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辨流，立體探究*
——評《宋元南戲傳播考論》對南戲研究的新開拓

伏滌修

俞為民教授除了曲體曲律研究、曲話曲論研究、戲曲文獻研究成就卓著在學術界享有盛譽外，他的南戲研究更是久耕深耘成果斐然。幾十年來，俞為民教授不僅發表了大量的南戲研究論文，還先后出版了《宋元四大戲文讀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宋元南戲考論》 (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宋元南戲考論續編》 (中華書局2004）、《南戲通論》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宋元南戲史》 (鳳凰出版社2009）、《宋元南戲文本考論》 (中華書局2014）等系列著作。2012年俞為民教授從南京大學被聘至南戲故鄉溫州任教以來，他的南戲研究更是上了新的臺階，他在溫州大學建立了南戲研究中心，收集了大量的南戲劇本和聲像資料，2020年俞為民教授在中華書局出版的55 萬字的《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既是他近幾年南戲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也可以說是新世紀海內外南戲研究非常厚重的新成果?！端卧蠎騻鞑タ颊摗?出版后廣受贊譽，2021年獲得浙江省第二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下面即對《宋元南戲傳播考論》在南戲研究方面的新開拓進行評說。

一、對南戲傳播進行全方位研究

俞為民教授《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宋元南戲傳播的研究系統、全面。該專著上篇“南戲文本傳播考論”對南戲經典劇目的文本進行梳理和考論，中篇“南戲舞臺傳播考論”對南戲舞臺傳播的各方面進行論述，下篇“南戲在地方戲中的傳播”對南戲在地方戲中的流傳與改編進行探尋，構建了全方位的南戲傳播研究體系。

由于“南戲文本在流傳過程中，其文本形態、故事情節、人物形象、曲調及曲文等都會產生變異”，故“通過對南戲文本在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變異情況的考察”，可以“總結不同時代的改編者和觀眾對南戲文本變異所產生的影響”[1]16?！端卧蠎騻鞑タ颊摗?首先考察南戲文本傳播的形態，對南戲抄本、坊刻本、私家刻本、單出選本進行了清晰的界定與嚴格的考述，指出南戲劇目不同文本的價值。如《琵琶記》不同文本被改易的程度不同，其特點、價值也不同。清康熙十三年(1674）陸貽典抄校的《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記》，是陸貽典以錢遵王出示的《元本琵琶記》 為底本，以明嘉靖戊申蘇州閭門中路街書鋪的元本翻刻本為校本，因此陸抄本和明清其他的刻本面貌、價值不相同。即使同一劇目，即使同為刻本，不同時期、不同書坊的刻本，面貌、價值也不一樣，《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南戲同一劇目不同版本的差異進行了考察。如南戲《荊釵記》，現存有明嘉靖間姑蘇葉氏刻本《新刻元本王狀元荊釵記》、明萬歷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新刻出像音注節義荊釵記》、明末毛晉汲古閣刻本《繡像荊釵記》 等九種明刻本，它們有不同的版本系統，不同系統版本之間有不同，《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此作了歸納、比較。

舞臺傳播是南戲傳播的重要途徑，《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不僅對南戲劇目文本傳播進行翔實的考敘，對南戲舞臺傳播的藝人生態、演出場所以及南戲的腳色體制、舞臺排場、舞臺道具、語言與曲調等也分別進行考述。南戲是表演藝術，南戲無論是作家還是演員，都是把南戲作為謀生的手段，《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藝人們編演南戲的情況進行了考論。論著由此提出宋元時期的職業戲班多由家庭成員組成，并加以例證，如南戲《宦門子弟錯立身》 中，王金榜戲班就由王父、王母、王金榜、王金榜戀人完顏壽馬組成?！端卧蠎騻鞑タ颊摗?對南戲劇目的具體編演情況進行了有根據的列述，如從《永樂大典》 本《張協狀元》 文本，知曉《張協狀元》 由九山書會才人編撰和演出；從明成化本《白兔記》 的副末開場，可知《白兔記》 是永嘉書會才人編寫，越樂班演出。

由于南戲受眾十分廣泛，有男女老少的區別，也有識字與不識字、識字多少的不同，故南戲的舞臺傳播形態多種多樣，既有整本演出的全本戲，也有刪去一些過場戲或與主要人物關系不大場次的刪節本戲，還有不顧及原作情節結構完整性的折子戲?！端卧蠎騻鞑タ颊摗?通過不同形態的南戲劇本及相關資料記載，對南戲不同形態的演出情況進行考述，對南戲發展過程中表演體制的變化進行總結。論著指出：“隨著折子戲這種表演形式的出現，南戲的腳色體制和表演技藝都出現了變化。一是腳色不以生、旦為主角，其他腳色也可以成為主要腳色?！浅?、念、做、打各種表演技藝都得以展現?！盵1]363－366南戲由此滿足了不同層次、不同類型觀眾的觀賞要求，這也使得南戲具有持久的藝術演出活力。

