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建設的責任政治邏輯

李瓔珞

（北京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81）

2021年7月6日，在慶祝建黨百年之際舉辦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同來自160 多個國家的 500 多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領導人、逾萬名政黨和各界代表共同探討“為人民謀幸福與政黨的責任”這一重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旨講話中倡議政黨作為推動人類進步的重要力量，要擔負起引領方向、凝聚共識、促進發展、加強合作、完善治理的五大責任[1]。這五大責任，明確概括總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政黨的責任指向以及責任的內部構成。從“政黨的責任”到“負責任的大國”和“負責任的政治家”，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要場合頻繁談及“責任”?？梢姟柏熑巍睒I已成為中國共產黨新時代以來尤為重視的政治話語。

將責任擺在政黨建設乃至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凸出地位，一方面在于責任是政治生活的本源性價值。責任與社會共生，是人類社會與公共生活最為基本的行為規范。另一方面，責任與制度相互交織，是推進制度演進與政治文明的重要動力[2]2。責任嵌入在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構建一種“責任政治”是良治善政的目標，也是系統性實現政治文明形態的方法[3]95。截至目前，學術界展開了一系列有關于責任政治分析框架與實踐方法的研究，并認為國家治理現代化蘊含著責任政治邏輯，責任政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動力[4]182。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近期圍繞“責任”進行的集中論述，高屋建瓴、寓意深刻，是對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建設經驗的總結、點明了黨的建設中也具有著責任政治邏輯，同時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高度表達對于共同構建“負責任”的理想責任政治社會形態的期待。

在充滿不確定性、復雜性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共產黨建設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就是如何強化責任建設，如何發揮政黨責任“火車頭”“動力源”的作用，以政黨責任帶動國家治理中各個主體、各個方面的責任，系統協同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中國夢”。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文章將立足于責任政治的分析框架，圍繞“觀念”“結構”“行動”三位一體的責任政治構成要素[3]95，以政黨建設的思想力、組織力、執行力為具體切入點，把握和闡釋中國共產黨建設的責任政治邏輯。

一、以人民為中心：中國共產黨建設的思想力支撐

政黨是意識形態的載體，所謂“政黨以主義而成立”[5]23?！爸髁x”的分野、意識形態的差異造就價值立場各異的政黨，因此產生出不同的責任向度。但這絕非意味著觀念僅僅停留在精神層面，而是在“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6]152。也就是說，政治主體怎樣認識責任、怎樣認識責任的對象，直接影響到如何履行責任以及責任履行的效能。

自古以來，“人民”就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話語。從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起，歷代帝王均以“愛民”為施政主張，可見“民”在中國傳統政治秩序中地位之重要。中國共產黨自建立起，就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視為“吾黨哲學的根據”[7]4，認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8]1031，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宗旨和立場。根據馬克思主義對于理論與實踐辯證關系的分析，唯有革命的理論才能推動革命的實踐。因而，人民取向作為中國共產黨建設與行動的根本價值導向，有利于夯實馬克思主義政黨沒有任何區別于整個無產階級的特殊利益的政黨標識，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凝聚民心、組織起來，形成強大的合力，產生實現變革的強大力量?！爸袊伯a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9]11，這一價值與原則構筑了中國共產黨建設的思想力支撐，是中國共產黨先進性的彰顯，也是中國共產黨繼續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為美好生活奮斗的動力。

國際視野下，隨著政治文明的演進，政黨登上政治舞臺，成為政治場域的組織化力量。目前，西方資產階級政黨極力弱化階級標簽、多以“人民”或“人民性”作為宣誓性主張，因而“全民黨”的政黨定位呈現“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情況。表象上，責任的內嵌價值顯示出東西方高度一致的人民取向。然而問題在于，人民取向何以成為超越意識形態的共識？政治話語是否能真正代表價值立場？誰是真正秉持人民責任向度的政黨？

