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大成就者黑行師考
——兼論藏傳佛教藝術中的黑行師圖像

房子超 沙武田

（陜西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19）

莫高窟第465窟大成就者圖像為人所知，系伯希和對窟內存留姓名題記所作記錄［1］，奧登堡也對第465窟進行了拍照工作［2］，此后奧山直司［3］、楊雄［4］、謝繼勝［5］、趙曉星［6］均對該窟的大成就者圖像釋讀做出貢獻。Rob Linrothe對整個藏傳佛教藝術中的大成就者圖像進行了總覽性研究［7］，Ulrich Von Schroeder考釋了西藏江孜的大成就者壁畫［8］，陳愛峰對新疆大桃兒溝石窟的大成就者圖像作了釋讀［9-10］，此外對于大成就者圖像研究還散見于國外學者對阿奇寺、木斯塘地區壁畫遺存的專著與論文［11-13］。前人主要根據藏文大藏經文獻對大成就者圖像進行整體探究，但對作為個案研究對象的黑行師而言，目前尚無探討。

本文通過對比不同語種文獻材料，確定與窟內黑行師圖像的對應關系，進而對目前存世的各類黑行師圖像作歸納梳理。

一 文獻材料中的大成就者黑行師

目前關于大成就者黑行師（漢譯名為那波巴、坎訶巴、黑行者、大黑足師、噶那巴，藏nag po spyod pa、nag po pa、ka na pa；梵Krsnāpāda、Krsnācārya、Kānhapa、Kānha、Krsnacārin），其生平年代沒有確切記載，有學者認為大致生活在9世紀前后［14］。相關的傳記類文獻材料主要由三種語言寫就，分別是藏文、漢文、西夏文，現就其各類不同文本情況作一梳理。

（一）藏文

A版本

藏文文獻中的大成就者傳記流傳度最廣的版本是《八十四成就者傳》（grub thob brgyad cu rtsa bzhi’i lo rgyus）［15］①北京版丹珠爾No.5091，那塘版丹珠爾No.3873。。跋文顯示其梵文撰者為無畏施吉祥（藏mi’jigs pa sbyin pa dpal，梵Abhayadatta srī），藏文譯者為蒙竹喜饒（smon’grub shes rab）。

在這部藏文經典中，大成就者黑行師的事跡作為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有詳細記載，限于篇幅簡要歸納為：

1.黑行師拜加蘭達哈（Jālandhara）為上師，獲得喜金剛法門的傳授并精進修持；2.在修法獲得成就的同時，也生出了自滿的心態；3.黑行師有一次看到天上飄著七個不鼓自鳴的法鼓與寶傘，認為自己證悟成就；4.于是廣招弟子前去調伏鬼怪，但遇到挫折險些被淹死，但被加蘭達哈上師所救；5.他后來遇到一個紡織工，沒有聽從其建議，便又生出了我慢之心；6.黑行師在果樹下向一個外道女子索要水果，該女子不從，他便用密法致其暈厥；7.外道女子同時也對黑行師施咒，致其口吐鮮血，無法行動；8.班德空行母（Dākinī Bhande）化現幫助黑行師尋求解藥，但在路上被外道女子欺騙，耽誤了對黑行師的治療；9.黑行師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便為弟子們灌頂開示，傳授金剛亥母儀軌，持續七天后圓寂，并于中陰身階段獲得成就。

B版本

除了上文中的《八十四成就者傳》，還有一部《成就八十四師禱?！罚╣rub thob brgyad cu rtsa bzhi’i gsol’debs）②德格版丹珠爾No.3758，北京版丹珠爾No.4578，那塘版丹珠爾No.3368。。跋文顯示，梵文撰者為金剛座師 （rdo rje gdan pa），藏文譯者為毗羅遮那（Vairocana）和法稱（chos kyi grags pa）。其中對黑行師的描述為：

bla ma’i bka’bcag spyod pa mdzad/srid pa bar dor rdzogs sangs rgyas/nag po spyod pa zhes bya ba’i/bla ma de la phyag’tshal lo//［16］