南戲流行于浙江、蘇南、福建、江西等地區，南戲是用當地的方言土語來演唱的，南方各地方言多有不同，這樣南戲的唱腔就多有變異，南戲聲腔眾多，流傳廣、影響大的就有海鹽腔、余姚腔、弋陽腔、昆山腔四大聲腔?！端卧蠎騻鞑タ颊摗?對南戲演出傳播過程中的語言特征及其流變情況也進行了考辨，尤其是對海鹽、余姚、昆山、弋陽南戲四大聲腔的流傳和變異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考述、分析。此外，《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南戲的舞臺排場、舞臺道具、時空處理、曲調應用等，也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南戲一些經典劇目，不僅明清時期不斷被翻改、刊刻、表演，近代以來也被眾多的地方戲所青睞，地方戲許多劇種中都有改編自南戲的傳統劇目。南戲在地方戲中的遺存、改編，人們關注的不夠多，《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用了超過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對此進行探論。如川劇高腔《荊釵記》，是川劇中的經典劇目，為川劇高腔“江湖十八本”之一。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川劇高腔《荊釵記》 產生了多種演出本，對民間川劇藝人的舊抄本整理后，主要有四種整理本：一是四川省川劇院以蕭蘭君抄本為底本，以蘭少云、曾繼元等抄本為校本的整理本《木荊釵》；二是以王治安抄本為底本，以陽友鶴、董紹書、藏輔臣等抄本為校本的整理本，也名《木荊釵記》；三是重慶市川劇院整理、趙循伯執筆的川劇《荊釵記》；四是趙循伯據四川省川劇院排演本整理的川劇《荊釵記》。各種抄本、整理本對南戲《荊釵記》 的改編各有不同，從川劇高腔《荊釵記》 不同抄本、整理本的異同，可以看出南戲《荊釵記》 在川劇高腔中的流傳與變異，可以見出川劇藝人及觀眾對南戲《荊釵記》 不同的接受情況，《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此進行了詳細的比較、辨析。再如南戲《白兔記》，在許多地方戲及京劇中都有流傳，《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白兔記》 在川劇、湘劇高腔中的演出本及京劇中的改編本，也都專門進行探考。

二、對南戲經典劇目傳播進行由源及流的探考

《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南戲劇目文本傳播的不同形態、不同特點、不同價值多有論述，對南戲經典劇目文本傳播的過程及衍變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考辨。如對于南戲《荊釵記》 的文本，《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不僅充分注意九種現存的明刻本，而且對元本《王十朋》、清初《九宮正始》 所引的明本《荊釵記》也給予特別的重視，同時對各種版本的差異進行比勘，對這些差異的表現、原因進行總結、闡釋，從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關于《荊釵記》 的版本系統，“若按與元本的關系來劃分，可將現存的明本分為兩類：一類是姑蘇葉氏本，通常稱為古本系統；另一類是以汲古閣本為代表，其他如李評本、屠評本、世德堂本等明本，通常稱為時本系統”[1]92。元本不分出，明本分出，但不同的明本，其面貌又有不同，出現較早的姑蘇葉氏本分出但無出目，汲古閣本等明本不僅分出而且標出目。另外在文本流傳過程中，《荊釵記》“今存的明本與《正始》 所引錄的明本一樣，都對元本的曲律和曲文作了改動”[1]85，“由于明本多出自文人之手，文人為了表現才華與文采，重視抒情寫景，故在明本中，增加了一些寫景抒情的曲調”[1]90，《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南戲《荊釵記》 文本傳播的各個方面進行了詳盡的論述。

