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8至10世紀敦煌家庭中的主仆關系

買小英

（甘肅省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所， 甘肅 蘭州 730070）

主仆關系是古代封建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家庭關系。主，指主人，是封建社會時期被隸屬者對隸屬者的尊稱，代指權力地位和財物的所有者；仆，指仆人，是被人雇傭差遣服務的人。主仆關系為雇傭與被雇傭，隸屬者與被隸屬者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最早起源于人類擁有信仰和宗教后的神靈體系，至封建社會時期，君權神授的思想使宗教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主仆關系就成為完全支配與從屬的關系，是建立在不平等的階級對立面上而形成的社會體系。

唐五代宋初時期的敦煌家庭關系除之前我們探討過的父子關系、夫妻關系、兄弟姊妹關系以及僧俗關系之外［1］，主仆關系也是其家庭關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為此，筆者對敦煌文獻中反映家庭主仆關系的文書資料進行爬梳，大致歸為以下四種：

一是關于奴婢放良的文書，如S.4374《從良書樣文》、S.6537V《家童再宜放書》、S.6537V《放奴婢書樣文》、S.5700《放家童青衣女書樣文》、S.343V《放良書樣文》（奴）、S.343V《放良書樣文》（婢）、S.5706《放良書樣文》（其中《家童再宜放書》與《放奴婢書樣文》為同一編號S.6537V，而《放良書樣文》（奴）與《放良書樣文》（婢）亦為同一編號S.343背）；俄藏親情放書一件，即ДХ.3002《丁巳年親情放書》和ДХ.11038《家僮放書樣文》等［2］。

二是分家樣文、遺囑和官府榜文等，如S.4374《分家契文范》、S.2199《唐咸通六年（865）尼靈惠唯書》、P.3410《崇恩析產遺囑》、P.2697《后唐清泰二年（935）九月比丘僧紹宗為亡母轉念設齋施舍放良回向疏》、大谷2836《長安三年（703）三月錄事董文徹牒》等。

三是戶籍、手實、名簿和法律文書等，如S.613《鄧延天富等戶殘卷》，S.514《唐大歷四年沙州敦煌縣懸泉鄉宜禾里手實》，日本京都有鄰館敦煌文書51《唐大中四年（850）十月沙州令狐進達申報戶口牒》，S.3287V《子年（9世紀前期）五月左二將百姓氾履倩等戶口狀》，P.4634、S.3375、S.1880、P.4634《唐永徽二年（651）令卷第六東宮諸府職員》，大谷2835《長安三年（703）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縣牒》，北圖河字17《唐開元二十五年（737）律疏——名例律疏殘卷》，Дx.2163《唐大中六年（852）十一月百姓杜福勝申報戶口田地狀》，大谷5098、8099《唐律——賊盜律斷片》，ДX.1391《唐律——名律例殘卷》，P.3573P1《后梁貞明九年（923）索留住賣奴仆契》，S.3873《索淇重建報恩寺狀》，P.3813V《唐（7世紀后期？）判集》等。

四是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等，如王梵志詩等。

這些文書都反映出中古時期敦煌家庭中除血緣關系之外普遍存在的主仆關系，與官屬奴婢相對而言，這些奴仆屬于私屬奴婢。

一 規范性倫理關系

據不完全統計，8—10世紀敦煌文獻中出現有“奴”“婢”“奴婢”“奴仆”“胡奴”“賤奴”“僧奴”“婢子”“婢女”“侍婢”“侍妾”“青衣”“家人”“家生”“家童（僮）”“家仆”“生口”“量口”“骨侖”“廝兒”“手力”“團頭”“賤人”“恩子”“堂子”“家生婢子”“家生廝兒”等不同稱謂［3］。從這些稱謂中看出，古代敦煌家庭中的私屬奴婢與主家之間的關系既受到“貴賤有別，尊卑有序”的傳統禮法約束，又因彼此之間的朝夕相處，使雙方維持著頗為密切的依賴關系，他們之間更顯著地表現為一種家庭的內部關系。