其漢譯文為：

違越師敕修密行，中有界中成正覺，其名號為黑行師，上師尊處我敬禮。［17］

這部大成就者文獻也較早被學界注意到，該偈文最遲在元末明初時期就已被莎南屹啰等高僧結集，即《大乘要道密集》中的“成就八十五師禱?！保?8］。同時也要看到，該偈文僅僅為四句，雖在內容上與其他文本皆能相互印證，但過于籠統以致無法準確判定其源流，故在下文對各類黑行師圖像分析中，暫不將其作為判斷各類藝術品的來源性文獻。

C版本

藏文文獻中單獨的黑行師傳較少見，以多羅那他（Tārānātha）所著的黑行師傳最為知名。這部黑行師傳及其補遺，并未收錄于藏文大藏經中，而是作為甘丹彭措林寺的傳世木刻舊藏于近年出版［19］。多羅那他對傳記中的一些人名、地名進行了考證，故判斷多羅那他所整理的這部文獻應該早于其生活的16世紀，或許是從其他古本中收集、整合而來。其名為《大阿阇黎黑行師傳——珍稀悅音》（slob dpon chen po spyod’chang dbang po’i rman thar ngo mtshar snyan pa’i sgra dbyangs zhes bya ba bzhugs），David Templeman著有對該傳記的英文翻譯版本［20］。

該版本黑行師傳記，簡要概述為：1.黑行師進入那爛陀寺院學習，后又拜加蘭達哈（Jālanddharipa）為師；2.加蘭達哈指派其去空行母跋得利（Bhadri）處取得《吉祥三菩怛本續》（Samputatilaka Tantra），但黑行師也生出我慢之心；3.黑行師獲得了一些證悟，天空中出現了七個寶傘和手鼓的殊勝化現；4.黑行師一路收降妖魔，用密法調伏了作惡的魔女維施瓦茹毗（Visvarūpi），將其收為坐騎；5.黑行師在各地弘揚佛法、廣招弟子，使得佛法昌盛；6.黑行師與金剛亥母（Vajravārāhī）反復爭奪樹上的水果；7.一外道空行母與黑行師斗法，利用其慈悲心，造成黑行師受傷；8.黑行師的弟子們去尋找藥物，在歸途中受到了外道空行母的欺騙，致使黑行師圓寂，后黑行師在中陰階段云游各國廣傳佛法，獲得成就。

除以上各版本之外，藏文材料中對黑行師的記載還散見于《成就八十四師證藏金剛歌》（grub thob brgyad cu rtsa bzhi’i rtogs pa snying po rdo rje’i glu）、《成就八十四師傳奇道歌釋》（grub thob brgyad cu rtsa bzhi’i rtogs rjod do ha’grel bcas）等文獻。但此類文獻多側重于教法與道歌方面的闡釋，而對其生平事跡付之闕如，無法作為圖像學研究使用，故不多贅述。

（二）西夏文

D版本

目前西夏文黑行師傳僅存于寧夏拜寺溝西夏方塔出土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續之廣義文》（下文簡稱《廣義文》）中。據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續》（下文簡稱《本續》）對勘研究成果，該《本續》及其《廣義文》均為西夏仁宗時期（1124—1193）創制、印刷并流行于整個西夏境內［21］，可見當時黑行師信仰確實在西夏流傳。

