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治理:新時代社區治理的方向與實踐路徑

李琳

(河南警察學院警察管理系，鄭州 450000)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上、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加強與創新社會治理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并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到了戰略新高度。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考驗著國家基層組織的治理能力，考驗著基層組織制度治理的規則性和技術治理的應用性。 作為城市單元的社區組織成為各級政府防控疫情、提供各項公共服務的主戰場。 社區情感治理彌補了社區治理中制度與規則制定的不完善，社區行動的不及時，是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下基層社區治理的重要方向。 社區情感治理通過倡導情感疏通，增進社區居民心理距離，與制度、科學技術較好互補，將“理性”與“感性”更好融合，突出以“人”為中心的治理實質，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核心目標，提升社區情感認同，推動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向縱深發展，成為政府在社區治理中必不可少的方式和方法[1]。

目前學術界對社區情感治理已有所關注，但研究大多集中在社區情感治理的方向上，例如:文軍、高藝多認為社區治理的核心是促進社區關系的協調與積極性社區群體的達成，提出了社區情感治理的空間走向與邏輯運作方向[2]。 田先紅、張慶賀提出社區情感治理有三重邏輯[3]。 何雪松提出情感治理是以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的手段進行治理，達到情緒安撫與心理慰藉的目標[4]。 社區情感治理是新時代社區治理的重要研究方向和內容已經明確，因此應將情感治理納入影響社區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來研究。 從以黨建引領為核心，社區居民公共意識與集體認同感的共生與再造，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的深度延伸，社區意識重構，多元共治的參與模式等方面進行深度考量[5-6]。

二、社區情感治理的現實作用

新時代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與西方新公共管理變革有著明確的區別，西方新公共管理變革過于注重“效率”與“利益”，實則突出了經濟利益的根本目的性和劣根性，而新時代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是在注重效率與效果的基礎上，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的改革，是將“制度建設”與“情感治理”相統一，達到“理、法、情” 相通，進一步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的改革[7]。 歷史邏輯層面，社區情感治理順應了“情本體” 的中國文化，充分體現社區情感要素和情感治理在社區發展建設中的重要效果。 理論邏輯層面，隨著市場經濟和城市的快速發展，人群流動方式和場所發生了改變，眾多陌鄰社區出現，造成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間的陌生感與距離感。 社區情感治理成為打破壁壘社區、增加居民積極互動、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必要路徑。 從現實邏輯層面，人作為感情動物，對情感的需求是本能體現。 隨著社區居民權利意識和參與意識的增強，社區居民更期待獲得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和高質量的生活需求，社區情感治理將更好地達到社區居民對美好生活多樣化、復雜化的需求目標，進一步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走深、走實。

古今中外對情感的解釋較多，湯姆金斯強調情感是有機體的基本動機[8]。 孫璐強調情感是人的基本體驗，融入了認同感、歸屬感和參與感。 大部分學者較為認同情感是人對于客觀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產生的態度、情緒的體驗。 社區作為聯系政府與社區居民的重要關節點，承擔著各級政府政策的落實、公共服務的提供、社區居民訴求的解決與反饋，成為國家—社會—公民之間情感共生與維系的載體。 20 世紀80 年代，我國開始關注社區管理，并全面開啟社區建設工作。 中共十八大以來，基層社區治理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石，成為發揮雙向溝通式共建的重要方式。 2019 年中共第十九屆四中全會再次提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構建新時代基層組織的新工作方式成為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社區情感治理也成為在制度健全、技術保障基礎上突破社區治理困境的新方向。

一是社區情感治理是打造睦鄰共同體的必要路徑。 現代社區即蘊含著共同體精神。 文軍提出所有的社區治理基于地域性，并體現出不同地域文化的表征[2]。 如果社區治理陷于“治理—問題—治理”的怪圈，則難以達到治理的實質目的。社區情感治理以情感維系，深入不同地域文化的表征，凝聚社區成員的共同利益，打造社區的共同體，形成共同價值觀趨向，將“陌鄰”變為“睦鄰”。

二是社區情感治理是治理本源的回歸。 社區治理究竟走向何處是治理者和研究者共同思考的問題。 新時代社區治理的實質要落腳到“人”“事”“物”，其核心是社區中的“人”，治理的關鍵是“服務到人”。 因此，“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是治理本源的回歸。 目前很多城市創新治理模式，2019 年成都市提出“人本性”的社區治理理念，構建符合城市特色、文化和規律的基層治理新格局，將社區治理回本溯源，定位為社區中人的生理需要、情感需要，并延伸至社區成員對社區的依賴感和認同感，將人民的利益作為治理的重點。

