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行仙，怕秦川』探微

浙江 傅紹磊

陶穀《清異錄》：“王建僭立后，有一僧常持大帚，不論官府人家寺觀，遇即汛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建末年，于諸處寫六字云：‘水行仙，怕秦川?！笸跹芮卮ㄖ?，方悟‘水行仙’即‘衍’字耳?！本蜁r間線而言，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十一月，前蜀后主王衍在成都出降后唐，閏十二月，獲得后唐“裂土而王”的政治承諾；四年二月，因為后唐政局劇烈動蕩而引起猜忌；三月，罹難長安秦川驛。所以，所謂的秦川之禍事發突然，極為偶然，不可能在王建末年就為人所知，更不可能以“水行仙，怕秦川”言之。

秦川之禍是偶然事件，但是，前蜀政權覆滅卻是淵源有自，源于由來已久的內部矛盾，到王建末年，終于失控，形成覆滅的必然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說，“水行仙，怕秦川”的出現、傳播、流傳并不是空穴來風，反映的是前蜀政治危機越來越為人所知，從而成為普遍文化共識的事實。

前蜀政權從建立到覆滅的過程反映的是從武功到文治轉型的艱難，在唐末五代割據政權中極有代表意義；但其長期以來卻并沒有引起學界足夠的關注。本文梳理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后果，從而為前蜀政權、唐末五代政治提供一個認識的新角度。

王建在建立前蜀政權的過程中，武力征戰，形成武將集團，獲得助力，也面臨嚴峻的挑戰，甚至是政治訴求，于是，逐漸重用士人，制衡武將集團，深刻影響前蜀政局。

唐光啟三年（公元887年），王建攻占閬州，逐鹿兩川，就已經有了相對長遠的戰略規劃，從而意識到武力的局限性，《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六：“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闹?，召募溪洞酋豪，有眾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御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繉Ⅳ胛阒G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碧颇┪宕鷣y世，雖然需要武功立足，但是，武功與文治相結合才是長久之計，而養士愛民最直接的壓力正是來自武將集團的暴力。大順二年（公元891年）八月，王建攻占成都，雖然對于武將集團的暴力早有禁止措施，但是，還是引起混亂，《新五代史·前蜀世家》：“建將入城，以張勍為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勍為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勍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后白，吾亦不能詰也?！ㄈ氤?，軍士剽略，勍殺百人而止?！笔聦嵣?，張勍以暴制暴，維護的只是基本秩序，不可能完全禁止武將集團的暴力。所以，前蜀政權建立以后，民間對于王建君臣頗有微詞，《蜀梼杌》卷上：“二月朔，游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命坐，賜茶藥彩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間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ǚQ善，貴幸皆怨之?！睍r在永平二年，距離前蜀政權建立已過五年，貫休詩歌針對的正是武將集團的肆意妄為；就王建和貴幸的態度而言，應該沒有言過其實。

武將集團的暴力對于前蜀政權的穩定頗為不利，而政治訴求則直接威脅王建的最高權力，從而更加引起王建的注意。大順二年十二月，王建攻占西川，圖并東川，卻因為王宗弼等人的泄密，無功而返，《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八：“以顧彥暉為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奪其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于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于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谫┢剖睾衿唔?，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蓖踝阱鲂姑艿扔谑沁`背王建的意志，茲事體大，華洪等三人不可能不知情。王建基本控制西川是在大順二年十月；而顧彥朗早在王建入西川求取方鎮之前的光啟三年（公元887年）就已經是東川節度使，卒后，軍中推其弟顧彥暉為留后。就后來的事實而言，王建直到乾寧四年（公元897年）十月才攻破梓州，吞并東川，而且，過程頗為艱難；所以，當時王建與顧彥暉之間強弱形勢并不明朗，從而導致王宗弼等人的消極態度。值得注意的是，華洪、王宗侃、王宗弼都是王建同鄉，所謂的“許州故人”，引申而言，以“許州故人”為核心的武將集團在前蜀政權早期就已經有了微妙的政治訴求。

