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租界戲園為何能遵守國忌禁戲？*

張天星

一般認為，清代中期以后，禮法漸弛，政府社會控制力減弱，加上花部勃興、戲劇商業化步伐迅速等推波助瀾，清朝禁戲政策日薄西山，屢禁不止現象遂成常態。作為“飛地”“國中之國”和“南方演劇中心”的上海租界，是清朝禁戲政策全面失控的“重災區”，諸如女伶登臺、婦女觀劇、男女合演、“淫戲”風行、夜戲競繁等，將官方禁戲法令沖決得千瘡百孔、徒余具文。令人奇怪的是，直到清末，上海租界戲園卻能較嚴格地遵守國忌禁樂。目前，有關晚清上海租界戲園國忌禁戲的探討尚付諸闕如?？疾焱砬迳虾Ｗ饨鐟驁@的國忌禁樂情況，不僅可以鉤沉這段特殊的禁戲歷史和形態，還能有助于認識社會轉型時期禮法變遷的復雜歷程以及清代禁戲問題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一

忌辰是逝者死亡之日，最初僅指父母或其他親屬死亡之日?！抖Y記·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编嵭⒃疲骸凹扇?，親亡之日?！盵1]360后來一般人死亡之日皆稱作忌辰或忌日。忌日不作樂、以示對逝者哀思的禮俗由來已久，《禮記·檀弓上》：“故君子有終生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盵1]32忌日禁樂乃人倫之常，歷代相沿，至今仍有傳承?！皣伞币辉~最早見于唐代文獻，專指本朝先帝、先后逝世之日。國忌禮俗，作為一項全國性禮儀活動，最早定于唐玄宗朝。[2]115但凡國忌，皇帝不視事一天、百官廢務、不決獄行刑、全國禁止飲酒作樂，違者處罰，《唐律》 “忌日作樂”條：“諸國忌廢務日作樂者，杖一百。私忌，減二等?！盵3]410規定國忌日作樂者判責一百杖，臣民父母之忌日作樂者判責減二等，合杖八十。后代相襲，國忌禁樂成為國家禮制的重要規定。

清代國忌，皇帝至奉先殿親祭、不贊禮、不奏樂，舉國不行刑、不作樂，職官穿素、不報祭、不還愿、不作樂、不宴會、不理刑名、照常辦事，民間則禁止婚嫁作樂。為便于嚴格遵照，清代官方和民間采用多種方式提醒國忌日期。禮部于歲末批準欽天監印制來年祭祀、齋戒、忌辰日期清單，分行各衙門，一體遵照；時憲書(官歷）印上國忌日期表，以便對照，并于卷首載明“國家忌辰，例禁嫁娶作樂”字樣；在護書(即官員用的公文夾）內印上國忌日期，以便提醒；書坊刊刻《國忌日期單》 出售，便于官民購買知曉；有的報館還免費向讀者贈送忌辰單；[4]大小衙門則于國忌日當天請出忌辰牌，設香案供奉于衙署儀門外，牌書“忌辰”二字，昭示民眾，非至此牌收入，一律不準作樂。表1 是清代帝后忌辰統計表：

表1 清代帝后忌辰統計表

由表1 可見，清代帝后國忌日為34 天。國忌日當天，也就是大小衙署儀門外供奉的忌辰牌于下午撤去之前，嚴禁演劇等娛樂活動。有清一代，禁止夜戲，所以國忌禁戲，當天也就徹底禁止演戲了。遇見國忌，戲園在門上貼上一張小黃紙，上書“忌辰”字樣。因為上海租界戲園于同治年間夜戲即已開禁，所以晚清上海戲園遇逢國忌，是日停夜演，“各戲館在租界，然亦相率遵守，忌辰日不演日戲”。國忌禁戲，“犯者以違制論，懲罰甚嚴”[5]161－162。一般認為，晚清政府對社會控制力減弱，禮法失控，加上演劇商業化浪潮沖擊，國忌禁戲呈廢弛之勢。實際上，與晚清國喪禁戲松弛程度較嚴重不同，國忌禁戲，雖出現松弛跡象，個別城鎮甚至一度失控，但整體上仍然被較嚴格地遵循。京師一向被視作王化根本，是禮法推行普及之區，也是遵循國忌禁戲嚴格和自覺之地。1876年1月1日(光緒元年十二月初五日）為同治皇帝周年忌日，這一天，正在說白清唱的北京伶人，在未接到任何示禁的情況下，不約而同地全部停止說白清唱。[6]161－163據記載，清代北京各戲園向來不演夜戲，“每逢國忌之日，各園一概停演，即齋戒之日亦復停演”[6]518。說明京師首善之區，國忌禁戲已是戲劇行業的行規。清末，北京戲園仍遵奉國忌禁戲禮制，直到民國元年，北京各戲園呈請忌辰、齋戒日準其一律演戲，得到了警察廳批準，各戲園才不受國忌禁戲之限制。[7]431885年的蘇州，但凡國忌之辰，梨園循例停演，而南京、煙臺等地皆發生了戲班因國忌違禁演劇而遭到嚴懲的案件。[6]206說明國忌禁戲在晚清基本得到了嚴格執行，一些違制者受到懲戒。