當前，西方政黨在競選綱領中反復提及“人民”“公民”乃至“工人”的概念，表明自身是可以帶領民眾實現全民福利、普遍利益的政黨，極力營造“全民黨”的假象。但是西方政黨在意識形態的闡釋中并未明確地指出“誰是人民”“為什么依靠人民”“如何為了人民”等根本性問題。故而在西方政黨的政治實踐中往往能夠暴露出其意識形態的虛假性，所謂堅持民主、為了人民，本質上都是為了爭取多數選票獲得執政地位，而實際權力運行中，資本邏輯凌駕于人民邏輯之上。換言之，“人民”只是換取執政合法性的口號，但是這種口號本質上卻并不能換來人民群眾真實的認同。一個政黨能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同，關鍵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在規范層面，要看政治所實現的價值是否與社會所追究的價值具有內在一致性；另一方面，在經驗層面，要看政治實踐的價值與社會對這種實踐的認同之間的內在一致性[10]3。比如，列寧曾一陣見血地批評西方政黨以及政治體制與人民關系上的欺騙性，“在英國，人民對行政機關實行強有力的監督，然而即使在那里，這種監督也遠不是完全的，官僚仍然保持著不少特權，他們往往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盵11]147審視當下，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西方政黨的表現最能反映西方政黨的資本取向。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建立在對利潤無休止的追求和資本無限度的積累之上，在資本邏輯和實用理性的支配之下，政黨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不惜將資本凌駕于生命、將物性取代人性，在疫情暴發期強行重啟經濟。為了掩飾這樣的行徑，西方執政黨披著“人民”的外衣，鼓吹“人權”“自由”以達到恢復經濟、達成資本家資本增殖目的的結果。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經濟至上思維的主導下，“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受到挑戰，人被依據創造價值的能力高低區分為三六九等，這一原則導致西方抗擊疫情過程中出現了高齡老人被放棄醫治的悲劇?？梢?，西方政黨政治空有人民話語，而無人民性的實踐，造成西方政黨代表性逐漸喪失。

對比之下，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為中心，從來都不是抽象的、停留在話語層面的，而是具體的、現實的、實踐的。堅持人民取向，就要堅持貫徹落實“情為民所系”的原則。習近平總書記對此做出過樸素又深刻的闡釋，“心里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切實解決好‘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的根本政治問題，努力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盵12]23縱觀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一切理論與實踐都牢牢把握住了“以人民為中心”的責任邏輯：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始終同人民在一起，為人民利益而奮斗，是我們黨立黨興黨強黨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13]15。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便依據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建設“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的馬克思主義政黨[14]44。黨的七大上，中國共產黨明確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寫入黨章之中，并在成為執政黨后，一以貫之地將此作為根本宗旨。無論是群眾路線、以人為本還是人民主題、以人民為中心……總之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人民”始終是中國共產黨最核心的政治話語，與執政理念、政黨綱領、意識形態融合在了一起。

“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共產黨建設的思想力支撐，也是中國共產黨治國建政的基本原則?！叭嗣駷橹行摹卞^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價值基準，反映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治國理政情懷。正如新制度主義中的話語制度主義流派指出，“觀念是制度基石”。換言之，任何一種制度形態都需要一系列價值觀念的支撐，以觀念設計結構、塑造行動，讓全社會受到責任政治中的價值導引[3]95。中國共產黨百年里，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均以強大的思想力統領實踐，并有能力將思想轉化為實然，即通過28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真正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改變人民蒙難的境遇，建立起社會主義新中國；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切實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過改革開放，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道路，解放發展生產力，使得中國經濟取得跨越式發展，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通過新時代以來黨中央的堅強領導，統籌國家“五位一體”的全方位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動人的全面發展，致力于實現共同富裕，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可見，“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共產黨具有高度認同度的基礎，也是促進國家繁榮發展的價值驅動。責任政治的人民向度有真實虛假之分，人民性的責任政治向度同責任政治行動一致才能實現建立一個真正負責任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人民主體”理念徹底解決了現代政治中政黨“對誰負責”的問題，真正貫徹了民主、平等等現代政治價值。中國共產黨用實際行動表明“為人民謀幸?！辈皇且痪淇赵?，而是深諳“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賦”的價值內核，以“人民為中心”的責任觀念凝聚內部認同、爭取外部共識，繼而真正通過組織的力量，轉化為全黨上下“權為民所用”的責任行動。