王建石像（在成都永陵博物館永陵地宮）

《鑒誡錄·產麒麟》：“王蜀田尚父第三子太尉生自雅安，小字獦獠兒。其母崔氏初夢一人，峨冠褒袖，自稱周公山神，牽一五色獸逼其裙，既驚且寤，因而有孕焉。后有加持崔和尚者忽自雅安來于成都打病，瘟疫者尋差，攣躄者立行，指人亂言，往往有據。田是時童呆，宦者抱著于窗前。和尚看之，欣然撫其背曰：‘怪來近日貧道所居之山氣色稍微，其山之神孕靈于此。此子麒麟之精也，必為王者之瑞焉?！抡咭愿?，其母曰：‘往年夢中之獸，今獲解之?！焓┖蜕兄榻?，以酬異說。田后累遷郡守，節制洋州，蜀將之中頗聞兵法。乃知異夢信而有祥者焉?！蓖踝谫┤窝胖荽淌反蠹s在大順、景福年間，距離王建攻占成都，控制西川不久。就行跡而言，王宗侃很可能在雅州就已經與崔和尚有所關系，而不是相識于成都。所以，崔和尚之言應該不是空穴來風，代表的是王宗侃的意志，實際上是通過王宗侃之子對王宗侃進行政治宣傳。值得注意的是，王宗侃等假子封王是在乾德年間。所以，所謂的“周公山神”“麒麟之精”“王者之瑞”云云，已經大大超越王宗侃當時的政治身份；引申而言，王宗侃的政治訴求不但極為強烈，而且，由來已久。

《蜀梼杌》（清刻本）

前蜀政權建立以后，武將集團的政治訴求更加強烈，《十國春秋·王宗訓傳》：“王宗訓，本名茂權。初為刁子都虞候，高祖攻彭州，茂權斬楊晟于陳前，論功受上賞，賜名宗訓，與諸子比。永平中，累官武泰軍節度使，鎮黔州。宗訓恃恩貪暴，驕縱逾制，不奉詔，輒回成都，多所邀求。高祖見宗訓，大怒，命衛士撲殺之?！蓖踝谟栐谕踅僮又胁⒉皇呛诵某蓡T，至少與王宗侃等人難以相提并論，尚且肆無忌憚，“多所邀求”。這說明當時武將集團政治訴求已經普遍化、公開化，所以，王建撲殺王宗訓，以儆效尤。

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士人進入前蜀政權，成為王建制衡武將集團的主要力量，影響王建對于武將集團的態度逐漸從隱忍不發到多忌好殺，《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八：“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币驗榉謩e是重用和制衡的對象，所以，王建對士人和諸將的態度也就截然相反。在這個過程中，士人甚至直接參與誅殺武將?！顿Y治通鑒》卷二百六十三：“宗滌有勇略，得眾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滌姓名應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H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蓖踝跍炀褪侨A洪，是攻占、經營東川的最主要成員，先后被唐朝冊封為東川節度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已經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終于成為王建“多忌好殺”的對象，這強烈震懾住武將集團。唐道襲是前蜀刺史唐峰之子，后來長期任樞密使，而樞密使在宋光嗣之前專用士人?！顿Y治通鑒》卷二百七十：“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彼?，唐道襲正是王建信任的士人集團核心成員，在誅殺王宗滌的過程中，應該不只是具體操作而已，很可能參與籌劃，甚至決策。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九月，前蜀政權正式建立，王建重用士人的政策完全明朗化，《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封其諸子為王，以王宗佶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為樞密使，鄭騫為御史中丞，張格、王鍇皆為翰林學士，周博雅為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為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浚之子也。建謂左右曰：‘吾為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式ù竦榷鞫Y尤異，其余宋玭等百余人，并見信用?！笔咳藢τ谖鋵⒓瘓F在前蜀政權中的隱患頗為關注，《十國春秋·馮涓傳》：“永平初，高祖屢興兵旅，涓上疏曰：‘古之用兵，非以逞威暴而肆殺戮，蓋以安民為先，豐財為本。湯武無忿怒之師，高光有魚水之士。故能應天順人，吊民伐罪。今自土德云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荊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斗力則人各有力，用兵則人各有兵。陛下欲以一方之強，舉萬全之策，臣恐陛下之憂，不在于秦雍，而在于肘腋之下也?！瘪T涓是唐朝吏部尚書馮宿之子，大中年間就已經入仕，對于黃巢起義之后，強藩悍將威脅唐朝君王的歷史有著深刻體會，所以，引以為戒。事實上，馮涓不是反對王建用兵，而是提醒王建注意在頻繁用兵的過程中要極力避免武將集團坐大，從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所謂“肘腋之下”的憂患就有可能來自武將集團。