二

國忌禁戲在晚清上海租界曾一度失控，即1880年以前，國忌禁樂禮制對上海租界戲園而言名存實亡，1881年3月以后則得到了較嚴格遵循。光緒二年(1876）是《申報》 開始不間斷刊載戲園演出廣告的年份，該年《申報》 所載戲園廣告于國忌日演情況參見表2：

表2 光緒二年《申報》 所載上海租界戲園廣告于國忌日演情況統計表

由表2 可見，光緒二年清代帝后國忌日共計31 天，除正月初三日乾隆忌辰因《申報》 春節?？坏枚?，其余30 個國忌日皆有戲園日演廣告，換言之，可以說該年滬上租界戲園于國忌日演是無日無之。鑒于每天在《申報》 上刊登演出廣告的戲園畢竟有限，戲園從眾性競演乃商業規律，可以斷言，該年滬上租界戲園國忌日演實屬常態，所以時人批評租界戲園“每逢國忌，唱演不息”[6]491。對于上海租界戲園這種蔑禮棄法行為，滬上報刊曾刊載《國忌演戲說》 《國忌申禁演戲說》 《國忌禁演戲續說》 等社論予以批評：“并敢將戲目列諸日報之告白中，萬目共睹，其視官長如兒戲，藐禁令如弁髦，是誠何心哉？”[6]516晚清上海租界戲園國忌違禁開演始于何時？ 大約始于1870年前后，其時租界戲園興起、競爭趨于激烈。據記載，至遲同治十一年(1872），已有租界戲園于國忌日違禁開演①海上雙鴛鴦硯齋《滬上新詠 仿七筆勾體并序》 (載《申報》 1872年10月25日，第2 版），詠嘆當紅名優楊月樓于國忌日演出，不肯停休。。租界戲園之所以國忌開演，要因有二：其一，戲園之間競演激烈，戲園主不甘停止日演。上海租界戲園興盛肇始于1867年滿庭芳和丹桂茶園之開設，此后10 余年間，租界至少有30 余家新戲園開張。1870年代，上?！袄鎴@之盛，甲于天下”[8]101。至1872年，已是“大小戲園開滿路，笙歌夜夜似元宵”[9]。戲園林立，競爭趨于激烈。與北京等地戲班在各戲園輪流演出的“安轉”經營方式不同，上海租界戲園采用“班園合一制”，即戲園主既是戲園的經營者，又是戲班的組織者，演員受聘于戲園主，按月計薪。戲園主為追求利潤，唯有多賣座。增加演出場次既能多賣座，又能獲取演員更多的剩余價值。所以，在租界戲園興起、競爭激烈之際，戲園主不惜突破國忌禁樂禮制，白晝開演。其二，清政府對租界戲園管理滯后。管理落后于發展，乃古今中外、各行各業之普遍現象。上海租界戲園于同治年間突然勃興，上海地方政府尚缺少戲館管理經驗，此情形可以從官方禁戲告示看出。據統計，1870年代，上海道臺頒發禁戲告示1 則，上?？h頒布禁戲告示10 則，但與租界戲園有直接管理之責的會審公廨則沒有頒發禁戲告示。1870年代，上海英租界公廨主持戲園管理事件主要有二：一是1875年同治國喪，傳諭各戲園停止演劇，以遵國制。[6]159二是1877年7月，接受英國傳教士慕維廉等人稟請，傳諭各戲園于每夜十二點鐘停演，以減喧囂。[6]166到了1880年代，會審公廨對租界戲園管理明顯加強。1880年5月，英租界會審公廨頒發了第一則禁戲告示，[6]175此后會審公廨頒發禁戲告示共計6則②統計數據來源：張天星《晚清報載小說戲曲禁毀史料匯編》 (上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其主持的戲園管理工作主要有：查禁各戲園開演淫兇戲、飭令各戲園搭演《庶幾堂今樂》 善戲、傳諭各戲園國忌停演日戲、禁止各戲園國喪演劇、查禁茶館演唱花鼓戲、禁止各戲園排演時事新劇等?？梢?，自1870年代到1880年代，清政府派駐租界的會審公廨對租界戲園管理經歷了一個逐步加強的過程。盡管1870年代已出現抨擊戲園國忌開演的報刊輿論，但戲園對國忌禁樂的違禁并沒有引起上海地方政府的重視。

