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的唐代益州八大菩薩經幢及其與吐蕃造像的比較研究*

董華鋒 朱寒冰 盧素文

（1.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2.成都博物館；3.四川大學博物館）

近30年來，隨著考古工作的推進，我國西藏、四川、青海、甘肅等地陸續發現了一批吐蕃時期的佛教造像。大日如來八大菩薩是這批造像中十分流行的一種題材。針對這類題材造像的組合、樣式、淵源等問題，中外學術界已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但長期以來，囿于資料所限，吐蕃八大菩薩的圖像特征，特別是標示菩薩身份的手中持物與經典的對應關系，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釋。曾有學者廣泛搜羅吐蕃時期漢藏佛典中有關八大菩薩的記載，并將八大菩薩的持物與不空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等經典相比照，但這些記載均無法與造像實物完全吻合。加之，在我國留存至今且時代接近吐蕃的《八大菩薩曼荼羅經》造像實物歷來少見，因而，該經究竟對造像形成了怎樣的影響本就很難弄清楚。幸運的是，近來我們在成都即唐代的益州地區有了新的發現，可作為推進這一問題研究的一個突破口。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收藏于成都博物館的一件八大菩薩經幢為切入點，通過比較分析吐蕃與益州的八大菩薩像，努力解決上述問題，并探究其背后反映的唐蕃佛教交流等相關問題。

一、新發現的唐代益州八大菩薩經幢

成都博物館收藏的這件八棱柱狀經幢（圖一），目前尚未見任何公開的報道。據介紹，該經幢20世紀80年代末出土于今成都市一環路西北方的一處基建工地。砂巖質，高49厘米，頂、底直徑均為34.5厘米。經幢八面各開一縱長方形龕，內各浮雕一身立菩薩；頂部和底部打磨平整，沒有雕刻造像。

圖一 成都博物館藏八大菩薩經幢

從現有考古資料看，經幢一般為八棱柱形，由幢座、幢身、幢頂3部分組成；各部分之間的連接以榫卯結構為主，但也出現過直接壘疊的做法，如江蘇無錫惠山寺乾符二年（876年）和熙寧三年（1070年）經幢。采用直接壘疊做法的經幢，其各組成部分的頂部和底部均較為平整，不見榫頭和卯孔。根據這一情況可知，成都博物館收藏的這件經幢原應為某一經幢幢身上的一段。

該經幢八面所刻菩薩大多保存較完好，頭部扭向一側，戴高冠，繒帶下垂及肘，面部圓潤，二目微閉，鼻直口方，雙耳碩大（部分菩薩有圓形耳鐺），發辮垂肩，頸部有三道蠶紋，戴項圈，上有多條垂飾，頭后雕尖桃形素面頭光；上身赤裸，絡腋由左肩至右腰處斜披后繞于腹前，另有一條披帛自雙肩垂下，在雙腿前橫過一道后繞臂垂于體側；下著長裙，裙腰外翻；一腿微曲，另一腿直立，跣足立于單層覆蓮臺上。八身菩薩的持物及手印各不相同，從持蓮花的菩薩開始，向左依次編為1～8號（圖二）：

圖二 成都博物館藏八大菩薩經幢展開圖（繪圖：寇小石）

1號 左手持長莖蓮花于胸前，掌心向外；右手施與愿印，五指向下，掌心向外，垂于體側。其持物及手印與“圣觀自在，赤色身，左手持蓮華，右手施愿”的記載一致?？芍@是一身觀音菩薩。

2號 左手持凈瓶舉于胸前，掌心向上；右手五指向下，掌心向外，垂于體側。這身菩薩的持物完全符合“慈氏菩薩，金色身，左手執軍持”的記載，為彌勒菩薩。

3號 左手捧寶珠于胸前，掌心向上；右手五指向下，掌心向外，作下伸狀。這一形象符合經文記載的“虛空藏菩薩，左手持寶安于心上，右手施愿，流出無量寶”。

4號 左手置于腹前，拇指微曲，余四指下伸，掌心朝外；右手持劍抬于腰側，兩側劍刃飾火焰紋。這身菩薩應為“普賢菩薩，戴五佛冠，金色身，右手持劍，左手施愿”。

5號 左手置于左胯側，拇指捻食指，掌心朝內；右手持金剛杵舉于胸前，掌心朝外。其身份顯然是“金剛手菩薩，右手執金剛杵，左手安于胯”。

6號 左手持長莖蓮花于胸前，蓮花上雕一金剛杵，右手施與愿印，五指向下，掌心向外，垂于體側。該形象與“曼殊室利童真菩薩，五髻童子形，左手執青蓮花，花中有五股金剛杵，右手作施愿”的記載完全一致，可見其為文殊菩薩。

