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作家年譜編纂芻議

上海 謝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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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忠介公年譜〉敘》中，章學誠曾感慨道：“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以譜證人，則必閱乎一代風教，而后可以為譜。蓋學者能讀前人之書，不能設身處境，而論前人之得失，則其說未易得當也。好古之士，譜次前代文人歲月，將以考鏡文章得失，用功先后而已；儒家弟子譜其師說，所以驗其進德始終，學問變化?！薄爸苏撌馈币恢笔俏膶W研究的重要門徑，實齋此議既已彰明年譜之用，亦已指出年譜之內容與作法，成為歷來編纂年譜者議論之所資重。蓋其所依憑，實乃前人所作之諸多年譜，當屬經驗性的理論總結。僅以備受推舉的《陽明先生年譜》為例，其徒錢德洪主成其事，他就年譜編纂起源交代：“師既沒，吾黨學未得止，各執所聞以立教。儀范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勝。且喜為新奇譎秘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于倫物。甚者認知見為本體，樂疏簡為超脫，隱幾智于權宜，藐禮教于任性。未及一傳而淆言亂眾，甚為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并，以宣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尚足征乎？譜之作，所以征師言耳?！卞X氏所言，年譜以統合其事，有以昌明陽明之學說思想，征言求正以辟亂象。知乎此，年譜之作，其所求當不言自明，至于具體實施，則有所依傍，不至跑偏。

數年以來，學人好為年譜之編纂者，日以益眾，成果迭出，由古圣先賢而近人往事以至當下時人，無不譜次其年月實事，稱號年譜。然良莠不齊，粗精失當，亦比比皆是，反蕪雜而亂，莫衷一是。單以當代作家年譜而論，除去世作家年譜編纂成果數量相當，即便在世作家，稍具文名者也都悉數在列，甚而有些作家年譜不止一種，可謂豐富至極。但此類年譜要么簡單羅列事實，要么盡數抄書以系年，有些甚至編排混亂，皇皇數萬言的年譜竟不如簡單年表來得清晰。編纂目的尚不明確，措施便混亂雜糅，結果自然不如人意。要之，年譜編纂的核心在“考鏡文章得失，用功先后”，“以宣明師訓”，亦即“征言求正以辟亂象”，以達到“知人論世”的目的。編排上則充分尊重歷史事實，考辨事跡與實績，彰明文脈源流，在史料考證與征引上去取得當。

從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說起

1921 年秋，在長期進行歷史研究并發表了相應成果后，梁啟超開始以《中國歷史研究法》為題在南開大學做系列演講。俟后，同年的11 月和12 月便在《改造》第四卷第三一四號上，發表了經其文字修訂的演講部分摘錄。自感此次演講更注重“通史”的側面，而于“專史”極少涉及，他又于1926 年10月到1927 年5 月間，在清華大學做了系列演講，側重于專門史的具體作法。其中“分論一”的《人的專史》中，辟出專門章節對列傳、年譜、專傳、合傳、人表等體裁進行了詳細論述，既是一種經驗的總結，也是提綱挈領的歷史寫作指導。在梁啟超的基礎上損益之，對我們討論當代作家年譜編纂工作，將能起到積極的影響。

在年譜部分講座伊始，梁啟超便開宗明義，仍舊沿著“知人論世”的傳統年譜編纂的道路，論說道：“做年譜的動機，是讀者覺得那些文詩感觸時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會的背景關系很切；不知時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讀詩文，是領會不到作者的精神的：為自己用功起見，所以做年譜來彌補這種遺憾?！边@與章學誠的主張是一致的，結合錢德洪編纂《陽明先生年譜》與當代作家年譜編纂的特殊情況，我們仍要注意另外兩點：其一，年譜編纂亦要彰顯作家本人的成就，交代其流變與影響，強調其創作的文學史地位、思想性創建等。在具體編纂過程中，需要適當加入重要的文學批評、文學史著述，以昌明作家及其作品的意義與價值。其二，年譜編纂要能自成系統，獨立出來成為了解作家作品的重要依據與載體，在不閱讀其龐大全集的情況下能掌握其創作的實績與文脈歷程。這并非是要將“作家傳記”的編纂取而代之，而是想方設法以摘錄的方式“全面”展現作家的生命歷程與創作歷史、作品概況。為實現這樣的目的，梁啟超提出兩點建議：其一，“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當注意。大事看環境，社會，風俗，時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語行動，乃至小端末節，概不放松。最要緊的是看歷史人物為什么有那種力量?！环矫婵磿r勢及環境如何影響到他的行為，一方面看他的行為又如何使時勢及環境變化”。這所強調的乃是作家影響之來源，促成其創作風格形成的基本要素?！爸苏撌馈彼?，便在這種“時勢與環境”，不僅影響著作家，還影響著他筆下的創作。其二，“將生平行事，首尾畢見，巨細無遺。比如一個政治家的年譜，記載他小時如何，壯年如何，環境如何，功業如何，按年先后，據事直書。一個學者的年譜，記載某年讀什么書，某年作什么文，某年從什么師，某年交什么友，思想變遷，全可考見”。尤其作家的交游、同題吟詠、閱讀書目、所接受的教育等，皆為影響之所來源。文學起步階段的模仿、人生閱歷中思想的影響、國內外文學名著的啟發等，都應該成為年譜關注的重要內容。鑒于此，梁啟超強調：“獨立的年譜卻恰不同，越簡越不好。他的起源，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貴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見、所能畢讀的；為免讀者的遺憾起見，把全集的重要見解和主張，和譜主的事跡，摘要編年，時人一目了然。這種全在去取得宜，而且還要在集外廣搜有關系的史料，才可滿足讀者的希望?！奔幢阒骷?，其作品流傳的廣度、接受的程度都很高，也仍然要有這種保存史料、滿足讀者閱讀愿望的追求。