上海租界戲園對國忌禁樂的違禁一直持續到光緒七年。光緒七年正月十七日(1881年2月16日），英租界會審公廨讞員陳福勛諭令各戲園國忌停演：

國忌日奉禁鼓樂, 著為成例, 人所共知, 乃本埠各戲園竟不遵禁, 毫無忌憚, 故陳太守于昨日晚堂傳集各戲園主, 嗣后凡遇國忌日期, 概不準演。 各園主即當堂遵諭, 具結申功令也。[6]179

觸動陳福勛諭令國忌停演的是長敘和葆亨被參革職事件。光緒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戶部右侍郎長敘之女與山西巡撫葆亨之子完婚，因是日為康熙忌日，長敘和葆亨被參革職，“此事既播，朝野肅然”。陳福勛“見及乎此，谿豁領悟”，遂于新年“開篆之日，即飭傳租界各戲館主到堂具結”，[6]515－516諭令國忌停演。英租界戲園遵命國忌停演后，法租界禧春戲園仍然開演，法租界會審公廨讞員翁秉鈞諭令遵照：

英租界各戲園遵公堂諭, 逢國忌停演一日, 而法界小東門外禧春茶園, 因未奉法公堂諭禁, 故照常演劇, 昨翁太守傳到該戲館主孫文明, 諭以國忌日一律停演, 并令具結存案, 孫文明遵諭當堂具結而退。[6]180－181

這一年，《申報》 所載戲園廣告發生了一個顯著變化：自1881年3月29日(二月三十日）法租界小東門外喜椿茶園諭禁具結之后，報載戲園廣告顯示各戲園于國忌日只演夜戲，不演日戲，參見表3：

表3 光緒七年《申報》 所載上海租界戲園廣告于國忌日演情況統計表

由表3 可見，自陳福勛和翁秉鈞諭禁之后，滬上戲園遵循了國忌禁樂禮制，自三月十一日孝賢純皇后忌辰始，該年滬上戲園于清代帝后忌辰皆日停夜演。光緒八年《申報》 所載戲園廣告也顯示，但凡國忌，滬上各戲園皆日停夜演。孫家振說上海租界戲園“忌辰日不演日戲”[5]161。所言應是1881年3月以后之情形。光緒九年《申報》 所載戲園廣告表明，僅少數戲園曾違反國忌禁樂禮制，參見表4：

表4 光緒九年《申報》 所載上海租界戲園廣告于國忌日演情況統計表

由表4 可見，光緒九年清代帝后忌辰共計32 天，出現戲園違禁的國忌日共計7 天，7 天之中久樂茶園一家占去5 天，說明光緒九年上海租界戲園也基本遵守了國忌禁戲。1885年開始，許多戲園于忌辰日演出廣告加上“今日忌辰，日戲停演”字樣，[10]這種慣例一直堅持到1910年。[11]直到二十世紀初，絕大多數上海租界戲園遵守了國忌日停夜演的禁令，僅有少數戲園違禁，參見表5：

表5 光緒二十六年《申報》 所載上海租界戲園廣告于國忌日演情況統計表

光緒二十六年(1900）《申報》 所載戲園廣告逐漸減少，由表5 可見，該年清代帝后國忌日共計32天，《申報》 于其中的13 天未刊登廣告，20 天刊登了戲園廣告。在這20 天所刊廣告，只有3 天計4 個戲園刊登了日演廣告，其余皆為夜演廣告，說明直至光緒二十六年，絕大多數上海戲園仍在遵奉國忌禁戲?？梢?，自1881年3月以后，國忌禁樂禮制得到了晚清上海租界戲園較嚴格地遵守。1893年，《申報》 的一篇論說云：“惟上海戲館尚能恪守功令，至忌辰則停演一日?！盵12]其言不虛。