二、組織建設與嵌入：中國共產黨建設的凝聚力保障

“處于現代化之中的政治體系，其穩定取決于其政黨的力量?！盵15]341組織是政黨力量得以聚合、政黨責任得以落實的載體和基礎，“組織目標可把參與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與組織有關的行動上”[16]179。作為現代社會的組織化力量，政黨本身也可以被視為組織，一個政黨的組織形式、結合特征深刻地決定了國家轉型與政治發展的起點與方向。有學者指出，近代國民黨之所以不能夠帶動中國的民主轉型與政治發展，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國民黨組織內部的威權色彩，以軍事獨裁為特征的政黨，無疑會使民主轉型走向失敗[17]17。

國民黨的失敗映襯了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如果假定政黨的組織模式與政治發展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那么無疑反證了中國共產黨在組織建設方面的成功。理解國家轉型與政治發展，就要結合具體的歷史情境，結合轉型進程中社會經濟結構的條件，從“社會存在”的角度分析轉型的動力。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被列強的堅船利炮炸成了碎片，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名存實亡，軍閥統治使中國陷入了實際的四分五裂之中，各階級之間也存在著艱深的矛盾。故而，“中國現代轉型的社會基礎與運行邏輯決定了人民掌握國家權力的前提是國家必須將人民整合為有機整體，否則，當家作主無從談起”[18]4。然而，近代中國的社會事實決定了人民自身難以組織起來，只能走上“以政黨來凝聚人民”的道路。

沒有政黨的國家是脆弱的。中國共產黨的凝聚力首先反映在自身的組織建設上，如果政黨本身就是一盤散沙，那么就沒有組織動員社會的能力，毋寧說帶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因此，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建設遵循著自我建設以及制度建設的基本路徑?！敖M織是通向政治權力之路，也是政治穩定的基礎……身處正在實現現代化之中的當今世界，誰能組織政治，誰就能掌握未來”[15]382。歷史地看，毛澤東在反思大革命和秋收起義失敗的原因時指出，紅軍的成分，以工人、農民和游民無產者為主，如果不能從雇傭軍隊的思維和作風中轉變過來、不能轉變為人民軍隊的性質，則必然經不起嚴重的考驗。因此，毛澤東以黨的組織建設確保黨的領導，通過黨組織建設中心下移、“支部建在連上”使得黨的決定和部署在軍隊基層有了組織載體、進而能夠轉化為一致行動，增強了黨的領導力和軍隊的戰斗力。如果不經改造，“這支軍隊便不會有政治靈魂，不會有明確的行動綱領，舊式軍隊的習氣，農民的自由散漫作風，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結果即使不被強大的敵人消滅，也只能變成流寇?！盵19]562黨的組織成功嵌入軍隊，使得軍隊的人民性與責任性更加凸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確保黨的群眾路線在軍隊的貫徹，培養出強烈的革命熱情和軍民魚水情。所以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時指出，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的一大法寶。黨的領導之所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從中國國家建構的角度看，人民共和國能夠成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核心在于人民通過黨實現有機聚合，從而能夠在整體上成為掌握國家權力、當家作主的力量。這種戰略模式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將人民凝聚一體的黨能夠成為社會核心力量，從而為現代國家制度體系的成長提供有力的依靠和支撐[20]39。