如此，具體編纂的方法、所要考量的方面、年譜的構成內容，也就要求盡量地豐贍、厚重。按照梁啟超的建議，年譜編纂要考慮如下幾個側面：（一）關于記載時事——譜主的背景；（二）關于記載當時人；（三）關于記載文章；（四）關于考證；（五）關于批評；（六）關于附錄。梁氏并未條分縷析，分別就年譜編纂所涉及的內容進行列條式提醒與建議，不過此六者具，年譜要追求的目標也就一定能夠達成。粗略言之，“譜主的背景”包括譜主的家室、成長的環境、受教育的過程、啟蒙的影響等，尤其“文學家和時勢的關系，有濃有淡。須要依照濃淡來定記時事的詳略，這是年譜學的原則”。即以賈平凹為例，他的創作與他的故鄉、與他父親、與他所生活的棣花鎮之關系，自不待言，需要明了此等生活的“背景”，對解讀他的作品才會有幫助?！锻昙沂隆匪鶎懯琴Z父與兄弟們未分家時的現實，《秦腔》則是棣花鎮的哀歌，《臘月·正月》又是其父的精神傳記……若不了解這譜主的背景，作品的解讀也會稍受影響?！皞ゴ蟮娜?，常常創造大事業，事業影響到當時人生，當然不能不記在那人的年譜上。就是活動力很小的人，不能創造大事業，而別人新創造的事業，常常影響到他身上，那么，時事也應占他年譜的一部分?！币越逃洑v為例，沈從文之于汪曾祺的意義、莫言的解放軍藝術學院的學校生活……都是應側重的。至于時事的影響，尤其是20 世紀50 年代生人，上山下鄉的知青生活轟轟烈烈、文學批評的扶持與影響……在在構成了他們文學的一部分。關于“當時人”，便是作家生命中出現的重要人物，舉凡父母親、授業恩師、批評家、作品的人物原型、雜志編輯、出版社人員等，都應成為作家年譜編纂的重要考慮對象。正因此，“和譜主關系最密切的，可以替他做一篇小傳；和譜主有關系而事跡不多的，可各隨他的性質，匯集分類，做一種人名別錄；姓名可考，事跡無聞，而曾和譜主交際的，可以分別做人名索引”。比如在賈平凹的創作過程中，父親賈彥春、前妻韓俊芳，以及師友張月庚、費秉勛、何丹萌、孫見喜等，乃至于曾合寫小說的馮有源、杜彥明等，都應該在其年譜編纂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好能附錄小傳。這當然就需要考證的工夫。

一般而言，許多研究者認為當代作家根本不需“考證”，甚至直接忽略。在年譜編纂過程中，考證作用其實巨大，不管是人物原型的考證，還是時事與作品之間的關系確證，乃至于譜主周圍人物的生平事跡，在資料搜集與考證上都應下苦功夫?！翱甲C的工夫本來是任何年譜所不免的，但有的可以不必寫出考證的明文，只寫出考證的結果便已足。若為詩人明白所以然起見，卻很有寫出考證的明文的必要?！北热鐝垷槺M管多次言及年輕時期的經歷，但他身邊的人物形象并不豐滿，他敘說過老師肖平、初中校長等，然而這些人物生平事跡，實在需要考證一番，或趁其健在，抓緊時間做口述史的整理，留下史料。關于“批評”，倒不是年譜編纂的重要側面，梁啟超提及這一項乃是因為年譜編纂有變成歌功頌德的危險，他說：“本來做歷史的正則，無論哪一門，都應據事直書，不必多下批評；一定要下批評，已是第二流的角色?！媸侵雒?，都應守此正則。有時為讀者的方便起見，或對于譜主有特利的看法，批評幾句也不要緊?！c其用自己的批評，不如用前人的批評。年譜家常常如此，但亦不能嚴守此例?！碑敶骷夷曜V的編纂，這一點則需要側重強調，即因文學批評的繁盛而產生大量的文本資料，“批評”則不許外求，搜集整理、條次分類、適當引用，即可見出這一環節的功力。以亓鳳珍、張期鵬的《張煒研究資料長編》為例，1995 年下有“10 月7 日、14 日，11 月11 日、18 日，《湖北日報》分別刊載昌切的《論爭熱的冷思考》之《源起篇》《尺度篇》《層次篇》《前景篇》，其中評述了張煒的人文精神”。只有簡單文章記載，卻未摘錄相關文字，一般讀者翻閱便不知所宗，即便研究專家也仍需按圖索驥找來原文，否則便對這一“評述”茫然不知。倘若年譜能概括、摘錄核心觀點，讀者也就不必因求備而興師動眾，更何況書名不言“年譜”而稱之為“資料長編”?！百Y料長編”無資料，也是缺憾之一。最后，“附錄”作為年譜重要構成，一般還會以“譜前”“譜后”“譜余”“世德紀”等名頭出現在年譜編纂中，亦即將譜主的事跡進行向前和往后的延伸拓展，更為全面地展示其生平。梁氏論說道：“要知道譜主的全體，但從生年敘到死年還不夠。他生前的家況，先世的系統，父母兄弟的行事……與旁文斜出，分在各年下，不如在正譜之前，作一個世譜?！V主死后，一般的年譜，多半就沒有記載了，其實不對。固然有些人死后絕無影響，但無影響的人，我們何必給他做年譜呢？即使說沒有影響吧，也總有門生子侄之類后來做了什么事，那也總不能擺在年譜正文中?！卞X德洪等人編纂的《陽明先生年譜》便以附錄的形式，單獨增加“世德紀”，述及王守仁先世情況；《晏陽初年譜長編》則以“引子”和“譜余”的形式，交代晏陽初成長的世界歷史大事與其去世后與之相關的事件。

