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朱注《楚辭》各版本序跋考述

馮夢娜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楚辭》一書非一時一人所編纂，而是歷經幾代而成。四庫館臣在“楚辭類”總序中說：“裒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盵1](P1267)今人崔富章則將輯書這一活動追溯至先秦，認為：“是漢初已有此其書，當輯自先秦?；蛑^宋玉始輯《離騷》、《九辯》為書，是為《楚辭》之濫觴?！盵2](P1)并梳理其成書經過：漢文帝時，淮南王劉安取《離騷》《九辯》又加之《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又益己作或門人所作《招隱士》，并撰《離騷傳》，為《楚辭》一書奠定基礎。元、成之際，劉向續《招魂》《九懷》《七諫》又附己作《九嘆》，為十六篇，后王逸將所見材料合而集之，并附己作《九思》，為《楚辭章句》十七卷。[2](P1)至宋代，朱熹作《楚辭集注》，以屈原七題二十五篇，定為《離騷》五卷；以宋玉至淮南小山八題十六篇，定為《續離騷》三卷。熹并刪王逸本《七諫》以下四篇，增加賈誼賦二篇。又于舊注不明之處，撰《楚辭辯證》二卷考之，自序“慶元己未三月戊辰”[3](P56)記，是朱熹去世的前一年。另熹又據晁補之集錄的《續離騷》《變離騷》二書，刊補定著，“去取則嚴而有意矣”，[1](P1062)為《楚辭后語》六卷，凡五十二篇，并為之寫序。熹生前并未完成此書，《辯證》為遺稿。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楚辭集注》八卷合刻《辯證》兩卷，又著錄一部《楚辭后語》六卷，可見《后語》與另兩種書最初分別為單行本。據朱在(字叔敬、敬之，號立紀，徽州婺源人，朱熹第三子?！端卧獙W案》有記載。)跋，《后語》嘉定壬申(1212年)仲秋“始取遺稿謄寫成編”，又五年，歲在丁丑(1217年)，朱在“補外來守星”，取郡齋所刊《楚辭集注》，重加校定，并復刻此書?？芍逗笳Z》與《集注》《辨證》三本合刻始于嘉定丁丑(1217)，此本已不傳。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著錄三書合刻，并稱《楚辭》?，F存三書合刻本較為完善的是：宋端平乙未朱鑒刊刻本，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左右雙邊，白口，雙黑魚尾或順黑魚尾。上端魚尾下鐫“卷次”，下端魚尾下刻“頁數”，版心上端有“統計數字”，下端有刻工姓名：李仝、劉方、劉政、劉玨、袁、信等。卷端提名款式為“楚辭卷第一集注”，書中有嘉定壬申鄒應龍跋一篇、嘉定丁丑朱熹子朱在跋一篇、端平乙未朱熹嫡長孫朱鑒跋一篇。據朱鑒跋，此本是其在湖北任興國軍時，參考包括晁本在內的各個本子，于端平乙未年，將三書合刻。鄭振鐸將此本稱為“最古和最完整的一個刻本”，[4](P1)鈐有“東郡楊紹和印”“北京圖書館藏”“海源閣”等印記。從楊楫、鄒應龍、朱在、朱鑒等人的序跋中也可看出，此書經歷了從單行本到合刻本，且多是朱子門人弟子以及家族嫡裔刊刻傳播。

有明一代，《楚辭》一書刊刻較前代大幅度增加，而研究楚辭學的專著也層出不窮，為后世研究《楚辭》留下了很多寶貴的文獻資料。王逸注本、洪興祖注本和朱熹注本是流傳下來《楚辭》的三個經典注本。在明前期，也就是洪武開國至成化年間，由于受程朱理學以及國家政治高壓的影響，朱注本一家獨大，被奉為經典注本。后隨著心學的顯現和發展，其他兩種注本也被更多的人所重視，但是朱注本在明中后期發揮著自己獨特的影響?？疾熘熳⒈驹诿鞔膛c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序跋，具有很大的文獻史料價值和文學批評價值，可大致勾勒出明代文人對于朱注本的接受、闡釋的學術過程，探求處在不同時期、不同位置的文人心態，這也是屈原以及楚辭的經典化的重要環節。

