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族社區災后重建中的利益博弈與文化重構

杜香玉

摘 要：佤族作為山區民族在長期的搬遷過程中形成了一套依托于民族文化建構的官方主導與民眾參與的“互嵌式”地域災害文化邏輯。2015年發生于芒卡鎮佤族社區萊片村的“3·01”地震以及隨之而來的災后搬遷、村寨選址、房屋建筑以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深刻地改變了當地佤族民眾的生產生活、風俗習慣等。在災后重建過程中，地方政府與村寨民眾、村寨與村寨之間，甚至是村寨內部之間存在諸多利益博弈，這種博弈決定著村寨內部社會、經濟、文化的正常運轉，是一個長期的磨合過程，并對以文化為載體的一套世俗理念進行協調。深入理解佤族內部文化邏輯的重構，有利于全面認識邊疆民族地區災后重建及異地搬遷過程的復雜性、遞進性，對當前邊疆民族地區防災減災研究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佤族;災后重建;文化重構;萊片村;“3·01”地震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 - 621X（2022）04 - 0044 - 10

佤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滄源、瀾滄、耿馬、孟連、西盟等地，因其刀耕火種的生計方式、頻發的自然災害致使當地佤族民眾經常搬遷，在搬遷過程中促進了各民族之間人口、社會、經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目前，學界關于災后重建的研究成果頗多，集中于災害人類學、災害民俗學、災害史等領域?；跒暮θ祟悓W視角，李永祥認為災后恢復重建應更多地關注社區需求，以社區文化和社會功能為核心進行恢復重建，才能避免產生新的社會脆弱性，實現災后可持續發展[1]?；跒暮γ袼讓W視角，王曉葵認為災后在生活、工作秩序以及社會組織的重建完成之后，遺留下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創傷往往會變成一種文化記憶沉淀于地域社會的基層，而國家權力和地域社會通過重構記憶的方式，重建地域社會的認同，這既是一種針對災害的應對方式，也是社會基本文化邏輯的體現[2]。周瓊提出了災害史的文化轉向，應思考災后重建的措施及相關行為的文化內涵，通過重構某些災害記憶及書寫、表達、宣泄等途徑，消解社會創傷，迅速重建地域社會的認同，從而引導積極穩定的社會心態，促進全社會對人性、文化、社會、政治等問題的思考及應對，順利渡過災后社會脆弱期[3]。

從重建的內容來看，災后重建并非是單純的房屋重建，而是包含了社會、經濟、文化網絡等物質與精神層面的重建。從重建的對象來看，地方政府在災后重建過程中一直處于主導地位，包括重建地的選址、房屋設計等，災區民眾在整個過程中缺少和政府之間的溝通和協調，較少參與其中，繼而造成了災后重建主體缺失，引發社會內部諸多問題，涉及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各利益群體在災后重建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背后隱藏的是一套深刻的文化邏輯。本文立足于災害文化視角，以佤族社區萊片村“3·01”地震為個案，探討其在災后重建過程中不同群體之間的博弈，這些群體是如何進行溝通與協調而重建新的文化邏輯圖示，實現社區的穩定與平衡，這對于今后的災后重建及異地搬遷具有重要理論與實踐意義，有利于推動邊疆災害文化研究。

一、佤族社區萊片村災后搬遷概述

在歷史上，由于民族戰爭、資源掠奪、自然災害、人口增加等綜合性因素影響，佤族民眾進行的整體性遷徙較為頻繁，為其更快適應新環境以及生產生活、宗教信仰、社會文化、族際交往的正常運行提供了良好基礎，這一基礎建立在民眾自主選擇、主動參與、積極融入的前提之下。佤族主要分布在東經99° - 100°，北緯22° - 24°，山巒起伏、平壩較少，常年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干濕分明的山區，屬于亞熱帶低緯度地區，地勢復雜，處于瀾滄—耿馬地震帶上，海拔高差較大，垂直氣候明顯，常年雨量在1 500 - 3 000mm，5月下旬至10月底為雨季[4]3。此種地形地貌、氣候條件之下，使得阿佤山區成為滑坡、地震、塌方等自然災害較為集中的分布區和高發區。與城鎮相比山區農村居住分散、經濟基礎薄弱，面臨更多更嚴重的自然災害威脅佤族民眾在與自然災害的長期斗爭過程中，已然形成了一套本土防災減災體系。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加快、外來文化沖擊、人口增加、與外界交往頻繁以及外部生存環境改變，傳統的防災減災意識趨于淡化，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防災減災手段和措施已經逐漸被政府主導下“自上而下”的災害管理方式所取代。