（一）道德倫理的規范

敦煌愿文《僮仆德》記載：

奴在務克勤，在身恭謹；勞無慍色，苦無恨聲。每兢供侍之心，長有順遵之意。理應延靈（齡）益壽，保捧（奉）終身。但以三想遞遷，四大衰朽；俄辭人代，奄謝幽魂。今者齋主仁慈內積，恩惠溥施；務僮人已盡終，念平生之驅策。既思苦效，寧不哀傷？睹蹤跡而雨淚含悲，值南畝而噫嗟不絕。無門酬念，唯福是憑；故于此晨（辰），設齋追福。于是像敷寶座，經轉金言；會僧圣凡，廚筵香饌。以斯設齋功德、建福勝因，總用莊嚴亡魂所生之路：惟愿嗔罵之恨，變成法味之歡；鞭撻之冤，還生捧蓮之喜。永辭三界，承寶殿首會龍花；長絕四流，證無為初登妙果。所有宿因曩業，于八解滌而俱無；現障余緣，四風吹而蕩盡。當當來代，還以（與）齋主作同爐善因；彌勒下生，為花開眷屬。又持勝福次用莊嚴云云。其婢時候莊嚴亦共此同用。

同卷《婢德》中言：

惟乃柔和淑質，恭謹為懷；敬上有鞠躬之心，撫下無嫌慍之貌。兢兢在念，驅馳守勤恪之誠；戰戰晨昏，侍奉有忠赤之道。雖居苦役，三從之禮窮閑（嫻）；沾在羈身，四德之能暗曉。理應松年不變，遐壽延齡。豈期白業已終，魂歸黑路；無方再睹，資佑酬勞；謹于此晨（辰），設齋追福云云。［4］

這件文書提到奴和婢在服務主人時所要遵守的倫理道德規范：既要自身性格柔順，時時恭謹，又要對主人謙順有禮，懷揣赤誠之心，內心充滿順意地盡忠職守。

主仆關系是封建宗法家族主義在社會關系中的體現，強調家長對家族的統治權力，鞏固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主仆倫理是中國傳統儒家家庭倫理的組成部分，在儒家道德倫理的發展歷程中這種等級制度所帶來的倫理道德束縛始終存在。即使至唐末宋初，依然沒有消減。當時為了適應新局面的需要，鞏固自身統治，一些地主階級的政治家、思想家極力強調“上下之分、尊卑之義”，認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5］。在其理論體系中，竭力將宗法等級制度納入先于萬物而存在的“天理”之中，極力用儒家倫理道德來規范人們的思想，使人們承認現實秩序，服從地主階級的統治。與此同時，地主階級通過立法把禮的“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的等級原則注入雇傭契約關系之中。奴婢與雇主以契約關系結成“主仆名分”，依據這一名分，雇傭奴婢被納入家族同居范圍，任何違背主仆名分的行為都將受到嚴厲懲處，從而把雇傭奴婢束縛在可控制的范圍內。主奴雙方通過雇傭契約使各自的權利和義務相互轉讓，奴婢通過出賣勞動力來換取雇主的報酬；雇主則通過提供報酬來換取奴役奴婢的權利。這里的契約被賦予了雙重職能，既是雇傭奴婢用以保護自己有限的人身權的憑證，也是地主階級用以奴役、控制雇傭奴婢的許可證［6］。

（二）法律制度的規定

作為封建社會興盛階段的隋唐時期，奴婢大量存在，特別是在《唐律疏議》等唐代律令中對奴婢的身份、地位作了十分詳細而明確的規定：

第一，奴婢隸屬賤籍，同于資財，不被當作人來看待；

第二，奴婢對主人有強烈的隸屬關系，一般不能脫離主人；

第三，奴婢同類為婚，身份世代相襲，其為主人勞動是無期限無報酬的；

第四，奴婢與良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與良人有著不同的量刑標準。

可見，奴婢的法律地位十分低下。唐律中對奴婢身份、地位的規定，既是魏晉以來奴婢法律地位的總結，也是唐前期（特別是唐律制定時期）奴婢現實地位的反映。這在現存敦煌文獻中也得到了印證。如大谷5098、8099《唐律——賊盜律斷片》記載：

此外，P.3608＋P.3252《唐律——職制、戶婚、廄庫律殘片》、北圖364：8445V《唐律——職制律殘片》［7］499-500等法律文書中均有記載。由此可見，主仆之間法律地位的明確，從制度和法律層面強化了奴仆對主家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更進一步限定了奴仆的人身自由和人格自由。

唐宋之際，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階級結構發生了調整，門閥士族退出了歷史舞臺，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地主階級。奴婢、部曲、佃客等這些社會最廣泛的下層勞動者的身份也發生了變化，其法律地位有了明顯的提高［6］55。在唐代中后期，對于主人殺家奴行為的懲罰就較唐代前期加重［8］。由此可見，虐殺奴婢在唐代中后期的懲戒非常嚴厲，受懲之人亦不分官階高低。