一、明代朱注《楚辭》版本及序跋

序跋是兩種相互聯系但又具有差異性的文體。序有自序和他序。吳訥《文章辯體序說》引東萊(即呂祖謙，南宋文學家、教育家?！端问贰酚袀?。)云：“凡序文集，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也?！盵5](P42)序文要么為一書之序，要么是借序寫事。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中提到：“按題跋者，簡編之后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謂盡矣?！盵6](P136)序與跋的區別是一個在前一個在后，序是作序者進一步闡釋介紹作者家世生平和本書作者之意，當然隨著序這一文體的逐漸成熟以及社會的發展變化，在序文當中也會記載書籍刊刻的過程。正如王國強所說：“演變到明清，跋文衍生出另外主題，即敘述版本源流，評價版本優劣，?？蔽淖之愅?，這同雕版印刷術興起后版本的多樣化以及追求善本有關?！盵7](P48)可見，序跋作為依附于書籍而存在但又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于書籍之外的一種文本，是作序者自我觀點的表達，同時提供作者或者作序者的家世生平、作品大意、創作意圖、材料來源、成書背景、刊刻過程、作品評價、版本信息等多種有價值的信息，在整理和解讀這些信息的基礎上，實際上也完成了對某一作品在某一時代的接受史、闡釋史。

明代刻書業的發展為書籍的傳播與流傳提供契機?！懊?、清兩代是中國古代書籍刊刻出版的黃金時代。從明代中后期起，無論官內府、中央官署、地方政府，還是寺廟道觀、書院、私人、書坊等，都從事刻書?！盵8](P59)刻書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促進了書籍的流傳。明代是楚辭學研究的繁榮期，陳煒舜在其《明代楚辭學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中文部2003年博士論文)中考證，終明一朝，共有七十多部楚辭學著作問世。而關于朱注《楚辭》的版本以及序跋，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以及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編》均中有所收錄。本文選用的序跋均以兩書的收錄為依據，得刊刻版本九種，序跋15篇。見下表：

表1 明代朱注《楚辭》版本及序跋考述

從刊刻所屬的區域分布來看，朱注本《楚辭》在河南、南直隸、浙江、湖廣等行政區刊刻，而南直隸刊印次數較多，影響較大。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楚辭》的接受主體多為南方人士，在北方的傳播較為有限。而從作序人的身份來看，除張旭、沈云翔、李維楨、來欽之、來逢春等人外，其余各位為朱注《楚辭》作序之人，幾乎均為進士出身，并在朝中具有一定的地位與話語權。何喬新，身歷六君，官至刑部尚書。唐樞曾任刑部主事，但因上疏爭李福達之事，被貶為民后回到家鄉講學。顧應祥、莊天合等人也都是在朝中擔任要職，葉向高更是官至內閣首輔，官、學、文身份的重合，在某種程度上使得他們雖處在不同時代，但是由于身處共同復雜的政治場域以及類似的人生價值的追求，在面對屈原和《楚辭》時有一個較為清晰的的指向性：對屈原人格的重新體認、圍繞屈原“忠君”思想的討論和由此延伸出來的對“君臣”關系的反思。明代文學思潮異?；钴S，關于文學之間的討論與論爭此起彼伏。在進行文學討論的過程中，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風尚都會潛移默化地對文學有一定的影響，由此每個人對屈原及作品關注的側重點又有所不同。

洪武開國至成化年間，朱元璋加強思想領域的管控，并采取“既寬松，又嚴酷。寬松時愛護有加，嚴酷時輕易殺戮”[9](P19)的方式來管控士人。為統一思想，官方非常推崇孔孟，強調修身立己，并將程朱理學作為儒家正統。在科舉考試當中，以八股取士，試題答案以程朱對于儒家經典的闡釋為范式。永樂年間，頒布《四書五經大全》，“其后，《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記》止用陳浩集說”，[10](P1694)政治的高壓、文學的僵化以及經學的儒化，使得明初的文學籠罩在僵化了的程朱道學之下，大力倡導雅正之風，要求文學傳圣賢之道、鳴國家之盛。此時朱注本《楚辭》大行其道，多是以朱熹的評判標準為準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何喬新、張旭等人。何喬新將朱熹注騷與孔子刪詩并論，詩騷并論，認為朱熹注騷是圣賢行為。而嘉靖至萬歷以來，由于陽明心學的發展，文人對程朱道學提出質疑，學術界刮起一陣復古革新的之風，并圍繞是師古還是師心，尊唐還是尊宋展開了討論，學術界的多元化發展，使得處在這個時期的文人開始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朱注《楚辭》，加之自嘉靖末以來，朝廷動蕩，皇帝沉迷于修仙成道，倦政懶政，官場腐敗，賣官鬻爵之事常有，上行下效，人們的“社會生活風尚奢靡日甚，士風隨之放蕩不檢”，[11](P591)正如羅宗強在《明代文學思想史》中所說的，“嘉靖末至萬歷前期，張揚自我的思想潮流在士人中影響甚大。這樣一種思想潮流與追求自適、放縱的生活情趣相結合，反應到文學思想上來，就是回歸自我，要求表現出人性的本然之真?！盵10](P593)而這個思想傾向，在葉向高的序文中有明顯體現?！笆乐p死者，子以孝，女以烈，此雖出于天經地義之不容己，乃罔極之思，伉儷之好難系綰結，若或迫之，情之至也?！盵3](P58)他認為屈原之死，是人之至情無法得到抒發的體現?？偠胖?，明人對于朱注《楚辭》的接受始終著時代風氣與文學思潮的影響，雖然總體而言，多崇拜朱熹注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上了自己的時代體悟。