根據孫昌盛的釋讀［22］，黑行師的事跡可簡要概括為：1.黑行師為求法而尊羅底伐折羅師（Jālanddharipa，即上文中的加蘭達哈）為上師；2.黑行師同時又不相信上師的教法，轉而前往二十四宮空行母跋得利（Bhadri）處求法；3.空行母跋得利各種應化身令黑行師生起三種惑；4.空行母跋得利為其解惑并傳授喜金剛灌頂；5.羅底伐折羅師作集輪法（即曼荼羅儀軌）并使尸座騰空飛行，然而黑行師卻有違師命，生出我慢心，導致自己之尸座無法移動；6.黑行師欲調伏一外道空行母，便對其仆人使用咒語奪其水果，卻不料被外道仆人識破，被激怒后對外道仆人作法；7.外道空行母回來后，發現仆人被害，便前往黑行師修行之處為其設置業障；8.黑行師遭到暗害，但心中已開始悔悟并生出五因緣，對其弟子諄諄告誡，禪定修行七日后圓寂，最終獲得大手印成就。

綜合以上各類版本的大成就者黑行師文本，可見兩點重要差異：

一、在藏文A、C版本黑行師相關文獻記載中，對黑行師所使用法器描述中都出現了寶傘與手鼓，這成為判定部分藝術作品中黑行師圖像的重要特征，而在西夏文D版本，黑行師出現我慢心后未出現寶傘與手鼓等標識物。

二、在藏文C版本，明確提到黑行師降服了魔女并作為其坐騎，而在藏文A版本與西夏文D版本則未見這一記載，這同樣可以作為判定例證以辨識該藝術品所依據文本為藏文C版本抑或是藏文A版本與西夏文D版本。

二 第465窟大成就者黑行師圖像相關研究

（一）第465窟黑行師圖像再釋讀

第465窟內共計84位大成就者圖像，這說明該窟大成就者的繪制必然存在一個體系完整的大成就者文本作為依據。沈衛榮認為《大乘要道密集》中一篇“成就八十五師禱?！焙芸赡茉谖飨臅r期所翻譯［23］，索羅寧也在西夏文材料中檢錄出二十余個大成就者的姓名①Solonin Kirill.A small chart of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 Tangut texts and the names in the Praise for 85 Mahasiddhas and Mahamudra texts from DCYADMJ，only included the ones with established Tangut（未刊稿）.，說明西夏的大成就者信仰已成體系。從目前出土的西夏時期大成就者傳記文本來看，拜寺溝所出《廣義文》為唯一可用于圖像學研究的材料，內含黑行師與另一位成就者毗盧巴（Virūpa）的記載。綜合第465窟與黑水城、拜寺口等地出土唐卡圖像例證，就毗盧巴傳記而言，盡管各版本文獻依舊存在差異，但在圖像表現上卻基本一致，都為單手指日將之定于空中姿態。因此排除毗盧巴后，能體現出各類文本差異性的圖像學范例僅有黑行師一位，故下文也將以此為重點作研究討論。

第465窟北壁中鋪主尊像正下方繪黑行師像（圖1），榜題現已不存。大成就者交腳坐于火焰狀地茵上，面前從上到下分別為高足供器似盛蓮花、山形供器、顱碗。黑行師盤右腿、豎左膝，左肘置左腿上，左手于胸前類說法印，右手過右膝作觸地??；有頭光，披發飾耳鐺，裸身著短裙，頸部、大臂、手腕、膝蓋、腳踝均有瓔珞腕釧等裝飾，數量不等的花瓣狀裝飾物作為背景。

圖1 第465窟北壁中鋪黑行師坐像 沙武田攝

依據伯希和榜題記錄與俄藏照片，以及通過參考其他現存大成就者的榜題位置推理得出，此大成就者像即為伯希和所記載榜題“葛捺巴此云黑足戲論師即是黑足師”［24］，葛捺巴也就是噶那巴，即黑行師（ka na pa）的中古漢譯名。又據趙曉星對該像的考證，“……噶那巴頭上的天空中出現了七支寶傘和七只手鼓來回走動，所以后來的噶那巴尊者圖像特征是空中有寶傘和手鼓”［6］149。但在其找到關于黑行師的描述與第465窟內通過榜題位置確定的黑行師圖像并不一致，圖像中并沒有出現作為主要特征的“寶傘”與“手鼓”等物，此即文中她對黑行師的勘定用了“疑似”一詞而非“確定”的原因。