需單獨提及、討論的話題，是譜主文章的處理。按梁氏所言：“附見文集的年譜，不應載文章。獨立成書的年譜，非載重要的文章不可?！睂τ诋敶骷夷曜V編纂而言，作家文集、全集幾乎是主要的材料來源，在陳述譜主生活事實后，應摘錄譜主相關文章、自述等文字，以構成年譜的核心內容。一切以譜主的文字為主，輔之以考證與辯駁，當是理想的年譜編纂形態。尤其譜主年少時期，事件相對較少，然譜主此后漸次以追憶的方式敘述童年經歷對自己文學創作的影響，此時便應以譜主的創作文字來入于年譜，以豐富其最初的記憶。更何況有些作家還作自傳、回憶錄等文字，給年譜編纂帶來便利?！豆裟曜V長編》可謂這方面較為成功的例子，在1-10 歲的年譜中，大量引用郭沫若的自述文字，此后的年譜中將其所作舊體詩詞幾欲盡數收入，使人能窺見郭沫若創作的風貌。相反，《沈從文年譜》的編纂者，盡管也引用諸如《從文自傳》等，但相對而言簡略到幾乎可以忽略的程度，對《沈從文全集》的利用不夠充分。在闡發關于“文章”載入問題時，梁啟超以舉例的方式說道：“記載文章的體例，《顧亭林年譜》最好。整篇的文章并沒有采錄多少，卻在每年敘事既完之后，附載那年所作詩文的篇目。文集沒有，別處已見的遺篇逸文，知道是哪一年的，也記錄出來。文體既很簡潔，又使讀者得依目錄而知文章的先后，看文集時，有莫大的方便。這種方法，很可仿用。篇目太多，不能分別，各年之下，可另做一表，附在年譜后?！闭浳恼氯胗谀曜V，附錄形式羅列篇目，直接將短小文章作為年譜內容……都是處理這一問題常采用的方式。

在年譜部分的末尾，梁啟超就年譜編纂的體例提出：“敘事的體例可分二種，一種是最簡單的平敘體，一種是稍嚴格的綱目體。平敘體以一年為單位，第一行頂格，寫某朝某年號某年譜主幾歲，第二行以下都低一格，分段寫譜主的直接活動，時事，詩文目錄。他的好處，在有一事便記一事，沒有取大略小的毛病。綱目體是《王陽明年譜》首創的，第一行和平敘體相同，第二行也低一格，標一格很大的綱，第三行以下低二格，記這個綱所涵的細目?！@種體例有一種困難，到底要多大的事情才可作綱？有綱無目，有目無綱，可以不可以？很要費斟酌。弄的不好，容易專記大事，忽略小事。假使大事小事都有綱有目，又不相稱。但我仍主張用這體，使得讀者較容易清楚；但作者須用心斟酌?！痹诋敶骷夷曜V的編纂上，這兩種體例也是常用的，只是因為具體情況的不同，編纂者還可以再行細化、重組，不定于一尊方能有創新效果。

當代作家年譜編纂管窺

披覽當代作家年譜編纂情況，可以從兩套叢書入手，即“《東吳學術》年譜叢書（甲種：當代著名作家系列）”與“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年譜叢書”。近些年來，隨著當代文學研究“史料化”傾向愈發明顯，史料文獻的搜集整理與相關傳記、年譜的編纂也進入熱潮。盡管并未呈現鋪天蓋地的年譜編纂狂潮，但對當代文學而言，頂著諸多質疑聲、邁著堅實的步伐，試圖一步一個腳印扎實推進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化工程，在這一點上這兩套叢書都可謂完成了他們的使命。誠如“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年譜叢書”主編所言：“盡管這些已出版的年譜還存在不少問題，但無疑是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建設的一個突出的亮點?！碑斎?，如果我們不及時反思總結，從學理上廓清當代作家年譜編纂的相關問題，這種亂象將會持續存在而不能得到精益求精的進展。

“《東吳學術》年譜叢書”依托《東吳學術》雜志，先以期刊文章的形式連載當代重要作家的年譜，后形成叢書，目前已出版《莫言文學年譜》《鐵凝文學年譜》《閻連科文學年譜》《余華文學年譜》《蘇童文學年譜》《阿來文學年譜》和《范小青文學年譜》等幾種。因其刊物文章所限，篇幅都不大，即便后續整理為專門圖書，字數也都在10 萬字左右。每一個年譜都冠之以“文學年譜”的名頭，但實則均為“簡譜”，失之于簡單化。以《鐵凝文學年譜》為例，2000 年僅僅記載了三件事，一是鐵凝陪父母旅游俄羅斯，二是《大浴女》出版，三是王一川在《文學評論》發表專文評論《大浴女》。長達5 頁的內容，以文學批評筆調介紹、品評、鑒賞《大浴女》的內容占了4 頁多，其余則都一言帶過。不唯此，無論編纂體例的設置，還是內容的考證翔實、對文集以及其他史料文獻的占有，都呈現出凌亂與莫衷一是，只能說該系列叢書“初步具有年譜的面貌與規?！?，與考究、嚴格的年譜編纂還相去甚遠。陳思和為這套叢書所寫的“序言”提出年譜編纂之功：“一是詳細考訂譜主家世背景、個人遭際、思想著述、親友關系等史料；二是對于譜主經歷的歷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三是對其人其書的整體研究的推進?！眹栏癖日者@三條要求，這套系列年譜可謂差之千里。首先，史料麇集的功夫幾乎難覓蹤影，既沒有大規模地搜集史料，也未對作家自述文字、相關傳記類文字、回憶錄等進行普查，導致資料不足，勉強用文學批評的筆調來湊字數。其次，史實考證的闕如，整個叢書都未見史料考證，更不見資料來源的介紹與證實，舉凡報紙、研討會記錄、期刊等，只偶爾露面。再次，編寫體例十分隨意。所有七位作家的文學年譜，均以年來系事，但年下卻不分月份，籠統地敘述譜主二三事，看上去更像是拼湊起來的資料匯集，而沒有年譜的格式體例。最后，事項記載不明晰，同一條目下雜亂地混入其他事項，以至于混淆視聽，反而把原本明確的事項帶入混亂之中。以《蘇童文學年譜》1994 年為例，一上來就是籠統地將本年度蘇童發表的小說盡數羅列在同一段落中，甚至只用頓號區分不同篇目，用逗號羅列轉載情況，而不采用分號。這倒也算作事實羅列之一種，但后面有一段：“截止到1994 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共出版了《蘇童文集》五卷（《少年血》《世界兩側》《婚姻即景》《末代愛情》《后宮》），這五卷于1995 年被國家出版部門評為該年十大優秀暢銷書之一。這一年，蘇童獲得‘江蘇省文學藝術獎’?！逼湟?，“國家出版部門”是哪一個部門？如果這一點不明確，根本無從得知獎項的級別，也無法判定評獎的結果從何而來，亦無法知曉這一句話的來龍去脈的根據。其二，信息未注明來源，且不知道同樣獲得該獎項的其他作品，缺乏事實依據與相關資料的補充。其三，“這一年”到底是哪一年呢？是1995 年被評為“江蘇省文學藝術獎”，還是1994 年當年呢？如果是當年獲評這一獎項，那么是否應該另列條目進行敘事呢？其四，獲得“江蘇省文學藝術獎”這一獎項與《蘇童文集》并置在一起，極容易造成蘇童是因為這一套文集而獲得該獎項的假象。但有不明確，到底是不是因為這一套叢書而獲獎，模棱兩可，引起懷疑。諸如此類的問題，比比皆是。大約是因為操刀這一系列年譜的作者都是當代著名的文學批評家，他們少有閑暇去做史料搜集與考證、年譜體例編排等瑣碎之事，匆忙之間成書，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也就在所難免了。又或者因為《東吳學術》試圖打造“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的研究實績，試圖搶占前沿要地而無法兼顧年譜編纂的耗時與搶灘登陸的時效性之間的矛盾。這且不論，該叢書以如此大的規模推出，足以夯實史料化研究的基礎，使得許多爭訟暫時平息，深入細致的年譜編纂，在由此套叢書所開辟的道路上繼續前進。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