7號 左手持一桿狀物于胸前，桿之上端雕布帛狀物，結合相關圖像可知其為幢幡；右手施與愿印，五指向下，掌心向外，垂于體側。此造像的持物及手印完全符合“除蓋障菩薩，金色身，左手持如意幢，右手施愿”。

8號 左手捧缽于腹前，右手掌心向下，覆于缽上。其身份無疑是“地藏菩薩，頭冠瓔珞，面貌熙怡寂靜，愍念一切有情，左手安臍下拓缽，右手覆掌向下，大指捻頭指作安慰一切有情想”。

上述對照表明，成都博物館藏八大菩薩經幢上各菩薩的持物及手印與不空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的記載高度吻合，且八身菩薩在經幢上的排列順序亦與佛經中的供養觀行順序完全一致。因而，可以確定，該經幢上所刻的八身菩薩是嚴格依照不空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雕造而成的。

該經幢沒有紀年。經幢上的八身菩薩像頭部偏大，臉部渾圓多肉，下巴略短，與樂山夾江千佛巖第125龕主尊右側菩薩相似，是川渝地區晚唐菩薩像的基本特征；菩薩的披帛緊貼身體，雙臂細長，這些特征與蒲江飛仙閣晚唐第38龕類似。因此，成都博物館八大菩薩經幢的年代大致可推斷在晚唐時期，即9世紀末。從現有的資料看，該經幢是古益州地區發現的首例八大菩薩像，也是我國現存年代最早的《八大菩薩曼荼羅經》造像實物資料。

成都博物館八大菩薩經幢的發現表明，唐代益州地區無疑曾流行過依照《八大菩薩曼荼羅經》雕刻的八大菩薩像。從佛教史的角度看，唐代益州地區的《八大菩薩曼荼羅經》應當源自長安地區。大約在8世紀中葉，唐密祖師不空在長安譯出《八大菩薩曼荼羅經》。大歷元年（766年），惠果受具足戒后依止不空受密法。大致在8世紀末，益州僧人惟尚（一作“惟上”）前往長安青龍寺依從惠果學習金胎兩部大法，學成后回到益州弘法。包括《八大菩薩曼荼羅經》在內的密典應該就是在這種情境下傳入益州地區的。

然而，作為唐密中心的長安地區，目前尚未發現可與《八大菩薩曼荼羅經》完全對照的造像實物。不過，通過日本保存下來的一些資料，我們還可大致窺見長安造像的情形?！栋舜笃兴_曼荼羅經》譯出后，同時由入唐求法的僧人帶回了日本。日本佛教真言宗創始人空海曾親從惠果學習密法，并與惟尚并列同受金胎兩部大法的11位弟子之中。在空海的《御將來目錄》中就載有《八大菩薩曼荼羅經》。此外，空海從唐朝帶回日本的諸多圖像中，有一種名為“八大菩薩位樣”?？梢?，與八大菩薩經典一同傳入日本的應該還有唐樣式的八大菩薩圖像。翻檢日本流傳下來的各類圖像，《四家鈔圖像》中載有不空本的加注尊勝法曼茶羅，再參閱《曼茶羅集》和醍醐寺蓮藏圓多寶塔塔扉的鐮倉時代唐樣式轉寫本“八菩薩圖”，我們就會發現，傳入日本的八大菩薩像的基本樣式為：觀音持蓮花、彌勒執軍持瓶、虛空藏捧摩尼寶、普賢持寶劍、金剛手持金剛柞、文殊持蓮中生金剛柞、除蓋障持傘蓋、地藏捧缽。日本的唐樣式八大菩薩像顯然傳承自長安，各菩薩的持物符合《八大菩薩曼荼羅經》的記載，且與成都博物館八大菩薩經幢的情況完全一致。故而，該經幢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唐代長安流行的八大菩薩圖樣。