二、明代朱注《楚辭》序跋的文獻史料價值

序跋是書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往往承擔著對書籍作者與書籍本身的敘述功能，會涉及到作家、作品以及文學史方面的信息，具有很高的文獻史料價值。并且，序跋兼有說明、導讀、梳理學術史的性質，從某種程度上講，序跋里面提供的內容，也為學術史的發展提供路徑。除此之外，作序跋的人往往是著者門人、后人或者仰慕者所作，所提供的信息也更加真實，或可“補正史之闕”。

(一)敘述《楚辭》刊刻過程

宋元以降，隨著印刷術的發展，文集刊刻成為圖書傳播的重要途徑。不管是文人自己在成書時所寫的序跋，還是在刊刻出版時請別人所寫的序跋，大多數都會直接敘述書籍的刊刻、流傳，交代文字訛誤、?？苯Y果等信息。呂思勉曾這樣解說“序”，他認為：書之有序，其義有二。一曰：序者，緒也，所以助學者，使易得其端緒也。一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義也。[12](P129)這里所說的序對整部書籍不僅具有提綱挈領的作用，而且還可以說明書籍的篇目次序。其實也點出了序文作為書籍的一部分，它所提供的編輯?？?、版本流傳方面的文獻價值。

何喬新為吳原明刊本《楚辭》所作的序，就敘述了此刻本的源流：

顧書坊舊本，刓缺不可讀。嘗欲重刊以惠學者，而未能也。及承乏汳臺，公暇與僉憲吳君原明，論朱子著述，偶及此書，因道予所欲為者。吳君欣然出家藏善本，正其偽，補其缺，命工鍥梓以傳。[3](P57-58)

由上可知，此本是吳原明家藏善本，并經吳原明?？毖a正，刊刻而成。此時何喬新任河南按察使，與吳原明是同僚關系。在崔富章《〈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楚辭類〉補正》中對吳原明有簡介紹：吳原明(1440—1502)，名伯通，號石谷，四川廣安人。天順進士。浙江學政，轉云南按察史，貴州鎮巡。事跡具《正德云南志》《宣統廣安志》。[13]而在44年后，沈圻在重刻《楚辭》時使用的底本也正是吳原明刻本，并且在自己所寫的跋文當中透露到自己少年所學《楚辭》，使用的也是吳原明這個本子：

圻幼讀書之暇，家君參藩，承一山先生以前輩僉憲原明吳君所刊《楚辭》受讀，長而頗解文義。披揭歲久，原本缺壞殆盡，更求之以便溫習而不可得。閩中書坊所刊售者，字多訛舛，體式以謬，殊厭觀覽?！紩脑脆l進士汪濟民者，以吳君舊本遺圻，如獲拱璧，喜不自勝。又慚甕識井見，且民事勞心，不能校正，讬之于鄉大夫張君廷署，別號梅嚴。[2](P70-71)

正德十四年所刻的沈圻刊本，也是以吳原明刊本為底本，并由張旭所?？?。而張旭在?？钡倪^程中，比較了朱注本楚辭以及晁本楚辭，并進行修正：

朱子之定本如此，夫何后之好事者，復參用晁本，乃于目錄之中“離騷”之下妄加一“經”字，而以《九歌》至《漁父》皆為“離騷”，于此七題上各加“離騷”二字，《九辯》至《招隱士》皆以為“離騷”之傳，于此八題上又各加“續離騷”三字。不寧惟是，復以“離騷”一至七等字，衍出二十五之數，分屬屈原五卷之文?！裰敺顕烂?，遂將《楚辭》二冊之中后人妄加“離騷經”、“傳”、數目、小注、空題等九十八字及《成相》三章八段之上八圈一切刪去，其余三復校正，求其字無魯魚豕害之誤然后已。[2](P69-70)

