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三殺、三宥”說

何 崝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參加禮部試，所考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在這篇文章中使用了“三殺、三赦”典故。這個典故的出處引起了一些議論，宋人的著作有所記載，如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云：

宋代另一位學者龔頤正《芥隱筆記》卷上也有記載：

宋代詩人楊萬里《誠齋詩話》也有記載：

陸游、龔頤正和楊萬里都是南宋時人，他們彼此的年齡相差幾歲到十幾歲，距蘇軾出生的時間晚一個世紀左右，因此他們記載的蘇軾這段典故，不會親聆自當事人，只能是耳食之言；既是耳食之言，難免有所出入。關于三殺三宥的出處，陸游所記蘇東坡的回答是“何須出處”，這等于說沒有出處，不必去追究。龔頤正的記載，蘇軾的回答是“想當然耳”。這個“想當然耳”，龔頤正解釋為蘇東坡仿效孔融回答曹操周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以今度之”（指曹操滅袁紹，以袁熙妻甄氏賜其子丕，實對曹操暗含譏諷），故“想當然耳”。這個解釋僅僅是一個推測，難以確認。楊萬里卻襲用龔說，但解釋稍詳。他記載孔融回答“想當然耳”的典故出自《三國志·孔融傳注》。這個記載卻存在問題；因為孔融傳見于《后漢書》，《三國志》并沒有為孔融立傳。但楊萬里覺得用孔融“想當然耳”來回答“三殺三宥”的出處似乎也不甚妥當，故又引《禮記》一段文字來加以說明。

如果我們根據宋代的科舉制度來推敲“三殺三宥”的出處，可以發現陸游所記蘇軾語“何須出處”，龔、楊二人所記出于孔融“想當然耳”都有悖于當時的科舉制度。但楊萬里又認為這個典故可能出于《禮記》，關于這個問題，我們下文再討論。這里先說說“何須出處”和“想當然耳”何以有悖于當時的科舉制度。

自隋代實行科舉制度以后，歷代科舉考試都以儒家經典和前代詩賦為主要內容，宋代也是如此。如宋寧宗嘉定四年（1211年），國子祭酒劉爚上書言：“國家以科舉取士，三日之試，雖兼策論，而去留之際，必本經義、詩賦?！边@是說，科場中的文章詩賦，其內容都要根據經義和前代詩賦，而不能隨意杜撰。又如慶歷四年（1044年），臣僚上言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這時歐陽修上書說：“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是于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跡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試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睔W陽修列出七種不合格者建議先加以淘汰，以減輕考試之官的工作強度，其中有“誤引事跡者”。這個“誤引事跡”當是指策論中所引經典、詩賦的典故、文句有誤，若積累到一定數量，就要加以淘汰。歐陽修的這個建議不一定全為朝廷采納，但可以知道，七種不合格必為考試之官所排斥。

現在我們來看看蘇軾“三殺三宥”的典故。蘇軾在他的《刑賞忠厚之至論》中說：“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瘓蛟唬骸吨??！边@段對話的出處，蘇軾在他這篇文章的開頭部分實際上已經點明：“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其吁俞之聲，見于虞、夏、商、周之書?！蔽闹刑岬降膱?、皋陶、四岳、鯀等人物，都見于《尚書》的《虞書》里的《堯典》和《舜典》。故按照蘇軾的暗示，皋陶與堯的這番對話應在《堯典》和《舜典》里面。

張大千繪《東坡居士吟望圖》

但是在《堯典》和《舜典》里，我們卻找不到皋陶和堯的這番對話。由于《刑賞忠厚之至論》是蘇軾參加省試的文章，并被收入蘇軾的文集，故很受人關注。值得注意的是蘇軾以后的北宋時期，沒人對“三殺三宥”說提出疑問；到了南宋，卻被人注意到，蘇軾引用的皋陶和堯的這段對話并不見于《堯典》和《舜典》。如果按照宋代科舉考試的規矩，蘇軾使用的這個典故，與經義、詩賦不合，至少屬于“誤引事跡”，應屬淘汰之列。盡管他當面向考官歐陽修作了說明和辯白，但據陸游等人的記載，他的說明辯白是蒼白無力的，“何須出處？”“想當然耳！”這樣的說明和辯白顯然不足以說明他使用的這個典故是符合規定的。楊萬里還說，蘇軾回答歐陽修的疑問時，竟說這個典故出于《三國志·孔融傳注》，其意在請歐陽修據孔融回答曹操事，推斷“三殺三宥”應有其事。但這是一種類比的說法，不能判斷為必真；更何況《三國志》未立孔融傳。蘇軾熟讀群書，應該知道這一情況。如果他知道這一情況還要這樣回答，便屬有意誤導——從蘇軾平生為人來看，他不至于如此。我認為這是楊萬里據耳食之言所作的誤記。