三是社區情感治理有效克服科層制組織缺陷。 馬克斯·韋伯的科層制理論強調依據職能和職位將組織、人員進行分層與分工，并由管理主體制定具體規則的管理方式和組織體系。 科層制在應用中普遍出現效率不高、渠道不通暢、溝通壁壘等實踐問題，制約著組織工作的開展[3]。 社區治理強調要突破以行政命令、行政動員為慣性的工作方式，吸納多元治理主體賦權、協商、共治的新模式。 新時代社區情感治理在科層制的組織體系中建構平等、互動、交流的治理模式，倡導治理過程中自上而下權力下放與自下而上積極訴求相協調，有效突破科層制缺陷[5]。

四是社區情感治理是現代社區治理體系的再造。 社區情感治理調整和重塑了社區秩序，是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現代化視域下基層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從有序社區到具有共同體意識的溫度社區的必經之路。 社區情感治理達到了“對物有感情”“對人有感情”和“對事有感情”的治理目標[5]，激發了社區治理活力，實現高速流動社會中人的穩定感與情感的結合，是現代社區治理體系的再造。

三、社區情感治理的實踐化路徑

(一)黨建引領與社區情感治理共融

2019 年5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城市基層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了黨建工作在基層組織中的重要性。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 在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浪潮下，要發揮基層黨組織工作者的作用，體現黨組織的優勢，形成“黨建引領，社區治理，一核多元”①中國社區發展協會智慧社區工作委員會主任、教授汪碧剛指出“一”是指黨的領導，“多”是指社會中的多元力量。 “一核多元”模式突出強調以黨的領導為核心，充分調動街道辦事處、社區黨組織、居民委員會、小區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企業、轄區社會單位、社區中介服務組織以及社區居民等多方力量，持續參與社區工作，最終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公眾參與、凝聚合力、多元共治、跨界聯盟”的社區治理創新體系。的工作思路，推動社區黨群溝通、黨群互動的治理模式。 一方面，社區基層黨組織要發揮黨建“條”“塊”資源合并的優勢，通過網絡技術平臺搭建黨建服務平臺，形成黨建引領、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 另一方面，社區情感治理與黨的精神引領是分不開的，基層黨組織工作者要從“嵌入”化為“融入”，融入社區情感治理工作中，融入社區居民中，與社區群眾產生共鳴，與社區群眾共建情感共同體[9]。

(二)社區意識重構，培育社區正向情感

社區意識的研究起源于心理學領域，是社區居民對所在社區在情感聯結上的意識認同。 高紅、孫百才經過實證研究發現，社區意識可劃分為社區認同感與社區凝聚力，通過各種路徑培育社區意識，可以實現社區情感治理，從而創新社會治理[9]。 通過開展社區營造達到意識認同，社區營造與以往傳統的社區管理的概念具有顯著區別，傳統的社區管理僅限于信息的收集與事務的辦理，忽視了社區意識的營造和凝聚。 社區營造要從傳統和現代的層面梳理并塑造社區共同體意識。 一方面在社區營造中要兼顧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植，另一方面社區營造要結合國家治理方向、城市文化精神等塑造社區應倡導的共同體認知，培育社區正向情感，使社區居民將參與式的治理內化為主動治理的理性行為[10]。

(三)健全社區情感治理機制

新時代社區治理的方向是社區情感治理，而社區情感治理首先要保證治理機制的健全。 馬克斯·韋伯將人的行為一般分為價值理性、目的理性、情感式與傳統式四種主要模式。 田先紅、張慶賀提出社區情感治理的機制也可據此分為原生型與工具型情感治理機制[3]。 原生型情感機制建立在治理的多元化主體中原發、純粹、尊重與被尊重的基礎上，將多元主體互動作為前提，這種機制激發了人的情感式與傳統式行動的動機，通過喚醒正向情感，激發社區價值共同體的再造，達到認同性與依賴感。 工具型情感機制建立在手段、策略、工具的基礎上，將情感治理作為社區治理的工具，以實現治理效果。 新時代社區情感治理機制應將原生型情感機制和工具型情感機制相統一，健全既符合新時代社區治理方向，又符合社區基本特性的治理機制。

(四)構建社區情感治理維度

結合國家提出的新型社區管理體系和學者提出的治理思想，社區情感治理要在維度方面進行多方面建構。

第一維度:社區空間、結構、網絡維度建構，以實現社區情感治理。 朱志偉、孫菲提出要結合空間、結構與網絡的三重論域構建社區情感治理，并提出“對物有感情”“對人有感情”“對事有感情”的觀點[5]。