然而據筆者在梳理前文中黑行師相關文獻發現，盡管在藏文文獻中（即A、C版本）對其的描述與圖像并不一致，但在西夏文文獻中（即D版本）卻恰巧找到了該圖像相對應的原文。理由如下：

一、在西夏文D版本中“（因皮膚）黑色然眾人謂之曰迦栗那怛巴”［22］5，從圖像上來看，該大成就者的膚色也符合這一描述。

二、在西夏文D版本中黑行師首次出現我慢之心后，沒有提到出現“寶傘”與“手鼓”等物，圖中黑行師手中并無“手鼓”，其頭頂上也沒有任何類似“寶傘”狀物。

三、在西夏文D版本中，“師來到一舊屋前，問：‘有無人乎？’遂坐于地上……‘此后同樣有謂跋多利的在草絡中乘粳米與汝’……又彼女子出來，云‘班彌怛，勿坐地上，請來屋里。蓋迦彌嘛嚕者與我是同一人’，因師不信，給予粳米而遣”［22］5。在圖中可看到黑行師雙腳交叉坐于地茵上，與文中的“草絡”“坐于地上”相對應。

四、在西夏文D版本中，“其亦身以骨瓔珞莊嚴”［22］5，對應該圖像中黑行師周身穿戴的瓔珞腕釧。

五、圖中可以看到黑行師右手過右膝作觸地印，這就暗合了西夏文（D版本）結尾部分中黑行師欲降服外道之想法。而左手于胸前類說法印，則是黑行師被外道空行母設障礙而圓寂后，對弟子作告誡之狀的描繪。至于圖像中黑行師面前的幾種供物，如盛蓮花之高足供器、山形供物，在窟內其他大成就者圖像均有重復出現，因此不能作為判定該成就者身份之特征①據筆者在窟內實地觀察，該窟內大成就者圖像中，出現盛蓮花狀高足供器有：東壁門北鋪北起第五幅，南壁東鋪東起第六幅，北壁中鋪西起第四、七幅，北壁東鋪西起第八幅。出現山形供物的有：南壁西鋪東起第七幅，西壁南鋪南起第五、六、八幅，北壁中鋪西起第二、四、七幅，北壁東鋪西起第一、七、八幅。出現顱碗的有：東壁門南鋪北起第三、六幅，南壁中鋪東起第八幅，南壁西鋪東起第七幅，西壁南鋪南起第一、八幅，西壁北鋪南起第四幅，北壁中鋪西起第一、四、七、八幅，北壁東鋪西起第一、四、五、七幅，東壁門南鋪北起第三、六幅。。

（二）第465窟黑行師圖像所依據的文本

結合第465窟黑行師圖像，可知西夏文《廣義文》（D版本）與之關系密切。在寧夏拜寺溝出土的《廣義文》的題款如下：

蕃中國大善知識俄忿怒金剛師 集

四續善巧國師米啰不動金剛師 傳

報恩利民寺院副使毗菩提福 番譯［21］346同樣在寧夏拜寺溝出土的《本續》的題款如下：

西天大缽彌怛迦耶達羅師之 面前

中國大寶勝路贊訛庫巴拉拶 蕃譯

報恩利民寺院副使毗菩提福 番譯［21］346

《本續》題款中的“迦耶達羅”，孫昌盛和聶鴻音都認為系克什米爾高僧迦耶達羅（Gāyadhara）?！皫彀屠佟?，聶鴻音與孫昌盛都認為其系藏地高僧桂庫巴拉孜（’gos khug pa lhas btsas）［25］?！稄V義文》題款中的“俄忿怒金剛”，孫昌盛認為系噶舉派僧人俄協當多吉，生卒年為1090年至1166年?！懊讍粍咏饎偂?，孫昌盛認為是一位吐蕃人，藏文擬音mi la mi bskyod rdo rje［26］。 “毗菩提?！?，聶鴻音認為系一位把《本續》由藏文譯成西夏文的回鶻人，孫昌盛認為系一名兼通藏文與西夏語的西夏高僧。