從組織學的角度看，中國共產黨建設的成功密碼不僅在于將自身打造為高度組織化與制度化的主體，而且將組織嵌入在制度結構中的各個要素之上，即對“支部建在連上”的經驗的有效延伸。從宏觀角度看，強化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建設，就是要自上而下地織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網絡，以黨組織的系統性、耦合性、協同性來增強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耦合性、協同性；以黨組織的組織力與動員力在增強國家治理體系的組織力與動員力。質言之，只要國家治理延伸到哪里，黨的建設就要觸及到哪里，只要國家治理覆蓋了哪一領域，黨組織就要在這一領域的治理中發揮領導作用。這種組織嵌入將政黨治理的模式灌注到制度體系當中，使制度體系內在的價值以及功能彰顯出政黨治理的特色。借鑒學術界對于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研究，本文沿用“組織嵌入”的概念來概括“支部建在連上”的黨建傳統。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嵌入概念不同于企業管理中的組織嵌入，而更偏向于埃文斯（Peter B.Evans）在《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中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埃文斯認為，嵌入性指的是國家內部組織嵌入到一系列的社會聯系（social ties）中，從而連接國家與社會。嵌入性對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因為其能夠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以及超越私人的利益。對比之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嵌入指的是指中國共產黨通過其組織網絡將自身嵌入到行政體系以及其他社會領域的組織結構之中，從而獲得強大的動員和組織力量[21]16。黨的根基在于基層，“我們黨的工作重心在基層，執政基礎在基層，活力源泉也在基層。在改革不斷向縱深推進，遇到的新問題越來越多的情況下，越是需要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充分發揮廣大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盵22]223

責任政治是以責任為“中軸”的政治形態，亦即參與政治生活的每個主體都要負責任地行動，進而構建一個責任網絡。黨的建設與國家治理是互構的，責任政治視角下的組織建設與嵌入，就是構建一個黨建引領的系統格局[21]15。

第一，組織嵌入實現了組織和制度之間的觀念耦合，將黨組織中的責任作為規制性要素和規范性要素注入到制度體系當中。從規制性角度看，通過黨紀法規對制度中的個體進行約束，并建立嚴格的問責制度加以保障，即通過責任結構中的定責與究責要素構建一個保證制度合理運行、合法運行、有效運行的控制系統[3]96。從規范性要素看，規范性要素指代價值觀對制度的引導、約束與激勵，強調的核心就是責任與義務[23]66-67。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肩負歷史使命，是一個旗幟鮮明的“使命型政黨”。中國共產黨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作為政黨組織的內驅力和每個黨員的首要激勵因素，因此具有使命型政黨的典型特質[16]11。從這個意義上，一個由肩負歷史使命的政黨必然會構建起一整套價值觀念，并成為其所嵌入的制度體系中內化為制度運作的規范系統?！耙幏断到y會對社會行為施加限制，但它們同時也賦予社會行動以力量，對社會行動具有賦權和使能作用”[23]67。由此，政黨的責任就成為了制度體系的責任，政黨責任的方向就成為了制度體系責任的目標，進而以負責任的政黨建設帶動了負責任的制度建設。

第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嵌入實現了不同制度要素之間的相互協同，能夠通過政治與社會全領域的深入嵌入構建由政黨組織網絡帶動塑造的國家治理協同網絡，實現了制度體系功能的最大化?！吨袊伯a黨章程》規定“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盵24]21這意味著，黨組織不僅僅是對行政體系的嵌入，更是對社會全領域組織機構的嵌入。這種組織嵌入模式不僅有利于強化黨的全面領導，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國家治理的系統性特征，通過黨組織的引領整合了社會領域中不同主體的角色以及不同制度要素的功能，發揮制度體系整體功能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進而以黨的領導實現國家治理的協同共治。例如，在基層治理中，黨通過“整合型嵌入”的模式將條塊部門與社會、市場等主體予以整合，通過理順權責關系、重新分配資源等具體方法打通碎片化結構中的政策執行梗阻，從內在的制度主體和外在的協同治理結構兩個方面激勵制度主體執行復雜的治理任務[25]79。質言之，在黨的統一統籌安排下，不同的治理主體能夠在國家治理的總體要求和治理的具體任務下落實分工，既保證所有的治理主體都能夠面向國家治理的戰略目標承擔應盡的責任，又保障責任的分配符合治理主體的角色、功能與特征[21]15。

