理的此段回憶，詳細地描述了其設立中國植樹節建議靈感的來源以及提出建議的過程、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事實清楚。重要的是，人們從中可以了解到他提倡設立植樹節的動因——尋求避免林木損毀事件再次發生的途徑。裴義理“CHINESE ARBOR DAY”一文的發現，為弄清近代中國植樹節的倡設過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實證據。

（三）有關裴義理倡設植樹節的間接證據

裴義理倡設中國植樹節的事跡，在民國時期的有關文獻中早有記錄，主要文獻有：

其一，在民國三十二年二月（1943年2月）《金陵大學?？分械摹侗拘＾r學院創始人——裴義理》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民國四年（原文為民國五年，應系印刷排版錯誤），清明時節，因事赴滬，見掃墓者多植樹墓旁，為之心動，乃函請農商部長張謇，定清明日為植樹節。從此，國內之有植樹典禮者，此為肇端也?！盵3]另在周明懿、張毓麟所撰的《裴義理先生傳》中也有同樣的描述。[2]此段描述與裴義理本人記述的事實高度吻合。

其二，林學家李順卿（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于1924年在《晨報副刊》（第七二號）中發表了《植樹節芻言》一文，其中的表述是：“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創辦人裴義理（Baily）先生……將美國植樹節的辦法，建議于農商部，勸中國仿效。在民國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農商部才呈大總統申令宣示，定每年清明日為植樹節?！盵4]

其三，署名庸人的學者，于1930年在《農林新報》（總理逝世五周年紀念造林運動專號）中發表題為《植樹節與造林運動》的文章，其中有述：“至民國初年，美國裴義理博士建議于北京政府采用此制，遂于民國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由大總統令定每年清明日為植樹節。此為中國造林運動之第一聲。民國五年四月五日為第一屆植樹節，各地奉命唯謹，禮儀隆重，一時到場植樹者亦皆熱誠有志之士，成績頗佳。自此而后，各界對于植樹節之觀念漸深刻而普遍?！盵5]

其四，1935年，在驚悉裴義理先生于美國逝世后，時任金陵大學森林系主任的著名林學家陳嶸先生，在《農林新報》上撰寫了《因植樹節回憶裴義理先生》一文，文中寫道：“至于今日全國普遍舉行之‘植樹式’，亦創始于先生，民國三年（應為四年）建議于北京政府，而于民國四年七月申令宣示定‘清明為植樹節’，迄民國十七年四月乃改為‘總理逝世紀念植樹式’，吾人飲水思源，當知其所由來矣?！盵6]

上述文獻所記之事實清楚地表明，早在民國時期（實際上在1987年之前都沒有異議），裴義理作為近代中國植樹節倡設者的事實不存在任何爭議。

二、韓安、凌道揚在推動植樹節設立過程中的作用

在民國時期的文獻里，涉及植樹節倡議人的記述幾乎都主要提到裴義理，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才在一些文獻中不斷出現了有關韓安、凌道揚與植樹節設立的關系表述。

（一）韓安、凌道揚參與倡設植樹節觀點的出現

有關韓安、凌道揚參與植樹節倡設的提法，最早出現在1987年，在《中國林學會成立70周年紀念專輯》的一篇題為《緬懷林學會兩位奠基人凌道揚姚傳法》的文章中，作者張楚寶首次提到“（凌道揚）與韓安等對當時我國規定清明節為植樹節促進甚力”[7]。之后，在《林史文集》中的《林業界耆宿韓安生平大事紀年》一文中，張楚寶進一步表述為：“（民國四年）7月，北京政府定清明節為植樹節，并于是日舉行植樹典禮，這是我國有植樹節之濫觴。韓安、凌道揚、裴義理等倡議甚力?！盵8]張楚寶關于植樹節倡設者的表述，是自民國以來，首次出現與此前的不同說法。其間，在1989年出版由熊大同等編著的《中國近代林業史》中，又進一步演變成了“為了使植樹造林蔚然成風，北洋政府采納南京金陵大學美籍教師裴義理（Joseph Bailie）和中國林業學者凌道揚、韓安等建議，規定每年清明節為植樹節，在首都北京和全國各地廣為植樹造林”[9]。從此，裴義理、韓安、凌道揚三人同為植樹節倡設者的觀點在一些文章中不斷出現，特別是在有些媒體的宣傳報道中，更直接說韓安倡設植樹節或凌道揚倡設植樹節，如“韓安：最早提出在中國設立‘植樹節’的林學家”1; “植樹節創始人凌道揚：青島綠化、公園規劃的使者”等。2