二、吐蕃時期的八大菩薩像

與唐代益州的八大菩薩像相比，吐蕃八大菩薩的實物資料更為豐富。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西藏昌都和青海玉樹地區先后發現了一批大日如來八大菩薩石刻造像，主要包括昌都察雅縣香堆鎮仁達摩崖造像、香堆鎮向康寺次曲拉康圓雕造像、芒康縣幫達鄉然堆村朗巴朗增拉康圓雕造像、嘎托鎮巴拉村摩崖造像、玉樹貝納溝大日如來堂摩崖造像等5處。其中，仁達、巴拉村、貝納溝3處造像有明確題名，各菩薩的身份沒有爭議。但次曲拉康的九身造像除大日如來像外大多殘損嚴重，且八大菩薩中除金剛手菩薩外其余七身的身份已難以確定；朗巴朗增拉康內的大日如來八大菩薩像經過后代重修，已有了較大的變化，各菩薩的身份也已難稽考；故而，這兩處造像暫不做進一步討論。此外，敦煌地區也保存有兩例吐蕃時期的八大菩薩像，分別為榆林窟第25窟主室正壁壁畫和藏經洞出土的英藏Stein Painting 50號絹畫，這兩例造像的每尊像旁也留有墨書題名，學者們已據此確認了各菩薩的身份。

從造像特征的角度看，八大菩薩手中的持物是表明其身份最重要的標志。根據學者們的辨認結果，茲將上述5例吐蕃時期八大菩薩像的持物情況統計如表一所示。

從表一看，吐蕃各處八大菩薩像的組合與《八大菩薩曼荼羅經》《大日經》等經典的記載及益州的八大菩薩像都是一致的。

然而，縱向來看，表一所列吐蕃不同地點造像之間，同一菩薩的持物卻不盡相同?？傮w來看，表一所列5處吐蕃八大菩薩像的持物情況大致可分為兩組：藏東的仁達、巴拉村、貝納溝等3處造像為一組，這3處造像中除貝納溝觀音菩薩所持凈瓶與另外兩處略有差異外，其余七身菩薩的持物完全相同；敦煌地區的榆林窟第25窟和英藏敦煌絹畫為另外一組，這兩例造像之間雖依然存在差異，但較之上一組，此二者基本一致。

一般認為，詳細記載八大菩薩的持物且與吐蕃時代接近的經典是不空翻譯的《八大菩薩曼荼羅經》。但從表一不難看出，吐蕃八大菩薩的持物與該經存在很大的差異。因而，已經有學者意識到“不空翻譯的《八大菩薩曼茶羅經》，并未對唐代的敦煌八大菩薩造像發生直接影響”。結合表一的比對，我們可進一步認為，《八大菩薩曼茶羅經》顯然沒有直接影響到藏東的八大菩薩造像。又考慮到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漢藏文文書和吐蕃時期翻譯的藏文佛經及其目錄中均不見《八大菩薩曼茶羅經》，故可以確定，《八大菩薩曼茶羅經》并非吐蕃八大菩薩像的直接經典依據。

表一 吐蕃八大菩薩持物與相關經典對照表

《大日經》全稱《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系唐開元年間高僧善無畏及其弟子一行所譯?！陡手闋枴分惺珍浻信c此經譯自同一部梵文佛經的同源異譯藏文版本，名為《大毗盧遮那現等覺神變加持方廣經帝王法門》（Rnam par snang mdzad chen po mngon par rdzogs par byang chub pa rnam par sprul pa byin gyis rlob pa shin tu rgyas pa mdo sde'i dbang po'i rgyal po zhes bya'i chos kyi rnam grangs），此經的末尾記有譯師的名字：印度譯師戒自在菩提和主校貝參譯師翻譯、?？辈⒂喺≧gya gar gyi mkha' po shi' len dra bo dhi dang zhu chen gyi lotsa cha ba ban de dpal brtsegs kyis bsgyur cing zhus gtan la phab pa）。這表明該經是由赤松德贊時期的譯師貝參(Dpal brtsegs)與印度譯師共同從梵文本翻譯為藏文的?？梢?，早在赤松德贊時期此經的藏文本即已在吐蕃流傳。該經中清晰地記載了八大菩薩的名號及其在胎藏界曼荼羅(Dkyil 'khor)中的方位。更重要的是，該經還明確描述了八大菩薩的持物：

