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電影對中華優秀傳統思想的傳承表達
——以中原鄉村電影為例

李曉昀 侯光明 (北京電影學院，北京 100088)

引 言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也是我國取得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開啟鄉村振興新征程的關鍵一年。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提出，到脫貧攻堅戰役的勝利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開啟，“三農”問題也都是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中之重。而與“三農”問題密切相關的鄉村電影，作為中國電影史上的重要一環，自中國電影誕生以來便不斷出現。如楊遠嬰教授所說，“在這些有關農民和農村的敘事中，往往蘊含著中國社會最本質的東西，這種本質就是中國的問題，主要是農民的問題，中國社會的轉變有待于農民的轉變”。透過鄉村電影，我們可以一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發展的基本面貌，知曉中國社會變化的歷史脈絡和現實境況。

所謂“中原”，在地理環境上居于“天下之中”的優勢位置，現今主要指“以明清至今的河南省地域為主體，兼及山西南部、陜西東部、河北南部、山東西南部和安徽西北部地區”。作為炎黃子孫的搖籃，作為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發祥地，中原在中國歷史發展中具有獨特的根源性地位。本文所指“中原鄉村電影”，主要指以中原地區的鄉村為敘事空間、表現中原鄉村人民現實生活、反映中原鄉村社會文化的電影。例如《李雙雙》(1962)、《槐樹莊》(1962)、《龍馬精神》(1965)、《大河奔流》(1978)、《失信的村莊》(1986)等以河南農村為敘事空間與書寫對象的中國經典鄉村電影，又如《朝陽溝》(1963)、《倔公公犟媳婦》(1985)、《桃園喜》(1982)、《倒霉大叔的婚事》(1987)、《我愛我爹》(1999)等表現河南鄉村人民現實生活的現代豫劇戲曲電影，以及近年來涌現出的如《不是鬧著玩的》(2010)、《念書的孩子》(2012)、《過昭關》(2018)等河南本土導演創作、反映當下河南鄉村生活、不同類型的鄉村電影，都是中原鄉村電影的代表，呈現出濃厚的中原地域特色。

作為中國社會的基礎和主體，鄉村往往被視為中國社會歷史變化的晴雨表，因此，與鄉村相關的影像自中國電影誕生以來便不斷出現，表現鄉村社會變遷、鄉村文化形態和村民生活樣態的鄉村影像，成為中國電影民族性和時代性的重要體現。在中國電影史上，與鄉村有關的影像也有“農村電影”“鄉土電影”等不同表述，許多學者也就這些表述的內涵和外延進行辨析和研究，雖切入點不同，但這些研究都指向關于鄉村影像的不同文化想象、價值取向、情感基調等內容，如學者凌燕所說，“鄉土似乎更多聯系美好的自然風光、淳樸的民風民情，而農村似乎聯系著貧窮、落后的社會學意義、守舊的文化以及階級斗爭和社會變革等意識形態方面的色彩”。因此，本文采用“鄉村電影”這一更具客觀性和包容性的概念，既包括了與政治結合較為緊密的農村敘事，又包括了側重于主觀情感的鄉土敘事，“既有夏衍式的社會現實折射，也有孫瑜式的詩化想象”。

中原鄉村電影深受發源于中原鄉土間的優秀傳統思想的影響，并以獨特的視聽語言傳承表達和豐富發展著優秀傳統思想的內涵，是中國電影學派“活化文化傳統，賡續中華美學”的典型代表，亦是中國電影呈現民族風貌、摹寫時代歷程的重要體現。

一、鄉土中國的中原底色與中國電影的鄉村傳統

如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開篇中所說，“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中國社會的人口構成、經濟結構、文化底蘊等各方面都深受悠久濃厚的農耕文明影響，“鄉土中國”這一概念，也已成為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經典表述，用以形容中華民族根植于土地，以血緣、親緣、地緣的方式所形成的相對穩固和封閉的傳統社會形態。

而若從中國農業文明的發展歷程來看，中國悠久的農業歷史及鄉土中國的傳統社會形態，都發源于中原。中原地區所處的黃河中下游流域，氣候溫和，雨量適中，土壤肥沃，自然資源豐富，生態環境良好，適合農業耕種，因此，中國的農業生產最早正是從中原地區興起。從現已出土文物來看，中原地區早在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史前文明時期便已經出現與農業生產相關的作物及工具。中原神話傳說中，伏羲、神農、黃帝、嫘祖、大禹等神話人物都曾教授百姓農耕技法，而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也首先開始使用鐵質農具，標志著中國由原始農業進入傳統農業階段。此后，在中原作為中國核心地域的近4000年時間里，傳統農業都是歷代王朝發展的根基。而進入現代農業階段后，作為中原腹地的河南省，仍是中國的農業大省和糧食大省，河南省耕地面積居全國第二，糧食總產量占全國的近十分之一?？梢哉f，中原文化與農業文明密不可分，中原文化正是中國農業文明的結晶，而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形成的傳統鄉土社會文化自然深深浸潤了中原文化的底色。