三

晚清禮法漸弛，官民在生活中棄國忌如敝屣之事件時有發生。1874年十二月十二日是孝德顯皇后忌辰之日，杭州某知縣嫁女，鑼聲鼎沸，音樂悠揚，開道升炮。[13]正月初三日為乾隆忌辰，職官要求素服、不掛朝珠、不宴會，晚清每逢是日，上海職官、紳董穿補褂外出拜年，[14]上海知縣黃承暄甚至曾于是日設筵花廳，宴請上海道臺黃祖絡，群官陪座，歡宴終日，把乾隆忌辰拋之九霄云外。[15]國忌日嫁娶作樂升炮在晚清上海也不稀奇，國忌演劇也時有發生，1894年正月初三日為乾隆忌辰，上海靜安寺有髦兒戲登場，銅街西式酒樓則豪竹哀絲，高唱二簧。[16]1895年杭州拱宸橋日租界開辟之后，戲園漸興，清末這些戲園“國忌如今都不禁，日間彈唱夜開鑼”[17]603。如此看來，在戲園林立、競爭激烈的晚清上海租界，戲園能較長時間、較嚴格遵守國忌禁戲，實屬不易，也是咄咄怪事。要知道，晚清滬上戲園“皆托名洋商”[6]205。它們一直在極力抵制國喪禁戲百日的禮法規定，到了光緒、慈禧去世的國喪期內，租界戲園僅停演了三天。概括起來，1881年3月以后，上海租界戲園之所以能在較長時間內遵守國忌禁樂禮制，要因有四：

其一，戲園遵守國忌禁戲，監管較易。晚清上海租界戲園演出時，租界警察機關向戲園派駐維護治安的巡捕，“以巡捕守門”[6]500。相較淫兇戲的管理而言，國忌停演屬于演出時間管理，容易監控。國忌禁戲是日停夜演，白晝一旦開演，粉墨登場、鑼鼓齊鳴、觀眾出入，難逃巡捕和包探耳目。

其二，忌辰禮俗社會基礎深厚，容易接受并遵循。孝道既是古代家庭基本倫理道德，也是古代治國最高原則，古人于親屬忌日追念逝去親人的習俗既悠久又普遍，俗云：“生時望生日，死去望忌辰?！睙o論帝王將相，還是市井細民，一般皆遵奉忌辰習俗。與國忌相對者是私忌，《左傳·昭公三年》 即有私忌的記載，清代民間亦奉行如常，康熙四十三年刻本《薊州志》 載：“至于死者之忌日，亦多于主前上供。其貢品之豐嗇，視貧富而別?！盵18]64忌辰習俗的普遍實踐是民眾認同國忌禮制的堅實基礎。自唐代把國忌作為國家禮制，行之既久，寖染成俗，國忌禁樂已成為清代戲劇行業的演出禁忌，為伶界所遵行，不少上海租界戲園廣告特別申明國忌停演、以遵禮制，1876年十二月初五日為同治忌辰，三雅園廣告：日戲不演，夜戲照演。[19]一仙茶園、青蓮居、徐園等也多次廣告申明國忌停演。[20]而且，在忌辰禮俗基礎深厚的社會，許多觀眾也會自覺抵制國忌演劇。1894年正月初三日為乾隆忌辰，《申報》 某主筆之友人請其一起觀看髦兒戲，該主筆以國忌之辰、子民例禁鼓樂為由，予以拒絕。[16]