又如南戲《金印記》，從源至流變化復雜，《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此考述得很清晰。俞著認為，在南戲《金印記》 之前，已經有南戲《蘇秦傳》，明徐渭《南詞敘錄》 “宋元舊篇”著錄有《蘇秦衣錦還鄉》，清張大復《寒山堂九宮十三攝曲譜》 卷首《譜選古今傳奇散曲集總目》 著錄有《蘇秦傳》，標為“元傳奇”。在《金印記》 產生之前，明代成化年間還出現過對元傳奇《蘇秦傳》 進行改編的《凍蘇秦》，清初鈕少雅《南曲九宮正始》 引錄有《凍蘇秦》 的曲文。俞著認為，《金印記》 之前蘇秦故事的南戲主要是表現蘇秦衣錦還鄉內容?！督鹩∮洝?較《凍蘇秦》 出現為晚，但也是明初南戲?！督鹩∮洝?產生后，又有人對之進行改編，在蘇秦衣錦還鄉內容之外，有的加入了另一縱橫家張儀的故事，劇名也改作《縱橫記》 或《合縱記》。明呂天成《曲品》 論《金印記》：“季子事，佳。寫世態炎涼曲盡，真足令人感激。近俚處，具見古態。今有插入張儀而改名《縱橫》 者，稍失其舊矣?！盵2](卷下“舊傳奇·妙品五· 《金印》 ”）明祁彪佳《遠山堂曲品》 也記載：“此俗優所演者，較原本十改五六。一經抹涂，色澤大減，另名為《新金印記》。燕石、良玉，固自有別也?！盵3]593( “具品· 《新金印》 ”）《遠山堂曲品》 “能品”類又列《合縱》 云：“雜入張儀一事，較《金印》 稍詳。曲有數語襲《金印》 者，雖其他稍遜之，而時出本色，令人會心?！盵3]554概言之，蘇秦故事的南戲，內容越來越豐富，對蘇秦事跡的表現從早期主要寫他衣錦還鄉，到后來插入張儀之事，情節線索越來越多?！督鹩∮洝?現存的全本有6 種明刊本，俞著將之分為兩個系統：嘉靖間進賢堂刻《風月錦囊》 所收的《全家錦囊蘇秦》 和萬歷間富春堂本《重校金印記》 屬于一個系統，這兩個刊本較之《凍蘇秦》，只改曲文，但未改情節，即只敷演蘇秦衣錦還鄉的情節；萬歷間李卓吾先生批評《金印記》、萬歷間繼志齋刻本《重校蘇季子金印記》、怡云閣刻本《金印記》、崇禎間刻本《金印合縱記》 (又名《黑貂裘》 ）屬于另一個系統，這個系統的四個本子均雜入了張儀的情節。另外，前一個系統的兩個本子，彼此也有不同；后一個系統的四個本子，彼此之間也有區別，俞著對這些均進行了詳細的比論。

《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南戲《千金記》 的考論也很翔實詳盡。關于南戲《千金記》 的作者，明代呂天成《曲品·舊傳奇》 題為沈練川(采），明代徐渭《南詞敘錄》、祁彪佳《遠山堂曲品》 《曲?？偰刻嵋?等，或未題作者，或言“未詳誰作”?！端卧蠎騻鞑タ颊摗?認為：“《千金記》 與其他早期南戲一樣，也為民間藝人所作，不具有經典性，在其流傳過程中，多經改動，故‘未詳誰作’，而沈采，只是其中的一位改編者?！盵1]216關于《千金記》 的創作年代，《南詞敘錄》 著錄為“本朝”南戲，歸為明初南戲，俞為民教授依據清鈕少雅《南曲九宮正始》，判定《千金記》 為元人所作，為元代南戲。另外，俞為民教授還認為，《千金記》 并非表現韓信千金報漂母故事最早的南戲，“在元代，描寫韓信千金報漂母故事的戲文最早的是《淮陰記》，后又改編成了《十大功勞》 及《登壇拜爵》，而《千金記》 則是據前三種改編而成的”[1]217。俞著對南戲《千金記》 的版本進行了比論，南戲《千金記》 現存7 種全本，可分為兩類：一類以富春堂本為代表，還包括繼志齋本、汲古閣本等，與《千金記》 早期刊本較為接近；另一類以世德堂本為代表，還包括崇文堂本、不巖主人刊本、清康熙間抄本等，與《千金記》 早期刊本關系較遠?！肚Ы鹩洝?各版本間存在著改編和被改編的關系，如繼志齋本和世德堂本都是富春堂本的改編本，而繼志齋本和世德堂本兩者雖然都是由改編富春堂本而來，但兩者改編的程度則有較大的差異。論著從曲調名稱、曲詞文字、腳色體制、劇本形式等方面，詳細論述了各版本之間的關系，考述了主要版本衍變的具體情形。此外，《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南戲《千金記》 與元雜劇《追韓信》 的關系也進行了論述。