稍后推出的“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年譜叢書”，目前為止僅有《韓少功年譜》《賈平凹年譜》與《鐵凝年譜》。相比較而言，這套叢書因其晚出，從而能克服當代作家年譜編纂粗疏、混亂的弊病。僅就出版的三冊年譜來看，有如下特點：其一，編排體例較為完善，以年為主，按月份排相關史事，每個事項都單獨列出，屬于梁啟超所謂“綱目體”，較為清晰。其二，每一年譜主事項之下，安排文學批評論著作為附錄，可把當年相關文學批評情況反映出來。作為作家生活的重要部分，文學批評對其所造成的影響向來被忽略，但如賈平凹這樣的作家，其創作生涯的轉折時期，背后都有文學批評若隱若現的身影?！顿Z平凹年譜》便在1982 年條目中，首先將“筆耕”小組對其《二月杏》等作品的批評作為關注的焦點，并援引眾多批評話語入年譜，使讀者即便非專業研究人士，也能了解發生在作家身上的重要事件。其三，多采引作家本人的言述，尤其是作家關于自己創作思想、背景等的自述，構成年譜的主體部分。以《韓少功年譜》為例，1995 年1 月下有記載其發表的《為什么寫作》一文，就援引原文，來標明韓少功“堅持寫作的緣由”，不但豐富了內容，還擁有了譜主發聲的通道。此外，盡量搜集相關史料，以事無巨細地記載譜主的人生經歷；圍繞著譜主，努力展開各種背景的介紹，將之置入當代文壇的氛圍之中……即便如此，這些年譜的編纂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其一，幾乎都是事實羅列，少有譜主思想發展脈絡、所受影響的介紹與展示。這尤其體現在《賈平凹年譜》的內容上，每一年都是某年某月某作品發表于某刊物，某年某月某評論文章發表于某刊物，某年某月某部著作在某出版社出版……因賈平凹創作習慣上，會把寫作日期標注在文末，系年并不困難，但要展示其背后的思想脈絡發展、所受影響來源各種，是需要年譜編纂者來挖掘、組織的，純粹事實羅列會讓年譜變得簡單而失去應有作用。其二，一些基本歷史事實，未經核實、考證，年譜的編纂建立在二手材料甚至傳記作者的“非虛構”基礎之上?！顿Z平凹年譜》在1974年條目下，僅有一條記錄，關于《深深的腳印》的發表情況，并引用賈平凹自述來界定這篇作品對他的意義。但張東旭也許并未去核查這篇文章的具體出處，把它系于1974 年10 月。然而，這篇作品是發表在當年11 月24 日《西安日報》第四版上，且系一篇合寫的文章，合寫者為杜彥明。不但日期記載出錯，且未能交代合作者信息，造成以訛傳訛的結果。其三，譜主的背景作為年譜編纂的重要內容，往往被忽略，家世介紹也僅止于父母雙親。韓少功、賈平凹作為尋根文學的代表，年譜中對他們的家鄉、下放地都缺乏地方志的摘錄、相關史地知識的加入，顯得粗疏、不完備。自然，還可以列舉更多有待提升的側面，但年譜編纂存在的問題，在在提醒編纂者，當代作家不是不可以編纂年譜，而是在編纂過程中應該如何處理相關細節、史料文獻的工夫如何發揮作用……這些如果不改正，恐怕年譜編纂出來也會成為粗糙的時代半成品。

另外，還可提及的是未列入叢書的《王蒙年譜》《汪曾祺年譜》與《路遙年譜》。前者編纂時間較早，屬于實驗性質的作品。后兩部年譜都經歷過數次重修，并未能臻于完善，失于簡單，缺乏考證，未能反映作家的思想，無法窺見作家創作的面貌等，都是與兩套年譜叢書類似的問題。如何編纂一部令人滿意，給研究人員與普通讀者都能帶來驚喜的年譜，當代作家的年譜編纂者們應從古代作家、現代作家的年譜編纂上去尋找些許借鑒，興許可以解決不少問題。