（一）佤族社區萊片村概況

萊片村隸屬于云南省臨滄市滄源佤族自治縣芒卡鎮，地處芒卡鎮西南邊，距鎮政府所在地2公里，距縣城108公里，轄巖門上寨、巖門下寨、萊片上寨、萊片下寨等9個村民小組、10個自然村。2017年末，耕地面積3 438畝（其中：水田1 184.2畝，旱地2 254.5畝），人均占有耕地1.4畝，主要種植水稻、玉米等作物;擁有林地21 400畝，其中經濟林果地3 674.2畝，人均經濟林果地2.84畝，主要種植橡膠、芭蕉、香蕉、茶樹等經濟林果。近年來，萊片村的主要經濟作物有甘蔗、稻米、無筋豆、橡膠、玉米、竹子、沃柑等。1因水稻種植收入較低，村民主要在政府支持下種植甘蔗、無筋豆。從2018年開始還進行了木耳培植，共有2個木耳培植大棚。

歷史上，萊片村較為頻發的災害包括地震、滑坡、火災、風災、冰雹、瘧疾、病蟲害（橡膠白粉病、霉病、炭疽?。?、生物入侵（薇甘菊），其中造成較為嚴重影響的主要是地震、瘧疾。2015年3月1日發生在萊片村的地震使竹蓬寨進行了整體性搬遷。竹蓬寨原來就有一戶人家是因為1998年爆發瘧疾時，從公勐膠隊搬到竹蓬組的。在佤族的觀念中，熱的地方容易得瘧疾，冷的地方不會得瘧疾，所以從山腳搬到了山上①。萊片村是由多個村寨搬遷形成的村落，原名山下寨，佤名為旱谷地寨。原只包括山下寨（巖門寨）、山坡寨兩個村寨，后來，山坡寨又分成永果寨（又名山梁寨）和大青樹寨（今竹蓬寨）。之所以稱為“萊片”，是因為在20世紀60年代，萊片除之前兩個寨子，加上扣勐村、焦山村農戶搬遷而來形成灣塘寨（今田壩組），屬于兩不管地界，民眾主要依賴于種植罌粟維持生計，鴉片商販經常來此收購鴉片，故此取名“萊片”（意為鴉片交易的地方）。②1976年，因原巖門寨人口增加，又分為巖門一、二兩組，一組搬遷至上芒卡（今巖門一組）、二組留在原地生活，永果寨也搬遷到因南立線開挖而發展起來的馬隊寨（今堆堆組）。未搬遷下來之前就已經分成一、二兩組，一組是今堆堆組;二組于1978年，改名為專業隊負責養豬及種植膠樹。1983年，膠樹種植面積擴大，二組和灣塘寨（今田壩組）部分農戶又搬遷至今供勐膠隊，二組剩下農戶又自成一組并改名萊片膠隊。③萊片村的最終形成源于歷史時期佤族民眾因人口增加、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而進行的不斷搬遷和融合，反映了萊片村佤族民眾具有很強的適應性。

（二）“3·01”地震時的萊片村

2015年3月1日18時24分，在臨滄市滄源佤族自治縣芒卡鎮（北緯23.5o，東經98.9o）發生5.5級地震，震源深度11公里，普洱、西雙版納、楚雄、大理4州市鄰近滄源的幾個縣均有震感。截至21時，地震共造成滄源縣芒卡、耿馬縣孟定兩個鄉鎮房屋受損嚴重，并造成3人重傷、17人輕傷，地震致使6.2萬人受災;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滄源縣芒卡鎮，全鎮人口1.3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8人[5]。