張旭在?？鄙蜊咚趨窃鞯妆緯r，認為將《九歌》至《漁父》七題題為“離騷”，將《九辯》至《招隱士》八題題為“續離騷”實為不妥，并認為這些篇目“一皆出于怨慕，可以步《離騷》之后塵，故取之，非取其為《離騷》而作也”，[2](P69)便在?？边^程中刪去“經”“傳”之字?！毒呸q》等作不為《離騷》所作，而能收入《楚辭》一書，或因其體例相似，或主題與“騷”同，張旭此說也從側面體現出他對《楚辭》一書體例的認識。從成化年間的吳原明刊本至正德十四年的沈圻刊本，雖最初吳原明刊本在河南所刊刻，但其流傳范圍較廣，影響士人較大。據張旭序文可知，當時沈圻“以柱下史來知休寧縣事”，而休寧縣在明代行政區域劃分中屬于徽州府。以明清而計，徽州府轄境為今地級市黃山市等區域，而徽州府又屬于南直隸。沈圻在跋文中也指出，“邇者承尹徽之休陽，遍訪徽郡官民所刊書籍，雖皆斗真襲奇，求此書可為三百篇之后者，則未之刊行，深以為恨?！盵2](P70)可見當時沈圻在休寧時未曾有《楚辭》刊本，但沈圻曾在少年時期學習過吳原明刊本的《楚辭》，沈圻是平湖人，屬于浙江的嘉興府。由此可見，吳原明刊本的《楚辭》雖在河南刊刻，其影響范圍較廣。

有的序跋在說明版本流傳的同時，還會提到?？睍r對書籍篇目序次所做的調整，這對后人在閱讀使用這本書籍的時候具有一定的導讀性和說明性。黃汝亨在忠雅堂《七十二家評楚辭》刊本中也提到蔣之翹在整理和?？边^程中對朱注本《楚辭》的所做的調整：“外有諫、歡諸作，考亭之所刪也，君以其原本所載，另立二卷，為附覽以存之。國朝騷賦，《后語》所未級錄也，君又旁搜遍問，一一編次之、標引之。下之若詩、若論、若列傳、若外傳、若傳贊、若祭文哀文等篇，稍有可以相折衷處，亦悉錄而附之?！盵3](P322)在序文當中即說明此書不僅將朱熹所刪的一些文章重新加入過來，還將明代作品有“騷”之遺韻者錄而附之，更有助于讀者了解此書體例。

(二)敘述刊刻者家世生平

蔣之翹的《七十二家評楚辭》是明代楚辭評點的重要作品，“特為原作者意亦皆憫屈子之忠而悲其不遇也”，[3](P322)體現了蔣之翹對明末社會動蕩、政局不穩的思索。而黃汝亨為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作的序言，從蔣之翹的人生經歷著眼，側面展示蔣之翹將其身世之感打入《楚辭》的評點之中，序文曰：

予嘗序馮氏刻王叔師騷注，其所以論騷者，亦大概詳矣。今且謂蔣楚穉，世以騷名家，負暢達用世之才而不遇，是誠騷中人也。其年十五時，便從尊大人野鴻公裹糧入楚，躡履至衡岳，浮洞庭，探云夢、九疑、三湘、七澤之勝。已而謁三閭故廟，咨蹉慨慕，詩已吊焉。迄今七年于茲，落寞如故，負讒自放，彷徨林澤間，游是三閭行徑。醉后時設幾，灌酒漿，奉《離騷經》于上，跪而泣曰：“嗟呼！千古來，惟先生與某同調也?！盵3](P322)

蔣之翹(1596—1659)，明末文學家、藏書家。字楚穉，號石林，浙江秀水(今浙江嘉興)人。出生于書香世家，家多藏書。從黃汝亨所作的序中可以看出，蔣之翹在少年時就游歷衡岳、洞庭等楚地，由楚地歸來的蔣之翹參加科舉，被人陷害，落下“詿誤終身”的結局。蔣氏作為傳統文人，他需要通過科舉考試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對于建功立業有著強烈的渴望，但正是因為被人陷害，自己不僅不能施展抱負，反而還要背負罵名，內心激憤正如其在《攘詬賦》所言：

