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白居易的致仕觀念

汪 翔，張金銑

(1.安徽醫科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合肥 230032；2.安徽大學 歷史系，合肥 230039)

白居易(772—846 年)是唐代后期著名的文人兼官員。 除去文學成就外，白氏在為官從政方面亦頗有建樹，對于致仕就有一套自己的認識和見解，并親自予以踐行。 前人對于白居易的致仕已有所考察。 蹇長春認為，白居易通過《秦中吟·不致仕》一詩諷刺杜佑戀棧不退，通過《高仆射》一詩頌揚高郢及時退身，二者形成對比，從而兌現了“七十致仕”的承諾[1]。 張劍光認為，唐代官員對“七十聽致仕”的認同與遵守，對延后致仕的寬容，對提前致仕的贊許，對不按時致仕的批評，對致仕后安心養閑生活的認同，說明唐代致仕思想漸趨成熟[2]。 鮑樂認為，致仕后的白居易，心靈上求“閑適”與身體上求“自適”更加合一的“中隱”思想進一步加深，并將兼濟百姓作為自身新的生活方式[3]。 學者們的論述頗有見地，但對白居易的致仕觀念，描述尚顯單一，相關史料的搜羅亦不夠全面。 本文通過分析白氏詩歌，發現白氏對官員在致仕方面不盡相同的舉動有著較為多樣化的觀念，主要包括贊同他人及時致仕、勸勉他人繼續留任、批判他人無意致仕三個方面。 而白居易本人對于及時致仕是嚴格遵守的，并且一直保持著豁達樂觀的心態來看待自己的致仕生活。

一、贊同他人及時致仕

年及七十而致仕，既是古代儒家經典對士大夫的要求，又是歷代官場的傳統美德，唐代詔令中即有“舊制，年七十以上應致仕”[7]的規定，白居易對此亦持肯定態度。 因此對于年至而及時懸車的官員，白居易是高度認同、且從不吝惜文辭來表達贊美之情的。 元和五年(810 年)，時年71 歲的兵部尚書高郢主動請求致仕，表三上而得允。 白居易時為翰林學士，非常贊同高郢這一舉動，于是在為憲宗起草的應答高郢《請致仕第二表》的詔書中，大力褒揚了高郢的品行:“卿……能始終有道，進退有常。 援禮引年，遺榮致政。 人鮮知止，卿獨能行。 不唯振起古風，亦足激揚時俗?！盵4]1076雖然詔書的固定格式規定其中要有表彰大臣的內容，但依然可見白居易對高郢的欣賞與敬佩。 也許是覺得皇帝詔令不能自由而透徹地表達景仰之情，在高郢致仕后，白居易又創作《高仆射》一詩來抒發自己的心意。 其中說道:“遑遑名利客，白首千百輩。 唯有高仆射，七十懸車蓋?！盵5]70突出了高郢致仕的難能可貴。 這樣的行為可以“為我戒”[5]70，因此“故作仆射詩，書之于大帶”[5]70，以對自己年老時及時致仕起到警醒的作用。 可見白居易確實是以前輩高郢為榜樣的。

除了歌頌他人主動致仕的舉動外，白居易還會著意突出今人致仕時超越古人之處。 官員楊於陵在任時曾任吏部侍郎及戶部侍郎知吏部選事，因而門生眾多。 75 歲以尚書左仆射致仕時，諸門生皆來為其餞行，并作詩留念，白居易亦賦詩應和。 除了以“業重關西繼大名，恩深闕下遂高情”[5]1964歌頌楊於陵年及致仕外，還贊其告老時桃李天下，在這方面遠超前人的盛大場面:“范蠡舟中無子弟，疏家席上欠門生。 可憐玉樹連桃李，從古無如此會榮?！盵5]1964對楊於陵致仕予以充分的肯定與贊美。