雖然20世紀初伴隨著現代性文化的來臨和社會革命運動的發展，鄉土中國的傳統形態不斷受到沖擊，但漫長的農業文明顯然已經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結構、民族心理、思維方式和審美追求。至今來看，對于鄉土中國這一傳統社會形態承繼和保留最為完整的正是中國廣大的田間鄉村，作為最廣大基層的鄉村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礎和主體，中國的經濟、文化、法制等社會各方面無不“從鄉村而來，又為鄉村而設”。也正因如此，鄉村電影一直都是與時代環境最為貼近的電影類型，不同時代的變遷都體現在了不同時期的鄉村電影創作中，鄉村電影隨時代變化呈現出不同的文化內涵。如楊遠嬰教授所說，“如果對中國電影史做一個縱向考察，那么我們就會發現真正標示社會文化轉型特征的幾乎都是農村題材作品。比如左翼介入電影的代表作《春蠶》，標志1949年勝利的《白毛女》，預示‘文化大革命’的《槐樹莊》，代表民主啟蒙的《黃土地》，以及現代化遭遇中國的《被告山杠爺》”。而一個值得回味的現象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中國電影，大多也是鄉村題材的電影。這自然與鄉土中國這一傳統社會文化的基礎性和重要性密不可分。一方面，作為最廣大的基層社會，鄉村在空間和人口總量上都在中國整體社會中占據絕對比重，中國大多數創作者有著與鄉村相關的生活經驗，如陳凱歌、張藝謀等第五代導演都有著下鄉的經歷，又如霍猛、徐磊等當代青年導演也都成長于鄉村，對鄉村生活十分熟悉；另一方面，鄉村一直都是中國社會革命和建設的重心，作為表現鄉村文化的鄉村電影更具戲劇性與典型性，同時，作為傳統中國的具象代表，鄉土中國在影像表達上具有一定的可辨識性。

如前所述，作為農業文明結晶的中原文化是鄉土中國這一傳統社會文化的底色，而作為傳統社會文化重要載體的廣大中國鄉村都深受中華文化主根主脈的中原文化的影響。因此，以中原地區鄉村社會為主要敘事對象的中原鄉村電影，成為中國鄉村電影的最典型代表。中原鄉村電影是鄉土中國的傳統社會文化的集中體現，并深受中原文化底色之上的鄉土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中國鄉村電影也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薄叭寮宜枷胪腥A民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記載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在建設家園的奮斗中開展的精神活動、進行的理性思維、創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重要滋養?！弊鳛橹腥A民族的“根”和“魂”，優秀傳統思想一直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電影的影像表達，而作為文化和藝術的中國電影也在不斷轉化發展著優秀傳統文化思想的內核與要義。以中原鄉村電影為代表的中國鄉村電影，也在傳承表達著如樸素自然思想、倫理道德傳統等中原文化底色之上的鄉土文化思想，并因此，呈現出獨具民族性的影像風格與精神氣質。

二、中原鄉村電影對樸素自然思想的傳承表達

由于農業生產方式對自然環境有很強的依賴性，因此自古以來，以中原地區為代表的鄉村人民便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規律，按時播種，按時收獲，直到當下，鄉村人民依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規律從事農業生產。在此影響下，傳統鄉土文化孕育出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傳統，身處中原的老子、莊子“參天地之化育”，通過對自然的觀察、認識和理解，參透天道與人事的運行秩序與規律，將其歸納上升為“道法自然”的哲學思想。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莊子言“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天道》)。這種樸素自然的思想傳統，深深影響了表現鄉村自然環境及鄉土社會文化的中國鄉村電影，而鄉村電影也以現代影像手法傳承表達了自然無為、樸素真實的思想傳統。

首先，在影像語言和敘事風格上，鄉村電影注重對于鄉村景物及民風民情的自然本真呈現。鄉村電影不僅注重效法鄉村自然的山水草木，而且也注重效法自然環境呈現出的本真狀態；不僅注重呈現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風民俗，而且也注重呈現其背后蘊含的淳樸濃厚的風土人情。即使如《李雙雙》《槐樹莊》《龍馬精神》等“十七年”時期的農村革命題材電影，雖以表現河南農村人民革命故事及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為主要內容，但對于河南鄉間自然景物、鄉間民情的質樸呈現和描繪依然是其重要的影像內容。如《李雙雙》中農耕的田野、鄉間的作物等畫面，常常以寫實的自然樣貌呈現在電影中，表現出農村生活的自然質樸，而夜晚喜旺和眾村民一起在皎潔的月下吹簫唱歌，更是一副淳樸自然的鄉村田園景象。又如以中原鄉村為主要敘事空間的鄉村公路電影《過昭關》，以祖孫二人騎三輪車前往三門峽探望故友的故事為主線，一路自然地呈現出了中原鄉村的田間風物，無論是開闊的農田、田邊的動物，還是雞犬相聞、蟋蟀鳴叫，都是對于鄉村文化中樸素自然思想的現代影像轉化。