略述已有年譜以作資鑒

因自身發展與研究歷史較為悠久，相關史料文獻也足稱豐盈，古代相關作家的年譜編纂經數代人努力，已蔚然成風，且實績頻出。即便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大家，也都盡數在年譜編纂成果之列，簡譜、年譜、年譜長編……各種形式均有。如關于魯迅的年譜就不止一種，體例豐富詳備，為以后的年譜編纂積累了大量經驗。重新回頭來披覽已有的體例完備、內容豐贍、持論公允、史料充盈且在學界有相當影響的年譜，能為當代作家年譜的編纂工作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強調，年譜出現得較晚，約在唐朝末年才逐漸興盛，“現在傳下來的年譜，以韓愈、柳宗元二人的年譜為最故”。即便如此，此二者的產生也已經是在北宋元豐七年及以后了，直到南宋時期年譜才逐漸增多。明清時期是年譜發展的鼎盛階段，從學者的專利品變為各種人物均可適用，規模也從一二卷增加至十數卷乃至數十卷，內容、體例等皆愈發精密，后人關于年譜編纂的著述，也都奠基于這些實績。在這些年譜中，較為突出的是錢德洪等弟子共同編纂的《陽明先生年譜》七卷，其中正譜三卷，附錄四卷，包括年譜、譜余、世德紀、年譜序跋、后學追憶。年譜分量適中，內容完善，可資借鑒處頗多，其中有二，特為顯著：其一，譜主為著名心學代表人物，概括其思想發展脈絡，援引其原著以厘清其學說，成為年譜的核心內容。如王陽明三十八歲這一年，記載“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事情具體簡略得當，接著不再鋪開此確事，而記載“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于此條目下，鋪開為何王陽明轉向論述知行合一，初始階段如何論述知行合一等。蓋因“致良知”“知行合一”乃陽明心學核心內容，交代其源流始末，也就可以見出其思想學問的流變與影響。再如四十八歲這一年，核心事件是王陽明不費朝廷兵馬舉義兵平定江南叛亂，年譜就暫時跳開思想的介紹，強調的是行動、實踐，同樣應和于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主張。從如何去福建平叛途中聽聞江西叛變發生，到如何舉義兵、如何誓師、如何戰斗，王陽明沉著鎮靜、淡定從容地指揮軍隊的形象得以塑造，治國平天下的學問得以實踐，便呼之欲出。這是“思與事的統一”。其二，圍繞王陽明周圍所發生的重要事項，無一遺漏，以年譜附錄的形式將譜余、譜前（即世德紀）、后學論述與吊唁、相關序跋等全都收入，詳備而不蕪雜繁亂，調停得當，秩序井然。如世德紀部分，先收錄王陽明父祖先世的傳記，以明其家世；再收入陽明墓志銘、行狀等文，與年譜記載互相輝映，尤其是弟子黃綰所撰《陽明先生形狀》，篇幅宏大，概括其一生；為資參考，其后再收入多篇祭文，從朝廷至于地方官員以及眾弟子，他們都有所側重地懷念王守仁，合起來其形象也就完成了。不唯此，附錄部分還有其門生相與論學的文章，可窺其學說流變之蹤跡，對了解思想史上的“陽明后學”有提綱挈領的功效。即便如此，該年譜仍有許多缺陷，“未能廣泛搜集資料并加考辨甄別，門人尊師之見又重”，導致“錯誤太多、空白太多”等紕漏，幾百年來不斷有人重修，至近年束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出，終有類似于集大成的年譜出現。長編共四冊，皇皇131 萬字，在順序上將錢德洪編纂的《陽明先生年譜》中的“世德紀”置于卷首，并增加論述“陽明生平學術之變”的眾多文章，后按年系月以綱目體的形式逐年記載王陽明的經歷、著述、講學等。年譜末尾附錄有《續傳習錄》《后鑒錄》與《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既是王陽明學問的延續，亦是后人所作新傳。長編大量引用原始文獻資料，不但對王陽明的全部著作進行完整或摘錄式的引用，還對與他有來往的友朋門人等的書信進行大段引用，因此資料占有充分、引用得當，在年譜的基礎上擴展、充實，形成了獨具的特色。其一，事無巨細，詳實地展示王陽明一生中的所有能搜集、考證到的行蹤。同樣以四十八歲這一年的記載為例，錢德洪所記側重平叛事件，而未能顧及王陽明作為文人本色的創作行為，束景南在這一年的“正月立春”日，記載王陽明寫詩詠嘆新春氣象，并將全詩抄錄于后。接著才交代上疏、以病乞休未允等諸事，中間還加上了交游情況，即汪循與之書信來往論學、周汝方至江西問學等。隨后展開平叛詳情，并交代其前緣，即寧王朱宸濠謀士暗中相邀叛變、發符牒命郭詡避禍遠游等。在每一條目下引用相關歷史文獻，末尾加上束景南本人的相關考證文字，年譜長編變得蔚為大觀，即便不熟悉王陽明文章思想，甚至對其一無所知的閱讀者，遍覽年譜也能一一知曉。其二，史料文獻占有相當充分，考證工夫足見功力，年譜即可稱信史。比如同樣是四十八歲這年，交代朱宸濠“國師”劉養正在叛亂之初以為母求墓志銘為借口而暗中邀約王陽明叛亂條目下，先是援引《羅洪先集》卷十五中的《別周龍崗語》，告知王陽明與劉養正實則為“素厚善”，使人恍然大悟，并得知王陽明之所以能夠成功平叛，其實也有賴于這種“知己知彼”的原因。不唯此，因正史無劉養正此人記載，束景南特列出按語，詳加考證，才得知劉養正科舉場的失意、被舉薦又不錄用的悲催人生，旋即被朱宸濠厚聘，也就情理之中事?；诖?，我們也應知道，年譜編纂看似簡單，似乎史料文獻的剪裁與組織，而實則是一項復雜、長期且考驗學術功力的事情，它既需要對譜主的文章事、生前身后事等的諳熟，也要對其思想、為人、性格等如其所是地掌握，此外還需對譜主所處的時代、社會、歷史等有著宏觀的把握。在史料文獻間越是游刃有余地自由穿梭以剪裁組織，越是考驗編纂者的見識、視野、學問的訓練等功力。