惟黨人之貪婪兮，馮害妒而素慝。設事變以誣置予兮，遘羅網之難釋。憐酷夏以鞭笞兮，血與淚之交流。愍冶縲紲而非罪兮，莫謇博之離尤。疇依前修以立行兮，既無征而不服。又申之以身毀兮，重宜蒙詬而遭怒。欲從彭咸之所居兮，惡狷介而不可。[14]

蔣氏在這里訴說了自身的處境，精神上和身體上都受到了黨人的摧殘，窘迫辛酸之余，更多地是對黨人的控訴與自己內心的不甘，這種憤憤不平、孤立無援的處境讓蔣氏與屈原同境，對屈原的人生經歷和《離騷》的悲痛有著獨特的感受。正如蔣氏自序所言：“予酷嗜騷，未嘗一日肯釋手。每值明月下，必掃地焚香坐石上，痛飲酒熟讀之，如有凄風苦雨颯颯從壁間至，聞者莫不愴然，悲心生焉”，[3](P322)蔣氏悲屈原之身世與《離騷》之苦楚其實也是在悲嘆自己的人生。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序文會涉及到對刊刻者的一些介紹，這對于辨析刊者名號、地區有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唐樞在嘉靖十七年楊上林刊本序中簡單提到“龍津姓楊名上林，乙未進士，令長興，敦本情意，以治暇及之。若曰有感而成，清世無慶元之士。嘉靖歲戊戌中秋日歸安唐樞序?！盵2](P71)而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著錄為“嘉靖十七年戊戌山陽楊士林刊本集注八卷，《雙鑑樓目》繆荃孫記：葉十行，行大小均二十字，翻元本?！倍判沛?、杜同書編《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第二冊，線裝書局2001年版，第121頁)：“楊上林，嘉靖十四年進士，長興知縣。并：嘉靖十七年戊戌山陽楊上林刊本《楚辭集注》八卷，翻刻元本。楊本嘉靖十七年刊于長興?！盵15]與序中一致。從序中可知，此本姜亮夫所著錄刊者名稱有誤，當為楊上林。

三、明代朱注《楚辭》序跋的文學批評價值

序跋對于浩如煙海的文獻來說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重要參考價值，正如余嘉錫先生在其《目錄學發微》中所說：“其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者，亦即指此類之序言言之，其意初不在解題之有無?！盵16](P8)書籍的序跋從某種程度上呈現了書籍在不同時期的接受與傳播情況，不同版本的《楚辭》上不同人所寫的序跋是楚辭學的重要一部分。常常伴隨著對《楚辭》的批評以及楚辭研究學術史的概括而產生的序跋們，是有明一代研究楚辭的一面鏡子。不同時代不同境遇的學者對屈原形象的接受、詮釋以及對經典注本的評價、取舍，也從側面反映出明代文學思潮的變化。朱注本《楚辭》的序跋不僅是屈原、楚辭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滲透著明代文人對于朱熹的接受與評價，這些共同構成了明代文人的楚辭學研究軌跡，對后世楚辭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