2015年“3·01”地震的震中是在萊片村，全村共有197戶房屋受損，但無人員傷亡。地震發生時，據萊片村村委會的副書記回憶：“發生地震時，打電話聯系媳婦，讓我的父親趕緊從屋子里跑出來，但是媳婦說，他父親不愿意出來，老人認為有天上神靈保佑，房子不會倒，是因為老人原來住的茅草房在面臨地震的時候不會倒塌?！雹?在采訪中了解到，佤族民眾尤其是老人對于地震這種災害并不會采取任何措施，他們認為地震發生時不要亂跑，僅是在家里坐著，一方面地震時要順應天命，另一方面是地震時待在家中神靈會保佑，即使有事則是上天的懲罰。雖然2015年萊片村的大部分居民建筑已非茅草房，而是石棉瓦、紅瓦等，但老人的觀念卻并未改變，竹蓬寨的一位村民說：“他們并不會刻意地去跑，而是坐著，因為他們認為地震是大自然和天的地震，是天命，要順應天命，地震時候老人不往外面跑，他們覺得往外跑和在家里面結果都是一樣的?！?之所以出現此種現象，主要是因為佤族傳統民居建筑是茅草房，居民建筑結構有防震功能，而且萊片村經常發生小震，多是房子晃一下，并未造成多大損失和傷亡。

2015年“3·01”地震損失比較嚴重的是房屋，竹蓬組的房屋建筑大部分是石棉瓦建筑，房屋受損嚴重。據竹蓬寨的老組長說：“地震對房子的影響很大?！?除房屋之外，此次地震加劇了村寨的地質災害風險，主要是塌陷與滑坡。據竹蓬組村民介紹此次地震前后情況，竹蓬老寨在地震之前也時常有滑坡發生，但是地震之后更為嚴重，村中大榕樹下的竹林發生滑坡，落下去多處。據了解，地震之后，竹蓬寨的好幾位村民都提到竹蓬老寨村子下面的山坡發生塌陷和滑坡，進村口的水泥坡上還裂了一條長縫。地震前的2014年夏季，寨子就發生了滑坡，2015年地震后，在村中大榕樹旁的竹林下面這個坡上又發生了塌陷和滑坡，從公路進村的水泥破路上也出現了裂縫，村里操場上面的水池也有裂縫，另外好多家房子的墻面也出現裂縫，水源在神林東邊0.5公里的山上，震后出水量有所減少。3關于滑坡的成因，竹蓬組村民認為可能是由于修建公路后，路面排水功能下降，無法及時滲入地面，集中沖刷山體，進而造成滑坡災害。傳統治理滑坡的方式主要是由老人對山溝進行清淤疏浚，減少山坡的水土流失及滑坡;國土部門也對此采取了相應措施，由村干部兼職的災害信息監測員隨時監測。傳統的災害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滑坡帶來的風險和損失，“當時地震引起了滑坡，村寨的很多邊緣地方都塌掉了，之前地震產生的裂縫，如果有樹葉掉落到裂縫里，就能防止雨水過多的滲入到縫隙里，造成滑坡或者塌方，人少，滑坡就會減少，因為落葉也不常打掃，另外種沙松能把土固定起來，不會讓土跑，就不會滑坡”。4雖然現代災害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滑坡危害，但仍存在滑坡風險。尤其是近年來，隨著當地人口增加、戶數增多、村村通公路、保水性植被面積減少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必然導致滑坡災害的加重和頻發。此時，災后搬遷無疑是杜絕災害威脅的重要方式，但也面臨著諸多問題。

