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手方”“中國心”與錢穆批評《紅樓夢》

何建委

內容提要:通過《中國文學論叢》，錢穆探討了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與“文心”，包括評論《紅樓夢》。他對《紅樓夢》整體上持批評態度。這與他始終將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視為“對手方”密不可分。而他這樣做的重要目的，是為了發掘“中國心”——中國傳統文學有別于西方文學的特性。鑒于此，借助“對手方”視角，考察錢穆對《紅樓夢》的批評，探討其得失及啟示，進而窺探背后的文化史意義，顯得尤為必要。

錢穆是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其《中國文學論叢》是20世紀50年代在香港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程的結集。對比西方文學，錢穆探討了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與“文心”，與王國維、魯迅等人盛贊《紅樓夢》不同，錢穆對《紅樓夢》整體上是持批評態度的。錢穆批評《紅樓夢》，與他始終將受西方文學觀念影響的研究者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視為“對手方”密不可分。

“對手方”原是經濟學范疇的概念，“20世紀20年代，傅斯年首先將這一語詞用于人文學術領域，系指學術著述的接受者。他認為，‘對手方’也直接或間接參與專業知識的建構，故學術接受者本身也是學術建制的一部分”。因此，“對手方”也可指“學術研究活動中觀點互歧、彼此爭鋒競逐的對立方”。樹立“假想敵”，圍繞“對手方”，貫穿了錢穆學術研究的始終。在20世紀的學術史上，歷史研究方面，錢穆的“對手方”有梁啟超、顧頡剛。在清史研究方面，錢穆將梁啟超視為“對手方”，針對后者《清代學術概論》，撰寫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梁啟超視顧炎武為清學開山之人不同，錢穆認為黃宗羲也有開山之功。此外，在其代表作《國史大綱》引論中，錢穆分析了近世史學三派——傳統派(“記誦派”)、革新派(“宣傳派”)、科學派(“考訂派”)的得失。革新派(“宣傳派”)、科學派(“考訂派”)的代表分別是梁啟超、顧頡剛。不言而喻，錢穆撰寫《國史大綱》的“對手方”就是革新派、科學派。

樹立“假想敵”，圍繞“對手方”，不僅體現在錢穆的歷史研究當中，也體現在他的文學研究當中。而在文學研究方面，錢穆的“對手方”有王國維，有新文化運動的代表性人物包括胡適、陳獨秀、魯迅。事實上，錢穆闡發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包括對《紅樓夢》的批評，始終以受西方文學觀念影響的王國維，特別是質疑傳統文學的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為“對手方”。而他將這些人視為“對手方”的重要目的，便是一反這些人對傳統文學的臧否，進而發掘“中國心”——中國傳統文學有別于西方文學的特性以達到為“傳統文化”招魂之目的。鑒于此，考察錢穆對《紅樓夢》的批評，參照王國維、魯迅、陳寅恪的相關評述，探討錢穆批評的得失及啟示，進而窺探背后的文化史意義，顯得尤為必要。

錢穆對《紅樓夢》的內容、思想性評價不高。在《中國文學史概觀》一文中，他批評道:

《紅樓夢》僅描寫當時滿洲人家庭之腐敗墮落，有感慨，無寄托。雖其金陵十二釵，乃至書中接近五百男女之錯綜配搭，分別描寫，既精致，亦生動。論其文學上之技巧，當堪與《三國演義》《水滸傳》相伯仲。然作者心胸已狹，即就當時滿洲人家庭之由盛轉衰，一葉知秋，驚心動魄。雪芹乃滿洲人，不問中國事猶可，乃并此亦不關心，而惟兒女私情亭榭興落，存其胸懷間。結果黛玉既死，寶玉以出家為僧結局。斯則作者之學養，亦即此可見。籍其晚年生活，窮愁潦倒，其所得于中國傳統文學之陶冶者，亦僅依稀為一名士才人而止耳。其人如此，則其書可知。較之滿洲人初入關之納蘭成德，相去誠逖然遠矣。

