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宋代的“依文彥博故事”

云南 湯明琪

“依文彥博故事”，又稱“依文彥博例”，主要指宋人以北宋名臣文彥博的生前經歷作為依據，將這些過往之事用于處置朝政事務、或為當世重臣提供禮遇及官位。在宋代歷史上，“文彥博故事”曾多次為宋廷所用，將之作為高官權臣升官進爵、提供優遇的參照，也曾被朝臣當做自身行事的依據。此種不成文之制的存在，對于宋代政局演進亦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在目前的學術界，已經出現許多關于文彥博的研究論著，極大豐富了學術界以及公眾對于文彥博的認識；但對宋朝存在的“依文彥博故事”現象的關注，則仍然有所不足。本文計劃將“文彥博故事”作為考證的重點，試圖揭示“依文彥博故事”對宋代政局的影響，并對此種現象背后折射出的宋代政治轉向進行淺析。

一、史料所見的“依文彥博故事”

對于宋代朝廷及君臣比照“文彥博故事”行事之舉，見于史冊者如下。

“依文彥博故事”行事的首次出現，是在政和二年（1112年）。這年三月，已經致仕的蔡京前往皇宮朝見宋徽宗?；兆谠t命，令其“二十五日朝見，引對，拜數特依元豐中文彥博例，仍擇日垂拱殿賜宴，許依舊服玉帶佩金魚”。在此之前，宋哲宗曾于紹圣三年（1096年）“詔文彥博三十七人為元祐黨人”。崇寧年間（1102—1106年），宋徽宗與蔡京炮制元祐黨人碑，又將文彥博名列其中。但至政和（1111—1118年）時期，徽宗卻下詔為文彥博正名，并“特命出籍（元祐黨籍），追復太師（政和四年），謚曰忠烈（政和八年）”，以皇命將文彥博排斥在舊黨人士之外。因此，蔡京在覲見徽宗時，徽宗以文彥博在元豐年間面見神宗并接受賜宴之事為依據用于招待蔡京，表明了徽宗朝對文彥博正面形象的肯定，以及蔡京等新黨人士對文彥博的接納；同時，此舉也是宋廷為文彥博平反的先聲，對于展現朝廷的寬容、彌合黨爭帶來的嚴重分歧，亦具有一定的作用。

靖康之難的突然發生，將宋朝推向了滅亡的邊緣。在亂局中，宋高宗憑借著張邦昌“還政趙氏”之舉以及元祐皇后的扶持得以登基稱帝。在張邦昌歸還政權之后，宋高宗也曾比照文彥博晚年受過的殊榮給予張邦昌禮遇。在《中興兩朝圣政》的記載中，此事被描述為：

例，一月兩赴都堂（尚書都?。?。先是，御史中丞顏岐言：“邦昌，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金人所不喜，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睍畈壅虑笸?，故有是命。

通過此段史料的記述可以看出，高宗以文彥博所獲禮遇優待張邦昌，是對張邦昌在朝野主戰派壓力下被迫“累章求退”之舉的折中處理。同時，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主和派顏岐提升張邦昌地位以討好金人的請求，試圖在金人面前表現出對前偽楚皇帝張邦昌的尊崇，意在盡可能消弭金國興兵南下的借口，為高宗重建宋廷、鞏固自身的權勢與合法地位爭取時間。