歷史上的中央王朝加強對邊疆民族地區的統治，民眾在災后搬遷過程中始終處于被動地位，搬遷的場地選擇受到官方制約，這種制約對于調和民族矛盾與社會利益沖突起到一定積極作用，但民眾缺位一直是災后重建過程中自上而下的災害管理方式帶來的弊端。在當前防災減災體系工程建設中，災后恢復重建工作是防災減災規劃的重要部分，這一規劃包括房屋建設、公共設施建設等。但在原址原地重建和異地搬遷則存在很多區別，原址重建更易解決當地民眾生產生活、社會網絡、經濟發展等問題。異地搬遷則存在一定難度，搬遷地的選址、搬遷后民眾生計等問題在當前眾多搬遷的村寨中仍舊存在，處于偏遠山區的少數民族民眾更是面臨著搬遷之后的一系列問題。災后重建給當地社會、經濟、文化帶來一系列影響，尤其是根植于當地生存環境基礎上的民族文化面臨嚴峻挑戰。

二、政府主導與民眾缺位：佤族社區災后重建過程中的利益博弈

災后重建是自然災害應對中的最后一環，意味著讓物理環境、社會經濟和人都達到災害發生前的狀態，或提升到更好的狀態。它是考驗政府應急管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也是體現社會安全的一道基本防線[6]。政府在災后重建過程中處于主導地位，整個災害管理過程都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開展，其注重的更多是物質層面的重建，忽視了精神層面的重建，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傳統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出現斷裂，在邊疆民族地區體現得尤為明顯。西南邊疆民族地區既是資源富集區，也是生態環境脆弱區，自然災害對于這一地區帶來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等方面影響遠高于內地。邊疆民族地區與內地不同，20世紀50年代以前，邊疆民族地區面對自然災害主要是依賴于以民間為主導的各民族傳統防災減災方式。至20世紀50年代以后，邊疆民族地區抵御自然災害才逐漸由以民間自救為主轉向以政府為主導的救助方式。這一方式的轉變極大地提高了邊疆民族地區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但在災后重建過程中一些問題開始暴露，如民眾在災后重建過程中的缺位，表現在參與性降低、自主性削弱等方面。

（一）地方政府主導下的災后搬遷

在災后重建過程中，政府缺乏與受災民眾之間的溝通與協商，且較少考慮到搬遷民眾未來的社會、經濟、文化功能是否能持續運行。由于中國災害管理方式自古以來都是自上而下，導致災后重建過程中民眾認可度較低，從而出現民眾不愿搬遷、搬遷后抱怨情緒等現象。

受“3·01”地震影響，損失比較嚴重的是竹蓬組和巖門二組。然而，竹蓬組和巖門二組搬遷的原因有所差異，竹蓬組是主動向政府提出搬遷，巖門二組則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搬遷。竹蓬老寨是地質災害高風險區域，地震加劇了竹蓬老寨滑坡災害風險。竹蓬老寨在地震發生之前便提出過搬遷要求，但并未落實，地震發生之后，滑坡隱患加劇，竹蓬寨的村干部共同向萊片村村委會提出搬遷的請求。經地方政府請地質專家進行勘測之后，竹篷組與巖門二組都存在地質災害隱患，為進一步響應“易地扶貧搬遷”工程，政府采取“統規統建”方式，開始選址規劃。

在搬遷選址過程中，地方政府占據主導地位，通過專家評估、場地選擇、土地價格協商、房屋規劃最終建成龍佬組安置點。關于搬遷選址，筆者從滄源縣自然資源局了解到，搬遷新地點的選址主要是在原來寨子的附近，萊片村搬遷點也是距離原來的寨子2公里左右，其新寨址的選擇一般不會距離原寨址太遠，而且也會請專家進行評估，之后才會重建。重建村寨的土地也是由政府專門進行協調，搬遷之后的民房建設一般會保留本民族特色，主要是鋼筋混凝土建筑，抗震減震能力肯定高于傳統民居。1可見，搬遷安置點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綜合評估之后進行選擇，最終確定將安置點選在瀾滄至孟定的交通主干道旁，此處距離芒卡鎮鎮政府2公里左右，交通便利。地方政府選址之后，再與當地村民進行協商購買土地，由政府統一規劃房屋設計，達到抗震6級設防要求。