在這里，錢穆雖然肯定了《紅樓夢》的描寫“既精致，亦生動”，在文學技巧上與《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名著水平堪當，但他認為《紅樓夢》“無寄托”，僅僅書寫“兒女私情亭榭興落”，反映“當時滿洲人家庭之腐敗墮落”而已。因此，在錢穆看來，通過《紅樓夢》，可以看出曹雪芹“心胸已狹”，所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非常有限，僅僅是“一名士才人”，其境界尚不如納蘭性德，其作品在內容上、思想性上更無法與《三國演義》《水滸傳》相提并論。批評《紅樓夢》之余，錢穆順帶批評了《兒女英雄傳》。他認為:

繼之有《兒女英雄傳》，亦為滿人文康作品。書中主人俠女十三妹，似乎針對著大觀園中十二金釵之柔弱無能。而何玉鳳張金鳳同嫁安驥，亦似針對薛寶釵之與林黛玉。故其書亦與《紅樓夢》同名金玉緣。而文康與雪芹同是家道中落，其處境亦相似。殆文康心中，只知一曹雪芹，乃存心欲與一爭短長，其人之淺薄無聊又可知。即以此兩人為例，而此下滿族之不能有前途，亦斷可知。

關于《紅樓夢》與《兒女英雄傳》的關系，早在20世紀20年代，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里已有詳細論述。魯迅說:“一緣文人或有憾于《紅樓》，其代表為《兒女英雄傳》?！奔础秲号⑿蹅鳌纺瞬粷M《紅樓夢》之作，“欲與一爭短長”。在魯迅看來，《兒女英雄傳》的作者文康與《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多有相似之處。他們都是滿族人，文康是滿洲鑲紅旗人，曹雪芹出身于正白旗包衣世家;且“榮華已落，愴然有懷，命筆留辭，其情況蓋與曹雪芹頗類”。然而，魯迅認為，《兒女英雄傳》與《紅樓夢》由于一“為理想，為敘他”，一“為寫實，為自敘”，“加以經歷復殊，而成就遂迥異矣”。在魯迅眼里，《兒女英雄傳》雖然“驥又有妻曰張金鳳，亦嘗為玉鳳所拯，乃相睦如姊妹，后各有孕，故此書初名《金玉緣》”，雖然“多立異名，搖曳見態，亦仍為《紅樓夢》家數也”，但其主人公“性格失常，言動絕異，矯揉之態，觸目皆是矣?！庇纱丝梢?，錢穆對《兒女英雄傳》的看法與魯迅有一定的不謀而合之處。他們看法不同在于，魯迅雖然提及曹雪芹與文康的滿族人身份，但并不像錢穆以他們的民族身份而否定他們的著作。當然，他們的最大不同在于，與錢穆整體上批評《紅樓夢》相比，魯迅則整體上肯定《紅樓夢》。

與錢穆整體上否定《紅樓夢》類似，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大師陳寅恪亦是整體上否定《紅樓夢》。陳寅恪在出版于20世紀50年的《元白詩箋證稿》中指出:

至于吾國小說，則其結構遠不如西洋小說之精密。在歐洲小說未經翻譯為中文以前，凡吾國著名小說，如水滸傳、石頭記與儒林外史等書，其結構皆甚可議。寅恪讀此類書甚少，但知有兒女英雄傳一種，殊為例外，其書乃反紅樓夢之作，世人以其內容不甚豐富往往輕視之。然其結構精密，頗有系統，轉勝于曹書。