在世尊西方為觀世音菩薩，手中持蓮花（Bcom ldan 'das kyi nub phyogs su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gi phyag rgya pdam bri'o）；在普賢菩薩下方為彌勒菩薩，手中持凈瓶（'Phags pa kun du bzang po'i byang phyogs su byams pa'i phyag rgya ril ba spyi blugs bri'o）；西方虛空藏菩薩，手中持劍（Nub phyogs su byang chub sems dpa'nam mkha'i snying po zhes bya ba rnam pa thams cad kyi mchog dang ldan pa//lag na ral gri thogs pa de'i phyag rgya'm yi ger bri'o）；在其下方為普賢菩薩，手中持劍（De'i 'og tu kun du bzang po'i phyag rgya ral gri dang gnas kyi dkyil 'khor chung ngu bri'o）；金剛手菩薩，持金剛杵（Lho yi phyogs su rdo rje 'dzin//'jug pa rgya chen rdo rjer bcas//'od zer dag gis bskor bar bri）；南方除蓋障菩薩，執持如意寶（De nas lho phyogs su byang chub sems dpa' sgrib pa thams cad rnam par sel ba zhes bya ba gser gyi kha dog 'dra ba//lag na yid bzhin gyi nor bu thogs pa de'i phyag rgya'm yi ger bri'o）；北方地藏菩薩，手持蓮花（De nas byang phyog su byang chub sems dpa' sa'i snying po zhes bya ba sku mdog ljang gu//lag na pdam thogs pa）。

將上引描述與仁達、巴拉村、貝納溝3處造像的持物情況相比照，我們發現：觀音持蓮與巴拉村一致，彌勒持凈瓶與貝納溝一致，除蓋障持如意寶與貝納溝一致，虛空藏持劍、金剛手持金剛杵、地藏持蓮花與以上3個地點皆一致。也就是說，《大毗盧遮那現等覺神變加持方廣經帝王法門》描述的八大菩薩中有六身菩薩的持物與藏東造像是一致的。不過，由于該經并非專門的八大菩薩經典，因而上引描述是分散在經中不同位置的?？紤]到它是吐蕃時期為數極少的描述八大菩薩持物的藏文經典，其譯出時間又與仁達、貝納溝、巴拉村造像的年代大體一致。因此，在沒有發現與造像更為吻合的經典之前，我們可以認為，該經很有可能是藏東八大菩薩像的主要文獻依據。

當然，我們也清晰地看到，《大毗盧遮那現等覺神變加持方廣經帝王法門》中有關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持物的記載與藏東造像存在差異。此經中雖有關于文殊菩薩身色、坐姿等方面的描述，但未發現關于該菩薩持物的明確表述。漢譯本《大日經》載文殊菩薩：“先圖妙吉祥，其身郁金色，五髻冠其頂，猶如童子形，左持青蓮華，上表金剛印，慈顏遍微笑，坐于白蓮臺?！边@一記載彌補了藏文本《大毗盧遮那現等覺神變加持方廣經帝王法門》對文殊菩薩持物記載的缺陷，且與仁達和貝納溝造像特征一致。又考慮到仁達、貝納溝均有漢文工匠題刻或刻經，表明這兩處造像均有漢地工匠參與。故有理由認為，藏東八大菩薩像同時也部分參照了漢譯本《大日經》。至于普賢菩薩，藏文本《大毗盧遮那現等覺神變加持方廣經帝王法門》載其“手中持劍”，與仁達、巴拉村、貝納溝3處造像中普賢菩薩的形象均不一致，漢文本《大日經》中也未見普賢菩薩持物的記載。不空譯《法華曼荼羅威儀形色法經》中對普賢菩薩的持物有如下記載：“第八普賢菩薩，妙冠嚴髺發，紺發垂耳側，身相淺紫色，左定蓮上劍，右惠拳押膝?！边@里的“蓮上劍”說明普賢菩薩的持物除了劍也有蓮花的存在。雖然目前還無法確認藏東造像中普賢持花的形象一定是參照了《法華曼荼羅威儀形色法經》，但可以肯定，結合同源異譯的藏文本《大毗盧遮那現等覺神變加持方廣經帝王法門》和漢文本《大日經》，我們即可相對完整地解釋藏東八大菩薩像的圖像特征，這兩部經應當就是藏東八大菩薩像的主要經典依據。