龍佬組安置點于2015年開始建設，2016年陸續進行搬遷。竹蓬組有20多戶于2016年就已經搬到了龍佬安置點，其中5戶村民并未按照政府要求搬到安置點，而是搬到芒崗岔路口。竹蓬組搬遷是民眾主動向政府反映的，主要是基于“3·01”地震引發山體滑坡，也有一些村民表示“3·01”地震之后，村里的水就沒有之前多了。巖門二組46戶中，有2戶在老寨沒有搬下來，有2戶在堆堆組。由于專家評估巖門二組老寨屬于地質災害隱患點，巖門二組搬遷是政府的惠民工程，地方政府是占據主導地位。巖門二組組長介紹：“從老寨搬下來不是因為地震，老寨位于陡坡上，且因人口增加，較為擁擠，有發生地質災害的隱患，所以政府讓搬下來，但是老寨已經有五代人生活在那里都沒有發生過災害?！?巖門二組的另一位搬遷到龍佬組的村民提道：“寨子并不是因為地震才搬遷的，而是因為政府的扶貧工作需要，所以才讓巖門二組的人搬下去的;而竹蓬組是因為地震損害嚴重，所以主動要求搬去龍佬組;巖門二組的大多數人不愿意搬，因為巖門二組的風水、地勢很好，年年糧食的產量最高，那里的土地很硬，沒有發生過滑坡和泥石流?！?

龍佬組位于瀾滄至孟定的交通主干道旁邊，相較于之前需要走10多公里路程才到公路旁邊而言，交通極為便利。安置點建好之后便是搬遷。據了解，由于佤族遷居需要算日子，佤族不管是出門、婚喪嫁娶、種田、看病等都要看日子，有些是因為日子不合適，也有是因為父母親過世，還有就是等家中孩子放假回來才能舉辦“進新房”儀式，再進行搬遷，所以搬遷至龍佬組的村民搬遷的具體時間并不一致。也有一部分村民不愿意搬遷到安置點，特別是一些老人不愿意搬遷，主要是由于搬遷之后給當地民眾帶來方便的同時也存在諸多問題，如竹蓬組、巖門二組的豬圈、雞、牛、農田及兩個組的墳山、廟房都在老寨，往返的經濟成本、時間成本給當地民眾帶來很大的不便。當然，不同的人對于搬遷觀念不同，也有一些老人認為搬遷還是好的，因為“老寨人少了，樹葉和雜草會把地震導致的地下裂痕堵住，水就進不到縫隙里，防止土泡，山體就不會‘跑’”。3

（二）民眾缺位導致災后搬遷過程中的博弈與協調

在災后重建過程中，民眾對于安置點的選址有參與的權利和義務，但在關于安置點房屋的規劃設計過程中，竹蓬組和巖門二組并未參與其中，也造成了當前竹蓬組與巖門二組搬遷之后房屋出現的種種問題。

巖門二組之所以全寨搬遷，主要是由于老寨被評估為地質災害隱患點，經實地調查，老寨位于陡坡上，確實存在滑坡隱患。但2015年的“3·01”地震對其并未造成多大影響，其搬遷主要是由于“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因此，巖門二組的很多村民并不愿意搬遷，在搬遷點選址中一直處于被動狀態，搬遷的積極性并不高，參與程度較低。