正因為如此，武將集團與士人集團之間的矛盾也逐漸浮出水面，《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六：

蜀太師王宗佶既罷相，怨望，陰畜養死士，謀作亂。上表以為：“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國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必啟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冊禮，以臣為元帥，兼總六軍。儻以時方艱難，宗懿沖幼，臣安敢持謙不當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軍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征戍征發，臣悉專行。太子視膳于晨昏，微臣握兵于環衛，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笔裰髋?，隱忍未發，以問唐道襲，對曰：“宗佶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笔裰饕嬉芍?。己亥，宗佶入見，辭色悖慢。蜀主諭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衛士撲殺之。貶其黨御史中丞鄭騫為維州司戶，衛尉少卿李鋼為汶川尉，皆賜死于路。

樞密使是前蜀軍政中樞，權力核心，在宋光嗣之前專用士人，所以，王宗佶與唐道襲之間的矛盾并不是個人恩怨，而是武將集團與士人集團矛盾的集中反映。王宗佶上表所請的正是后來王元膺所任的“判六軍諸衛事”，也就是禁軍的控制權，足以抗衡樞密使，威脅皇權，所以，唐道襲對王宗佶也難以繼續隱忍，所謂“宗佶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暗示以王宗佶為代表的武將集團通過控制禁軍威脅皇權的意圖，這終于真正引起王建的警覺。就王建對唐道襲和王宗佶的態度而言，正是重用士人、制衡武將的政策使然。王建撲殺王宗佶之后，就以王宗懿為皇太子，判六軍諸衛事，控制禁軍，是就王宗佶上表所請的善后；目的在于強硬回應武將集團，卻為王元膺事件埋下伏筆。

前蜀武成元年（公元908年）七月，王宗懿成為皇太子，與士人集團格格不入，矛盾難以調和，終于導致王元膺事件，引起政局劇烈動蕩，為易儲埋下伏筆。

王宗懿是王建第二子，因為長子王宗仁“幼以疾廢”而順位成為皇太子。其就氣質才華而言，孔武有余而守文不足，與士人難以相容，《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八：“蜀太子元膺，豭喙齙齒，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群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p>

王宗懿與唐道襲矛盾公開化是在武成三年三月，經過王建居中調控而暫時緩和，《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七：“蜀太子宗懿驕暴，好陵傲舊臣。內樞密使唐道襲，蜀主之嬖臣也，太子屢謔之于朝，由是有隙，互相訴于蜀主。蜀主恐其交惡，以道襲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道襲薦宣徽北院使鄭頊為內樞密使，頊受命之日，即欲按道襲昆弟盜用內庫金帛。道襲懼，奏頊褊急，不可大任。丙午，出頊為果州刺史，以宣徽南院使潘炕為內樞密使?！庇纱丝芍?，王建對王宗懿和唐道襲的態度都頗為積極，極力避免二人交惡。