張楚寶、熊大同等提出上述論斷，可能是基于韓安、凌道揚二人在當時中國林學界的特殊地位和在農商部的特殊職位，與裴義理所從事的造林事業之間的密切聯系而作出的判斷。

（二）韓安、凌道揚與裴義理之交集

韓安，1883年生于安徽巢縣。早年就讀于南京匯文書院（金陵大學前身），后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和密歇根大學深造。1911年6月畢業獲林學碩士學位，是中國出國留學生中第一個林科碩士學位的獲得者。同年，入威斯康星大學農科學習。1912年8月回國，于北洋政府農林部山林司任僉事。11月，北洋政府農林部議定，將吉林地方的禁山、官山和無主森林收歸國有，遂籌設吉林林務局，委韓安任吉林林業局主任。1913年11月，農林部吉林林務局移設哈爾濱，改名東三省林務局，韓安改為東三省林務局主任。12月，農林部、工商部合并成立農商部，張謇任總長。韓安以“中央與地方權責未分，所需設備、人員與經費皆無，難有成就”等原因，請調回北京，在農商部繼續任僉事，兼全國林務處會辦，直至1918年。[10]70-731914年3月，應菲律賓林務局之邀，韓安前往菲律賓考察，歷時3個月。期間，會見了菲律賓林務局長阿漢（A.Ahern）向金陵大學推薦的林科學者Soong Ding Moo。3回國后，就裴義理在金陵大學創辦林科事宜，韓安代表官方與上海林務籌款會等進行過協調（有函件往來），并為金陵大學林科創辦爭取到政府撥款3000美元。[11]1915年3月14—15日，韓安陪同農商總長張謇到達南京，出席由裴義理牽頭創辦的金陵大學林科開學儀式，以及在義農會紫金山墾殖基地的植樹活動。[12]

凌道揚，生于1888年，廣東寶安縣（今深圳）人，1914年畢業于耶魯大學，獲林科碩士學位，同年9月回國。先在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演講部任森林講演員，分別在上海、江蘇、浙江和江西等地開展通俗生動的林學講演，輔之以各種模型、圖片和實物展覽，廣受民眾歡迎。是年，凌道揚任北京政府農商部技正，參與了民國第一部《森林法》的擬定。[10]7他是中華森林會的創建發起人之一，并擔任該會理事長，組織創辦了《森林》期刊，其編著的《森林學大意》系近代國人所著并較早出版的林學著作。1915年初應裴義理之邀，參與創辦金陵大學林科，并擔任教授兼林科主任。1

（三）韓安、凌道揚對于植樹節設立之貢獻

韓安和凌道揚皆為近代中國早期留美學生中獲林科碩士回國的學者，二人對于中國近代林業和林學發展的貢獻巨大。僅就植樹節的設立一事而言，韓安、凌道揚二人作為當時農林主管部門中林業專業出身的官員，為推動植樹節成為國家政策，在裴義理建議的基礎上，在推動建議被成功采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對設立植樹節的推動。裴義理在旅途中產生設立植樹節的想法后，先是將建議通過寫信方式給了韓安，而且韓安及時回復，已把這件事告訴了上司，并表示會盡力促成。盡力促成就意味著需要做工作，從一紙個人建議，到建議被領導采納變為政策方案，再到國家元首批準頒布實施，其中每個環節都少不了包括韓安等專業人士在內的人員的努力和推動。

其次，對植樹節施行的促進。對于植樹節的設立，從當時一些媒體的公開報道來看，凌道揚在植樹節的設立前后，到處宣講森林的利益和植樹造林的重要性，發表了一系列宣傳植樹節的文章，不可否認，凌道揚此舉對于當時植樹節設立所營造的積極氛圍，以及對植樹節設定后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進作用。如早在1915年3月，凌道揚就在金陵大學?？督鹆旯狻飞习l表了題為“The Need of Forestry in China”的文章[13];據當時的THE CHINA PRESS（報紙名）報道，1916年第一個植樹節，凌道揚親赴浙江指導植樹造林活動。此后他還多次撰寫文章專門介紹植樹節，如1917年3月16日在THE CHINA PRESS上發表的“Arbor Day for China”;1918年3月27日又在同刊上發表了“Arbor Day In China”，等等，大力宣傳中國植樹節的意義和植樹造林的技術，為植樹節的推行和實施不遺余力。