可以看出，與錢穆認可《紅樓夢》的描寫精致、生動不同，陳寅恪認為，相比西方小說，《紅樓夢》等作品的“結構皆甚可議”。同時，與錢穆認可《水滸傳》等小說的結構不同，陳寅恪并不認可《水滸傳》等小說的結構。值得注意的是，陳寅恪批評中國傳統文學名著的參照標準是西方小說。然而，對于魯迅、錢穆否定的《兒女英雄傳》，陳寅恪卻給出了非常高的評價。在陳寅恪看來，“反紅樓夢之作”的《兒女英雄傳》卻“結構精密，頗有系統，轉勝于曹書”。除此之外，陳寅恪認為《紅樓夢》的細節多有失實之處。有學者認為，陳寅恪對《兒女英雄傳》情有獨鐘的原因在于:《兒女英雄傳》具備陳寅恪所強調的“吾國舊日社會關系，大抵為家庭姻戚鄉里師弟及科舉之座主門生同年等”，“這個判斷的全部因素，而且均以理想狀態描述”，“這部小說中描寫的講人情、重氣節的時代氣息，喚醒了陳寅恪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溫情回憶”。

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托命之士，錢穆批評《兒女英雄傳》作者“淺薄無聊又可知”，且以他和曹雪芹為例，“亦斷可知”“此下滿族之不能有前途”，而陳寅恪卻盛贊《兒女英雄傳》結構勝于中國四大名著，欣賞其中浸淫的“吾國舊日社會關系”的理想狀態，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溫情”，非常耐人尋味。不難得知，錢穆的論述本質上是因人廢文，基于曹雪芹與文康的民族身份，進而否定了他們的著作;而陳寅恪卻因自身身世飄零而沉浸在傳統社會的理想狀態，進而推崇《兒女英雄傳》。

錢穆不僅在內容上、思想性上否定了《紅樓夢》，而且從悲劇的角度否定了《紅樓夢》。他在《情感人生中之悲喜劇》一文中批評道:

近代國人又好言《紅樓夢》，以為近似西方文學中之悲劇。然賈家闔府，以僅有大門前一對石獅子尚留得干凈，斯其為悲劇，亦僅一種下乘之悲劇而已。下乘悲劇，何處難覓。而且在大觀園中，亦僅有男女之戀，非有夫婦之愛。瀟湘館中之林黛玉，又何能與寒窯中之王寶釧，以及韓玉娘、薛三娘諸人相比。賈寶玉出家為僧，亦終是一俗套，較之楊四郎雖同為一俗人，然在楊四郎尚有其內心掙扎之一番甚深悲情，不脫俗，而見其為超俗。賈寶玉則貌為超俗，而終未見其有脫俗之表現。衡量一國之文學，亦當于其文化傳統深處加以衡量。又豈作皮相之比較，必學東施效顰，乃能定其美丑高下乎。

近代國人，乃近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大師王國維也。王國維在其著作《〈紅樓夢〉評論》里是這樣說的:

《紅樓夢》一書，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其大宗旨如上章所述，讀者既知之矣。除主人公不計外，凡此書中之人，有與生活之欲相關系者，無不與苦痛相終始……《紅摟夢》一書，徹頭徹尾的悲劇也……由叔本華之說，悲劇之中又有三種之別: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于盲目的運命者。第三種之悲劇，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由此觀之，《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

由此可見，錢穆指出了王國維將《紅樓夢》視為悲劇的西方理論資源。鑒于他認為“西方文學以悲劇為貴”，錢穆視《紅樓夢》“僅一種下乘之悲劇而已”，無疑是對王國維論述的釜底抽薪。換言之，他并不認同王國維的相關論述。

與錢穆不同，陳寅恪對王國維的這一論述是持肯定立場的。在《柳如是別傳》著作中論述陳柳情事時，陳寅恪指出:“‘釀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實悲劇中主人翁結局之原則。古代希臘亞理斯多德論悲劇，近年海寧王國維論紅樓夢皆略同此旨?！标愐∷浴皝喞硭苟嗟抡摫瘎　敝攸c是“按照必然律或常規自然的上承某事”，這與陳寅恪看重的柳如是之“春日釀成秋日雨”詞句“追溯悲劇成因的句意的意象”略同。而王國維視《紅樓夢》為“悲劇中之悲劇”，一方面認為其符合叔本華“第三種之悲劇”的定義，具有美術意義上的目的與意義，一方面，符合雅里大德勒《詩論》之謂，具有倫理學上的目的與意義。由此可知，陳寅恪雖然并沒有完全理解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但他卻贊同其觀點，并將其應用于自己的著述闡釋當中。