大和七年(833 年)，文宗朝70 歲的重臣裴度年及懸車，因上表“固請老，不許”[6]5217。 白居易與之友善，亦非常欽慕裴度的人品功業和主動致仕之行，于是在第二年所寫的應和詩中表達了這種情緒。 其中言及裴度年至而乞骸云:“去年才七十，決赴懸車期。 公志不可奪，君恩亦難違。 從容就中道，俛僶來保厘?！盵5]2283雖然致仕未成而得留守閑職，但其精神可嘉。 同時，白居易還通過對比古代主動退身之人，贊頌了裴度請老時功成名就的良好狀態:“豈若公今日，身安家國肥”，“豈如公今日，余力兼有之”[5]2283；并向裴公表達祝愿和向往:“愿公壽如山，安樂長在茲。 愿我比蒲稗，永得相因依”[5]2283，欣羨與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另一方面，唐代詔令中又有“若齒力未衰，亦聽厘務”[7]的規定，唐代后期人們對年高體健、延遲致仕的官員表現出較大的寬容和同情，受其影響，白居易對高齡官員致仕現象也表示認同。 大和三年，80 歲太子右庶子致仕的滕珦受皇帝恩允，乘坐驛站公乘榮歸故里。 在回鄉途經洛陽時，白居易與劉禹錫、朱慶馀等人設宴為其送行。 席間白居易對于這位高齡致仕之人賦詩贊美:“春風秋月攜歌酒，八十年來玩物華。 已見曾孫騎竹馬，猶聽侍女唱《梅花》。 入鄉不杖歸時健，出郭乘軺到處夸?！盵5]2881對其老當益壯的健康狀況進行了細致的描寫，絲毫未見因其年高不退而有所指責之意，可見白居易對滕珦致仕亦是高度認同的。

以上幾個事例分別發生于白居易的青年(元和五年39 歲)、壯年(大和元年56 歲，大和三年58歲)和晚年(大和八年63 歲)。 因此可以說，白居易一直都是贊同官員年至而及時退身的，這是終其一生一以貫之的理念。

二、勸勉他人繼續留任

對于未及七十而產生退意的好友或同僚，白居易往往不太贊同其仿效自己早早分司乞閑，大多勸勉其留任，為國家繼續盡忠效勞。 文宗朝重臣牛僧孺與白居易友善，因甘露之變后朝廷“縉紳道喪，閽寺弄權”，遂“無復進取之懷”，乃“求歸散地，累拜章不允”[8]4472。 眼見白居易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生活閑適安逸，牛僧孺羨慕不已，寄詩曰:“唯羨東都白居士，月明香積問禪師?！盵5]2514而對于好友流露出的致仕退隱之意，白居易在應和詩中卻并未表示贊同，反而勸其繼續留任。 白氏云:“支許徒思游白月，夔龍未放下青天?！盵5]2514原因之一是皇帝倚重不放行，因此有勸牛公不要辜負天子的信任和依賴之意。 “應須且為蒼生住”[5]2514即理由之二，是牛公任淮南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之職，身處重藩要地，肩上責任很重，就算為天下百姓的命運和福祉考慮，也應該留任。 “猶去懸車十四年”[5]2514即理由之三，是牛公正當壯年(57 歲)，應有所作為，況且距離七十懸車還有一段時間，不應輕言致仕。 可見白居易勸勉好友留任的心意還是頗為誠懇的。

除了好友外，對于自己的親人，白居易也不輕言退隱致仕。 他曾三勸妻兄楊汝士留任。 楊汝士比白居易小六七歲，兩人關系甚密，常有詩歌應和。 楊汝士以檢校禮部尚書、充劍南東川節度使后，一度由于弟楊虞卿被貶虔州而卒，心情悲痛，又“感己之榮盛，有歸洛之意?！盵5]2571白居易在和詩中為其開導解憂，勸其應苦中作樂、及時享受人生，勿讓悲慟之情充滿內心。 之后又曰:“懸車年甚遠，未敢故相過?！盵5]2571因為楊汝士年不甚高、未及懸車，所以白氏不便與之相互往來，以免楊汝士見到白居易后歸洛之意更堅。 言下之意是兩人間保持一定距離，各過各的生活，勸勉楊汝士繼續任職，不要輕生退念。

不過，白居易的勸說似未奏效，楊汝士后又“屢有嘆老思退之意”[5]2647，且“于洛下新置郊居”[5]2647，似乎真有意告老。 白居易認為其“寵寄方深”而“歸心太速”[5]2647，終無法真正歸隱，于是又作詩進行勸慰。 詩中白氏對于楊汝士的現狀進行了分析，認為他雖然對自己的閑適生活“偷眼窺來久”[5]2647，但世間仍有很多東西無法放下，如粘身的富貴、未終的子女婚嫁事宜等等，因此將會在是否真正退隱的問題上久久踟躕，以致“新置林園猶濩落”[5]2647。 最后白居易奉勸楊汝士“應須待到懸車歲”[5]2647，等世間一切因緣了結、自身徹底想得開也放得開，“然后東歸伴老夫”[5]2647。 至于目前，還是繼續為官從政、享受榮華富貴吧!