據此，筆者認為，韓安、凌道揚在中國植樹節設立過程中應該是有貢獻的，或許還發揮了關鍵作用。雖然他們不是設立植樹節倡議的最初提出者，但應是設立中國植樹節倡議的核心支持者和主要推動者。

三、對“孫中山倡議設立植樹節”之說的質評

“孫中山倡議設立植樹節”之說出現相對較晚，但其影響不小。之所以產生此種誤解，大概是源于有關文獻作者對于孫中山原文詞義的理解偏差和疏于對民國初期歷史的考察。

（一）“孫中山倡議設立植樹節”之說的出現

“孫中山倡議設立植樹節”之說，最早出現在文獻中的時間是1994年2月，在《河南林業》（1994年第1期）的一篇題為《孫中山與植樹節》的短文中，作者陳啟依據孫中山曾于1894年所作《上李鴻章書》中提到“急興農學，講求樹畜”一句，以及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一次講演中強調“我們研究到防止水災和旱災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國大規模的森林”的內容，而得出“在孫中山先生的倡議下，我國曾于1915年7月31日（原文作者錯寫為30日）首次規定，每年清明為植樹節”的結論。其后，該文還分別在當年的《甘肅林業》（1994年第1期）和《湖南林業》（1995年第2期）上再次發表，并被他人引用，隨之得以傳播，甚至出現在一些比較權威的學術期刊文獻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學術文獻有兩篇：一篇是陳蘊茜于2006年所作的《植樹節與孫中山崇拜》一文，其中寫道：“國民黨將孫中山逝世紀念日定為植樹節，主要因為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倡導植樹造林的政治家。1894年，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提出‘急興農學，講求樹畜’，以強國家。1915年，孫中山提議以每年的清明為我國的植樹節，同年7月北洋政府正式規定清明節為中國的植樹節?！盵14]另一篇是張小波于2019年撰寫的《儀式的浮沉：民國植樹節的設立、演變與沒落》一文，其中寫道：“孫中山是近代較早認識到社會文明與自然生態辯證關系的人士，并有一系列的高見遠識?！虼?，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高瞻遠矚地提出了‘于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的計劃。孫中山關于森林與民生的論述及造林計劃，不僅推動了民國植樹節的設立，而且促使了其演變?！盵15]

上述文獻在表述“孫中山與植樹節關系”問題上共同的特點是，僅依據孫中山著作中的某些表述而得出“孫中山倡議設立植樹節”的結論。孫中山“推動了民國植樹節的設立，而且促使了其演變”的觀點也根源于此。

（二）對“孫中山倡議設立植樹節”觀點的質疑

筆者認為，有關“孫中山倡議設立植樹節”及“孫中山提議每年的清明定為我國的植樹節”或“孫中山推動了民國植樹節的設立”等類似結論與觀點，皆不成立。理由如下：

第一，沒有任何事實依據。自民國初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沒有任何文獻和史料記載的信息可以為有關孫中山倡議設立植樹節的觀點提供支撐。1994年開始出現此觀點的文獻，基本上是依據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中“急興農學，講求樹畜”、以及《實業計劃》和《三民主義》中有關重視森林的表述而得出結論。此舉有主觀臆斷之嫌。而且，在引用相關論據時還存在嚴重問題：一是對“急興農學，講求樹畜”一句的個別詞義存在誤解;二是以孫中山在《實業計劃》和《三民主義》中的觀點論述，倒推出他倡議植樹節的結論，無法令人信服。

關于對孫中山“急興農學，講求樹畜”中“樹畜”一詞的理解。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急興農學，講求樹畜”一句，是在闡述“地盡其利”的主題時所說，原文為“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于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炔蝗涨筮M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盵16]其文中“樹畜”一詞可見《孟子·盡心上》：“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边@里的“樹”即“種植”，“畜”為“畜牧”?！皹湫蟆奔礊椤胺N植和畜牧”之意，二者是普遍的農業生產方式。在農林未分之前，“種植”也許包含“植樹”，但并非特指“植樹”。孫中山在文中所言“講求樹畜”，應是泛指發展農業，而非特指植樹造林，所以，不能由此判定孫中山在此文中就主張植樹造林并得出他是設立植樹節的最早提倡者的結論。