所以，永平元年（公元911年）五月、十月，王建兩次出征利州，都以皇太子監國；永平二年八月，甚至炮制膺昌銅牌祥瑞，為皇太子進行政治宣傳，《蜀梼杌》：“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為通計縣，改太子名為元膺?！薄段鍑适隆罚骸敖ㄔ谖?，有漢州人郭迥，耕得古銅牌以獻，有‘王建王元膺’以下六十余字。建乃改其長子名元膺，以應其事?！薄缎挛宕贰で笆袷兰摇罚骸霸?，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后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邡，有文二十余字，建以為符讖，因取之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扁卟~牌祥瑞在當時聲勢浩大，朝野皆知，引起高度關注，《太平廣記·禽鳥四·仙居山異鳥》：“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弘道所留瑞文于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緡錢，委漢州馬步使趙弘約，締構觀宇。洎創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甚多。是日，將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余人縛拽鼓噪，震動遠近?！彼?，武成、永平年間，王元膺儲位極為穩固。

唐道襲則在永平元年伐岐過程中，以三招討使之一的身份獨當一面，頗有軍功，甚至在青泥嶺之敗后，力排眾議，堅守興元，為后來蜀軍反擊奠定基礎，《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八：“眾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理必以死守之?！裰饕圆踝?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為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于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于明珠曲?！?/p>

永平三年二月，唐道襲自興元歸，復為樞密使，與王元膺矛盾逐漸激化，終于導致王元膺事件的爆發，《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八：

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為樞密使。

《資治通鑒》（宋刻本）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前蜀政權中的士人雖然獲得重用，但是，幾乎沒有直接參與軍事行動，遑論率軍征戰，所以，唐道襲自伐岐以后，軍功赫赫，已經成為士人集團事實上的代表人物，也就意味著士人集團勢力的上升，從而對王元膺形成更加強烈的壓力，導致王元膺必欲除之而后快。值得注意的是，王元膺親信徐瑤也是所謂的“許州故人”，而且，對士人態度惡劣，甚至肆意凌辱士人，《蜀梼杌》：“瑤字伯玉，長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斗。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黧黑，衣裝詭異，眾皆稱為‘鬼兵’，稱瑤為‘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污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瑤虜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夙嘗為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我尚以非吾匹。爾健兒也，焉得無禮于我?！幷虅χ^曰：‘爾畏此乎？’俞氏曰：‘吾寧死，必不受辱?！幱麣⒅?，左右謂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逞暴于此?！煺榷屩??！睆倪@個意義上說，王元膺對唐道襲等人的態度代表的并不是個人意志，而是武將集團的意志，所以，唐道襲所謂“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后舉事耳”能夠說服王建召屯營兵入宿衛，內外戒嚴；因為王建對于武將集團的制衡由來已久。后來潘炕言于王建“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也是在提醒王建解決王元膺事件的關鍵在于穩定武將集團。值得注意的是，王宗侃、王宗賀、王宗魯等人奉詔而來，態度極為曖昧，行動遲疑，只是“陳于西球場門”，只有王宗黯力戰平亂。這就再次證明武將集團對于王元膺的支持，因為王元膺針對的是以唐道襲為代表的士人集團。引申而言，王元膺事件意味著當時武將集團與士人集團之間的矛盾已經難以調和。

王元膺事件之后，王宗衍成為皇太子，宦官集團頗有力焉，《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八：“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己，信王宗杰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眾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為眾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為太子?！蓖踝谘苁峭踅ㄓ鬃?，氣質才華也難以獲得王建認同，主要是因為母妃徐賢妃是唐朝眉州刺史徐耕之女，容易獲得士人集團的認同，而與武將集團存在距離，從而為王建所接受，終于使之在儲位之爭中反敗為勝，繼王元膺之后成為皇太子。時在永平三年十月，距離王元膺事件僅僅一月。這說明了王建繼續制衡武將集團的堅定意志。從這個意義上說，唐文扆遵循的是王建的意志；所以，能夠以一介飛龍使的身份居中聯絡，推動宰相張格、功臣王宗侃等前蜀政治核心人物支持王宗衍成為皇太子。