相較之下，竹蓬組村民，其積極性與主動性更高。2015年的“3·01”地震之后，由于竹蓬組存在山體滑坡現象，且較之震前水源減少，村民要求搬遷。竹蓬組作為受災主體，在災后搬遷點的場地選擇中發揮了一定作用，竹蓬組搬遷是自主提出，并積極選擇搬遷場地，但場地選擇經政府評估后并不適合于居住，地方政府請相關專家進行搬遷點選址，竹蓬組在災后搬遷新選址中主動參與其中，有利于地方政府與民眾之間協商機制的建立。2015年“3·01”地震發生之后，對于竹蓬組造成嚴重影響，竹蓬組房屋、道路、水源因地震遭受嚴重破壞，后經村民代表大會協商，向村委會提出搬遷請求，同時到周邊地帶選擇寨址，村民代表先提出搬到采石場附近距離老寨3公里的王達山，旁邊有一座采石場，那個寨址下面是落水洞，政府勘測地層較空，最后政府沒有同意，接著村民帶政府人員去看采石場對面山坡，那里的地基相對較平，但下公路的坡陡，這個寨址也放棄了，最終選擇在龍佬組這個寨址。其中竹蓬組有5戶震后搬到南距老寨2公里的芒崗岔路口的山坡上住防震篷，當政府確定將竹蓬組整體搬至龍佬組安置點，村委會均要求這5戶與全寨一起搬遷，但他們表示不愿搬遷，要求在岔路口就地建房。在這5戶人家看來，岔路口交通方便，吃水不成問題，離耕種的水田和旱地都很近，于是政府便答應了他們就地建房的請求，補助每戶4萬元錢由其自行建蓋房屋。1

從地方政府與民眾在災后重建中所發揮的作用來看，應當加強地方政府與村民之間的溝通與協商，避免因搬遷導致的民眾抱怨情緒。這需要地方政府發揮帶動作用，讓村民積極參與到搬遷選址、民房規劃之中，給予民眾一定的自主選擇權利，地方政府在廣泛了解民意的情況下開展重建工作，才能更好地讓群眾參與其中，發揮受眾主體作用，形成一套“互嵌式”的災害文化邏輯體系。

三、“變”與“不變”：佤族社區災后重建過程中的文化重構

災后重建作為一種地方性實踐，佤族社區在面對自然災害和人為干預時，大量的外界事物滲透到傳統文化之中，包括救災人員、救災物資、社會意識等加劇了佤族傳統文化的解體，形成了災后佤族文化重構、適應、更新的過程，實現了佤族社會、經濟、文化的耦合體。李永祥指出災害雖然對社會結構造成破壞，但其結構會再次平衡，這種平衡關系的恢復在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明顯，即原住民社會和文化在反復無常的環境條件下可以獲得長期穩定性[7]。佤族村寨人際關系網絡、社會經濟網絡、生產生活網絡等都是以傳統文化為核心得以正常運行的，這套依托于傳統文化而形成的邏輯體系是嵌入到佤族生產生活、社會經濟、風俗習慣之中的。佤族村寨大到集體的事要通過祭拜神林，小到個人的事也要看雞卦，這既是一種精神寄托，也是一種不成文的約束條例，保證村寨整體得以延續和發展。災后搬遷過程中，這一套文化邏輯體系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視和關注，導致維系村寨社會文化秩序的傳統很難延續，影響了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文化保護與傳承，需要重構新的文化邏輯體系。