事實上，錢鍾書也不認同視《紅樓夢》為“悲劇中之悲劇”的觀點。1984年，錢鍾書在再版《談藝錄》之際，批評道:“王氏附會叔本華以闡釋《紅樓夢》，不免作法自弊也?！颉都t樓夢》，佳著也，叔本華哲學，玄諦也;利導則兩美可以相得，強合則兩賢必至相阨。此非僅《紅樓夢》與叔本華哲學為然也?！痹阱X鍾書看來，王國維并未真正理解叔本華的“悲劇”觀念，且其借助叔本華哲學評介《紅樓夢》多是“附會”，“不免作法自弊”。不過，與錢穆認為鑒賞文學作品要從“文化傳統深處加以衡量”不同，錢鍾書則認為“小說、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不可直接“等為一家”，不能直接援引西方哲學等方面的觀念以闡釋中國文藝作品。在此意義上，錢鍾書既不同意“附會叔本華以闡釋《紅樓夢》”，也不認同陳寅恪的“以詩證史”，更不認同錢穆對賈寶玉出家與楊四郎出家之比較。

當然錢穆并沒有完全否定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價值，而是認為其有著一定的價值，突破了紅學中泛濫的版本考據，在他看來:

考據工作，未嘗不有助于增深對于文學本身之了解與欣賞。然此究屬兩事，不能把考據來代替了欣賞。就《紅樓夢》言，遠在六十年前，王國維《觀堂集林》提出《紅樓夢》近似西方文學中之悲劇，此乃著眼在《紅樓夢》之文學意義上，但此下則紅學研究，幾乎全部都集中在版本考據上。

錢穆對考據派的微詞是一貫的。他不僅對文學研究的考據派頗有微詞，而且對歷史研究中的考據派多有微詞?？煽巴嫖兜氖?，對于考據派特別是古史辨派，不僅魯迅在《故事新編》當中多有譏諷，而且錢鍾書在《圍城》中也多有譏諷。此外，錢穆也認同王國維《人間詞話》中“文學不應有隔”之觀點。

若細讀《中國文學論叢》，則會發現錢穆闡發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包括他對《紅樓夢》迥異于王國維、魯迅等人的認知，始終有著他的“對手方”。換句話說，錢穆始終以西方文學為靶向，主要以受西方文學觀念影響的王國維、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為“對手方”。與此相應，錢穆闡發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批評《紅樓夢》，也是每每針對西方文學而發，針對“對手方”的觀點而發。

在《中國文學論叢》的再序里，錢穆坦言:“民國初興，新文學運動驟起，詆毀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甚囂塵上，成為一時之風氣。而余所宿嗜，乃為一世鄙斥反抗之對象。余雖酷嗜不衰，然亦僅自怡悅，閉戶自珍，未能有所樹立，有所表達，以與世相抗衡?！庇纱丝梢?，新文學運動是錢穆的潛在假想敵，是其“對手方”。而他編輯出版《中國文學論叢》，闡發他自己以前所閉戶自珍、僅自怡悅的“舊文學”的價值，則顯然是“與世相抗衡”——與新文學運動代表人物相抗衡。這些在《中國文學論叢》著作中，比比皆是。在闡發中國傳統文學價值時，他說若“照近代流行觀念，把文學分為活文學、死文學兩種”。而“活文學、死文學”恰恰來自胡適1917年1月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在比較《三國演義》《包公案》與《紅樓夢》高下時，錢穆痛心疾首地說:

今人則于民族文化傳統排棄不遺余力，堯舜孔孟首當其沖，輕加抨擊。而遠自詩騷以來，三千年文學尤所厭鄙，藏之高閣，下再玩誦。即不施全面攻擊，亦必正其名曰古典文學，以示區別。文學則必為現代的、通俗的、白話的、創造的。古典性的則必為貴族的、官僚的、封建的，陳腔濫調，守舊不變。即如《三國演義》《包公案》諸書，亦屬白話通俗的一種創造，一如今人所提倡，而亦仍加區別，一概不登大雅之堂。其所提倡，則惟曹雪芹之《紅樓夢》。論其白話通俗，亦未必駕《三國演義》與《包公案》之上。而特加重視，則無他，以其描寫男女之愛，更似西方耳。今日國人提倡新文學，主要意義亦在創造人心，惟求傳入西方心，替代中國心。于中國舊傳統則詬厲惟恐其不至。近代最先以白話新文學擅盛名，應推魯迅，為《阿Q正傳》，馳名全國。

這里“現代的、通俗的、白話的、創造的。古典性的則必為貴族的、官僚的、封建的”來自陳獨秀1917年2月發表的《文學革命論》。眾所周知，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文章，宣告了新文學的開始。

通過錢穆的這番話可知，他將新文化運動否定中國舊傳統、鼓吹新文學，視為“惟求傳入西方心，替代中國心”的結果。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大肆宣揚西方文學，提倡“現代的、通俗的、白話的、創造的”文學，否定“貴族的、官僚的、封建的”古典文學，過于在乎西方文學的價值觀，而忽視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價值觀，遮蔽了《三國演義》《包公案》在白話通俗方面的創造。在此基礎上，錢穆認為20世紀以來中國重視與高度肯定《紅樓夢》，與國人受西方文學觀念影響密不可分，與“國人提倡新文學”密不可分。他的批評“近代國人又好言《紅樓夢》，以為近似西方文學中之悲劇”，以及“惟待西化東漸，人心變而高捧此紅樓一夢，認為如此境界，始是人生”，皆是明證。也就是說，在錢穆看來，20世紀以來中國重視與高度肯定《紅樓夢》，是受西方文學觀念影響的王國維將其視為“悲劇中之悲劇”的結果，是“西學東漸”特別是新文化運動后受西方文學影響國人重視“西方心”包括重視男女之欲望、人生之苦痛而忘記“中國文化之傳統理想”的結果。

事實上，《紅樓夢》的影響超過《三國演義》，并非開始于西學東漸。從乾隆年間而非“西學東漸”或新文化運動后，《紅樓夢》在文人中的影響已超過《三國演義》。也就是說，《紅樓夢》在文人中的影響超過《三國演義》，并不是錢穆所言是國人重視“西方心”忘記“中國心”的結果。同時，由于“時勢屢更，人情日異于昔”，亦有人不滿于《紅樓夢》的兒女情長，期望文學作品能夠“揄揚勇俠，贊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義”，反《紅樓夢》的《兒女英雄傳》正是這樣的產物。不過，一定意義上，《紅樓夢》正如錢穆所言，確實有別于中國許多傳統小說。在敘事方式、故事發展上，“《紅樓夢》的故事幾乎是不往前走的”，“這跟西方小說的敘事方式差別很大”，與錢穆所推崇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名著的差異也很大。相比《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故事發展的線索非常明晰”。相比中國古典小說“描述的是一個行動的世界，人們通過行動完成一個事件”，講究的是“有頭有尾”，《紅樓夢》的“敘事沒有明顯的時間刻度”?！都t樓夢》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失去了行動性”。此外，《紅樓夢》的內容和主題有著豐富性。

正是有了“假想敵”，有了“對手方”，錢穆便在《紅樓夢》研究中的幾個核心論旨方面，與王國維公開立己，與魯迅公開立異。眾所周知，王國維揭示《紅樓夢》“悲劇中之悲劇”，不僅借此強調了文學藝術的獨立地位，而且借此闡發了其在美學、倫理學上的價值。這在中國20世紀學術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文學研究的“范式革命”。而魯迅評價《紅樓夢》為“人情小說”，具有“悲涼風格”等，不僅有著鮮明的學術創新，而且自始至終有著史家眼光與文學史意義。而錢穆則將《紅樓夢》貶低為“下乘之悲劇”，認為其不過是“兒女私情亭榭興落，存胸懷間”名士才子之作，皆與王國維、魯迅的評價截然不同?？梢?，盡管他們所討論的對象相同，但觀點迥異、旨趣相殊則十萬八千里也。

