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邊界效應的中越跨境經濟合作升級對策分析
——以東興—芒街為例

周 娜，陳宣佑

（1.桂林航天工業學院；2.南寧理工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一、問題提出

邊境地區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和國家安全的屏障，在國家戰略布局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伴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發展，邊境地區的要素流動不斷增強。圍繞“構建沿邊經濟增長中心，輻射區域促進協同發展”的目標，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下的次區域合作，跨境經濟合作區應運而生。中越跨境經濟合作區是“一帶一路”倡議深化推進的重要節點、面向東盟開放合作的重要載體、推進邊境地區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撐，亦是在國際、國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促進區域融合的微觀合作機制。東興是中國唯一與東盟國家海陸相連的一類口岸，是中國面向東盟開展政治經濟社會合作的樞紐，承擔著沿邊經濟發展和穩邊、固邊的重要任務。在“一帶一路”深化推進，國際國內雙循環新發展的大格局下，中越東興—芒街跨境經濟合作的進一步升級，對促進中越在設施聯通、政策溝通、民心相通等方面形成互聯互通、互惠互利的積極效應具有重要作用。

二、文獻回顧

跨境經濟合作的核心問題是邊界問題，根據弗里德曼的“核心—邊緣結構”學說、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邊界地帶在一國經濟發展的空間開發順序上通常屬于“邊緣”或是“外圍”，經濟密度低，高附加價值和高新技術產業往往遠離邊界地帶，貿易成本由此增加。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邊界所帶來的影響被稱為邊界效應。RATTI(1993)認為，國家之間的行政邊界會影響雙方間的經濟流量，區域之間經濟協同發展的程度與邊界效應成反比。如何將邊界對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轉換為有利影響，在20世紀中后期就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

李鐵立(2005)將跨境經濟合作的邊界效應劃分為“邊界屏蔽效應”和“邊界中介效應”。前者在經濟學上表現為交易成本的提高，即邊界成為阻礙經濟空間相互作用的屏障。后者指邊界發揮了經濟接觸和交流的空間中介作用，促進區域之間的聯系和交往，是積極效應。新區域主義論認為：歷史、文化、制度、安全和社會差異等非經濟因素也會綜合起來影響邊界效應的大小。因而弱化邊界屏蔽效應需要：一方面增加合作區的開放程度，強化邊境地區的生產要素集聚，提升專業化分工，建構跨境產業鏈；另一方面，促進民間交流與跨境區域內的文化融合，密切跨境經濟合作微觀利益主體的聯系。梁雙陸(2013)將“邊界中介效應”進一步論述為“邊界開放效應”。他認為跨境經濟合作區是這樣一個：邊界開放效應從關稅減讓效應擴大到市場擴展效應、資源聚合效應、技術跨境轉移效應、毗鄰兩國邊境地區的雙幣流通效應和資本跨境流動效應，邊界開放效應得以充分釋放的區域。

作為反映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學者們對于邊界效應的研究除了國家間的邊界、區域組織間的邊界，還關注了區域組織內經濟體之間的邊界和國內省際間甚至城際間的邊界。國際如中老、中緬、中越之間的經濟合作(楊榮海、李亞波，2014；梁雙陸，2013)；國內如京津冀、粵港澳區域一體化的邊界效應(陳光華，楊國梁，2015；甘瀟利，2019)，城際間如成渝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的邊界效應(左宇，2020；張伊娜等，2020)。研究的范圍不再局限于國際區域。與現有成果相較，國內學者基于邊界效應視角探討中越東興—芒街跨境經濟合作的研究較少。作為中國面向東盟開放合作的前沿陣地，以及廣西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重要節點樞紐的關鍵環節，中越東興—芒街跨境經濟合作突破邊界效應，實現優化升級尤為重要。