其三，國忌日停夜演，對戲園生意影響較小。齊如山認為晚清戲園忌辰和齋戒日停演，在一年之中，是戲園的一筆極大損失。[21]41這是就忌辰和齋戒合計而言，且是針對北京戲園而言，但對晚清上海租界戲園來說，未必如此。清代國喪要求百日遏密八音，對盈利的戲園主和謀生的伶人來說，是長達三個余月的艱難時光。上海租界國忌禁戲是日停夜演，“惟夜間聽其自便”[6]181。禁演時間較短，即便全年累積起來，也不過30 余個白晝，“每月遇忌停演多者不過七日，少者不過一日，至六月十月兩月尚無之，倘通融辦理，尚可日停夜演”[6]491。同光年間，上海租界繁華日盛，夜生活空前活躍，夜晚觀劇為主要休閑方式，“每當白日西墜，紅燈夕張，鬢影釵光，衣香人語，沓來紛至，座上客常滿”[6]5。晚清上海戲園除每年新正上半月、星期天、端午中秋節等重要節日的日戲上座率與夜戲上座率基本相當外，其余時間日戲上座率并不理想，“日間則門內門外均堪羅雀”。夜戲則不然，“夜間座上已擁擠不開，門外猶紛紜而進，幾幾乎有塞破屋子之患”[6]517。特別是租界戲園采用煙火花燈、自來火等燈光技術之后，觀眾更趨向夜間觀劇，一者“日間或苦無暇，至晚間則可偷閑娛樂”。二者“煙火花燈皆宜于夜而不宜于晝”[22]。因此，伶人和戲園都把夜演作為盈利黃金時間段、傾注全力，“日間所演，往往不甚出色，至晚間皆格外加工”[23]。非但如此，即便開演日戲，票價也較低廉，“ (大戲園及文班之價目）亦俱日戲較夜戲為廉”[23]139?？傊?，國忌日停夜演對戲園生意妨礙不大，甚至對繁忙的商業競演而言，可以起到休息調節作用，“不但館主愿停此一日之糜費，即伶人亦欲免此一日之徒勞”[6]517于生意于人情，戲園主和伶人較容易認同并遵守國忌日停夜演的規定。

其四，國忌禁戲的執行得到了租界當局的配合。晚清上海戲園絕大多數開設在租界內，又主要集中在公共租界。列強是租界的真正主人，清朝政令在租界執行必須得到租界當局的支持，國忌禁樂禮制在上海租界即得到了租界當局的配合。一方面，國忌禁戲不影響工部局的戲園稅收。1870年，工部局規定戲園捐照征稅標準是每一營業夜繳納5 元稅費。[24]3271874年6月22日，工部局董事會決議，對劇場每夜5 元的執照費不得作任何削減。[25]627戲園遵守國忌禁戲是日停夜演，夜演戲園每夜仍需向工部局繳納5 元稅費。另一方面，租界當局對清政府執行的國喪和國忌停演能基本配合。晚清上海租界戲園經歷了同治皇帝(1874）、慈安皇后(1881）、光緒皇帝和慈禧皇太后(1908）三次國喪，除最后一次僅停戲三天外，前兩次都執行了百日停戲，這與租界當局的配合關系莫大。相比國喪禮制而言，租界列強對清朝國忌禮制的配合更徹底，例如，直到1910年，上海英法租界會審公廨仍在執行清朝國忌停訊的禮法規定。[26]在國家領導人逝世之日舉行哀悼或紀念活動，為中西方文化所共有。晚清租界列強遇到本國或中國國喪，會降半旗致哀。列強國家領導人逝世，租界還要舉辦隆重肅穆的追思大會，駐滬各欽差、各領事、各水師兵官、中國各憲、各西商皆邀請參加。[27]旅滬西人也有忌日紀念活動，如他們在耶穌受難日舉行紀念活動，在晚清國人眼中，“如中國忌辰、齋戒之意”[28]。喪祭文化的共通性一定程度上促使租界當局對清朝國喪和國忌禁戲較少干涉。況且，相比國喪百日遏密八音而言，國忌禁戲是日停夜演，執行更簡便，又不影響稅收，租界當局似乎就無干涉之必要。

清代禁戲屢禁不止、愈禁愈演現象為何在上海租界表現得最為突出？ 其原因得到了學界較深入的探討，概言之，主要有：清政府政令不能通行于租界；租界戲園有外商或官員背景；禮法松弛、社會道德觀念松動；作為主要消費群體的商人、市民等偏好淫戲①參見：劉慶《管理與禁令：明清戲劇演出生態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23－246頁；金坡《愈禁愈演：清末上海禁戲與地方社會控制》，《都市文化研究》 2013年第2 期；魏兵兵《 “風流”與“風化”：“淫戲”與晚清上海公共娛樂》，《史林》2010年第5 期。。這些研究皆言之有據，對認識晚清上海租界禁戲愈禁愈演現象很有裨益。本文就晚清上海租界戲園對國忌禁戲從違禁到遵守的考察可見，租界戲園能在較長時間內遵守國忌禁樂禮制，其中原因，有易于監管的因素，有禮俗普及的作用，有對戲園生意影響不大的考慮，還有不減少租界當局稅收的權衡，租界戲園遵守國忌禁戲是權力、禮俗、商業、稅收等諸因素相互平衡的結果，其原因是豐富而多面的。由此可見，我們在研究清代禁戲問題時，要注意禁戲相關問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以獲得對禁戲問題深入而全面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