（三）生產生活的需要

在敦煌文獻中，我們還注意到主家對主仆之間身份、地位的注重以及主家對家中擁有奴仆的數量、功能等的期望，這些都貫穿在古代敦煌家庭生活中的諸多環節，以此來滿足自家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如北京圖書館《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索顯悊題記愿文》載：

大隋開皇廿年二月十五日，佛弟子索顯悊發愿，息洪相造《仁王經》一部并及莊嚴悉訖。又愿洪相見存父母，六府康和，眾魔隱塞，世世常近父母邊，供養供給。恒愿諸天諸佛，擁護易接，歷劫不墮三途八難；子孫衣食豐饒，奴婢成行。逮及見在眷屬，并得平安，共一切眾生，相將成佛。經生茹長遜。［4］859

“奴婢成行”這是索顯悊為健在父母發愿祈福時提到對家中奴婢數量的期望。再如P.2976《咒愿新女婿》載：

夫妻之道，天地齊生。承家繼嗣，守節懷貞。伏愿母某郎：夫妻和睦，蘭桂同榮；子孫昌盛，進士明經；衣朱拖紫，三公九卿；保宜上下，敬重親情；倉儲山積，金帛豐盈；奴仆羅烈（列），申（車）馬縱橫；吉慶千年萬歲，覆蔭六親宗盟；榮盛與王鳳并貴，富饒等石崇齊名。所求皆得，所愿必成。今日結親已后，恒愿鸞風（鳳）同鳴。［4］398

同卷《咒愿新郎文》載：

今擇良晨（辰）吉月（日），會合諸親。從貴至貴，福祿千春。千奴萬婢，果報自隨（遂）。錦彩［□］羅千重，飲食常餐百味。濟濟蒼蒼，快樂勝常。頻（鬢）如桃李，玉面勝妝。仙人為伴，玉女同床。紫袍金帶，曜日輝光。衙箄（筆）當深峻執，不善內外賢良。善神齊心加備（被），日勝曰（月）昌。師子門前吼喚，百獸率舞迎將。內外明珠照曜，至暮不用登（燈）光。東合（閣）西廳看客，延引絕勝孟常（嘗）。大兒持之旌節，小子身任太常。兄弟皆沾敕墨，京兆二郡稱揚。奴婢雙雙驅走，并有只（知）庫園莽。金銀年年滿庫，胡奴槍（檢）校牛羊。斤（筋）腳（如）奴扶鞍接鐙，強壯奴使力耕荒。孝順［奴］盤雞炙旌，讒奴點醋行姜。端正奴拍箜篌送酒，丑掘婢添蘇酩□（酌觴）。細腰婢唱歌作舞，矬短奴擎短（梪）子食床。每日音聲娛樂，更如北方。從今已后，合家大富吉昌。并愿同修十善，不善波斯匿王。咒愿主人，自矜良，未知賞何匹帛？親家翁母，早來為將。貴言千秋永固，重賞莫辱文郎。［4］400

這是在婚娶過程中提到的“奴婢羅列”“千奴萬婢”等，可見在祈求婚姻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中，也不乏對家中奴仆數量及其多種功用的期望，如是則生活更圓滿。

二 隸屬性勞動關系

主仆之間除道德倫理上的規范、法律制度的規定和生產生活的需要之外，他們之間還普遍存在著隸屬性的勞動關系。據記載，晚唐五代宋初之際敦煌地區普通地主家庭中都擁有數量不等的隸屬性勞動力。在敦煌文獻S.514大歷四年（769）懸泉鄉手實中，記載索思禮戶有四名隸屬人口，這四名奴婢年富力強，應是索思禮家主要勞動力［7］468。到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如S.3287V《子年（9世紀前期）五月左二將百姓氾履倩等戶口狀》記載戶國珍戶中有大約五名隸屬人口，戶梁庭蘭戶約有四名隸屬人口［7］379-380。P.2962《張議潮變文》載：