三、中越東興—芒街跨境經濟合作的發展成效與升級困境

中國東興—越南芒街跨境經濟合作區是東興、芒街跨境經濟合作的主要載體和平臺。下文將圍繞中越東興—芒街跨境經濟合作區中方園區(下稱東興跨合區)的中越合作展開分析。

(一)中越東興—芒街跨境經濟合作的發展成效

1.基礎設施聯通弱化地理邊界屏障

東興跨合區包括1個約10平方公里的核心區和7個配套園區，總規劃面積84平方公里。核心區包括國門樓、口岸查驗場、北侖河二橋等基礎設施，還包括周邊友好大道、跨越大道和沿河大道等在內的“兩縱一橫一環”交通路網；7個配套園區包括已經投入使用的東興邊貿中心、松柏產業園區、江平產業園區、沖欖產業園區等。2020年4月，聯通跨境經濟合作區中方和越方區域的北侖河二橋正式啟用，中越浮橋、碼頭等多項子工程已投入使用,實行人貨分流，有序通關。沿河大道一期、二期和跨越大道也已實現通車，極大便利了貨物交流和人員往來?；A設施建設項目正穩步推進，進一步推進跨合區基礎設施聯通。

2.便利化通關流程促進貿易暢通

東興口岸實施“邊檢、海關、運輸”一站式業務辦理，邊民可在海關申報大廳通過自主操作設備辦理海關申報手續，接著辦理邊檢手續，不需多地輾轉，且手續更加簡捷。東興跨合區圍繞“人、貨、車”暢通建構了高效運輸網絡，如東興口岸與越南相關部門對接，交換和備案貨車通關信息，運用信息化手段開展貨運車輛的登記和查驗，對運輸工具實現自動化卡口驗放，極大提高了車輛過卡口的效率。同時，申報后的貨物運輸流程進一步簡化：貨物若從北侖河二橋進入，則貨運車輛先進入查驗區，待貨物檢驗合格后由小貨車分批運輸到指定地點；貨物若從碼頭進入，先由越南工人搬運至查驗區檢查，再由中國邊民用小貨車運至邊民互市區的指定地點。簡化明晰易操作的通關流程，促進了合作區的貿易暢通。

3.實施“互市貿易+N”的東興模式增強開放效應

依托全口岸貿易體系，東興實施“互市貿易+互助組+落地加工”：組建邊民互助組與落地加工企業建立合法互市商品購銷協議，解決邊民“銷”和企業“購”的原材料供需問題，幫助邊民有效利用8000元免稅額；同時借助越南紅木、海產品、農產品等資源優勢，打造紅木和食品加工產業，推進貿工互動?！盎ナ匈Q易+專業市場”：在貿工互動基礎上，延伸產業鏈，打造連接越南乃至“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專業市場，如紅木、農副產品、海產品、機電產品、輕紡產品、汽配建材等，使互市區由“通道”向“市場”轉變?！盎ナ匈Q易+跨境電子商務”：通過運營“八找網”等面向東盟的口碑平臺，帶動邊民增收，擴大企業海外營銷渠道，實現跨境貿易的線上線下聯通?！盎ナ匈Q易+跨境金融”結算機制使東興跨合區成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窗口，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資金融通和貨幣流通的市場機制。

(二)中越東興—芒街跨境經濟合作的升級困境

1.制度差異下的政策壁壘

國家邊界存在于政權不同的兩國之間，使任何一國的政策、法律、規章等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形成制度屏障。中越兩國由于制度差異，在人力資源、稅收、投資合作等方面差別較大。如在稅收制度中，中國所得稅包含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土地增值稅；而越南包括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在貨物和勞務、財產稅等具體項目中差別也很大。雙方在海關監管、市場準入、產業規劃、行政司法管理等方面的規定也不一樣。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跨合區形成統一的政策體系。對上述差異，東興跨合區內雖然就招商引資、落地加工設定了特殊稅收政策和原產地規則，如入園企業可選擇向一方政府繳稅；入園企業可自由選擇采用越南還是中國原產地證。但由于跨合區的推動目前依然由地方政府主導，缺乏中央層面的對話機制，尚無法與越方達成實際可行的操作辦法。