三、滿足人民期待：中國共產黨建設的執行力彰顯

政黨是行動者，但是為何行動、如何行動，是區分政黨類型的標準之一。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豆伯a黨宣言》指出，一方面，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6]413。問題在于，如何將人民的利益貫徹到實處，滿足人們對其利益的期待，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所實踐的核心問題。中國共產黨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責任向度，并通過組織建設與組織嵌入實現了黨的全面領導，將政黨的責任深刻地注入到國家治理體系的各個層級、各個領域當中，以塑造負責任的制度。然而，責任不僅僅是一種觀念，也不僅僅是特定的權責結構與問責機制，也是一種回應特定對象的行動[3]94。如果缺失了行動，責任本身就失去了意義。

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治理是一種自主的、內生的過程，通過各類相互影響的行為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實現，國家治理本身也是一種行動的表達。制度優勢的彰顯與激發，需要通過特定的治理行動來塑造[4]186。

由此，責任成為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樞紐。遵循責任政治的基本邏輯，責任在國家治理的全過程中扮演著執行力的角色。執行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治理能力的鍛造與提高，要在制度執行力上下工夫，解決好為誰執行、如何執行的問題。從政黨與政黨體制研究出發，政黨執行力的關鍵要素是回應問題。所謂回應，就是對某種要求做出反應[26]46。從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不僅僅是一個使命型政黨，也是一個回應型政黨。這意味著，如果說使命型政黨賦予了政黨觀念層面的責任，那么回應型政黨突出了將責任轉化為具體的行動，強調了責任型政黨的行動邏輯[21]12。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執行力就體現在回應最廣大人民的期待之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積極回應廣大人民群眾對深化改革開放的強烈呼聲和殷切期待?！盵27]

第一，滿足人民期待，強化中國共產黨的執行力，以構建低成本利益表達渠道和深入貫徹落實“群眾路線”的方式，在龐大的治理規模與治理負荷中持續地了解人民群眾的所思所想所盼，進而錨定回應的基本目標與方向，切實全面地解決好人民群眾的期待，切實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中國國家治理面對著龐大的治理規模與治理負荷，十四億的人口以及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狀況為治理帶來了強大的挑戰。尤其隨著社會利益的分化，社會需求的多元性、差異性、層次性日益凸顯，回應人民群眾需要成為國家治理中的“棘手問題”。然而，中國共產黨始終懷揣人民期待，通過多向度的利益表達渠道來保障人民的利益訴求能夠被感知、被了解、被落實?！叭罕娐肪€”是中國共產黨的法寶，是主動了解人民群眾需求的重要工作方法，是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重要制度載體?！叭罕娐肪€”使得黨能夠深入社會的各個領域、深入各個基層，廣泛搜集第一手關于人民群眾需求的信息，并將其整合到政治系統中。這種“逆向參與”模式規避了人民群眾通過利益表達渠道主動參與的不足，將黨內民主、國家民主和社會民主整合起來，實現了程序性民主與實質性民主的有機統一。

第二，中國共產黨緊緊圍繞實現民族復興和推動共同富裕的關鍵性問題，找準突破口、敢咬硬骨頭，著力解決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主動擔當、積極履責、攻堅克難，在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后久久為功、繼續推動鄉村振興，以更好地滿足人民期待。自古以來，中國人便有“小康”夢想，但是勞苦大眾始終深陷“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歷史窠臼。古今中外，只有中國共產黨真扶貧、扶真貧，秉持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少的精神，舉全國之力扶貧和減貧，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擺脫和戰勝貧困。四十多年來，經過不懈努力，中國7億多人擺脫貧困，完成中華民族的千年夙愿和百年夢想，為世界減貧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但是中國共產黨對責任的擔當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把脫貧攻堅的偉大成就作為嶄新的奮斗起點，視“三農”問題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刻認識“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盵28]2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體現出中國共產黨解決掣肘城鄉均衡發展、人民共同富裕因素的決心，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不僅能夠站在人民為中心認識責任，而且具備斗爭精神擔負責任。