另外，孫中山在《實業計劃》與《三民主義》中并沒有涉及植樹節的任何信息。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寫成于1917—1919年間，《實業計劃》英文版于1917年6月發表。[17]207“三民主義”思想是1906年12月2日孫中山在東京演講《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中正式提出，于1924年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前才得以完善，逐步成熟。[18]在《實業計劃》中，只是列出“于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作為計劃之一;在《三民主義》的第三講《民生主義》的“吃飯問題”中，較為詳細地論述了森林是“防止水災和旱災的根本方法”，所以“要造林，要造全國大規模的森林”。植樹節早于此前的1915年7月就已設立，但在《實業計劃》和《三民主義》文中皆沒有任何關于該事件的描述。顯然，在孫中山的著作中，并沒有提供任何關于倡設植樹節的直接依據。

第二，與民國初期的史實不符。眾所周知，民國建立以后，1913年1月，依照《臨時約法》在全國實行了選舉，產生了國會兩院。3月20日，國民黨人宋教仁應袁世凱之邀擬赴北京議事，在上海車站被刺身亡。4月，袁世凱又非法簽訂善后大借款合同，準備發動內戰，消滅南方革命力量。孫中山看清了袁世凱的反動面目，力主武裝討袁（即二次革命），但因國民黨內部意見分歧，喪失戰機，導致二次革命失敗。隨后孫中山等人因遭袁世凱通緝而流亡日本，離開時間是當年8月4日。直到1916年4月，孫中山才從日本返回上海。[17]165-191很顯然，在1915年植樹節設立期間，孫中山身在日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并不具備參與國內政務的條件。

更明顯的是，當時孫中山作為被通緝對象，與北洋政府之間已是敵對關系。特別是流亡期間，孫中山在日本重組了中華革命黨，并被推定為總理，對袁世凱恢復帝制極力反對，一心致力于“倒袁”。正如他在給黃興的信中所寫的，“當此外患侵逼、內政紊亂之秋”，能夠“同心一致，乘機以起”，歸國參與反袁斗爭。[19]很難想象，此時的孫中山還能萌生出提倡設立植樹節的動機。換句話說，即使孫中山主動向北洋政府當局提出建議，袁世凱領導的北洋政府當局能夠采納一個“反對者”的建議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顯然，此時的孫中山既不可能產生提議設立植樹節的動機，也不具備提出建議的條件。

因此，認為“孫中山倡議設立植樹節”或“孫中山是中國植樹節首倡者”的說法，既無依據，也不符合史實。

（三）導致產生“孫中山倡設植樹節”之說的原因

導致產生“孫中山倡設植樹節”說法的原因，除上述對孫中山有關論述的理解偏差和主觀臆斷外，再就是人們因國民政府將植樹節由“清明日”改為“3月12日”即孫中山逝世紀念日，并以隆重的“總理逝世紀念植樹式”替代之前的植樹節而產生誤解。因為在形式上“植樹式”與“孫中山紀念日”的聯系，很容易讓平日不怎么關注或不熟悉歷史的普通大眾會直接將二者聯系起來，形成簡單的判斷。

事實上，以總理逝世紀念植樹式來紀念孫中山先生，與植樹節設立的事件本身沒有任何關系，而是與孫中山高度重視和支持植樹造林事業有關。從《實業計劃》和《三民主義》中的有關論述來看，孫中山作為近代中國革命的杰出政治家和領導者，真正地把植樹造林與民生的關系提升到了政治高度，并將植樹造林列入治國方略，可謂是政治家推動植樹造林之先驅。1938年3月，時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曾發表題為《提倡植樹造林的意義》的植樹節日演講辭，其中講道：“我們何以要在總理逝世紀念日來舉行植樹式與造林運動呢？因為總理曾經說過‘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我們所以在今天舉行植樹式與造林運動，就是要在這個嚴肅紀念總理逝世的時候，恪遵總理遺教，具體實行總理的林業政策，以達到民生建設之目的?！盵20]從林森演講辭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以舉行植樹式和植樹造林運動來紀念孫中山，是貫徹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之林業政策，并非與設立植樹節事件有關。