（一）傳統社會文化的斷裂與消失

首先是生產生活方式轉變。目前，搬至龍佬組的竹蓬組和巖門二組村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受到嚴重影響，當地民眾主要的生計來源包括種植農田、飼養牲畜，搬遷之后給日常生產帶來諸多不便，傳統生計方式較難維持。2016年龍佬組新寨建蓋好之后，組長、副組長帶頭搬遷，至2017年12月底，全寨26戶搬遷完畢，5戶搬至芒崗岔路口，1戶搬至道班，至今竹蓬老寨變成一座無人居住的空寨。但是，竹蓬組的田地都在老寨附近，距離龍佬組有12公里，部分農田荒廢，還有一半的人把田地租出去了，也有少部分人往返于安置點與老寨之間種田。這讓他們在路上花費不少時間，加重了他們生產生活的負擔。由于龍佬組不允許建蓋豬圈，所以一些竹蓬組民眾還要回老寨養豬。據調查統計，竹蓬組至今還有10戶在老寨養豬，而不會騎摩托車的老人多是喂豬的主力，每天在龍佬組和竹蓬老寨來回一次，光車費至少10元，辛辛苦苦養豬一年是賺不到什么錢的，甚至虧損。時間上稍微空閑一點的老人，早上回去喂豬之后就待到下午把豬喂了再回來，這樣可以節省一部分車費。時間不寬裕的，早上很早出門，喂了豬之后還要趕去地里干農活，晚上再回去喂豬。竹蓬組搬到龍佬以后，活路變少了，沒有什么可以干的，大多數人只能打工，冬天還可以幫忙摘摘豆子，工錢為60元/天，沒有農忙時只能待在家里休息。年輕人幾乎全部出去打工了，沒有搬下來之前出去的比較少。1此外，搬遷后，生活上也有諸多不便，新寨的自來水需要出錢，每家每戶的房屋相較于老寨較為緊湊，沒有菜園，未規劃建蓋豬圈，用當地人的話說：“整什么都整不成?！倍艺y一建的房子并沒有規劃廚房，有些抽簽抽到空間較大的地方可以在房屋旁邊搭建廚房，但是大多數人家沒有廚房，現在煮飯炒菜都是露天，做飯燒的柴火堆放的地方也很小，到了雨季，生火做飯都是困難。

村民在老寨時，由于交通不便，農業靠種植為生，長期安于現狀，但是搬下來了之后，靠近公路，交通方便，生存環境發生改變，原來的農田種植成本增加，更多人選擇做生意，如倒賣蔬菜等。也有很多人開始在道班的沃柑基地和蔬菜冷庫務工，幫忙蓋房子等，這種方式相較之前的生計方式收益更快，但也增加了婦女的負擔。村中中青年男性大多在外務工維持家庭收入，女性承擔著種田、教子的重任。據竹蓬組的一位婦女所說：“丈夫在外面打工，她得照顧兩個孩子，不會開車，沒有精力和時間去耪田種地，豬也養不了，房子前面的菜是到老寨要別人的豬糞來下來種的，想養豬也養不了，因為政府不準在房子旁邊蓋豬圈?！?

其次是風俗習慣的改變。搬遷之后，雖然在房屋外觀裝飾上還保留著些許傳統民居特色，但是已喪失了具有佤族文化功能的民居建筑，如火塘的文化功能逐漸消失。在佤族傳統文化中，圍繞火塘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對獨立的文化事象，包括各種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解釋，以及圍繞火塘而展開了一系列宗教儀式活動、風俗習慣等。新民居的文化排異性，導致傳統文化的延續出現斷裂。佤族傳統民居建筑為“干欄式”建筑，一般分上下兩層，上層住人，下層飼養牲畜或堆放農具雜物、柴火，室內有主、客、鬼三個火塘，佤族“火塘文化”歷史悠久，擔負著傳承民族文化的使命，火塘是家庭生活的必需之物，更是火神、祖神來往的棲息之地，是家庭、家族聚會的中心，佤族民間諺語常說“爐中不斷千年火”。在佤族民眾的防災減災意識中，“火塘”也具有祈福禳災的功能，佤族每年都會進行“取新火節”，主要是送舊火、造新火。佤族認為：散落在地上的火、燒到根的火，都是舊火、破爛的火，是災難和不幸的根源，如果不清楚這些舊的、破爛的火，就會受到火神的懲罰，燒毀房屋，燒毀莊稼和山林，使受災遇難，反映了佤族極為重視防范火災的習俗。

災后的民房重建或是“易地扶貧搬遷”所建蓋的房屋都是“統規統建”，僅是外形裝飾上保留一些給外人看來有民族風格的特色，但實質上這種民房已然不具備佤族傳統文化功能，“火塘”的消失意味著許多信仰、習俗、禁忌、祭祀儀式逐漸消失?；鹛猎谪糇迕癖娭邪l揮的文化功能在逐漸降低，如新火節、火塘禁忌會隨著火塘的消失而逐漸被后代所遺忘，火塘文化的斷裂也是不可避免的。面對這一現象，佤族民眾更多的是嘆息和在現代化生活接軌中尋找火塘文化，如龍佬組很多村民仍舊在房屋前搭起火塘生火煮飯，吃完飯后圍著火塘聊天、烤火;也有一些村民居住空間較大，在新房旁邊搭起用木板做的房子，里面搭起火塘。