其次，鄉村電影對于樸素自然思想的傳承表達，還體現在其創作理念上注重影像表達的真實性與生活化。一方面，鄉村電影在敘事方式上注重貼近農村日常生活，表現農民真實生活狀態，如《朝陽溝》《倒霉大叔的婚事》《我愛我爹》等表現河南農村人民現實生活的現代豫劇戲曲電影，除以豫劇這種極具地域性和民間性的藝術形式直接反映和表現中原人民生活情趣，也都以極具生活化的手法表現了中原人民真實的生活習慣和風俗人情；又如“十七年”時期的河南農村革命題材電影，大多也并不著意于表現具有傳奇色彩的英雄事跡，而是同樣將鏡頭聚焦于河南普通鄉間的農民百姓，選取生活化的故事，塑造出真實生動的農民形象；而如《不是鬧著玩的》《過昭關》等近年來不斷與其他類型融合的中原鄉村電影，雖與喜劇、公路等類型元素相融合，但同樣注重鄉村真實生活場景的呈現以及真實人物形象的塑造，例如《不是鬧著玩的》作為鄉村喜劇電影，雖是以戲謔的喜劇手法來呈現鄉村故事，但同樣也是力求真實，不僅故事題材來源于河南農民的真實事件，在全片使用獨具地域特色的河南方言，其人物塑造同樣貼近農民日常生活，展現出濃濃的鄉土氣息。另一方面，鄉村電影在編導拍攝、演員表演等創作層面也力求真實自然。如就導演、編劇來說，《過昭關》導演霍猛出身農村，其電影創作靈感源于童年在河南農村與爺爺共同生活的經歷，心懷“獻給爺爺”的質樸真實的情感進行電影創作；如《李雙雙》《龍馬精神》《大河奔流》的編劇李準作為河南人長期生活在河南農村，其人物行動、對話語言、時代環境等劇作方面呈現出的真實性，使得其作品成為鄉村電影的經典代表，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與文化氣質。而就演員來說，無論是專業演員還是非專業演員，大多采用返璞歸真式的表演風格，非專業演員自然是多以其自身生活經驗為基礎，采取生活化的表演方式，參演中原鄉村電影的專業演員也注重體驗生活，如《李雙雙》主演張瑞芳和仲星火在開拍前一年便深入河南林縣體驗生活，與鄉民同吃同住、一起干活兒，在影片中以真實性、生活化的表演方式塑造了極具鄉土氣息與生命活力的農村新人形象。

三、中原鄉村電影對倫理道德傳統的傳承表達

中原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內陸地區，為維持農業生產的和諧穩定，以中原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形成了自給自足、男耕女織式的小農經濟模式。如費孝通先生所總結的：一方面，“鄉土社會是安土重遷的，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另一方面，傳統鄉村社會是一個以個人為中心向外推出的同心圓體系，這個“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里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就是“儒家最考究的‘倫’”，同時，傳統鄉村社會還是一個禮治社會，“禮是合式的路子，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于傳統的習慣”。

這些鄉村社會的基本形態都為培育道德意識提供了土壤。由于農業文明根植于土地，依附于自然，其本質就是通過辛勤勞作，營造天地人和的生存環境，因此，鄉村百姓只須掌握農業技術，無須掌握競爭或者掠奪的技藝。在此基礎上，以中原人民為代表的鄉村百姓大多保持著淳樸厚道、善良仁厚、吃苦耐勞等中華傳統美德，在與人交往時恪守著忠孝仁義、尊老愛幼、以和為貴等道德行為規范。鄉村社會又進一步形成了宗族制度與宗法倫理，構成了鄉村生活的基本內容，對于整個鄉村社會的凝聚起到了重要作用。