之后，楊汝士依然“頻寄新詩”與白居易，“詩中多有思閑相就之志”[5]2694。 白氏再次作詩應和、予以勸解。 這次白居易一改以往先好言開導、最后點題的風格，而是開宗明義、直奔主題:“君年殊未及懸車，未合將閑逐老夫。 身健正宜金印綬，位高方稱白髭須?！盵5]2694直接勸說楊汝士不宜年未及而自求致仕，應趁齒力未衰時投身政治、奮發有為，待到年及懸車后再來陪伴自己。 之后又以自身人生感悟開導楊汝士:“若論塵事何由了，但問云心自在無。 進退是非俱是夢，丘中闕下亦何殊?”[5]2694世間之事無從了結，若內心安定、心態平和，想得開亦看得開，則“此心安處是吾鄉”。 退隱和仕宦都是大夢一場，并無本質區別，何必一定要汲汲于退身? 在這里，隨著年歲的增加，香山居士思想中的佛教因素更加濃烈，對待出世與入世亦更為豁達。 但唯一不變的還是對妻兄留任的諄諄教誨。

為何白居易自己未及懸車之歲而早早乞閑，卻勸輩分較晚的親朋好友繼續留任呢? 這與他坎坷的政治生涯有關。 白氏的仕宦經歷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志在兼濟、政治上積極進取、有所作為的輝煌十年(806—815 年)；二是消極取容、獨善其身的十四年時間(815—829 年)；三是生活閑適而又孤獨寂寥的十七年時間(829—846 年)。這期間，白氏的思想亦經歷了由青年時期激進的民本主義向中老年時期知足保和的中庸主義的轉變[9]。 憲宗朝被貶江州的政治打擊，以及穆、敬、文三朝混亂的政局，使白居易看透了仕宦錯綜復雜、沉浮險惡的本質；而朝廷上黨爭正盛，白氏與牛黨成員又有親戚關系，“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遠害”[8]4354。 因此在出與處的問題上，逐漸產生了“中隱”的想法，最終選擇了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作為安身立命之處。 因此白氏未及懸車之歲而早早乞閑，實有不得已的苦衷，是混亂時局下的明智之舉。 而白氏的好友牛僧孺小其8 歲、親戚楊汝士小其六七歲，時年正盛，仕宦時間可比白氏更長，即便目前政治形勢不理想，日后也可大有作為。 因此樂天力勸二人留任。 另一方面，白氏自身由“兼濟”到“獨善”的轉變，并不意味著他也這么要求別人；而且這一轉變亦是一長期的過程，白氏對二人的勸勉正是發生在這一過程中，是其自身逐漸走向保守時仍然心系朝廷國家的一種表現，不過此時樂天已無意入世，只能將這種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 因此白氏極力勸說輩分較晚的親朋好友繼續留任。

三、批判他人無意致仕

對于部分貪權戀位、無意及時請退的官員，白居易非常反感，往往借著詩歌的形式對其進行批判。 元和二年，73 歲的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請致仕，表上而未得允，憲宗“但令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8]3981。 在這種情況下，官員若去意已決，往往會繼續上表，傳遞自己請退的堅定意向，直至皇帝恩允為止。 或許是杜佑正逢皇帝寵信，退意不堅，所以請致仕不成后即未再上表。 元和五年，71 歲的兵部尚書高郢亦請致仕，致仕表文言辭懇切，三次上表而終得皇帝批準。 而此時的杜佑依然在位，似無退意。 兩相對比，高郢請致仕的情真意切與杜佑的退意不堅就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觀者一目了然。 鑒于這種情形，時任翰林學士的白居易作《不致仕》一詩，對杜佑進行了譏諷。其中描繪官員貪戀權位的丑態曰:“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 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 掛冠顧翠緌，懸車惜朱輪。 金章腰不勝， 傴僂入君門?！盵5]169可以說是杜佑的寫照。 白氏又曰，部分官員對于“年高須請老，名遂合退身”[5]169的官場傳統道德是了解的，他們年輕時也許對不致仕行為是“共嗤誚”的。 但是步入老年后，心態發生變化，自己面臨致仕時往往對“斯言如不聞”，成為“貪榮者”[5]169，因循前人不致仕之舉。 這樣做的結果是使得前賢主動退身之行成為一種無人遵守的高風亮節，“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塵”[5]169。 白居易由此感嘆當今世風的沉淪。 而在白氏另一首詩《司天臺》[5]318中，白居易以西漢時期“中臺坼”及“九重天子不得知”的典故，諷刺當時的司徒杜佑年高在位、妨賢礙才，應該罷黜而憲宗對其依然器重有加的事實，從而達到“引古以儆今”之效。[10]