王陽明年譜之外，古代文人的年譜編纂方面，可資借鑒者當推孔凡禮的《蘇軾年譜》與《三蘇年譜》。按其在序言中所說，《蘇軾年譜》成于一系列對蘇軾作品的點校工作之后，“點校蘇軾詩、文集，有幸得飽覽蘇集各種善本，以其余力，得窺總集、別集、類書、史書、筆記、詩話方志、金石碑帖中有關蘇軾之紀述”。如若將之算作年譜編纂的準備工作，亦未為不可。大量史料文獻的積累對編纂作家年譜而言，是基礎性、必備的前提性工作。再加上孔凡禮之前，已有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傅藻《東坡紀年錄》、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以及施宿《東坡先生年譜》等，給新的年譜編纂打下了基礎?？追捕Y在這些基礎之上，詳加考訂論證，成《蘇軾年譜》近百萬言，詳略得當，安排從容。年譜不單列附錄，把譜前、譜余等相關內容，直接置入年譜正文。譜前相關家世、族系置入蘇軾生年之前的字號介紹之下，花費相當篇幅考證蘇氏家族自“系出高陽”經后漢至父輩，以至于伯父、兄長、堂兄姊妹等，一一羅列。譜余相關諸事，則系于卒年之后，自“其卒也，四方震悼”至譜尾，舉凡安葬、友朋門人祭文、文集刊布、皇帝詔序等，悉數入內。因篇幅所限，《蘇軾年譜》刪汰嚴重，系年條目之下，僅存相關文章題目而未見摘錄文本，普通讀者難以得知蘇軾創作、交游、文學思想等，自《三蘇年譜》出，始得稍窺其內容?！度K年譜》共222 萬字，乃《蘇軾年譜》一倍多，孔凡禮陳說道：“《蘇軾年譜》，原為二百萬字，幾經刪壓，出版時為九十九萬字。蘇軾友人與蘇軾之交往文字，存者才十一；其余十之九，皆略其文存題。讀者以為可補，今補之。蘇軾交游資料原略去甚多，今亦補之。蘇軾詩、文、詞可系年者尚不少，今系之?！闭w而言，雖然這部年譜名為“三蘇年譜”，但實則仍舊是“蘇軾年譜”，其父與其弟年譜插入其中，作為交游與家世一部分，因此《三蘇年譜》可看作《蘇軾年譜》的“修訂增補版”。年譜卷二“蘇軾誕生”條前，孔凡禮用極簡筆墨草描蘇洵生平，而自此后則以蘇軾行跡為主，父弟附之。綜合來看，孔凡禮用功之深，可見一斑。一者，史料文獻之豐富，堪稱恢弘，然因蘇軾留存詩文詞體量龐大，逐一援引并不現實，再加上其父其弟文名亦宏，與之交游者歐陽修、梅堯臣、王安石、司馬光等諸人亦作品體量過大，其門生黃庭堅、秦少游等人亦如是，孔凡禮在年譜編纂上既要照顧到諸多文獻的史料價值，又要節約篇幅，因此采用少量摘錄、重點擇取、全面留題的方式，可最大限度地保留文獻，亦可簡略窺見譜主思想與作品概貌。以熙寧八年（1075）為例，其年蘇軾四十歲，蘇轍三十七歲，正月條下有蘇軾與喬敘、段繹唱和《除夕》詩，中引蘇軾詩作二句，余存題以備查。十五日條下，蘇軾作《蝶戀花》詞回憶杭州上元節之盛，僅存題與出處；二十日條，蘇軾作名詞《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亦僅存題與出處；其后，蘇轍、蘇軾兄弟有詩互贈，則引其中蘇轍一首，蓋因此一首較少見，且詩乃敘述兄弟情誼，故引入以增年譜之豐饒。如此安排，既是對史料文獻的擇取刪汰，也是最大限度保存史料的方式。二者，能體人心情，年譜中有文學評論語，亦有知人論世之背景交代，長者可謂一篇文學評論兼歷史考證文章。同樣以熙寧八年為例，中有一條謂：“蘇軾出城送客，不及，乃步至溪上，賦二詩?！逼湎路譃榫挪糠?，分別陳詩歌出處、其一內容、其二內容、推測蘇軾心情并言及蝗災、繼續陳述旱災、盜賊猖獗、鹽稅沉重、總結蘇詩與四種災害的關系、對比密州與杭州之間差異并推測兩首詩作約為蘇軾牢騷。四種原因的分析以及密州和杭州之間的對比，是探析詩作產生的原因，成知人論世之說，言及思鄉之情、發生活之牢騷，則是品鑒兩首詩作。其余類似此者，年譜中比比皆是，將之看作年譜可，看作北宋社會史、生活史與分階段文學史，亦可。一譜而兼具多重功能，不是其雜，而是其得當。

現代作家年譜中，論豐富則屬魯迅，而論精當完備，《郭沫若年譜長編》與《葉圣陶年譜長編》則可作為資鑒。魯迅亦有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纂的《魯迅年譜長編》，但迄今只出版第一卷，后續未出版，不知何故。僅就出版的第一卷而言，也可作為當代作家年譜編纂的參考對象。該年譜有兩個優點：一是大量注釋的加入，一則交代史實，豐富補充年譜正文，二則引入考證資料與依據，并交代考證過程。如1881 年魯迅誕生時，介紹其家世，用了兩個注釋分別交代父親周鳳儀和母親魯瑞的生平事跡，把譜前內容不單獨羅列。即此，年譜可節省篇幅只關注魯迅本人，且不至家世內容闕如。在排版上，年譜內容與注釋分列兩側，互為鏡像。二是大量圖片的加入，豐富了年譜的內容。近現代以來，隨著科技的進步，攝影改變了史料文獻存在的樣態與內容，現代作家與當代作家均留有大量影像資料，這一部分當吸收進來。另外，重要作品書影之類，也應拍攝以加入其中，做到年譜編纂的與時俱進。惜乎年譜后續未見出版，不能得窺全貌，且整體而言年譜偏重于事實羅列，少有引用魯迅原文以描述其文學創作、思想發展的地方，尚稱欠缺?！豆裟曜V長編》共5 卷236 萬字，“完整、真實地反映郭沫若作為20 世紀中國文化巨人豐富多彩的一生，包括他的人生道路、思想歷程、文學創作、學術研究、社會活動、國務活動、人際交往等各個方面”。其突出的優點，在于對郭沫若原作的大量引用抄錄，證之以史料文獻，在旁證、自證等方面皆有創建。以1920 年郭沫若二十八歲為例，這一年的年譜中首先記載相關社會歷史大事，以及文學界發生的重要事件，再在1 月20 日詳細記載《鳳凰涅槃》一詩的誕生，引用了原文中的“小引”，介紹了詩的構成以及簡要內容，摘錄相關的詩句，并以文學批評的眼光來分析這首詩。不單如此，還對該詩的收錄、修改、版本等進行考辯，又抄寫相關自述來證實這首詩寫作的意圖、所受的影響等。這一超離一般年譜的編纂，近乎文學史研究。同一年年譜記載中，多次記載郭沫若與宗白華的通信，以及相關文學觀念與主張，尤其要點摘錄式地引用《生命底文學》，把這一時期郭沫若的文學思想完整呈現出來，與其創造社行動、詩作與戲劇創作聯系起來，既是生命軌跡的記載，也是在探索這些文學創作的前因后果?！度~圣陶年譜長編》共4 卷213 萬字的規模，在史料文獻搜集與整理、記載詳備細致、持論公允上，亦是可資借鑒的對象。典型的記載如1928 年1 月10 日條目下，詳細介紹《小說月報》第十九卷第一號上刊登的相關文章，特意引用了施蟄存、吳泰昌、歐陽文彬等文章，贊許葉圣陶主編《小說月報》時的貢獻，還特意記載他對錢杏邨的幫扶，既能了解葉圣陶的生活軌跡、為人處世，也能窺見其文學思想。這一點與《郭沫若年譜長編》是一致的，資料占有的豐富保證了旁證、自證的合理性，使得年譜編纂更為嚴謹。