從《廣義文》與《本續》西夏文漢譯題記可知，其番譯者都系西夏報恩利民寺副使，名為毗菩提福，目前在各類西夏文獻中未見其記載，生卒年月與事跡均無考。但既然為同一人翻譯，可見這兩部經書的關系非常密切，或許同時由藏文譯為西夏文。在目前寧夏拜寺溝方塔出土經書的所有題款中，只有被西夏封為“四續善巧國師”的米啰不動金剛的名字后標有“傳”字，那么這就說明這些西夏文本均可能是由米啰不動金剛傳到西夏的。通過學界對目前寧夏拜寺溝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合本續之廣義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續之要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續之解生喜解疏》譯釋，發現這些佛經都是《吉祥遍至口合本續》的疏解或總義類型著作。按照正常的集撰與翻譯順序，應先有《本續》而后有《廣義文》。以上文俄忿怒金剛的生活年代為基準，《本續》等書傳入西夏時間約為12世紀中晚期［27］。那么這部《廣義文》在西夏翻譯、刊印的年代當在其后不久，應為12世紀中晚期至13世紀初。由此推斷，第465窟黑行師圖像繪制時間也應在此期間或之后。

（三）第465窟黑行師圖像與整鋪圖像的關聯性

黑行師事跡記載在《廣義文》中，表明他在西夏受到尊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所傳教法在西夏的盛行。據研究，俄藏黑水城文獻編號Taнг.182《篿碅癌墑屬槽虃（漢譯：聚輪供養作次第）》［23］417與Taнг.125《舏莿較疤碅瞭淚燈舉緽諜舅萰疥（漢譯：依吉祥上樂輪六十二佛之百八名）》［28］的撰者很可能即為黑行師，可見其所傳教法不僅僅局限于西夏腹地的拜寺溝，而在黑水城也同樣流行，這也從側面印證了此類黑行師圖像繪制于西夏時期的可能性。

第465窟黑行師像與整鋪圖像也存在一定的關聯性。該圖像繪制于北壁中鋪主尊正下方，該鋪是以喜金剛為中心的九尊曼荼羅結構。黑水城同樣發現一部俄藏編號Taнг.327《窴腲缞緽碟餞瞭羋欄槽虃（漢譯：呼王九佛中繞隨主承順次，意為：喜金剛九佛壇城灌頂次第）》［29］，恰好與窟內的喜金剛曼荼羅在結構布局上完全對應。有研究表明，這部灌頂儀軌的題款中集者為“羅彌魯果”，系藏地高僧讓扎堅（ram rtsa can）的西夏語音譯，此人是俄卻杰多吉的弟子，而俄卻杰多吉即上文中《廣義文》集者俄協當多吉之父［30］，這說明喜金剛九尊曼荼羅儀軌在西夏的流行與俄忿怒金剛所集《廣義文》等文本的關系非常密切。