第二維度:心理維度建構。 心理維度的建構主要涉及社區多元主體之間從無關到關系密切，要經過一系列的變化過程。 奧爾特曼和泰勒以自我暴露的程度作為參考的指標，根據交往雙方溝通的深度和廣度，認為良好人際關系的建立和發展，從行動由淺入深的發展歷程來考察，將心理維度分為輕度、中度、深度三種[11]。 輕度卷入時，社區中交往雙方共同心理領域較小，彼此溝通的范圍僅局限于較淺層次的話題，雙方的心理世界僅有小部分重合，雙方的情感聯系仍處于較低層次，心理距離較遠。 中度卷入時，社區中交往雙方共同心理領域增多，心理世界也有較大的重合，彼此的心理距離有所拉近，溝通的范圍深入到較深層次。 深度卷入時，社區中交往雙方共同心理領域更大，心理距離很近，已達到情感互相依賴的程度，彼此交流的話題也開始涉及個人隱私，達到心理共融。

(五)發揮科學技術優勢，實現社區情感“微治理”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學技術的進步，新時代社區情感治理的手段和方式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盡管科技進步帶來溝通的便捷，但在實證調研的基礎上顯示，現代化溝通技術拉大了社區中多元主體的距離，形成陌鄰溝通[12]。 如何更好地實現社區情感治理，仍然離不開科學技術的運用。 實現社區情感治理要在現有社區電子政務的基礎上，更好地開發和利用科技平臺的情感“微治理”[13]。 信息傳遞中突出情感性，將通知和告知性的短信息向服務型和征詢型轉變，突破冰冷的科技網格平臺，實現網上對話、視頻關注、網絡圓桌會談、社區直通車、公眾“議事廳”等創新型溫情式技術形式[14]。 發揮微信、微博的個性優勢，建立網格服務微信群，利用“微”平臺及時了解民情、民意，增強社區治理的“人情味”，實現社區情感“微治理”[15]。

(六)回應與滿足社區居民的情感需求

社區情感治理中體現出社區情感與社區居民需求的相關影響，在國內學者的實證研究中，需要的滿足與對社區的認同感成正相關，即需要被滿足，歸屬感得以增強[14]。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物質資源極大豐富，需求的差異化越來越明顯[15]。 在同一社區內，既要考慮涉及社區公共情感與服務的需求，又要考慮差異化情感的需求。 滿足社區居民的情感需求要重視公共性與差異性，從社會心態、群體心理、個體差異情緒三個層次進行回應。 宏觀的社會心態回應中，需把握整體社區情感治理的“勢”和“態”，要突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將社區情感治理與群眾路線相結合[16]。 中觀的群體心理回應中，需注重群體比較、群體認同等群體心理，及時進行黨建引領，疏導負面情緒，回應正向情緒。在微觀個體差異化的情緒層次中，回應要專業、具體、聚焦、溫情，既突出公共情感，又突出符合個人特征的情緒情感回應，將政府的“大敘事”與個人的“小敘事”結合起來[5]。

(七)發揮社區“意見領袖”優勢，促進個體群體與社區情感的融合

“意見領袖”是團隊中構成信息和影響的重要來源。 隨著網絡技術平臺的興盛，“意見領袖”的觀點不僅存在于網絡平臺，也存在社區的群體聚集中，如何發揮社區“意見領袖”優勢，促進個體群體與社區情感的融合，也成為社區情感治理的重要路徑。 在現有社區的治理中，“意見領袖”往往成長于本社區，并已被社區個人與群體認同，形成較為固定的發聲模式。 社區情感治理中，要發揮“意見領袖”優勢，將其作為重要的治理輔助力量和社區治理的信息媒介。 實踐中，通過邀請“意見領袖”參與社區治理，將“意見領袖”的情感需求與社區情感治理相結合，發揮“意見領袖”熟悉社區情況的優勢促進個體、群體與社區情感治理的融合[17]。

(八)社區賦權，內化社區情感治理

社區賦權是指賦予社區更大的參與權和決定權，以此激發社區多元主體的積極性，培養多元主體的治理能力，形成社區賦權增能的新局面，達到多元共治的目的[18]。 社區賦權的目的是使多元主體參與社區事務，進而激發情感，內化為自覺主動進行治理。 因此，社區賦權的過程看似只是外化行為，但能夠切實激發社區多元主體的動機，滿足需要，增進對社區公共事務的情感，產生社區意識的正向效應，達到社區認同感，由外而內進行轉化，實現社區情感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