此外，尚有多部年譜可資借鑒，其中最為著名的當數《毛澤東年譜》。該年譜分為《毛澤東年譜:1893-1949》共3 冊145 萬字，《毛澤東年譜：1949-1976》共6 冊297 萬字，篇幅巨大，資料翔實，體例完備，詳略得當。其他如《曹禺年譜長編》《聞一多年譜長編》《章太炎年譜長編》等也都取得了較高的成就，當代作家年譜的編纂向他們看齊，不但可取，且是應該的。

當代作家年譜編纂芻議

編纂一部具有較高價值、史料豐富、擇取得當，不僅能給專業研究人員以參考，還能讓普通讀者窺一斑而知全豹的年譜，實則是一項艱巨且漫長的工作，它需要長年累月的史料文獻的搜集與整理、對資料進行考辨等苦功夫，也需要有理論的功底、寬闊的視野，對編纂者而言，充滿挑戰。但無論如何，一定的編纂原則還是一以貫之，仍需再次明確。一者，年譜編纂即為作家研究，且是整體性、學術性研究，并非簡單的史料匯編。研究性視野的加入，才能保證年譜既提供作家行為事跡，也能觀照其創作流變、思想動態，以及其文學影響所來與所至。倘若只是資料匯編，按年系月編排，盡管也有年譜的規模，卻缺少譜主的靈魂、性格、氣質與大寫的主體性。以莊園所編纂的《高行健文學藝術年譜：1940—2017》為例，全書不但大量堆積相關材料，按年編排，且其所引資料十分有限，細心的讀者只要翻閱，即可看到這部4冊71 萬字的年譜，幾乎是由劉心武《了解高行健》、林曼叔《解讀高行健》、劉再復《論高行健的狀態》與《再論高行健》及《讀高行健》、亞洲藝術中心《高行健》等有限的幾本書累積而成，其他資料少之又少。若年譜不從整體研究作家，只是憑借只言片語來記載史事，就會失之于簡單與片面，這與字數多少是無關的。二者，年譜編纂應有文學史眼光，同時需具有思想史、社會史等視野，要做到通史與專史的結合。梁啟超所一再強調的偉大人物之影響時代與被時代所影響，即是社會史的側面，亦是思想史的側面，將這些側面綜合起來，其實是一個時段內的通史之呈現，而譜主生平及其交游所牽扯則構成人的專史。以《曹禺年譜長編》為例，開頭的引子完全與曹禺無關且簡單明了，即“1907 年，在日本東京春柳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錄》，它標志著中國話劇的誕生，開啟了中國話劇的歷史”。這是通史角度的文學史視野，也是現代社會史發展的側面，曹禺作為著名劇作家，這構成了他的重要背景。此后，年譜每一年都首先列舉該年重大政治、軍事、文學大事，后再逐一按日系事，編排譜主事跡。由此可見。三者，年譜編纂應是一個系統工程，它以譜主為核心，糾纏著文學思潮、文學期刊、文學運動、文學評論、出版發行等。最為典型的，莫過于文學批評的摘錄。以《張煒研究資料長編：1956—2017》為例，在1998 年6 月載有於可訓《中國當代文學概論》一書中關于張煒長篇小說《古船》的評價，摘錄了核心觀點，其他刊物發表文章也系入月下，重要文章摘錄觀點，普通文章僅列篇目、期刊等信息，有詳有略，頗為適宜。如此，一部作家年譜，可以牽扯出一個時代的文學史側面，文學的整體動態、歷史進程等都一目了然。