元和五年時，白居易39 歲，還是一個在政治上積極進取、欲有所作為的年輕官員，因此他敢于直陳時弊，對朝廷存在的問題大膽提出自己的意見。 也許是感受到以白居易為典型的朝廷輿論的壓力，元和七年六月，杜佑“復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憲宗不獲已許之”[8]3981，杜佑以光祿大夫、守太保的官職真正致仕。 不過當年十一月，杜佑即病卒，年78 歲。 從事實反觀緣由，杜佑很有可能并非主動致仕，而是因為疾病深沉、無法理政，不得不致仕。 綜上所述，杜佑也許因為在任時深受皇帝倚重，樂于享受權力富貴，素無知止請退之心，白居易為批判杜佑的這種想法和行為而作《不致仕》詩，當較為客觀。

四、自身對年及而致仕的實踐

以上乃白居易對其他官員致仕的認識見解。而在自身致仕方面，白氏經歷了年未及七十而“中隱”于洛、年近七十而告假不復、年及七十而主動致仕的發展過程，最終兌現了按時致仕的承諾，捍衛了自身名節。

(一)年未及七十而“中隱”于洛

上文已述，白居易在經歷了起落的政治生涯后，宦情逐漸減退，思想逐漸由“兼濟”轉為“獨善”。 這一轉變是個緩慢、漸變的過程，白氏并不會立即請求致仕退隱，而是逐漸產生了“中隱”的想法。 所謂“中隱”，它既不同于遠離朝廷、徹底隱居山林的“小隱”，又不同于身在朝堂而內心歸隱的“大隱”，而是選擇一介于山林與朝堂之地、身兼一閑散官職，一邊領取俸祿，保障自己生活質量，一邊從心所欲不逾矩，悠閑安然地度日。 若有意進取，可以再次入朝為官；若無意入仕，則可以于此地終老。 這樣既避免了小隱的清苦寂寥，又沒有大隱的喧囂繁雜。 白居易在《中隱》詩中對此有詳細的描述:“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 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 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 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 ……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 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盵5]1765另一方面，白居易的家人也許出于自家生計的考慮，亦勸白居易乞閑就好，不要急于致仕:“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盵5]2115這對白居易“中隱”想法的形成亦有一定促進作用。 在這種理念的指引下，白居易將自己“中隱”之地定在了洛陽，所任閑散官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而開始了他名義上乞閑、實際上與致仕無二的生活。 在分司東都期間，白居易一邊營建別墅、以詩書琴酒自娛，一邊與同在洛陽的好友游園宴飲、游山玩水，生活可謂閑適放達。 這樣的好日子從大和三年直到開成五年(840 年)，一直持續了約11 年時間。

(二)年近七十而告假不復

開成五年冬，時任太子少傅分司東都的白居易因患風疾而請了百日之假。 會昌元年(841 年)春，白氏百日假滿，又未主動前去復職，于是太子少傅之職停罷，白居易成了沒有官職之人。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形，也許是白居易經過思考后作出的決定。 開成五年時，白氏已69 歲，臨近懸車之年。 由于一生都推崇官員主動致仕的行為，批判不致仕之舉，因此自己在面臨致仕時，不能“少時共嗤誚，晚歲多因循”[5]169，步杜佑后塵，所以白氏是有請退之意的。 但是若直接向朝廷申請致仕，還要經過相應程序，皇帝亦有未予恩準的可能，于是又要再三再四地上書乞骸，相當繁瑣。 身患風疾的白居易可能亦不愿受這份辛勞，于是想到了百日假滿、官職主動停罷，之后再補申請致仕的方式，可以避免繁瑣的程序和多次寫請致仕表之勞累。 因此才有了白居易“主動罷官”之舉。