三、對南戲傳播中重要而又被人忽視的問題進行深入探究

凌濛初在《琵琶記·凡例》 中指出，《琵琶記》 在明代的傳播，經歷了從元本到昆本、再到徽本的三個階段，徽本曾經極度流行?；毡尽笆侵改切┎捎们嚓柷谎莩谋咀?，青陽腔是余姚腔流傳到安徽青陽、池州等地后，與當地的方言土語、民間小調結合產生的一種新的唱腔，當時稱‘徽池雅調’、‘青陽時調’ ”[1]326。全本的徽本《琵琶記》 現已不存，但《琵琶記》 徽本折子戲卻有不少保存在《徽池雅調》《詞林一枝》 《摘錦奇音》 《樂府紅珊》 《大明春》 《堯天樂》 《八能奏錦》 《時調青昆》 《玉谷新簧》 《歌林拾翠》 《樂府玉樹英》 中?；毡尽杜糜洝?是《琵琶記》 版本系統中重要的一支，它們的文本面貌和昆本等有明顯差異，尤為重要的是，這些選本中的徽本《琵琶記》，是《琵琶記》 在青陽腔中傳播的生動體現，對于了解《琵琶記》 在明代的舞臺傳播具有重要作用，而此前人們對此重視不夠，《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琵琶記》 在青陽腔即徽池雅調中的傳播作了專門的探討。因為青陽腔是余姚腔的裔派，故有滾唱，俞著將《琵琶記》 徽本折子戲與汲古閣本進行比較后發現，《琵琶記》 徽本折子往往在原來的曲文中間加上了滾唱、滾白，而昆腔系統的汲古閣本則基本沒有滾唱、滾白。另外，俞著還發現，徽本《琵琶記》 在張大公得知趙五娘要上京尋夫、前來為趙五娘送行時，趙五娘彈唱了一首篇幅很長的【琵琶詞】?！斑@首【琵琶詞】 從盤古開天辟地說起，說到‘西興漢室劉高祖，光武中興后獻皇’，由此引出自己的悲慘遭遇，從蔡伯喈離家赴京應試，連遭饑荒，公婆餓死，說到祝發賣葬，描容上路。如泣如訴，哀怨動人”[1]333。俞著認為，在《琵琶記》 產生之前，有關蔡伯喈的故事的說唱文學早在民間流傳，但在古本與時本中，并沒有安排趙五娘在路上彈唱【琵琶詞】 或類似的唱詞，劇名叫做《琵琶記》，劇中趙五娘身背琵琶赴京尋夫，劇中理應有彈唱琵琶的情節。清代李漁曾對《琵琶記》 中缺乏趙五娘彈唱琵琶之情節進行質疑，李漁《閑情偶寄》 言：

蔡中郎夫婦之傳, 既以《琵琶》 得名, 則“琵琶” 二字, 乃一篇之主。 而當年作者, 何以權標其名, 不見拈弄其實? 使趙五娘描容之后, 果然身背琵琶, 往別張大公, 彈出北曲哀聲一大套, 使觀者涕泗橫流, 豈非《琵琶記》 中一大暢事?[4]( 《音律第三》 )

《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認為，徽本中的這首【琵琶詞】 很好地彌補了古本與時本《琵琶記》 中缺少趙五娘彈唱琵琶的缺憾，同時指出，徽本中的“這首【琵琶詞】 或許就是承自前代民間有關蔡伯喈的說唱文學，如鼓子詞等”[1]334。俞著的這些考論，頗有發現的新意。

再如調腔本《琵琶記》，人們關注的很少，《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此進行了專門的考論。調腔又名掉腔，主要流行于浙江紹興、新昌等地，學界一般認為它是余姚腔的遺音?，F存的調腔本《琵琶記》 是清末民初調腔藝人的手抄本，俞為民教授經過比勘，發現調腔本《琵琶記》 來源于以汲古閣本《琵琶記》為代表的時本系統，與陸抄本等古本系統差異大。另外，他又將調腔本與晚明的戲曲選本中所收的《琵琶記》 折子比勘，發現調腔本《琵琶記》 和《時調青昆》 《樂府菁華》 《徽池雅調》 《詞林一枝》 《玉谷新簧》 《八能奏錦》 《大明春》 等余姚腔、青陽腔選本中的折子很接近，由此得出“調腔本《琵琶記》 承自余姚腔以及余姚腔的裔派青陽腔本《琵琶記》 ”[1]600的結論。此外，俞為民教授經過比勘后還發現，“調腔本《琵琶記》 雖來源于明代的時本系統，但在故事情節上，對時本作了較大的改動”[1]600，在音樂結構、賓白科諢等方面，也都作了適應當地演出的改造。

再如越劇中的口述本《趙五娘》，和江濤改編本、孫旭改編本、嚴樸改編本三種越劇《琵琶記》，人們一般也不重視，《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對它們也都進行了專門研究。

俞為民教授《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和他之前出版的南戲研究著作雖有一脈相承的一面，但側重點不同，具體的研究內容也不一樣。集聚南戲傳播，開辟新領域，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取得新發現達到新高度，這是《宋元南戲傳播考論》 呈現給南戲研究界的新貢獻。

《宋元南戲傳播考論》，俞為民著，中華書局2020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