宋孝宗時期，重臣史浩（史彌遠之父）也有將神宗皇帝與文彥博的互動當成自身行事憑據的經歷。史浩在朝期間，孝宗曾想賜宴于他以示寵信。對于帝王的恩寵，史浩則選擇了謙讓，在給皇帝的表文中，他認為自己“資望比之彥博霄壤不同，發膚之外，皆陛下所賜”，因此請求孝宗不必效法元豐七年（1084年）文彥博入朝故事賜宴款待，而應“特降處分，并免見日賜宴”。除此之外，史浩晚年也曾在“朝辭歸鄉”之時再次以元豐七年的文彥博入朝覲見為例，稱彥博“以二月五日入謝、三月二日出京，首尾曾不及月”，要求在這月的二十三日辭職回鄉（朝辭還鄉）；若如此行事，則距離其上月二十三日入朝覲見剛好為一個月。根據這些材料不難看出，“文彥博故事”可被朝臣們當做日常行事的依據以及讓朝廷批準所請的理由，系“依文彥博例”在朝臣上疏言事時被當做范例運用的體現。此外，宋孝宗自己亦曾在次子魏王趙愷出鎮地方（寧國府）前夕“依文彥博故事”，在玉津園內為兒設宴踐行。趙愷本為孝宗所喜愛。在孝宗長子莊文太子趙愭早逝之后，“愷次當立，帝意未決”。最終，孝宗以小兒子恭王趙惇“英武類己”為由，將其立為儲君；對于落選儲君之位的次子，則以其為“雄武、保寧軍節度使，進封魏王，判寧國府。妻華國夫人韋氏，特封韓、魏兩國夫人，以示優禮”。在次子出任地方職務前，孝宗于乾道七年（1171年）二月二十二日，“詔魏王愷出鎮，可依元祐五年（1090年）文彥博例宴餞于玉津園”。對于父親依前朝重臣故事設下的宴請，趙愷自認德才皆不配位，于是選擇了推辭。孝宗遂命周必大起草詔書“命不允”，強調自己設宴為兒餞行在于“敦天性，示慈惠也”。此宴的設立，既符合朝廷的禮數，也顯示了孝宗對兒子的重視與撫慰。

文彥博（1006—1097）畫像（蘇文繪）

至南宋中后期，“依文彥博故事”行事則被宋廷及權臣黨羽賦予了加官晉爵的新“使命”。權相韓侂胄把持朝政期間，韓黨成員們曾多次將“文彥博故事”搬出，用于提升韓侂胄的地位與權力。嘉泰元年（1201年），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首次請求寧宗“依文彥博故事”，為韓侂胄加平章軍國重事銜。對于夏允中的提議，韓侂胄則“上疏請致仕”。此議遂因韓侂胄的退縮而暫告一段落。但至嘉泰四年，受到韓侂胄恩惠得以入朝為相的陳自強（韓侂胄的啟蒙老師）為報“韓師王”的提攜之恩，遂聯合三名朝臣向寧宗提議，希望“援國朝故事（文彥博為平章軍國重事之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事”。至開禧元年（1205年）七月，面對陳自強的再度請示，韓侂胄方才接受平章軍國重事一職，并去官名中的“重”字，僅稱“平章軍國事”。在上朝時，則“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至此，韓侂胄在名義上達到了權勢的頂峰，正式成為繼秦檜之后南宋的第二個權相。理宗朝后期，賈似道于前線拜相，并于鄂州城下重創忽必烈所部。為表達朝廷對有功之臣的重視，理宗遂命朝廷百官來到臨安府郊外“如文彥博故事”列班迎接凱旋的賈似道。郊迎及面圣結束之后，則由理宗出面賜宴為賈相洗塵。對于理宗的詔命，賈似道并未全盤接受（《通鑒續編》記為“似道辭，乃止”）。至度宗朝，賈似道則于咸淳三年（1267年）二月被委任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獲得了文彥博晚年的官銜。同時，朝廷還賜予其“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的特權?？恐鴻嘈g及朝廷授予的權勢，在朝堂上，度宗皇帝與百官則對賈似道畢恭畢敬，尊稱他為“周公”“師臣”。咸淳十年度宗駕崩后，宋廷則更進一步，允許賈似道“依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與張邦昌、韓侂胄之流相比，在賈似道身上發生的“依文彥博故事”之事顯得更為頻繁。這類舉動的頻頻發生，既表明了朝廷對賈似道功績與權力的充分肯定，也說明賈相此時在朝中擁有說一不二的權勢。賈似道由此登臨權勢之巔。而在賈似道倒臺之后，宋廷則于德祐元年（1275年）四月令老臣王爚接替他掌管朝政，允許“如文彥博故事，自朝參起居外（即獨班起居）并免拜”。六月，王爚升任平章軍國重事，并“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但至同年八月，王爚即在元軍兵鋒及朝廷政爭的夾擊之下選擇致仕逃跑，終在德祐元年十二月辭世。對于王爚在國家危難之際的表現，時人劉一清指出，王爚任平章軍國重事期間“在朝無所建明，不顧君父之顛危，退為保身存家之計”，乃是一介自私無能、貪生怕死之輩。王爚終究名節盡毀，成了宋季遺民嘲諷譴責的對象。