值得注意的是，錢穆將他們視為“假想敵”“對手方”，目的并不是為了公開樹敵，并沒有僅僅停留在公開立異上。而是為了批評他們以“西方心”代替“中國心”，是為了批評他們將中國文化之傳統理想“盡拋腦后亦惜更無高文妙筆以挽轉此厄運”。也就是說，錢穆的根本目的是，凸顯長期被“西方心”所遮蔽的“中國心”，找尋失落的中國文化之傳統理想。在他看來，“非切實了解其文字與文學，即不能深透其民族之內心而把握其文化之真源。欲論中國民族傳統文化之獨特與優美，莫如以中國民族之文字與文學為之證”，“若我們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學特性，亦可對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啟示”。因此，看重中國傳統文學“深透其民族之內心而把握其文化之真源”重要性的錢穆，認為與西方文學以敘事長詩、劇本、小說為三大骨干不同，詩與史是中國文學的柱石。在他的文學理念里，“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詩者，中國文學之主干。詩以抒情為上。蓋記事歸史，說理歸論，詩家園地自在性情”。在這理念指引下，他認為“小說戲劇之在中國，終為文學中旁枝末流，而不得預于正統之列”。因此，在他看來，文學與時代互相成就，文學與人生可以互換，文學既要反映時代，也要表達人生。因此，中國文學作品，不僅要在乎“技巧與風格”，更要在乎作家的“生活陶冶與心情感映”，作品的偉大有賴于作者的崇高人品與精神。與此相應，他認為，作為內傾性之文學的中國文學“必以作家個人為主”，作家個人“必具有傳統上之一種極度自信”，進而在文學作品中，達到“性情與道德合一，文學與人格合一”的境界，而“此種境界與精神，亦即中國文化之一種特有精神也”，只有這樣，才能有大成就、大業績。換言之，在他眼里，最高境界的文學，需要作家在“向往理想上之崇高標準”的前提下，對于本人生活“有親切之體味”，且“在其內心，經驗了長期的陶冶與修養”，最終作品“所抒寫”、所“旁見側出”，才“能使讀者亦隨其一鱗片爪而隱約窺見理想人生之大體與全真”。與此相應，他認為“中國文學家最喜言有感而發，最重有寄托，而最戒無病呻吟”，“作家遠站在人生之外圈”“僅對人生作一種冷靜之寫照”，以及“作家遠離人生現實”“對人生作一種熱烈幻想之追求”，皆不足取。

不難看出，他的文學觀，有著明顯的儒家本位，有著明顯的理學色彩。這種文學觀，要求文學在追求上要秉承“文以載道”，要講究圣人之道，要求文學作品包括小說在思想上要富有“教誨性感化性”。在內容上要側重寫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人倫之愛而非男女之愛。與此相應，他很難認同《紅樓夢》的思想性與內容，并不認可《紅樓夢》在中國傳統文學中的地位。與此相應，他認為，《西廂記》談不上中國文學之上選，《金瓶梅》談不上是“文學”，寫男女之愛的《紅樓夢》比不上《三國演義》。

由上述可知，樹立“假想敵”，與“對手方”公開立異，對于錢穆而言，并不是為了公開樹敵，而是為了追尋“中國心”，而是為了發掘與彰顯中國文學、文化之傳統境界和理想。也可以說，樹“敵”與立異，是錢穆將個人學術生命與民族國家的歷史命運緊密結合的必然要求，是其闡發民族文化、民族文學之微言大義的必由之路?？陀^上，無論是與史學研究上的“對手方”爭論或對話，還是在文學研究上的爭論或對話，都很大程度促進了錢穆思考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中國文化之特性之價值的深入，都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錢穆在史學研究、文學研究等方面的學術精進，都有利于學術觀點的碰撞，有利于學術的良性競爭與發展。