在有充分心理準備的情形下，白氏官職停罷后，顯得豁達淡定，甚至有幾分陶淵明《歸園田居》中的喜悅。 詩中可以一窺其心情:“馬辭轅下頭高舉，鶴出籠中翅大開。 但拂衣行莫回顧，的無官職趁人來?！盵5]1928另一首詩則將這種心情表達得酣暢淋漓:“長告今朝滿十旬，從茲蕭灑便終身。 老嫌手重拋牙笏，病喜頭輕換角巾。 疏傅不朝懸組綬，尚平無累畢婚姻。 人言世事何時了，我是人間事了人?！盵5]2690頗有無官一身輕之感。 但是白氏親友不明故里，聽到白居易丟官去職、官俸停罷的消息后，紛紛表示憂慮，有的可能還親自前來問其罷官緣故。 事實上，白居易對于自己罷官后的生計問題早有打算和考慮，遂又作詩安慰他們，打消其心中憂慮。 詩中曰:“乘軒已多慚，況是一病鶴。又及懸車歲，筋力轉衰弱?！盵5]2728因此自己有了罷官意向和舉動。 罷官后的物質生活未到貧困地步，因為“七年為少傅，品高俸不薄”[5]2728，以前積攢的俸祿還可以維持生活；同時“圌中殘舊谷，可備歲饑惡。 園中多新蔬，未至食藜藿”[5]2728，留存的糧食蔬菜也不至于讓一家人餓肚子。 而罷官后的精神生活亦很豐富，“不求安師卜，不問陳生藥。但對丘中琴，時聞池上酌?！盵5]2728親友們因為“不我知”“而憂我寂寞”[5]2728，是大可不必的。 可見白居易罷官之后的生活狀態仍然自得。

除此之外，白居易對于自己高齡高位而依然在世的情形非常知足，還帶有一種慶幸、感恩之情。 會昌二年新春到來之際，白居易賦詩曰:“銷磨歲月成高位，比類時流是幸人。 大歷年中騎竹馬，幾人得見會昌春?”[5]2764與那些位卑而短壽之人相比，白居易不僅位高，而且較為長壽，因此感到自己是幸運的。 雖然比上不足，但比下可是綽綽有余，所以樂天在相對孤獨寂寥的生活中能夠擁有一個非常好的心態。

在豁達、知足之余，白居易還不忘自我調侃一番。 他用戲謔的口吻作《達哉樂天行》，對自己的生活狀況與心態進行了描述。 其中論及生活狀況與之前所述大不相同:“門庭多草廚少煙，庖童朝告鹽米盡。 侍婢暮訴衣裳穿，妻孥不悅甥侄悶?！盵5]2746生活一下陷入了窘境，因此不得不“起來與爾畫生計”，“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 然后兼賣所居宅，仿佛獲緡二三千。 半與爾充衣食費，半與吾供酒肉錢”[5]2746，竟然要靠賣房賣地才能維持家人的生活，讓人頗為費解。 因為該詩與《官俸初罷，親故見憂，以詩諭之》一詩創作時間相距不遠，白氏有先前積累的太子少傅之官俸，家中又有儲存的“舊谷”與“新蔬”，家庭狀況不太可能立即陷入困窘的境地。 其實，詩人正是用這種夸張、讓步的手法，來表達自己對于貧困泰然、豁達的心態。 他是在告訴人們:即便情況真的像詩中描述的那樣窘迫無助，他也會坦然接受，并積極謀劃與應對的，絕不會輕易因貧困而意志消沉、一蹶不振。 正如詩中所言:“死生無可無不可，達哉達哉白樂天?！盵5]2746此處依然可以看出白居易通達知命的生活態度。