榆林窟第25窟和英藏敦煌絹畫的八大菩薩像中，觀音、彌勒、虛空藏、金剛手的持物與藏東造像相同，榆林窟第25窟文殊的持物也與藏東造像相同，普賢菩薩的持物不明，但除蓋障和地藏菩薩的持物與藏東造像存在較大差異。這表明敦煌吐蕃八大菩薩像主體上與藏東有相同的圖像特征。但是，榆林窟第25窟和英藏敦煌絹畫的除蓋障、地藏菩薩和英藏絹畫中文殊菩薩的持物與藏東造像及漢藏本《大日經》皆存在差異。榆林窟第25窟和英藏敦煌絹畫中除蓋障菩薩的持物分別是經篋和蓮莖。在胎藏界曼荼羅中，除蓋障菩薩多為左手持蓮出摩尼寶的形象，英藏敦煌絹畫中除蓋障菩薩左手持蓮莖的形象與此相似。除蓋障菩薩持經篋的形象應與金剛界曼荼羅有關，因為除蓋障位居金剛界三昧耶會東方第三尊的位置，其本誓愿形為經書。榆林窟第25窟和英藏敦煌絹畫地藏菩薩的持物均為摩尼寶珠；這是因為作為胎藏界地藏院的院主，地藏菩薩的基本形象即為右手持摩尼珠，左手持蓮花出寶幢。英藏絹畫中文殊菩薩的持物為經篋；文殊持經篋應來自于《金剛頂經》的系統，位居金剛界三昧耶會第三院北方首尊的文殊菩薩就是以經篋為三昧耶形的。這些情況表明，榆林窟第25窟和英藏敦煌絹畫的八大菩薩像雖然主體上與藏東造像有相同的文獻來源，但很明顯也間雜了金剛界曼荼羅造像系統的一些影響。敦煌吐蕃八大菩薩與益州經幢相比則屬不同的圖像系統。直到西夏時期，敦煌地區的東千佛洞第7窟中才出現了與不空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相符合的八大菩薩像。

綜上，吐蕃時期藏東地區的仁達、巴拉村、貝納溝等3處八大菩薩像應該是以藏文本《大毗盧遮那現等覺神變加持方廣經帝王法門》和同源異譯的漢文本《大日經》為主要參考雕造的。榆林窟第25窟和英藏敦煌絹畫在此基礎上還摻雜了金剛界圖像的因素，表現出較強的復雜性和不穩定性。

從佛教史的角度看，佛教傳入吐蕃時，古印度佛教已進入密教時期。因而，吐蕃從印度引入了諸多密教因素，直接從梵文翻譯了一批八大菩薩經典。除了前已論及的《大毗盧遮那現等覺神變加持方廣經帝王法門》外，在法藏敦煌藏經洞藏文文書中還有另外4篇經文與八大菩薩有關，分別為《毗盧遮那佛及眷屬贊》、《佛世尊毗盧遮那及眷眾贊》、《佛八大菩薩忿怒護法贊》以及《殊勝八大菩薩曼荼羅》。前兩篇經文中的八大菩薩是大日如來的眷屬，第3篇經文中八大菩薩為釋迦牟尼佛的眷屬，最后一篇經文在《甘珠爾》中也有收錄。此外，青海玉樹貝納溝大日如來佛堂的崖壁上還新發現了一篇古藏文“大日如來和八大菩薩贊”題刻。上述5篇經文表明，吐蕃時期八大菩薩的經典流傳到了藏東和敦煌地區。但這些經典除《大毗盧遮那現等覺神變加持方廣經帝王法門》外，其余的主要內容是對主尊與八大菩薩及其功德的贊頌，未見對八大菩薩手中持物及其圖像特征的具體描述。因此，這些藏文經典的主要功能應該是作為念誦的重要依據，而非八大菩薩的造像儀軌。也就是說，雖然八大菩薩信仰在吐蕃時期十分流行，但只有《大毗盧遮那現等覺神變加持方廣經帝王法門》對八大菩薩的持物等圖像特征做了較為明確的記載，故該經典就成為吐蕃八大菩薩造像的主要依據。

三、吐蕃與益州的佛教交流

自公元7世紀以后，佛教逐漸在吐蕃發展起來。在這一過程中，吐蕃一方面從古印度學習密法，另一方面也不斷派人前往唐朝求法。在吐蕃與唐朝的佛教交流中，長安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益州同樣值得重視。