同時，黑行師所傳之教法也涉及喜金剛續部相關內容。盡管黑行師以傳授勝樂輪教法而聞名，但其將《勝樂金剛本續》與《喜金剛本續》融匯后著成《ānapati修法》，為道果法九支傳軌之一，為后世的薩迦派所推崇［31］。在藏文大藏經中現存有其創作的為數不少的喜金剛類教法，如《dgyes pa rdo rje’i dka’’grel rnal’byor rin po che’i phreng ba（喜金剛細疏瑜伽寶鬘）》①德格版丹珠爾No.1183，北京版丹珠爾No.2313，那塘版丹珠爾No.1112。、《dpal dgyes pa rdo rje dpa’bo gcig pa’i sgrub pa’i thabs（吉祥喜金剛一勇者成就法）》②德格版丹珠爾No.1252，北京版丹珠爾No.2381，那塘版丹珠爾No.1180。、《dgyes pa’i rdo rje sgrub pa’i thabs de kho na nyid gsal bar byed pa（喜金剛成就法真性明）》③德格版丹珠爾No.1253，北京版丹珠爾No.2382，那塘版丹珠爾No.1181。、《dpal dgyes pa’i rdo rje’i gzhung’grel gyi dkyil’khor gyi cho ga（吉祥喜金剛本疏曼荼羅儀軌）》④德格版丹珠爾No.1254，北京版丹珠爾No.2383，那塘版丹珠爾No.1182。、《dgyes pa rdo rje’i sbyin sreggi cho ga（喜金剛護摩儀軌）》⑤德格版丹珠爾No.1256，北京版丹珠爾No.2385，那塘版丹珠爾No.1184。。在布頓（bu ston rin chen grub）所編寫的佛教史中，拜寺溝所出《本續》的藏文原本《三菩怛本續（Samputatilaka Tantra）》即被其定為無上瑜伽智慧續喜金剛部的三大根本教法［32］。作為《本續》的解說續，《廣義文》中黑行師傳記是為了配合解釋《本續》的教法思想而存在的，這也為窟內將黑行師圖像安置在喜金剛本尊下方給出了合理性解釋。

三 藏傳佛教藝術中的黑行師圖像

除了第465窟以外，其他地區的考古遺存與文博機構、私人收藏中，也有各類造型不同的黑行師圖像，現按研究對象所依據的文本先后順序進行考述。

（一）基于藏文A版本繪制、塑造的黑行師圖像

新疆大桃兒溝石窟第9窟黑行師彩繪壁畫像（圖2），回鶻文榜題顯示為黑行師（Kanhapa）［10］70。該窟的碳十四測定年代為：1250（±60/100）年［33］。黑行師盤腿坐于獸皮墊上，有頭光與身光，戴骨飾瓔珞，右手上舉，其上懸浮一雙面手鼓，左手托顱缽于胸前［34］。對于其左手持顱碗，布頓（bu ston rin chen grub）的佛教史中記載：

有名智慧者，持鈴杵諸人，飲酒用顱器，手持喀章嘎，酒器江得烏，骨飾以莊嚴，大名那波巴。［32］126

結合圖像與榜題信息，作為典型特征的手鼓已經出現，符合藏文A版本中的記載。

西藏江孜白居寺道果殿內泥金彩塑黑行師（圖3），熊文彬考證創作于1424—1425年［35］。黑行師作忿怒相，瓔珞莊嚴，戴骨飾項鏈，右手持雙面手鼓，左手持顱骨碗，交腳盤腿而坐。其左手持顱骨碗與頸部骨飾項鏈，符合布頓的描述。身體姿態、顏色與所持手鼓、顱碗法器，與圖2如出一轍，可知其對應于藏文A版本文獻。

西藏阿里扎布讓紅殿內黑行師彩繪像（圖4），據Rob Linrothe判斷，該壁畫繪制于15—16世紀［7］178-179。榜題為：“頂禮黑行師（nag po spyod pa la na mo）”。黑行師有頭光，佩戴耳鐺，手腕、大臂、頸部、腳腕飾以瓔珞，上身披掛人皮，下身著短裙，右手持雙面手鼓，左手持顱骨碗，盤腿坐于獸皮上。該壁畫與本文圖2、圖3所描繪的黑行師像坐姿、持物如出一轍，可知該圖像來源于藏文A版本。