（二）地方傳統文化秩序的重構

災后搬遷過程中諸多新事物滲入到民眾的生產生活之中，但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仍會在較長時間內發揮作用，并在與新事物碰撞的同時進行文化適應和更新。搬遷后，要重新選擇祭祀神廟的地方，龍佬組安置點包括竹蓬組和巖門二組，兩個組分別有村寨自己的頭人、山神、墳山、廟房。在佤族傳統文化中，從老寨搬出到新寨，老寨的墳山、廟房就不能再進行祭祀，要選擇新的廟房，兩個小組合并為一個村寨之后面臨著重新選擇墳山、廟房，這意味著村寨與村寨之間相互的文化融合與認同。

筆者于2019年1月調研了解到，關于竹蓬組與巖門二組是否共同選擇墳地、廟房還在爭議階段，到底是選擇共同的墳山、廟房，還是各個寨子分開選擇，并未形成統一意見。據了解，兩個組選擇共同墳山、廟房可能性較大。佤族的習俗是一旦搬遷出來，就不能到老寨神林進行祭祀，也不能繼續在老墳山埋葬親人，這樣村民就難以進行叫魂和其他公共祭祀活動。據了解，竹蓬組搬遷下來之后有一位老人于2018年過世，但龍佬組還未確定公共墳地，經與巖門一組協商，談妥了1塊2畝多一點的地，價格為1.5萬元1畝，火葬1了老人，經村寨民主決議確定之后想作為龍佬兩個組（巖門二組和竹蓬組）共同的新墳地，但后來因購置土地的價格提高到4.5萬元1畝，龍佬組公共墳地選址一事擱淺。2

地方文化邏輯的重構需要一個漫長的交融過程。在佤族村寨搬遷過程中，各村寨之間的文化認同程度較高，相互之間的認同關系便會很快建立，這需要寨中老人3以共同協商的方式進行協調。從竹蓬組搬遷至芒崗岔路口的5戶來自一個村寨，在文化重構過程中，更具有主動性、積極性和參與性，其協商空間更易包容和理解。據了解，“這五戶人家在新寨的東邊選擇好神林并且蓋好廟房，于2019年大年三十那天在新廟房公祭寨神，且5戶人家，大家推選最年長的四人作為寨中老人，大家有什么事就一起商量，定下來后大家一起做，今年（2019年）大年三十到廟房公祭寨神，四個老人就開始學著做”。1新寨墳山、廟房的選擇和建立反映了搬遷點新的文化邏輯的形成，更好地保證了佤族社區文化秩序的正常運行。

四、結語

佤族社區災后重建過程中所呈現的地方政府與村寨民眾、村寨民眾與村寨民眾、村寨民眾內部之間存在各種博弈。在這一博弈過程中，雖然佤族社區面臨著傳統文化斷裂及消失的風險，但當地民眾并未隨波逐流，而是通過主動參與、自主選擇的方式在地方政府主導的災后重建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一作用不僅體現在災后重建的選址上，更突出表現在災后重建社會文化網絡的自我調節及恢復上，佤族社區民眾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交鋒中掌握了推動社會文化變遷的主導權，依托傳統文化的力量試圖重塑新的地方文化邏輯，以此來實現原有村寨社會文化秩序的正常運轉。在今后現代化的科技防災減災過程中應當更多的吸收融入民族優秀傳統災害文化，通過設計“民族優秀災害文化”旅游體驗，建立“民族優秀災害文化博物館”，加大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災害文化的保護、傳承、創新性轉化研究力度，整合多方資源，形成“互嵌式”地域災害文化邏輯，推進邊疆民族地區防災減災建設進程，構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災害文化與現當代防災減災相結合的共同體模式，更好地服務于中國本土化防災減災體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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