四、結語

綜上所述，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時任金陵大學教授裴義理是中國近代植樹節的倡設者，史實清楚，證據充分;第二，林學家韓安、凌道揚在促進和推動近代中國植樹節設立與實施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二人并非植樹節的倡設者，而是植樹節設立事件的重要推動者;第三， 所謂“孫中山倡設中國植樹節”之說，沒有事實依據，特別是在當時孫中山處于被袁世凱通緝并流亡日本的歷史背景下，既無倡設植樹節的動機，也不具備參與國內政務的條件。但是，孫中山作為近代中國革命杰出的政治領導者，真正地把植樹造林與民生的關系提升到了政治高度，并將植樹造林列入治國方略，是政治家推動植樹造林之先驅。后來將植樹節更改為3月12日，并以舉行植樹式和植樹造林運動來紀念孫中山，是貫徹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之林業政策，以達到民生建設之目的。在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今天，植樹節作為廣泛宣傳和動員群眾植樹造林的重要舉措，其原有的政策功能依然存在，價值更加彰顯;同時，中國植樹節設立的歷史無疑是當代生態文明教育重要的文化資源，應納入當代生態文明教育之教材。

參考文獻：

[1] 陳嶸.歷代森林史略及民國林政史料[M].南京：京華印書館，1934：72.

[2] 周明懿，張毓麟.裴義理先生傳[J].金大農專月刊，1936，5（10）：404-406.

[3] 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金陵大學史料集[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18.

[4] 李順卿.植樹節芻言[N].晨報副刊（第七二號），1924-04-03（01-02）.

[5] 庸人.植樹節與造林運動[J].農林新報（總理逝世五周年紀念造林運動專號），1930（200）：114.

[6] 陳嶸.因植樹節回憶裴義理先生[J].農林新報，1936（8）：190.

[7] 中國林學會.中國林學會成立70周年專集[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87：15.

[8] 中國林學會林業史學會.林史文集（第1輯）[M]. 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90： 118.

[9] 熊大同等.中國近代林業史[M]. 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89：178.

[10] 王希群.凌道揚 姚傳法 韓安 李寅恭 陳嶸 梁希年譜[M]. 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18.

[11] 胡學愚.重栽中國森林論——譯美國評論之評論[J].東方雜志，1917，14（1）：3-8.

[12] CHANG CHIEN IN NANKING[J].金陵光，1915（9）：373-377.

[13] LIN D Y. The need of forestry in China [J].金陵光，1915（9）：392-397.

[14] 陳蘊茜.植樹節與孫中山崇拜[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6（5）：76-90.

[15] 張小波.儀式的浮沉：民國植樹節的設立、演變與沒落[J].社會科學，2019 （12）： 143-152.

[16] 孫中山.孫中山全集[M].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 11.

[17] 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孫中山年譜[M]. 北京：中華書局，1980.

[18] 孫中山.三民主義[M].北京：中國長城出版社，2011：自序.

[19]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M].增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44： 1048-1049.

[20] 林森.提倡植樹造林的意義——植樹節日演講詞[J].廣東黨務旬刊，1938（27）： 6-7.

（責任編輯? ?古? ?東）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Initiator of Arbor Day in Modern China

YANG Shaolong， HUANG Hong

（Archives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bstract： Afforest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improving ecolog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strengthening eco?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Arbor Day， observed by planting trees， is more prominent. The origin of Arbor Day attracts interest from the populace and scholars. Perhaps due to the lack of historical data， there are various statements，especially about the issue of “who was the initiator of Chinas Arbor Day”， which results in misinformation in the spreading of forestry histor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make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of the persons involved. Based on the newfound historical records of Joseph Bailie and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documents in modern times， a textual research was don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historical events. It was confirmed that Joseph Bailie was the sole initiator of Chinas Arbor Day. The statement that Han An and Ling Daoyang were initiators of Chinas Arbor Day was denied， but it was found that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rbor Day on the basis of Joseph Bailies proposa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paper questioned and commented the statement that Sun Yat?sen was the initiator of Chinas Arbor Day. Meanwhile， the pioneering role of Sun Yat?sen in propelling afforestation was affirmed. He made an important relevant statement in his elaboration on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nd included afforestation in the general plan for governing the country. Finally，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history of Chinas Arbor Day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eco?civilization education.

Key words： modern times; Chinas Arbor Day; initiator; Joseph Bail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