綜上所述，除蔡京曾“依文彥博例”朝拜徽宗、并接受徽宗賜宴外，“依文彥博故事”行事基本屬于南宋朝堂現象。在文彥博逝世之后的上百年里，他對宋朝政壇的影響力卻依然存在，他的經歷多次被宋廷當做優待朝臣、宗室的參照，也作為朝臣向皇帝提出請求的依據。至南宋中后期，“依文彥博故事”行事又被賦予了加封權相、給予元老重臣以高位的“使命”，并為權相及其黨羽所操縱，成為權臣鞏固地位與權勢的工具。

宋孝宗（1127—1194年在位）畫像（清殿藏本，藏國家博物館）

二、“文彥博故事”之原事

（一）官爵與朝堂之禮

在南宋時期“依文彥博故事”的案例當中，文彥博曾擔任的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之職常常被用于替權相（或重臣）加官進爵。文彥博被授予平章軍國重事一職的時間為元祐元年（1086年）。此時的宋廷正處在“元祐更化”初期，朝政則由高太皇太后（英宗宣仁皇后）把持。在高太后的主持下，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重新得勢，并在短時間內罷黜新黨，盡廢新法。為了鞏固權勢、拉攏舊臣元老，司馬光將目光對準了曾經批評過新法的文彥博，并在上書中稱贊文彥博“沉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著，天下之所共知也”。在司馬光的提攜下，本已經致仕的四朝元老文彥博再度出山，被舊黨賦予了“置之百僚之首，以鎮安四?！钡氖姑?。元祐更化旋起旋滅，短短數載即隨著司馬光、高太后的相繼去世而落下了帷幕；親政的哲宗借諫議大夫楊畏之提議，以“神宗更制立法，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為由，宣布實行“紹圣紹述”，新黨成員章惇、曾布等陸續得勢并位居中樞；曾受司馬光推舉的文彥博亦遭新黨彈劾，被褫奪太師頭銜，“降為太子太?！?。

“獨班起居”“一月兩赴”，是哲宗朝時文彥博在朝堂之上所享有的特權。據《宋史·禮志》記載，元祐元年五月，朝廷詔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同三省、樞密院奏事，并序位在宰臣之上”。所謂“獨班起居”，與“序位在宰臣之上”相對應，表明文彥博在朝中的地位要高于當朝的其他宰輔，享有獨自為一班的權利，無需同其他朝臣一樣被置于垂拱殿常朝的“一十八班起居”之中?！耙辉聝筛啊?，指的則是朝廷允許文彥博“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據此記載可知，文彥博所享受的待遇，乃是每月赴經筵兩次，唯有遇到朝政大事，方才去都堂與執政們共同商議。因而，高宗“依文彥博故事”授予張邦昌“每月兩赴都堂”的特權，乃是參照文彥博所受禮遇，并非是對文彥博晚年經歷的簡單模仿。

文彥博受“百官郊迎”的故事，則源于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仁宗詔令“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至文彥博、富弼入朝擔任宰輔之時，則由“百官立班郊迎宰相文彥博、富弼”。南宋末年，朝廷依此案例，命人迎接從前線歸來的賈似道。此舉既是朝廷對賈似道所獲軍功的肯定，同時也是對仁宗盛世的追憶，表明了時人對于太平再臨、趙宋中興的渴望。

（二）宴飲之事

有宋一代，朝廷設宴款待朝士乃是常事。除在帝王生辰、節日期間舉行宴飲活動，與群臣共度良辰之外，諸如射宴、賜宴等臨時宴飲活動亦層出不窮。這些宴會大多帶有政治目的，也是君王“籠絡臣心、宣示皇恩、廣布教化的一種政治手段”。作為朝廷重臣，文彥博曾多次接受神宗、哲宗皇帝的賜宴，并在宴會上與君王進行互動。他的經歷，成為后世皇帝賜宴于大臣的樣板及參照案例。