首先是明代文人對楚辭學術史的梳理，以張旭、李維楨、唐樞等人為代表。他們非常注重對《楚辭》的成書過程進行論證與梳理。如唐樞序所言：“漢劉向始輯為編，自《離騷》而下，續以宋玉、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諸作，及向所著《九嘆》為一十六篇。東京王逸又增以所著《九思》一篇而注釋之。宋洪興祖復為補注，我紫陽朱子又取二家所注，重加訂正，謂《七諫》以下辭意不類，悉刪去之，而增入賈誼《吊屈原》《服賦》二篇，別為之注，梓行久矣?！盵2](P71)莊天合與李維楨都有相似論述，非常注重對《楚辭》書目次序的梳理。張旭還解釋“離騷”二字的意義，“離，遭也；騷，擾動也。題以“離騷”名，憫當世也。其《九歌》至《漁父》等篇，則各因一事而發，非離騷也，觀原之列傳可見矣。后三卷，文一十六篇，首則《九辯》，以《招隱士》終焉。蓋此等文字，一皆出于怨慕，可以步《離騷》之后塵，故取之?！盵2](P69)總體而言，學者們為《楚辭集注》作序的時候，非常注重《楚辭》一書的成書、編排體例以及名家注本的不同，雖然大都推崇朱注本，但也是會參看諸本，這對于楚辭學術史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是關于屈原人格及其“忠”之辨析。朱熹其自序中認為屈原自沉雖有失中庸但是所作都是出于“忠君愛國之誠心”，一方面贊揚維護屈原的“忠君愛國”，一方面批評屈原“有失中庸”，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于他作為士大夫與理學家的雙重身份所決定的。朱熹在《楚辭集注》自序中寫道：“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于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于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雖其不知學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于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壯士或羞稱之。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于下?！龇蛉V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盵3](P55)雖然屈原有“怨懟激發”之詞，但是這些都是由于自己的對君主的忠誠而不得不發。而正是由于屈原的忠心耿介，其鏗鏘之詞具有使得“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于下”的威懾力與感染力，在這樣的感情基調之下，屈原作品能夠“增夫三綱五常之重”，不能以“詞人之賦”視之的影響力便自然而然地被出儒家化地表達出來。朱熹對于屈原“忠君”的形象的建構，是其身處險惡的政治環境以及自身學術思想積淀的結果。明代朱注本《楚辭集注》序跋對于屈原“忠君愛國”形象的建構基于朱熹的基調之上，也加上了自己時代的體悟。

明代前期，受程朱道學的影響以及明初的政治高壓，文人多以朱熹的評價為準繩。何喬新為吳原明刊本序所作之序，便是在程朱道學影響下的典型代表。何喬新認為：“蓋三百篇之后，惟屈子之辭最為近古。屈子為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姱辭逸調，若乘鸞駕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榘矱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盵3](P57)何喬新非常推崇屈原的人格，認為其志潔行廉。何喬新本人也是一個堅持操守的耿介之士，“與友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友丘睿而已”。[10](P4854)雖然何喬新高度評價屈原，并且認為朱熹定騷與孔子刪詩可相提并論，但是他對于屈騷的解讀與朱熹略有不同。朱熹認為騷是古詩之末流，雖然有古詩之旨，但其言辭怨懟，不利于教化，所以“醇儒壯士或羞稱之”。而在何喬新則是認為屈騷是“風雅之流”“詞賦之祖”，并且在其《寫騷軒記》中集中表達了他對于屈騷的理解：

嗚呼！為人臣而可哀者，孰有若屈平者乎？原之為人也，其志潔、其行廉、其材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使其遇明王、圣主而為之宣力，則股肱之良佐已。不幸前遇懷王，后遇襄王，懷瑾握瑜而世莫之知……雖然，原之作《離騷》，豈慕不遇而死哉？時之不遇也。今天子圣明屏讒佞、進忠良，崇禮適際斯時，所遇非原比也，推潔廉之志而弼成治化，以瑰麗之詞而歌詠太平，則與原殊跡而同心也。[17](P706-708)

何喬新以一種折衷的態度來看待屈原及其作品，將其“廉潔之志”與“瑰麗之詞”相結合。屈原身上的“廉潔之志”是作為人臣所要具備的品質，而他的“瑰麗之詞”用在政治清明的時代是用來“歌詠太平”?？v而觀之，何喬新注重的更多的是屈原的人品以及文采，體悟的是屈原懷瑾握瑜的品質以及“九死猶未悔”的追求。張旭也在序中寫道：“屈原，楚世家也。原之悲憂感悼之情，皆出于忠君愛國之誠心，至于不得已作《離騷》，氣格高古，詞調鏗鏘?！盵2](P72)基本上延續朱熹所定的基調，大家較為推崇和關注的是屈原的人格品質。

至明晚期，經歷過王陽明心學、師古的秦漢、唐宋派以及師心的共安派、竟陵派的更迭流變，從明初就掌握文壇的臺閣文學雖然已經下移，但是并未消失。葉向高即是晚明內閣首輔，“葉向高之崇程、朱，反應了萬歷后期反思政局與世風衰敗，從而回歸程朱，或重視實學的一種動想?！盵18](P451)葉向高的楚辭論，不僅是其文學思想的一部分，也可看作是晚明臺閣文風的一種反映。葉向高在序中論及屈原之忠：