……決戰一陣，蕃軍大敗?！湓紫嗳?，當于陣面上生擒，只向馬前，按軍令而寸斬。生口細小等活捉三百余人，收奪得駝馬牛羊二千頭匹。

這里的“生口”即奴婢，可見，在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奴婢的數量也不在少數。到了歸義軍時期，如京都有鄰館藏敦煌文書51《唐大中四年（850）十月沙州令狐進達申報戶口牒》記述令狐進達戶內有約四名隸屬人口［7］462。Дx.2163+Дx.2393《唐大中六年（852）十一月女戶宋氏申報戶口田地狀》記載女戶宋氏中至少有兩名隸屬人口［7］466。Дx.2163《唐大中六年（852）十一月百姓杜福勝申報戶口田地狀》記載戶杜福勝戶中大約有四名隸屬人口［7］467。至五代宋初，敦煌地區的隸屬性勞動力人口數量更多，如Ch-V7525-7《宋端拱三年（990）沙州鄧守仁鄧戶狀》記載鄧守仁家內至少有六名奴仆［7］481-482，戶陳長晟家內也至少有六名奴仆，戶索子全戶內至少有兩名以上隸屬人口［9］。

在敦煌文獻中，這種隸屬性的勞動關系決定了主家對奴仆的主宰權和支配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主家對奴仆可買賣、舍施

唐代律令規定，“奴婢賤人，律比畜產”“奴婢既同資財，即合由主處分”。如P.3573P1《后梁貞明九年（923）索留住賣奴仆契》載：

這件文書是索留住將家中奴婢賣給段家而訂立的契約。由于奴婢同資財可由主家處置，所以將奴婢作為財貨用于交易的現象既合法也常見。在敦煌，奴仆主要是被主家作為舍施，以供養寺院。如S.4528《般若波羅蜜經元榮題記愿文》載：

大代建明二年四月十五日，佛弟子元榮既居末劫，生死是累；離鄉已久，歸慕常心。是以身及妻子、奴婢、六畜，悉用為比沙門天王布施三寶。以銀錢千文贖：一千文贖身及妻子，一千文贖奴婢，一千文贖六畜。入法之錢，即用造經，愿天生（王）成佛，弟子家眷、奴婢、六畜，滋益護命，乃至菩提，悉蒙還闕。所愿如是。［4］816

此外，P.3410《崇恩析產遺囑》中崇恩為凈土寺、報恩寺施舍土地、車乘、牛、驢及床等［10］508?？梢?，敦煌大姓索氏也曾將土地、車乘、牛、驢、水硙、園田、家客等施入報恩寺。

（二）主家可驅使奴仆從事農業、畜牧業等生產活動

如S.6537V《家童再宜放書》曰：

家童再宜放書一道。夫人者稟父母而生，貴賤不等者，是因中修廣樂善行，慈杲（果）中獲，得自在之身，隨心受報。賤者是曩世積業。不辯尊卑，不信佛僧，梫（侵）鄰（凌）人物。今身緣會，感得賤中。不是無里（理）（驅）□，橫加非狂。所修不等，細思合知，下品之中，赤（亦）有兩種。一般恭勤孝順，長報曹主恩。一類更增深□，長作后生惡業。耳聞眼見，不是虛傳。向且再宜自從皈（歸）管五十余年，長有鞠養之心，不生懈怠之意，執作無有亭（停）暇，放牧則不被（避）饑寒，念慈（茲）孝道之心，放汝出纏黑網。從今已往，任意寬閑，選擇高官，充為公子。將次放良福分，先資亡過，不歷三途，次及現存，無諸災障。愿后代子孫，更莫改易。請山河作誓，日辰證知。日月傾移，誓言莫改。［10］496-497

從這件文書可以看出，家童（僮）再宜當時負責耕田放牧，在其為曹主役使的五十余年中，從無懈怠之念，也未曾停息過一天，辛勤勞作不畏饑寒，因其忠孝之心可嘉，故予以放良。

再如，S.3873《唐咸通某年（860—874）索淇舍施水硙園田等入報恩寺請求判憑狀》載：

這件文書中提到“園田家客”應是從事農業生產。在P.4634、S.3375、S.1880、P.4634《唐永徽二年（651）令卷第六東宮諸府職員》中提到：“府二人，史四人，戶曹參軍（事）二人，掌戶園宅債負過所奴婢田莊及弋獵之事?！保?］548從“田莊”“弋獵”等看出，這里的奴婢應是從事農業和畜牧業生產。還有S.6233《年代不明（九世紀）諸色斛斗破歷》中提到：“十四日，出恪面一石，付安老食。十四出面二月十七日，出豆兩石，回造牛?！保?1］172-173在這篇入破歷中，通篇提到的都是與農業有關“麥、豆、油、餅”等字詞，由此可見文中提到的婢子應該也是在從事農業生產。