宦官集團在前蜀政權易儲之后獲得王建的扶持而逐漸崛起，勢力全面擴張，意味著前蜀政局已經難以挽回。

永平五年十一月，前蜀擊破岐軍，獲得秦、鳳、階、成四州之地，為宦官集團進入前蜀方鎮體系提供了可能。通正元年（公元916年），唐文扆之弟唐文裔以匡國軍使為東北面第三招討，與都招討王宗綰、第一招討劉知俊、第二招討王宗儔等十萬之眾出秦州伐岐；十月，為天雄軍節度使，鎮秦州。秦州是前蜀控扼后唐、秦岐的戰略要地，極為重要，卻由宦官集團控制，隱患之深不言而喻。從這個意義上說，“水行仙，怕秦川”最初的指向或許正在于此。

《資治通鑒》卷二百七十：“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仆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于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為滎經尉；傳素罷為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睆埜衽c毛文錫爭權遵循的是宦官集團的意志，反映的是宦官集團對樞密使的覬覦，而宦官集團的背后是王建。所以，王建雖然以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但是，還是貶毛文錫等人，意味著宦官集團距離控制樞密使已經近在咫尺。

王建扶持宦官集團也是為了制衡武將集團，從而引起武將集團的強烈反彈，形勢終于失控，《資治通鑒》卷二百七十：

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為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并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

五代十國（含前蜀）圖

武成元年（公元908年）七月，王元膺判六軍諸衛事，控制禁軍。所以，王元膺事件前夕，唐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卻還是難以抗衡禁軍，必須王宗黯勤王才能夠控制形勢，足以說明當時禁軍對于皇權的重要意義。就徐瑤等人與王元膺的關系而言，武將集團已經通過王元膺與禁軍形成頗為密切關系，從而嚴重威脅皇權。所以，王元膺事件之后，王建就以宦官判六軍諸衛事，控制禁軍，避免武將集團與禁軍的聯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唐文扆是因為王建扶持而參預機密，矛頭所指正是以王宗弼為代表的武將集團。所以，唐文扆的流放只是王建在王宗弼等武將集團直接壓力下的妥協而已，并不意味著宦官集團的失勢。事實上，宋光嗣成為樞密使，反而意味著宦官集團勢力的擴張，從禁軍、方鎮正式滲透到政治中樞。所以，其能夠在乾德年間左右政局，終于導致前蜀覆滅。

值得注意的是，王建在逐鹿蜀中之前，先后在楊復光、田令孜麾下，與宦官集團關系密切，又為神策軍將，宿衛禁中，扈從僖宗播遷，對于宦官專權的危害有著切身的體會。所以，王建在建立前蜀政權之后，雖然致力于恢復唐朝典章制度，但是，卻極力避免宦官專權，而以士人為樞密使，以皇太子控制禁軍。惜于王元膺事件之后，他卻改弦更張，逐漸推動宦官集團控制禁軍、方鎮，出任樞密使，終于形成前蜀政權的宦官專權。其路徑與唐朝幾乎如出一轍，最終也導致前蜀政權的內憂外患，難以挽回。追根溯源，也是源于他對武將集團的不信任。引申而言，前蜀政權幾乎是對唐朝的“復盤”。這也說明了唐朝政治經驗的局限性，從而昭示唐宋政治轉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水行仙，怕秦川”反映的不但是前蜀政權由盛轉衰的必然趨勢，也是唐宋政治轉型的歷史走向。

永陵神道（在成都永陵博物館）

[1]陶穀：《清異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頁。

[2][5][7][9][10][11][14][15][16][21][22][24][25][26]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8346、8347頁，第8422頁，第8728頁，第8420頁，第8581頁，第8826頁，第8689、8692、8693頁，第8773頁，第8721頁，第8745、8746頁，第8768、8773、8774、8775、8776頁，第8777頁，第8816頁，第8825、8826頁。

[3][12][19]歐陽修等：《新五代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85頁，第787頁，第789頁。

[4][6][8][13][17][18][23]傅璇琮等：《五代史書匯編》，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075、6076頁，第5912頁，第3946頁，第3952頁，第6076頁，第3186頁，第6076頁。

[20]李昉等：《太平廣記》，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38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