元豐年間，神宗曾兩次賜宴于文彥博。元豐三年（1080年）九月，神宗“賜彥博御筵”，并親自“為詩賜之”。元豐七年二月五日至三月二日，文彥博入朝拜見皇帝，在君臣即將告別之時，神宗“宴文彥博于瓊林苑，賜御制詩”。哲宗幼年繼位，高太后垂簾聽政，借助舊黨勢力大行更化之舉措。在元祐更化期間，文彥博以四朝元老的身份成為舊黨的座上賓，哲宗亦賜宴于彥博以示優禮。史載“元祐五年二月甲子，詔即玉津園宴餞太師文彥博”。此類賜宴活動，成為哲宗以后宋代帝王為臣子、皇子賜宴的參照案例。其借文彥博在宋代政壇的“四朝元老”“功勛卓著”的地位，宣示皇恩浩蕩以及對被賜宴者的器重。

通過觀察“文彥博故事”的來由可以看出，這些被用作行事參照的案例涉及了官爵制度、禮待重臣、宮廷宴飲。這些事跡時間跨度較長，所含內涵亦較為廣泛，遂給予哲宗以后的宋廷可供活用的行事憑據。加上彥博乃是“四朝元老”，朝廷用他的“故事”作為參照行事，也可借用他的名望抬高受恩澤者的影響力與地位，從而彰顯朝廷對接受恩澤之人的重視與肯定。

三、“依文彥博故事”與宋代政治轉向

從表面上看，“文彥博故事”只是朝廷或朝臣在日常行事時用于參照的案例，且多用以尊崇朝臣。但從宋代政治理念變遷的角度出發進行觀察，即可發現“依文彥博故事”與兩宋之際新舊兩黨在政壇上的興亡有著緊密聯系。這亦是南宋統治者尊崇舊黨、貶斥新黨思想的展現之一。

宋代清算王安石及新黨，平反司馬光及舊黨，起于宋欽宗靖康年間。蔡京倒臺之后，楊時等朝臣以“（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為由，要求朝廷對已死的王安石施加“追奪王爵，明詔中外，以毀去配享之像”的懲處。對于楊時等人的請求，朝廷予以采納，“疏上，詔罷王安石配享（孔廟）”。高宗朝時，高宗曾公開表示“朕最愛元祐”，將元祐之政視為自身執政及朝廷修史的正面參照，并表達新朝追溯仁宗之政、秉持“祖宗之法”旗幟的意愿。趙鼎等人亦將王安石當做抨擊的對象，認定“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辟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而朝廷如今面臨的困局則“始于安石，成于蔡京”；因此必須取消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的資格，以達到清算蔡京一黨弊政的目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借著反蔡京之名反對王安石本人及其新法的情緒，終究變成了對王安石本人的全盤否定，并近乎貫穿了整個南宋。宋寧宗在紹熙五年（1194年）通過紹熙內禪登基，之后以明年為慶元元年，在改元詔書中寧宗認為：

親君子，選小人，慶歷、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罰，薄稅斂，慶歷、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幸業承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掇取美號，于以紀元，其以明年為慶元元年。

王安石（1021—1086）畫像（清殿藏本，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該詔書將旨在清算新黨的元祐之政與范仲淹等人的慶歷新政相提并論，“字里行間充滿了寧宗君相對慶歷、元祐之治的無限向往”，同時也將寧宗朝對王安石變法及新黨的否定態度表露無遺。至理宗朝，理宗依照禮部尚書兼侍講李埴所奏，以“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十人，卓然為學者所宗，宜在從祀之列”為由，將“子思并與升祀，列在十哲之間”，使得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舊黨人士的地位抬高至與孔子嫡孫孔伋并列。與之相對的，則是王安石地位的進一步下降：宋理宗于淳祐元年（1241年）下詔稱王安石系“萬世罪人，不宜從祀孔子廟庭”，從而將王安石徹底趕出了孔廟。由此，舊黨反對新法的“功績”得以被朝廷所承認，成為宋朝官方對新舊黨爭的定論。在清算王安石及新黨的過程中，平日里與舊黨成員有著密切往來、暮年受到舊黨代表人物司馬光提攜而出任平章軍國重事的文彥博也在身故之后得以受益，作為“元祐之政”的重要參與者。文彥博由此成了宋人心目中的“正人君子”、為國鞠躬盡瘁的“股肱之臣”。他的生前事跡也因此多次被宋廷及朝臣當做行事與論事的依據，化作有宋一代“前朝故事”的構成部分之一。