（三）主家對奴仆及其子女可予以繼承

如S.2199《唐咸通六年（865）尼靈惠唯書》中記載：

尼靈惠唯書。咸通六年十月廿三日，尼靈惠忽染疾病，日日漸加，恐身無常，遂告諸親，一一分析。不是昏沉之語，并是醒蘇之言。靈惠只有家生婢子一，名威娘，留與侄女潘娘，更無房資。靈惠遷變之日，一仰潘娘葬送營辦。已后更不許諸親吝護?？趾鬅o憑，并對諸親，遂作唯書，押署為驗。弟金剛索家小娘子外甥尼靈皈外甥十二娘（十二娘指節）外甥索計計侄男康毛（shān），康毛侄男福晟杜侄男勝賢索郞水官左都督成真。［10］515-516

再如，S.4374《分書樣文》載：

家資產業，對面分張。地舍園林，人收半分。分枝（支）各別，具執文憑，不許他年更相斗訟。鄉原體例，今亦同塵，反目憎嫌，仍須禁制。骨肉情分，汝勿違之。兄友悌（弟）恭，尤須轉厚。今對六親，商量底定，始立分書，既無偏坡（陂），將為后驗。人各一本，不許重論。某物某物某物某物某物車牛羊駝馬駝畜奴婢莊園舍宅田地鄉管渠道四至。右件家產，并以平量，更無偏黨絲發差殊。［10］455-456

這些文書都反映出主家對奴仆的支配權和所有權，即使分家，主家對奴仆及其子女依然擁有繼承和繼續役使的權利。

（四）奴仆可供主家仆役、娛樂等

除上述情況外，還有將奴仆充當仆役、隨從或者供主家娛樂等。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畫像中多次出現有奴或婢以仆役、侍從的形象隨侍主人身后。如第98窟東壁門南側曹氏家族的供養人后面有四身侍女供養像，前面二身捧花盤，后面二身，一位持蓮花，一位持鳳紋團扇。再如，第107窟東壁門北下角畫有二身供養婢女，她們上身穿紅色大袖襦衫，下身穿曳地長裙，裙腰高束，笏頭履翹露裙外［12］。第468窟龕下北側有女供養人和侍婢，主人持花供養，侍婢持扇捧奩追隨主人身后；第231窟東壁陰處士父母供養像，陰母手持香爐胡跪供養，身后女仆手捧托盤供奉；第375窟南壁下層女供養人和婢女；第144窟東壁門上張氏供養女人像和女婢像［13］。這些壁畫都真實而形象地反映了當時在敦煌地區修窟造像的世家大族或供養人家族中都豢養奴婢，他們充當主家仆役或隨從。

除此之外，敦煌壁畫中還出現了眾多舞伎、樂伎的形象。實際上，自封建社會以來，除一部分從事生產勞動的奴婢外，還有一部分奴婢是“戲游無事”“垂拱遨游”或“坐稟衣食”的。據《舊唐書》記載，唐代這種專供主人戲弄、玩狎的奴婢為數不少：有具備色藝的奴婢而被主人戲弄、玩狎者，也有利用奴婢的特技以為戲樂的，也有用于顯示身份排場的。這些奴婢同從事生產活動的奴婢不同，他們都是供主人戲弄、玩狎或是充當裝飾品的消費性奴婢［14］。敦煌壁畫中的舞伎、樂伎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這樣的角色。

（五）主家對奴仆可放良

如S.4374《從良書樣文》載：

從良書奴某甲婢某甲，男女幾人。吾聞從良放人，福山峭峻，壓良為賤，地獄深怨。奴某等身為賤隸，久服勤勞，旦起素恭，夜無安處。吾亦長興嘆息，克念在心，饗告先靈，放從良族?？蓣[見海，必遂騰波，臥柳逢春，超然再起。任從所適，更不該論。后輩子孫，亦無闌吝。官有正法，人從私斷，若違此書，任呈官府。年月日郎父兄弟子孫親保親見村鄰長老官人官人。［10］494-495

這件文書反映的是后唐清泰三年（936）主人放家中奴、婢的情況。說明奴婢本身沒有自主權，其戶籍是依附于主家，當其被放良時，需要有主家的放良文書及相關保人的證明，再得到官府的認證之后才能夠被合法放良。再如，S.6537V《放奴婢書樣文》言：

阿郎放奴婢書壹道 蓋聞天地造化，遺（貴）賤有殊，貧令流，前緣所配。某專甲生居張（掖），慈能濟命，遂取重價，沒在高門。侍奉久效。供丞（承）事力，累年（后缺）［10］506。