(三)年及七十而主動致仕

會昌二年秋，白居易終于擺脫了身無官職、亦無俸祿的境地，以正三品刑部尚書之職致仕，從而兌現了《不致仕》詩中許下的諾言，用及時懸車之舉捍衛了自己的名節。 可見白居易在致仕方面或贊頌、或批判他人的同時，自己也是嚴格遵守這一官場傳統道德的。 致仕后的白居易享受領取半祿和半料的待遇:“尚書致仕請半俸，百斛亦五十千，歲給祿粟二千?！盵5]2798由于有了經濟上的收入，“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囷”“全家遁世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馀”[5]2798。 白居易此后的生活狀況比太子少傅罷官時應該要好得多。 “補綻衣裳愧妻女，支持酒肉賴交親。 洛堰魚鮮供取足，游村果熟饋爭新?！盵5]2798妻女為其縫補衣裳，親人為其送來酒肉，當地豐富的食物資源，使得白氏物質生活相當豐富，可以說衣食無憂。 因此其生活狀態是:“探花嘗酒多先到，拜表行香盡不知。炮筍烹魚飽飧后，擁袍枕臂醉眠時?！盵5]2790賞花品酒、拜表行香、飽餐醉眠，真可謂生活優越、悠然自達。 “南北東西無所羈，掛冠自在勝分司?！盵5]2790生活自由自在，去哪里都不受限制。 “鄉園節歲應堪重，親故歡游莫厭頻?！盵5]2819依然與親朋好友頻繁宴飲游玩，樂此不疲，如前文所述三月三洛濱祓禊活動、四老會、七老會、九老會，等等。

優越的物質基礎和生活狀況，有助于白居易延續先前的良好心態。 在其正式致仕直至去世這段時間內，多數時候心態都是積極樂觀的。 “藥停有喜閑銷疾，金盡無憂醉忘貧?！盵5]2798這里依然是讓步的手法，即便千金散盡、無錢問藥，也是“有喜”“無憂”的心情去面對，并以休閑、沉醉的狀態加以排遣。 “性海澄渟平少浪，心田灑掃凈無塵?！盵5]2798在崇佛問道的影響下，白氏的心中又多了幾分清凈淡然。

另外，白氏知足的心態又有所體現。 “年方吉鄭猶為少，家比劉韓未是貧。 ……試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見洛陽春?！盵5]2819與白居易同處洛陽的“分司致仕官中，吉傅、鄭咨議最老，韓庶子、劉員外尤貧。 循(牛僧孺)、潮(李宗閔)、封(楊嗣復)三郡遷客，皆洛下舊游也”[5]2819。 在與他們比較的過程中，白居易發現自己年齡相對小，家境略為富裕，所處政治地位還相對較高，又能在洛陽安度晚年，屬于中庸的狀態，比他人都要幸福，因此感到非常知足和慶幸。 他在另一首詩中表達了自己的這種心情:“點檢一生僥幸事，東都除我更無人?！盵5]2798知足常樂亦是白居易保持良好心態的重要原因。

當然，致仕后白居易也偶有消極頹廢的情緒顯露出來:“自中風來三歷閏，從懸車后幾逢春。 ……薄有文章傳子弟，斷無書札答交親。 余年自問將何用，恐是人間剩長身?！盵5]2821，對自己年老多病體弱的狀態感到無可奈何，但這并不影響其總體上樂觀豁達的心境。

在經歷了外放、乞閑和致仕的生活之后，白居易得出這樣的結論:“歷想為官日，無如刺史時。歡娛接賓客，飽暖及妻兒。 自到東都后，安閑更得宜。 分司勝刺史，致仕勝分司?！盵5]2797外放生活“歡娛”“飽暖”，勝過在朝廷任職。 但相較而言，乞閑生活更為自在。 而致仕生活是最為自由、閑適、瀟灑的一段時光了。 通過三者對比，白氏給出了一個較為中肯、貼切的結論，這也是對自己致仕行為和致仕生活的充分肯定。

綜上所述，在涉及他人致仕方面，白居易對年未及而有意求退者予以勸阻，對年及而不致仕者予以批判，對年及而致仕者予以高度贊揚。 雖然其態度不盡相同，但都是對官場傳統道德的堅決維護，是其心系朝廷、國家命運的表現。 而白氏在個人致仕方面，先是主動乞閑，年及七十后主動懸車，捍衛了自身名節，體現出儒家士大夫在修身養性方面的嚴于律己及對傳統道德的嚴格遵守。 在洛陽乞閑和致仕的生活中，白居易始終保持著恬淡通達、樂天知命的積極心態，這又是士大夫在入世時遇到困境、坎坷之后的智慧之舉。 因此，作為著名文人的白居易在文學方面頗有成就，而作為官員的白居易在個人品行和為官操守方面亦是可圈可點，白氏對待致仕的正確態度和積極心態，實可以作為唐代官場上官員們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