圖2 新疆大桃兒溝第9窟黑行師坐像

圖3 西藏江孜白居寺道果殿泥金彩塑黑行師坐像

圖4 西藏阿里扎布讓紅殿彩繪壁畫黑行師坐像

（二）基于藏文C版本繪制、塑造的黑行師圖像

西藏江孜白居寺大經堂二層西部道果殿內壁畫大成就者黑行師（圖5）。該壁畫的創作時代，熊文彬與Von Schroeder均認為繪制于1424—1425年［8］16。下方榜題：“頂禮黑行師（ka na pa la na mo）”。黑行師位于菩提樹下，身旁站立兩個瑜伽母，均菩薩裝，上身赤裸下身著裙，靠前的瑜伽母雙手捧顱骨碗做供養狀。被黑行師騎跨之人雙腿作奔跑狀，左手自然下垂，伸出右手欲接瑜伽母的顱骨碗。根據榜題可確定其為黑行師，其身下被騎跨之人即在各類黑行師文本中多次出現的外道空行母，推斷其符合藏文C版本的描述。

圖5 西藏江孜白居寺道果殿彩繪壁畫黑行師坐像

手寫經文內頁手繪彩色插圖黑行師像（圖6），來自于克什米爾藏文寫經Apo手稿，Rob Linrothe認為其繪制于19世紀［7］62。該圖像下方有題記：“頂禮上師黑行師（gu ru ka ha na pa la na mo）”。圖中七把寶傘懸于空中，寶傘下方懸浮七個雙面手鼓。黑行師左手捧顱骨碗，右手高舉雙面手鼓，左臂彎還有一根似插有頭顱的天杖狀法器，雙腿分開騎乘狀，身下騎乘一膚色黝黑匍匐狀女性。黑行師左右各有一瑜伽母。黑行師右側的瑜伽母左手似作無畏印，右手捧顱骨碗，交腳而坐。黑行師左側的瑜伽母雙手捧顱骨碗呈供養狀，半蹲坐姿。無論是從榜題，還是以顱骨碗和手鼓為主要持物，天空中的七個寶傘與手鼓等祥瑞之物，及其兩個女弟子，抑或是身下騎乘的外道空行母等來看，其都為黑行師無疑，且應為根據藏文C版本而繪制。

圖6 經文內頁手繪彩色插圖黑行師坐像

（三）基于西夏文D版本繪制、塑造的黑行師圖像

金銅塑黑行師坐像（圖7），美國紐約魯賓博物館Rubin Museum of Art館藏編號C2003.23.4，時代定為16世紀。塑像基底銘文：“頂禮黑行師（nag po ba la na mo）”。該塑像有發髻，身飾瓔珞、項鏈、手鐲，右腿與腰間環繞瑜伽帶，交腳而坐，雙手無持物，左臂下垂扶地支撐著整個軀干，又似作觸地印，右臂高舉作施依印，又似作說法印，目視右手方向，面容現忿怒相。塑像雙手無持物，未出現寶傘與手鼓等法器，無騎乘物，周身布莊嚴瓔珞，其坐姿與第465窟黑行師圖像相似，手印一致，唯次序相反，綜合銘文信息與圖像特征均符合西夏文D版本描述。

圖7 金銅塑黑行師坐像

該黑行師金銅塑像與第465窟黑行師圖像最為接近。除此以外還有幾例與第465窟黑行師圖像部分接近的壁畫、唐卡、塑像。

彩繪壁畫黑行師坐像（圖8-1），位于尼泊爾木斯塘上師石窟南壁中層。Erberto Lo Bue認為該石窟建于13世紀［36］。壁畫下方存有藏文題記（圖8-2）：“……頂禮上師黑行師（kar na pa zhes bya ba’i//bla ma de la phyag’tshal lo）”。圖中黑行師有頭光、身光，交腳坐于地墊，耳部、頸部、大臂均有金屬環狀飾物，左手持一支鮮花，右手持顱骨碗。有一瑜伽母半跪于其右側，右手結善無畏印，左手端顱骨碗供養狀。兩人皆在菩提樹下，黑行師頭部兩側還有飛禽走獸作裝飾。綜合題記信息，由于未出現寶傘與手鼓、胯下無騎乘物，坐姿、顱碗持物與第465窟黑行師圖像均有聯系，唯左手持花十分獨特，推斷該黑行師壁畫依據西夏文C版本繪制。