結語

自哲宗朝之后，伴隨著徽宗為文彥博平反正名，“文彥博故事”開始被朝廷當做行事的依據，“依文彥博故事”行事也由此在朝堂上頻頻上演。在“依文彥博例”行事的過程中，皇帝、重臣們皆能從中找尋適合自己、適合國家的案例，并結合實際情況加以發揮使用。與此同時，“依文彥博故事”還夾雜了權相政治的因素，與宋人對王安石及新法的看法變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結。在運用“文彥博故事”行事的過程中，哲宗之后的宋代君臣也將文彥博個人生前的政治影響力加以發揮，使之成為展現皇恩、鞏固權勢地位的重要依托。文彥博遺留下的影響力一直延續至宋季，與南宋相伴始終。

[1]近年涉及文彥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申利：《論文彥博的道教詩和道趣詩創作》，《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北宋名相文彥博的為政風范研究》，《河南財政稅務高等?？茖W校學報》2021年第1期；向有強：《“熙豐洛陽名臣詩人群體”交游核心考論》，《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鬃泳骸侗彼魏幽细芯俊?，四川師范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等。

[2]（清）黃以周等輯注，顧吉辰點?！独m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23頁。

[3]（宋）釋志盤：《佛祖統紀》，《續修四庫全書》第128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頁。

[4][10][11][12][20][22][23][24][25][26][33][34]（元）脫脫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263頁，8733頁，8733頁，8733頁，13781頁，897頁，897頁，921頁，929頁，931頁，2785頁，2757頁。

[5]（宋）佚名撰、孔學輯?！痘仕沃信d兩朝圣政輯?！?，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2頁。

[6][7][8][9]（宋）史浩：《峰真隱漫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1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73頁，773頁，774頁，774頁。

[13][42]（宋）禮部太常寺撰修，（清）徐松輯《中興禮書》，《續修四庫全書》第82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頁，15頁。

[14][15]（宋）周必大：《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42頁，142頁。

[16][18][19][50][52][53]（元）佚名著，汪圣鐸點?！端问啡摹?，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489頁，2504頁，2504頁，2423頁，2696頁，2696頁。

[17]（宋）佚名：《慶元黨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1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42頁。

[27]（元）劉一清：《錢塘遺事》，《全宋筆記》第8編第6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243—244頁。

[28][29][36][3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8854頁，8854頁，4356頁，4357頁。

[30][31]（宋）佚名：《群書會元截江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34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48頁，48頁。

[32]（宋）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21—622頁。

[35]（宋）洪邁：《容齋四筆》，《全宋筆記》第5編第6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頁。

[38]尹高林：《北宋宴飲活動研究》，河南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第71頁。

[39][40][41]（宋）王應麟：《玉?！?，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90頁，590頁，590頁。

[43][44][45][48][49]（明）王錫爵：《歷代名臣奏疏》，《續修四庫全書》（第46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2頁，612頁，612頁，617頁，617頁。

[46]（宋）李心傳編撰，胡坤點?！督ㄑ滓詠硐的暌洝?，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487頁。

[47]參見曹家齊：《“愛元祐”與“遵嘉祐”——對南宋政治指歸的一點考察》，《學術研究》2005年第11期。關于高宗“最愛元祐”的其他含義，可參見方誠峰：《補釋宋高宗“最愛元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51]虞云國：《南宋行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6頁。

[54]（清）嵇璜：《欽定續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92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5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