從現有的資料看，吐蕃與益州之間無疑有著深入的佛教交流。據《拔協》記載，赤德祖贊時曾派以桑喜為首的使團到長安求法，他們回吐蕃時路經益州，拜訪了禪宗凈眾保唐禪系的重要創建者金和尚無相，并在成都凈眾寺停留3個月，跟隨無相學習佛法。無相圓寂后，弟子無住承其法衣。從敦煌藏文文獻P.T.116的第165、173、187葉看，無住的語錄曾被譯為藏文在吐蕃傳播。在藏文禪宗文獻中，無住的論說之多僅次于隨后入蕃傳法的摩訶衍。

自貞元二年（786年）始，摩訶衍先后3次赴邏些說法，期間發生了著名的吐蕃僧諍。雖然最終摩訶衍以失敗告終，但還是被授予“吐蕃大德”“國家大德”的尊號，其傳播的禪法依然受到了尊重。在摩訶衍的努力下，禪宗在吐蕃廣為流傳，吐蕃人習禪蔚然成風。根據敦煌藏文文獻P.T.996《大乘無分別修習之道》可知，除傳法外，摩訶衍還培養了一批吐蕃禪僧，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虛空藏和益西央。更為重要的是，這兩位禪師，尤其是益西央后來成長為吐蕃地區“堅定的禪宗思想的傳人”，是吐蕃佛教界的重要人物。根據仁達造像的題刻，益西央曾受命于吐蕃高層，主持開鑿仁達大日如來八大菩薩像及“玉、隆、蚌、勒、堡烏”等地的系列造像。在玉樹貝納溝大日如來堂、昌都察雅縣仁達、甘肅山丹縣扁都口等3處吐蕃造像的題刻中均發現了益西央的題名。最近，考古工作者在芒康縣幫達鄉然堆村距離朗巴郎增拉康數百米處再次發現了極有可能是益西央的題刻。同時，有學者認為仁達題刻中提到的凱·朗嘎寧布（或譯做“凱·南喀寧波央”）就是虛空藏。這表明，虛空藏極有可能也參與了仁達八大菩薩像的開鑿。

通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在唐代，包括益州在內的漢地與吐蕃之間保持著密切的佛教交流，是吐蕃佛教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但我們也清晰地看到，唐朝對吐蕃佛教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禪法上，而非密法。涉及到八大菩薩這樣的密教造像，吐蕃從印度選擇翻譯了不同于唐朝的梵文經典作為造像依據；唐朝翻譯的漢文本《八大菩薩曼陀羅經》可能在吐蕃地區并不流行，因而未對吐蕃的造像形成直接影響，從而造成了唐蕃兩地不同的八大菩薩圖像特征。

四、結語

文物考古資料表明，吐蕃與益州地區都曾流行八大菩薩像；雖然兩地八大菩薩的組合相同，但各身菩薩的圖像特征卻存在較大差異，分屬不同的圖像系統。新發現的唐代益州八大菩薩經幢是以長安地區傳入的《八大菩薩曼荼羅經》為依據雕造的，而吐蕃八大菩薩像的文獻依據則主要是藏文本《大毗盧遮那現等覺神變加持方廣經帝王法門》，同時參考了同源異譯的漢文本《大日經》等經典。從現有資料看，吐蕃八大菩薩像與密宗和禪宗的信仰均存在密切關聯，而益州地區的八大菩薩像則更多體現出唐密系統的影響。這種復雜多元的文化交流關系是我們在考察漢藏交界處的相關佛教遺存時需認真考慮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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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文中的左、右均以造像本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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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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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5]:675.

[9]同[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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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a.同[1]a.b.同[1]d.

[18]同[1]h:83-103.

[19]同[1]h:65-83.

[20]同[1]h:13-40.

[21] 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等.西藏芒康嘎托鎮新發現吐蕃摩崖石刻調查簡報[C]//藏學學刊(第16 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7.

[22]同[1]h:117-122.

[23] 以前刊布的各類資料均將貝納溝除蓋障菩薩手中的持物辨識為海螺，但筆者經仔細考察后發現，在海螺內右上方雕出了三顆圓形寶珠，故認為其持物為如意寶。

[24] 同[1]a.

[25]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華大藏經:甘珠爾(藏文對勘本,第86 冊)[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436-756.

[26]同[25]:693.

[27]同[25]:666.

[28]同[25]:666.

[29]同[25]:538.

[30]同[25]:665.

[31]同[25]:470.

[32]同[2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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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金雅聲,郭恩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84.

[39]同[38]:140.

[40]同[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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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同[47]:68.

[50]同[1]h:194-195.

[51] 張亞莎.吐蕃時期的禪宗傳承[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