圖8-2 尼泊爾木斯塘黑行師下方題記Christian Luczanits攝

圖8-1 尼泊爾木斯塘彩繪壁畫黑行師坐像

絹布彩繪唐卡黑行師坐像（圖9），收藏于美國紐約Mr.and Mrs.Gilbert H.Kinney私人博物館，Rob Linrothe認為其繪制于15世紀［7］296。黑行師身有瓔珞狀物，右手似施無畏印，左手托舉顱碗，交腳坐于坐墊，坐墊下有蓮臺。沒有出現作為圖像特征的寶傘和手鼓，而是代之以無畏印與顱碗，無畏印可對應黑行師傳記中與外道空行母的斗法，未出現騎乘物，坐姿與顱碗與第465窟黑行師圖像較為相似，故推測該黑行師圖像為依據西夏文D版本繪制。

圖9 絹布彩繪唐卡黑行師坐像

金銅塑黑行師坐像（圖10-1），美國紐約魯賓博物館館藏，編號C2005.16.54，鑄造時代定為16—17世紀。背面基底存有銘文（圖10-2）：“……黑行師（nag po ba la）”。黑行師戴各式寶鐲、瓔珞裝飾物，右手結說法印，左手持顱碗，雙腿自然放松呈自在坐于蓮臺上，同樣沒有出現寶傘與手鼓等標志性法器，亦無騎乘物。與第465窟黑行師圖像對比，右手作說法印相似，僅順序略有差別，左手持顱碗，同樣可找到對應法器，故推測該塑像根據西夏文D版本塑造而成。

圖10-2 金銅塑黑行師坐像（背面）

圖10-1 金銅塑黑行師坐像（正面）

金銅塑黑行師坐像（圖11），瑞士巴塞爾博物館Museum der Kulturen Basel館藏編號MKB IId 13996，鑄造時代定為15世紀?；状嬗胁匚你懳模骸绊敹Y黑行師……（nag po ba la na mo）”。黑行師飾蓮花狀瓔珞，右肩斜挎瑜伽帶，右手結說法印，左手持顱碗，雙腿跏趺坐于獸皮上，獸皮下為蓮臺，沒有寶傘與手鼓，沒有人形騎乘物。與第465窟黑行師圖像相比，右手說法印相似，順序略有差異，左手持顱碗，也可找到類似的圖像特征，綜合銘文信息，推測該塑像系依據西夏文D版本創作。

圖11 金銅塑黑行師坐像

四 結語

第465窟內描繪的黑行師圖像，其繪制所依據的文本，與傳統認為來源于藏文大藏經中的《八十四成就者傳》并不相同。經比對與寧夏拜寺溝西夏方塔出土西夏文《廣義文》最為接近，并可與伯希和所記載的大成就者姓名榜題位置相對應，故判斷第465窟黑行師圖像的繪制時間應為西夏晚期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及之后，同時在窟內所繪黑行師圖像與北壁中鋪圖像整體主題也存在關聯性。

有研究表明，《廣義文》與《本續》關系極為密切，在之后西藏大藏經的編纂中，以桂庫巴拉孜（’gos khug pa lhas btsas）所譯《本續》為代表的相關文本，多數并未被收入其中［23］407-418，因此使用大藏經文獻去對應第465窟黑行師圖像必然會出現一定偏差。但通過對黑行師相關藝術遺存的考察，可知該窟黑行師圖像絕非孤例。各類與第465窟黑行師圖像同源藝術遺存的發現，表明桂庫巴拉孜傳承的此類黑行師文本并未消亡，很可能以藏外文獻的形式在西藏、西夏流傳，并以考古文獻與藝術作品為載體而留存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