2.產業協同發展的無形障礙

跨合區內的產業遇到低層次向高層次發展、短產業鏈向長產業鏈拓展的無形障礙。這樣的“邊界障礙”緣于中越邊境地區經濟發展層次不高，加工制造業發展缺乏后勁，缺少高附加值、高新技術產業帶動。從東興角度，雖然已經立足邊民互市貿易，由小邊貿向大邊貿和加工貿易取得較好進展，但是落地加工仍圍繞初級產品、分揀包裝加工為主，精深加工較少，缺乏自主品牌，目前入駐沖欖、江平工業園的企業規模也普遍較小。依托于邊境貿易的跨境電子商務雖有良好勢頭，但僅作為企業外銷的“通道”，在整條產業鏈中并未展現突出優勢。越方芒街與中方東興產業結構大致相同，雙方合作的形式比較單一，缺乏創新改革的動力。

3.國家認同和文化差異的社會屏障

邊界兩邊的國家由于存在種族、語言、文字差異，在國家認同和文化習俗方面表現出自然分化，這樣的分化形成了雙邊交往的社會屏障。事實上，民間力量在促進區域融合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當兩國政府間的對話協商機制毫無進展或停擺，由民間團體向本國政府表達訴求，以民間力量促進社會融合從而推動經濟融合則尤為重要。東興雖然通過舉辦中越青年元宵足球友誼賽、東興—芒街旅游博覽會等活動，在跨合區實施從越南引入跨境勞工等政策以期加強中越民間友好往來，但整體而言，目前的跨境合作項目仍主要圍繞經濟貿易層面展開，較少涉及教育、科技、人文、醫療等民生領域。

四、基于邊界效應的中越東興—芒街跨境經濟合作升級對策建議

(一)健全合作機制，建立明確制度體系

因中越兩國政府未簽署《中越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共同總體方案》，跨境合作的頂層設計尚未達成。在此基礎上要突破制度邊界，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健全合作機制，在現有東興試驗區和廣寧口岸經濟區管委會的每半年溝通機制，以及工作組每三個月會晤機制的基礎上，建立聯合管理委員會，共同推進跨合區建設。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積極爭取來自中央政府的宏觀指導和政策支持。圍繞制度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若涉及國家主權的建設項目和規章制度，地方政府需嚴格把關，不容商討；若涉及跨合區內具體的規章制度，如監管模式、市場準入、爭端解決、勞務合作等，雙方應結合本區域特點和跨合區的實際情況，通過共同關注、友好協商、民意調查等方式進一步商討確定，規避由于制度邊界帶來的合作風險，降低雙方在合作中的協調成本。

(二)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優化產業結構

豐富的自然資源是邊境地區的一大優勢所在，但在新發展格局下，自然資源已經不適合作為跨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支撐手段。邊境地區應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逐步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形成自有品牌。依托初步形成的農產品加工、紅木加工基礎，拓展“特色農產品加工產業鏈”“礦產資源加工產業鏈”：運用中國先進科學技術對越南特色農作物資源、豐富礦產資源開展精深加工和循環利用；形成特色產品加工產業集群，發展礦產資源勘探、開采、冶煉、回收等特色礦產加工產業鏈。立足地緣優勢，推進與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物流、檢測認證、電子商務等現代服務業合作，通過產業集聚的知識溢出效應，提升自身科技創新能力，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承接新興產業和科技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的加工產業轉移，如生物制藥、新能源、新材料、電子信息等，提高高新技術產品比重，扶持優秀加工貿易產業做大做強。

(三)促進社會融合，構建跨邊界的區域認同

在兩國互信不足，高層對話機制尚無進展的情況下，社會民間力量的推動作用不容小覷。要弱化國家認同和文化差異下的邊界屏蔽效應，需充分發揮跨合區民間團體和民間機構的建設性作用，促進民間交流和社會融合。如鼓勵中外資企業、越方勞工、華僑團體等成立相應協會或其他非營利組織，就跨境經濟合作區的建設與發展向地方政府提出訴求、建言獻策，以社會微觀利益主體的角色參與跨境經濟合作，營造命運共同體的良好合作氛圍；同時加強與越方邊民交流交往，通過實施一系列文化交流、扶貧濟困、教育培訓、民族風情旅游等民生項目，鼓勵越南沿邊群眾共同參與，更實際地服務越南沿邊群眾，增進幸福感，構建跨邊界的區域認同。當邊境貿易、產業發展和邊民跨越邊界的區域認同三者有機結合，才能形成中越跨境經濟合作升級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