第三，責任行動具有深刻的反思性，中國共產黨堅持與時俱進，不斷地回應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社會各領域涌現出的新問題，在責任行動的動態調整中提升制度創新能力，進而塑造強有力的政黨韌性。責任行動較為核心的特征就是“反思性”?！胺此夹浴笔切袆诱吣軇有缘捏w現，是重塑制度的動力。借助社會學的分析，“行動者的能動性，就體現在這種理解過程中，而通過這種理解過程，人們與展開的情境持續地對話，并歸納出各種可能的選擇，評估這些選擇的優劣，隨機地重新做出各種選擇”[23]97。負責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真正意義上的負責需要在負責的全過程中始終保持著責任的目標。然而，外部的環境是不斷變化的，也不斷有新問題、新矛盾出現，尤其在當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復雜環境更為執政帶來了挑戰。公眾的需求亦復如是。因此，中國共產黨才以與時俱進為原則，通過提升政黨適應性來回應外部變化，不斷地創新體制機制，堅持自我革新，在行動中動態地回應人民群眾的期待?？傊?，這種動態的負責任的行動有利于塑造一種“政黨韌性”，一方面，政黨能夠時刻從容地面對外部風險，通過自身的調整實現同外部環境特征的耦合；另一方面，政黨能夠不斷地根據公眾需求的變化來推進制度創新，讓制度更有效率地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從而將自身的行動緊扣在責任的軌道之上。

四、討論與展望

時值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開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政黨責任”，既是對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成功經驗的總結，亦是為中國共產黨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如何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指明了方向?；仡櫚倌?，中國共產黨始終以責任為目標，樹立歷史使命、完善組織機制、積極落實行動，將人民的根本利益落到實處，體現出了深刻的責任政治邏輯。從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先進性的“責任型政黨”，責任是政黨的根本工作指南。

沿著責任政治的分析框架，責任是觀念、結構與行動的統一體。這意味著，以責任強化自身建設、積極履行責任是一個系統的工程。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中，思想力、組織力與執行力的三位一體建設高度契合了責任政治的基本邏輯。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政黨建設和國家治理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系，以責任政治強化政黨建設并推進國家治理：第一，夯實中國共產黨的責任觀念，將人民主體牢牢印在中國共產黨的方針與行動當中，用觀念強化行動的主動性、強化行動的自為性。觀念是制度建設與主體行動的重要基礎，失去了觀念，就等于失去了行動的指南。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是一個“使命型政黨”，正是在于其始終樹立并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使命。第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建設，既要優化黨組織內部的結構，也要進一步構建黨組織與制度體系深入融合的機制。政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自身的組織結構，只有具有強大組織力、動員力的政黨，才能夠實現全面領導，才能夠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此外，黨組織的建設發展要及時跟進國家治理節奏、扎根國家治理體系，在國家治理全領域全范圍實現黨建引領，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政治基礎。第三，強化中國共產黨的行動能力。行動不僅僅是“動起來”的問題，更是真正地解決問題。制度本身并沒有執行力，制度的執行力是由制度中鮮活的個體賦予的，政黨的行動能力就取決于黨員干部的行動能力。為此，黨員干部要行動起來，在人民為中心的觀念牽引下，積極去搜集人民群眾的所思所盼所求，并幫助人民群眾解決問題，讓人民群眾的期待得到滿足。

政黨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是在應然的推動力與實然的抗拒力中前進的。新時代為政黨責任賦予的新的內容，政黨責任也將是中國共產黨一往無前的強大動力。歸根結底，在責任政治之下，政黨建設與國家治理走向了深度融合，也實現了二者的全面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