朱子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此傷原之甚而為是言耳。臣子之分無窮，其為忠亦無窮，安有所謂過者？悲夫！屈子之遇懷、襄也，身既遭讒，主復見詐，奸諛竊柄，宗國將淪。徘徊睠顧，幾幸于萬一，不得已而作為《騷》辭。上叩帝閽，下窮四極，遠求宓妃，近問漁父，甚至巫咸占卜，蹇修為媒，湘君陟降，司命周旋，舉世人所謂芒忽駭怪之談，皆托焉以寫其無聊之情，無可奈何之苦。[3](P58)

葉向高繞過“中庸”的概念來談屈原的“忠”，以此來反駁朱熹屈原“忠而過者”的觀點，這和葉向高對于屈原的認知有很大的關系。葉氏認為屈原生不逢時，遇懷、襄之世，身遭讒佞，舉目無親，施展抱負無望，才不得已而寫《騷》。至于其言辭瑰麗奇特，則是其無人可訴，只好假托鬼神而寄己意。關于屈原報國無門而沉江之事，有人認為是露才揚己，但是葉向高則認為屈原沉江是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不得已而為之：“當此際也，雖欲不死，其將能乎？……夫屈子之死，蓋處于不得不得不死之地。固忘其死之為忠，又何論其忠之過與否哉？”[3](P58)葉氏認為，屈原所處絕境，君王不用，同僚不信，在這樣舉目無親的狀態下，屈原唯有以死明志。并且他還進一步從人倫事理的方面來肯定屈原的沉江，是屈原對君主的“忠心赤誠”之情之至的表現：“世之輕死者，子以孝，女以烈，此雖出于天經地義之不容己，乃罔極之思，伉儷之好難系綰結，若或迫之，情之至也?！嗳x而輩屈子之所死者原發于至情，而臣子之分，亦未嘗有過?！盵3](P58-59)夫妻、父子、君臣之間的關系，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人倫關系。葉氏將屈原自沉，同子殉父、妻殉夫的行為相提并論，從人的基本感情出發，來闡釋屈原自沉是出于君臣關系之“至情”。葉氏在此序中，致力于考察屈原之忠，并且將屈原之忠與其文學成就與價值相連接，在比較夫妻、父子與君臣之間的關系的時候，認為屈原自沉不僅是其忠心、對君主用情之至的表現，同時也對于后世君臣之間做出了典范。莊天合也非常關注屈原的“忠”，認為正是由于“忠君”的感情驅動力，才使得其文“婉轉惆悵”，其序曰：“故《離騷》者，忠義之肝脾，文章之林府也。情迫則諷喻不得不深，才多則聲貌不得不廣。諷喻深，故其旨多婉轉惆悵?！傊?，忠即為文，文即為忠。雖屈子不自知，而忠者得以為忠，文者得知以為文，則是編不可少也?！盵2](P63)也是將屈原的個人品質與其文學成就相互聯系，認為屈原的“忠”與屈原的“文”并不矛盾，反之，只有屈原之忠心之至，才寫出“能使讀者動色悽心，低回而不勝其忉怛”[3](P63)的文章出來。從何喬新至葉向高、莊天合等人，實則都屬于是官方在某一時刻對待《楚辭》的態度，他們對于《楚辭》的解讀也在影響著一般士人對《楚辭》的接受和解讀。

最后，明代文人非常注重建構心目中的君賢臣忠的君臣模式。在序文之中，屈原的“忠”備受關注與肯定，并且被認為是可以“以昭君臣之大義，而激發夫忠臣烈士之心于千載之下云爾”[2](P72)正如莊天合在其序忠所言：“故吾以為侯王而通于《騷》，則本支之恩必篤；公卿大夫而通于《騷》，則夾輔之意必弘；臺諫侍從而通于《騷》，則諭思之道必廣；群有司百執事而通于《騷》，則奔走之勤必著?！盵2](P63)處在不同位置的人會有不同的感觸與收獲。朱注本《楚辭》的序跋雖然只是明代楚辭研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對于整個明代朱注《楚辭》序跋的梳理，對于研究明代文人對《楚辭》的接受史具有重要意義。從文人刊刻時間以及序跋的內容，可看出明代文人對于《楚辭》的解讀既繼承了前人的基礎，特別是對朱熹理學思想的延續，但也加上了自己的時代體悟，非常重視屈原的人格抒寫，特別是對于屈原“忠”的辨析，更是體現了明人將君賢臣忠作為君臣之間的重要規范。不僅如此，朱注《楚辭》在清代也是備受關注，明代朱注《楚辭》的研究，上承宋代程朱理學影響之余緒，并加之自己的時代要求，開啟了清代楚辭學的大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