誠然，發源于鄉土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不可避免地摻雜著落后保守、封建迂腐的內容，但同時也蘊含著豐富的優秀思想因子，有其系統完整的價值內涵。中原鄉村電影所傳承弘揚的正是這些勤勞質樸、孝親尊長、親仁善鄰等勞動人民的優良品質，并以獨特的視覺圖景對中原鄉村舊有的落后封建思想予以批判和揚棄。如20世紀80年代拍攝于河南的電影《失信的村莊》，選取中原古都洛陽作為取景地，將中原古都作為封建思想的代表，通過意象世界的營造來折射出鄉村文化中落后思想的局限性和劣根性，凸顯出封建落后思想的束縛與民族歷史的負重，如導演王好為所說，“(影片)以一種古老的中原文化背景充實著我們對未來影片的想象”，“村民們坐在石馬、石象、瑞禽、角端的陰影下，形成了富有思想內涵的場面調度與構圖，使人直觀地、形象地感受到傳統文化中那部分需要揚棄的精神負擔”。而如“十七年”時期的農村革命題材電影以及現代豫劇戲曲電影，大多直接表現了中原鄉村勞動人民勤勞淳樸、吃苦耐勞的傳統美德，又如當下的中原鄉村電影《過昭關》，則借伍子胥過昭關的故事表達了“關關難過關關過”的樸實人生哲學，這也正是以爺爺李福長為代表的現代鄉村百姓淳樸善良美德的影像轉化。另外，中原自古就有忠孝仁義的倫理道德傳統，花木蘭、岳飛、楊家將等眾多英雄人物與歷史傳說都產生流傳于中原。忠孝仁義等傳統美德也在中原鄉村電影中不斷傳承并隨時代發展不斷賦予新的內涵，如《倔公公犟媳婦》《倒霉大叔的婚事》《我愛我爹》等現代豫劇戲曲電影便常常以家庭成員關系的戲劇性呈現來表現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安居樂業等傳統鄉村倫理日常。

此外，鄉村社會是以家庭為基本社群的熟人社會?！爸袊l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是一種所謂的‘差序格局’，是一個‘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彪m然現代化的發展不斷沖擊著傳統的鄉土社會形態，但這種重情重義的熟人關系結構在中國鄉村仍然得以最大限度地傳承，中原鄉村電影同樣注重以現代影像傳承轉化這種基于血緣、親緣、地緣之上的親密情感及深情厚誼。例如，《過昭關》所呈現的河南袁馬村正是一個以血緣和地緣關系建構起的熟人社會，爺爺李福長與村子里的鄉民彼此相熟，遇到問題相互幫助，而爺孫二人的旅途也正是起源于爺爺偶然得知自己的故友病重，只為當時的故友情誼便帶上孫子跋山涉水前去探望。影片以河南方言來代表傳統的鄉村社會，而爺孫二人在路途上遇到的說普通話的貨車司機則是現代契約社會的代表，與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不信任相比，影片更是突出了鄉村倫理社會的深情厚誼。而如同樣是以河南鄉村為敘事空間、以爺孫二人為主要敘事對象的電影《念書的孩子》，講述了留守兒童開開在老家感受到的鄉村以血緣和親緣關系建構起的人情社會的溫暖與親密。又如鄉村喜劇《不是鬧著玩的》雖是以戲謔手法表現鄉村親朋好友的互幫互助，但嬉笑表達的背后其實呈現的正是鄉村鄰里之間的道義承擔和溫情關懷。

結 語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中華文化發端于鄉土，根植于鄉土，鄉村奠定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基礎，鄉村電影成為最體現中華文化特色的電影類型之一。由于中國的農業文明發源于中原，且中原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主根主脈，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價值，中國的鄉村則也大多打上了中原文化的底色。正因如此，中原地區的鄉村成為中國廣大鄉村社會的典型代表。作為觀照中國社會現狀的窗口，鄉村電影呈現出了中國的歷史變遷、時代變革、社會發展與文化蛻變。雖然不同時期的鄉村電影跟隨著中國鄉村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也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征和藝術風格，但整體來看，優秀傳統思想作為具有超越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存在，是對以中原為代表的中華民族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系統、審美情趣等各方面的提煉和升華，優秀傳統思想深深影響了鄉村電影創作的表達方式、審美品格、內在意蘊，而鄉村電影也在敘事主題、美學風格、表現手法等方面傳承表達著發源于中原鄉土間的優秀傳統思想。

從中原鄉村電影對樸素自然思想及倫理道德傳統等思想觀念與人文精神的傳承表達來看，未來中國鄉村電影的創作，必須深入鄉村，扎根鄉土，深入發掘基于中原底色、源于鄉村文化的優秀傳統思想，不斷從優秀傳統思想中汲取養料，探尋其影像轉化的可能并將其融入電影創作的實踐中，以貼近鄉村文化審美規律的影像方式，傳承表達和豐富發展優秀傳統思想的內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時期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鄉村電影作為反映鄉村生活、引領鄉村風尚、傳承鄉村文化的重要載體，發展中國鄉村電影也是為鄉村振興賦能的重要方式，而推進中國鄉村電影對優秀傳統思想的傳承表達，亦是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