但楊萬里又認為“三殺三宥”典故出于《禮記》“獄成，有司告于王”一段。其實楊僅僅是概略的引用，原文見于《禮記·文王世子》：

這段話是說公族有罪，有司與公關于案情處置的對話。有司報告說某有罪，公說宥之；有司再報，公仍說宥之；及至三宥，有司不再回答，把案子交給甸人執行。公再追赦也來不及了。還有一些文獻有類似的記載，如《禮記·王制》：

蘇軾《刑賞忠厚之至》（選自明刻《蘇文忠公策論選》）

這段話把審判案子程序敘述得更為詳細：先由司寇根據法律審案，司寇審案要“三刺”，刺是深入訊問之意。鄭玄注三刺是：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案子再上報大司寇，大司寇再審后報告于王，王再命三公聽取案情并參與意見，然后三公再報告王，其間王“三又之”（鄭注：又當作宥，宥，寬也），最后才下令執行判決。這段話與《文王世子》中，有司三次審判都判決有罪，公三次赦宥的意思基本上相同?！吨芏Y·秋官司寇》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這個司刺的權限把《王制》里面審判案子的程序都概括進去了，但其三宥三赦與《王制》三宥相較更加具體。司刺的三宥三赦是根據幾種不同情況進行的，《王制》的三宥是審結案子后的赦宥，其意旨卻是一致的。此外，《孔子家語·刑政》也有與《王制》大體相同的記載，只不過把這些內容以孔子與仲弓對話的形式表現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禮記》《周禮》《孔子家語》等著作中的“三罪三宥”或“三刺三宥”，與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中的“三殺三宥”其實大同小異；但是，蘇軾所引“三殺三宥”是以堯與皋陶對話的形式表現出來，并不見于《禮記》等著作。那么，蘇軾使用的這個典故是否屬于杜撰或“誤引事跡”，有悖于當時科舉考試的規則呢？

如果按照現代的學術規范，我們在引用典籍或他人著作時，必須忠于原著，每個字，甚至標點符號都不能有誤，并且要把出處準確地加以注明。但在古代，撰述者在引用時往往有所增減或改動，取其大意而已，其出處也只提提書名（偶爾提及卷數），這種引用方式在著作中，在科舉考試中，甚至在上奏皇帝的奏章中都隨處可見。例如：《論語·八佾》：

此二句在《中庸》里面，卻引成：

《中庸》把《八佾》的兩句話并為一句，文句也有所改動，尤其是把“宋不足征也”改為“有宋存焉”，意思已有一定變動。清代閻若璩的解釋是：“《論語》‘杞宋并不足征’，《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犊鬃邮兰摇费裕骸~生伋字子思，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吨杏埂芳茸饔谒?，易其文，殆為宋諱乎？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边@是說子思曾困于宋，但因他在宋作了《中庸》，曾經客居其地，故要尊重其地，對其地凡事要有所隱諱，這才是君子之風。（杜甫詩“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與此意同。）孔子說“杞宋不足征”，似乎把宋的地位貶低了，故子思把“宋不足征也”改為“有宋存焉”。這是閻氏的一個推測，倒未可必。但子思引用孔子的話，卻說明了古人引書，有時可以出于己意加以改動。

蘇軾文集中，許多文章都有引書，其引用方式也和前人一樣，對引書內容往往有所增減改動。如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參加學士院試，這是取得館職的重要考試?！端问贰ぬK軾列傳》載，他“試二論，復入三等，得值史館”。我們且看他所試二論之一《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中所引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關于《春秋》的一段話：

蘇軾所引這段話的原文是這樣的：

把蘇軾的引文和原文對照之后，可以發現，蘇軾的引文把原文省略了一半還多，有的句子前后顛倒。如果按照我們現在的標準，這樣的引用已不能叫引用，而幾乎應叫改寫了。但這樣的引用顯然得到考官的認可，因為蘇軾這次考試又獲三等，與嘉祐五年（1060年）試制策同樣的高第。又如蘇軾《上神宗皇帝書》引用《尚書·洪范》云：

《洪范》這段話的原文是：

蘇軾引用的這段話原文約160字，被他縮寫至不到30字。奏議應該怎么寫，蘇軾可以說了如指掌。他引書這樣縮改原文，應該是信心滿滿。奏議上呈后，也沒有發生因他誤引事跡，擅改典籍而受到皇帝的譴責?？梢娺@樣的引書方式是得到皇帝的認可的。