編纂當代作家年譜，因時勢變遷過于迅速，與古代文學的歷史場域有非常大的差異，甚至與現代文學所處的社會環境也有較大不同，需有所變通才能與時俱進。就年譜編纂的內容與體例而言，它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譜前，即對作家家世的介紹，還包括作家出生地的歷史地理介紹。家世考證，其重要性自不必說，歷史地理的考索蓋因當代作家都幾乎在文學中染指自己的家鄉，尤其是尋根文學作家，故鄉之意義非同一般。因此，地方志、地方通史類資料入年譜，就非常有必要。如《賈平凹年譜》，就缺少譜前，即便在賈平凹出生的1952 年下，也未見任何關于商州地方的介紹，這對理解此后賈平凹創作的大量商州文學文本是非常不利的。其二，以綱目體為主，在年之下應羅列當年重要社會歷史事件，以及重要文學史事件等，以曉明譜主所生之時代背景，尤其是對或將對譜主產生影響的事件，應變換字體，單獨開列。應注意的是，切不可把社會歷史時間置入年譜中，造成強行湊字數的不良印象。以《韓少功年譜》為例，在1953 年11 月和1958 年5 月條目下，分別羅列了湖南省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召開情況，顯得不倫不類，反而混淆視聽。其三，具體記載中，譜主重要事情應作為核心，下引相關文獻，如資料允許，應自證與旁證結合，再詳加考訂、論證。這一方面既考驗編纂者史料搜集與考證的工夫，也有對其擇取資料的視野之要求。如《聞一多年譜長編》中1926 年4 月27 日條目下記載聞一多與朱湘關系惡化事，同時摘錄聞一多致梁實秋信件內容與徐霞村《我所認識的朱湘》，提供了雙重視角，夯實了史事的基礎。其四，凡是與譜主有關的任何事情，不管細微瑣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還是傳聞流言都應記錄，以注釋的方式交代其真實性或加入“可備考”等字眼。其五，文學批評或文學史著作中關于作家創作之評論，應盡量擇取核心觀點以入年譜，如此便能申明作家創作所應有之價值與意義及文學史地位。不僅如此，還應加入編纂者對文學作品的概括與介紹文字，甚至可以出現文學研究相關文字，以展示編纂者的研究成果。如此，便能戒除只是單純羅列事實的枯燥乏味與單一。如《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1980 年8 月12 日記載《受戒》刊于《北京文學》第10 期，后有一段交代寫作情況的文字，略顯簡單，又未能概括這篇小說的內容，也沒有交代此后小說收錄情況，相關文學評論同樣沒有摘錄。作為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在作家創作生命中所占據的位置極高，即便在文學史上亦有重要意義，倘若不詳加介紹、評說、摘錄、考證等，最起碼在年譜分量上“泯然眾篇矣”，實在無法凸顯編纂者識見與判斷。尤其當代作家多有長篇小說，內容概括與編纂者的文學批評文字，置入年譜之中并不多余，也不累贅，相反能給年譜增加豐富度。其六，靈活運用所有資料，尤其是善于運用影像資料，作者照片、合影，相關文章的身影與書影等，如此一目了然，便可事半功倍。其七，關于譜余，當代作家年譜編纂當慎重，一來是在世作家還未到譜余編纂的程度，去世作家如何處理譜余也有待商量。大致看來，去世作家譜余應交代其作品評價、入文學史狀況、全集出版等相關信息，都應繼續入譜。自然，關于年譜編纂，此七者乃基本要求，具體情況又要依據譜主而靈活變化，形式可多種多樣，不拘一格。

要之，當代作家的年譜編纂既是一項史料文獻的搜集與整理工作，亦是一項圍繞著譜主而展開的綜合性、系統性與整體性的文學研究，同時也是一項嚴格的文學史撰述工作，它需要長期的積累、扎實的史料文獻功夫與嚴肅的學術研究態度，不可爭一時研究高低而倉促成事，亦不可草率應付以湊成科研成果。它可以與作家全集的編纂、傳記的撰寫、作家作品研究同時并行，一譜成而一作家研究能透徹，一人透徹則文學史逐漸明朗，從而達成一種相得益彰的效果，以通史之視野成一人之專史。末了，我們仍引用梁啟超的話來作為結尾，他說：“譜主的事跡，不是羅列在一處的，我們必須從許多處去找；找來了，不是都可以用的，我們必須選擇；擇好了，不是都是真實的，我們必須辨別；辨清了，不是都有年代的，我們必須考證；考定了，不是可以隨便寫上去的，我們必須用簡潔的文字按照法則去敘述。至于無年可考的事跡，言論，怎樣去安排；幫助正譜的圖表，怎樣去制造；譜前應從何時說起；譜后應到何時截止；種種困難，都須想方法解決。倘使不能解決，便做不成年譜；倘使做成了年譜，以后做別的歷史，便容易多了?！?/p>

2022.3.28 —4.1 于滬上知齋

①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商務印書館2017 年版，第538 頁。章學誠也強調：“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記一朝，天下之史也?！笨蓞⒁娬聦W誠：《文史通義校注》，葉瑛校注，中華書局2014 年版，第544 頁。

②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中華書局2015 年版，第1552 頁。此序作為年譜附錄，依于書末。

③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177 頁。梁啟超的演講是按照他的隨性而為前進的，但我們在整理過程中，則按照一般的年譜編纂思路來整理。

④⑤⑥⑦⑧⑨⑩?????②8?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145 頁，第152 頁，第179 頁，第185 頁，第181 頁，第187 頁，第189 頁，第190 頁，第191 頁，第187 頁，第188 頁，第194—195頁，第152 頁，第197 頁。

?? 亓鳳珍、張期鵬：《張煒研究資料長編：1956—2017》，山東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第164 頁，第220 頁。

?可參見杜學元、郭明蓉、彭雪明：《晏陽初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

?可參見蔡震：《郭沫若年譜長編：1892—197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版。

?可參見吳世勇：《沈從文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 武新軍：《總序》，見沈紅芳：《鐵凝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1 頁。

? 張光芒、王冬梅：《鐵凝文學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79—83 頁。

? 陳思和：《序言》，見劉琳、王侃：《余華文學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1 頁。

? 張學昕：《蘇童文學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85 頁。

??? 相關介紹可參見張東旭：《賈平凹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31—32 頁，第11 頁，第1 頁。

?? 武新軍、王松峰：《韓少功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116 頁，第1—2 頁。

? 相關情況可參見謝尚發：《〈深深的腳印〉考錄》，未刊稿。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中華書局2015 年版，第1396 頁。

??? 束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7 年 版，第1—2 頁，第1085—1101 頁，第1099—1100 頁。

??? 孔凡禮：《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 年版，第1 頁，第4—8 頁，第1419—1440 頁。

??? 孔凡禮：《三蘇年譜》，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 頁，第815—816 頁，第818—819 頁。

? 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纂：《魯迅年譜長編》第一卷，河南文藝出版社2012 年版，第1—2 頁。

④0? 林甘泉、蔡振：《郭沫若年譜長編：1892—197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1 頁，第133-134 頁。

? 商金林：《葉圣陶年譜長編》第一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391—392 頁。

? 相關情況可參見莊園：《高行健文學藝術年譜：1940—2017》，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9 年版。

? 田本相、阿鷹：《曹禺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1 頁。

? 相關記載可參見聞黎明、侯菊坤：《聞一多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293—294 頁。

? 相關記載可參見徐強：《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廣陵書社2016 年版，第16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