同時，錢穆對《紅樓夢》的批評雖多有偏頗之處，但卻不乏啟示。即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如何對待西方包括其文學觀念這個龐然大物，如何不將中國文化之傳統理想“盡拋腦后亦惜更無高文妙筆以挽轉此厄運”。19世紀以來，面對西方這個巨大的客觀存在，中國的學者始終探討何以西學中用，始終探討與西學的對話與交流，這既包括“中學”“西學”的體用之爭，又包括王國維對西學發出的“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之疑問，又包括魯迅的“拿來主義”，更包括錢鍾書的中西“打通”，以及王元化的“不以西學為坐標，要以西學為參照”。而探討中國傳統文學之特性之理想，亦是20世紀中國學者的不倦追求，這既包括梁漱溟的努力，又包括新儒家的探索，更包括1997年提出“文化自覺”的費孝通的探討。他們在探討中國傳統文學之特性之理想方面，付出了艱巨的努力。換言之，錢穆通過批評《紅樓夢》，樹立“假想敵”，與“對手方”公開立異，啟示在于，直接援引西方文學觀念以闡釋中國文藝作品是否可行，以“西方心”——西方文學的核心觀念代替“中國心”——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與境界是否可行，以及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關于新舊文學的劃分標準是否妥當。

不可否認，錢穆在樹立“假想敵”，與“對手方”公開立異的過程中，在追尋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與境界的過程中，也存在一定問題，比如過于強調了中西之別、新舊對立，比如處處反對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的觀點，否定其認可的著作，進而輕視與誤讀《紅樓夢》，否定新文學的價值與意義。這些限制了他的視野，使他忽視了中西文學、新舊文學共同共通的“文心”，進而使他的文化觀、文學觀缺乏包容性或開放性。畢竟找尋被新文化運動遮蔽的“中國心”，追尋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與境界，不僅僅是為了“中國心”，而應該是為了找到“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接榫之處”，實現中國文化、文學的“除舊開新”而且也是“推陳出新”或“溫故知新”，使得“現代性”在突破了“傳統”同時“繼續并更新了”“傳統”。而這個過程，就要共時性地充分吸收與借鑒吸收西方文明、西方文學的優秀經驗，參照西方，打通中西，通過現代的方式“把這些特點用現代語言更明確地表達出來，讓大家懂得，變成一個普遍的信息和共識”，使得“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觸，進行交流的過程中，把我們文化中好的東西講清楚使其變成世界性的東西”。同時，由于過分注重儒學本位、注重文學的教化價值與干預現實，錢穆的文學研究很有可能位移到外部研究以及社會學批評，從而偏離文學本身，缺乏足夠的審美，存在一定片面性。換言之，錢穆的文學研究特別是對《紅樓夢》的批評，則也可能會割裂文學作品，是“局部窄狹之追究”，以豐富的內涵，換取以“自己塑造”的文學理念，雖寄情于先民文化精神，但卻對現代人之一往情深漠然無視，進而無法對先民文化精神進行全面關照。

① 孔定芳《學術“對手方”與錢穆的清學史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21年第7輯。

②③⑦[12][13][14][15][17][18][19] 錢穆《中國文學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62、63、169、170、148、159、189、184、1、15、40、41、43頁。

④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196頁。

⑤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附校補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50頁。

⑥ 謝泳《陳寅恪與〈兒女英雄傳〉》，《江淮文史》2014年第4輯。

⑧ 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3、14、15頁。

⑨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0頁。

⑩ 劉夢溪《陳寅恪與〈紅樓夢〉》，《文藝研究》2001年第1期。

[11] 錢鍾書《談藝錄》(修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24、348、352頁。

[16] 李洱《熟悉的陌生人》，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71、72頁。

[20] 費孝通《關于“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學術研究》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