從以上幾個例子看，古人引書并不如我們現在引書這樣嚴格，往往出于己意加以增減檃栝，取其大意而已；有時甚至于加以改動，只要得到讀者認可即可。在科舉考試中，這樣的引書方式，我們可以想象會令考官非常頭疼；因為引書不是嚴格引用原文，而會增減改動，考官要核對原文就非常困難。引書方式的寬松，為一些不學無術的考生胡編亂造微言大義提供了可乘之機，但也讓一些考官因不易核實出處造成誤判而產生擔憂。這大概就是前面談到的歐陽修上書請先試策，以便把誤引事跡之人先行淘汰的原因。同時，考官對試卷中的引書的處理也非常審慎，不輕易否定試卷中的引文，除了自己核查外，甚至要向考生核實，這就是陸游等人筆記中歐陽修向蘇軾詢問“三殺三宥”出處的原因。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中“三殺三宥”的出處究竟何在了。

前文已經指出，蘇軾在文章開頭部分已經暗示，“三殺三宥”的出處在《堯典》《舜典》中，但是我們翻檢這兩部文獻，的確找不到堯與皋陶“殺之三、宥之三”的對話，這是何故呢？原來這是蘇軾在引書時使用了檃栝整合的方式?！抖Y記》《周禮》中，或記為有司與公與的對話，或記為刑官司寇與三公等官員參與審案并向王報告，或記為司刺之官掌管刑法，形式有所不同，但有相似的內容，即一件案子要審慎地多次審理（即“殺之三”或“三殺”），君上或有關官員要盡量發現可原情節加以赦宥（即“宥之三”或“三宥”），直到證據確鑿才最后定案。蘇軾把這些文獻記載的內容概括整合為“殺之三、宥之三”，又考慮到堯與皋陶為古圣古賢，其治理刑政的傳說深入人心，故將“殺之三、宥之三”的對話轉移到堯與皋陶身上。

雖然這樣的檃栝整合大體上符合當時的引書方式，但整合幾個文獻，畢竟幅度大了些。據陸游等人記載，以至連歐陽修這樣博學的考官也一時不明其出處。當歐陽修詢問蘇軾“殺之三、宥之三”出處時，蘇軾會不會如陸游等人所記，回答為“何須出處”或“想當然耳”呢？我認為不會這樣回答?；卮稹昂雾毘鎏帯?，等于承認未能遵守考試規則，屬于“誤引事跡”；回答為“想當然耳”，這是模棱兩可的說法，不足為據，有可能被認為是一種狡辯。并且，入選的文章都要公之于眾，考生若發現有不合規則的文章被錄取，有可能會聚眾鬧事。當時確曾有考生鬧過事，后果很嚴重。因此，我認為蘇軾不會這樣回答。他的回答有可能是他是如何檃栝整合典籍中“三殺三宥”的記載，這樣的整合又是如何合乎考試規則云云。他的回答應該得到歐陽修等考官的認可，也應得到其他考生的認可。至于百馀年后陸游等人對蘇文中這個典故的出處發生疑問，應該是蘇軾本人的口頭解釋未能傳下來，他們只聽到一些以訛傳訛的耳食之言而已。

中國司法鼻祖皋陶塑像（在合肥市安徽名人館）

在解釋了蘇文中“三殺三宥”出處后，我們還可對蘇軾在檃栝整合相關資料的取舍稍加注意?！段耐跏雷印分兴浶贪甘枪逵凶?。公族屬于貴族。若強調罪犯是公族，則“三殺三宥”就有偏袒公族之嫌，法律就會失去公正性。蘇軾在文章中不取公族有罪之說，只提“三殺三宥”，這就使法律適應于包括庶民百姓的社會各階層，提高了法律的公正性?？梢哉f蘇軾這篇文章所用典故，表現了他憂國憂民的情懷。

《宋史·蘇軾列傳》載：“程氏（蘇軾母）讀《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范滂是東漢末年人，初入仕即“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為人正直，不畏權豪，力劾“叨穢奸暴，深為民害”的官吏，為權貴所忌恨，遭受黨錮之禍。他為了不連累他人，遂自首就戮。他的大無畏的精神，受到深明大義的母親的支持。蘇軾母子以范滂母子為楷模，程氏愿為滂母，給了蘇軾以很大的勉勵，使他立志為解除天下蒼生的疾苦奉獻一生。他在《刑賞忠厚之至論》中借古人之口，提出“三殺三宥”說，就是他愿為天下蒼生解除疾苦的最初的宣言。

[1]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選舉六。

[2]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十一《選舉考四》。

[3]清·閻若璩：《四書釋地》，轉引自清·俞樾：《古書穎義舉例》，中國書店1984年版，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