此外，還有S.6537V《家童再宜放書》、S.5700《放家童青衣女書樣文》、S.343V《放良書樣文》、S.5706《放良書樣文》以及ДХ.3002《丁巳年親情放書》和ДХ.11038《家僮放書樣文》等都屬此類情形［10］492-508。另外，在敦煌愿文P.2697《后唐清泰二年（935）九月比丘僧紹宗為亡母轉念設齋施舍放良回向疏》中有：

敬頌諸菩薩壹萬句，誦《般若心經》伍伯（百）遍，誦無量壽咒壹千遍，誦誠真言壹千遍，設齋壹佰人供，放家童青衣女富來并什兒從良。施細壹匹，粗貳尺，布壹尺。先見前僧粟伍碩，施入當寺，漆碗壹枚，充法事。右件轉念設齋放良舍施，所申意者，奉為故慈母一從掩世……請申回向。［11］89

這件文書中的“家童青衣”即奴婢。文書記載紹宗家中富有，當是敦煌的大姓豪宗，清泰二年為亡母設齋祭供，放良奴婢，舍施寺院，為母祈福。

三 雇傭性契約關系

雇傭關系，在中國產生的時間可以追溯到很久遠。無論是戰國秦漢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上都存在著一定數量的封建雇傭勞動者。而雇傭關系的大量出現則是在唐中葉以后，當時隨著土地所有制的變化和契約租佃關系、雇傭制的發展以及工商業的充分繁榮，在農業、手工業、商業、運輸業、家庭服務業等各行業中都出現了不少的雇傭勞動者［15］。這使得封建家庭中奴婢的身份也發生了變化，逐漸出現了“計傭折直”的典身，他們成為以勞動力獲取報酬的有償勞動者，即便如此，在償清身價之前他們依然是隸屬于主家并無自由權。

到唐中葉以后，社會上廣泛存在“傭仆”“傭奴”“傭?！钡确Q謂。從法律地位上看，傭仆應屬“良人”，他們是一種封建性的雇傭勞動者，他們所受的封建剝削壓迫也很重，但封建的依附關系較奴婢為弱［14］180。如《太平廣記》卷53《麒麟客》中載：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客傭仆也?！瓊蜃髦痹挛灏佟游迥?，計酬直盡。［16］

在敦煌文獻中亦有此類記載，如S.1344《唐開元戶部格殘卷》中有：

天授二年七月廿七日。敕：諸州百姓，乃有將男女質賣，托稱傭力，無錢可贖，遂入財主。［7］572

P.3418王梵志詩歌《貧窮田舍漢》載：

……婦即客舂搗，夫即客扶犁。黃昏到家里，無米復無柴。男女空餓肚，狀似一食齋。里正催庸調，村頭共相催。幞頭巾子露，衫破肚皮開。體上無裈袴，足下復無鞋。［17］

從這段詩文中看出，客婦、客夫“黃昏到家里”，應該屬于被雇傭的短期傭力。再如，大谷2835《長安三年（703）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縣牒》載：

甘涼瓜肅所居停沙州逃戶。牒奉處分，上件等州，以田水稍寬，百姓多悉居城，莊野少人執作。沙州力田為務，小大咸解農功。逃迸投詣他州，例被招攜安置。常遣守莊農作，撫恤類若家僮。好即簿酬其傭，惡乃橫生構架。為客腳危，豈能論當……［7］326

P.3813V《唐（7世紀后期？）判集》載：

武候巡檢，捉得崇，送官司，請斷。原憲家涂窘迫，特異常倫，飲啄無數粒之資，棲息乏一枝之分。遂乃傭身取給，肆力求資。兩自相貪，遂令淘井……［7］600

這些文書都反映出，當時敦煌地區主仆之間存在著雇傭關系，主家對仆傭的勞動要支付一定的報酬。

雇傭契約規定的是雇和傭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就契約關系主體而言，雇和傭雙方是平等的，就其所反映的經濟關系而言，雙方又是不平等的。雇傭契約的訂立是雇、傭雙方博弈的結果，都是在現有約束條件下實現的利益最大化，意味著經濟上達到了一般均衡狀態［18］。為此，有學者對敦煌文獻中唐后期五代宋初一些農業雇契進行了研究，指出這些敦煌農業雇契中反映出雇主與受雇者之間存在著的兩類雇傭關系：

一類是互惠互利的契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雇主沒有占用受雇者的必要勞功價值，甚至連剩余價值也極少占有。如在《敦煌契約文書輯?！分惺珍浀腜.2887《乙卯年（955年？）敦煌馬盈德受雇契》等29件雇工契中都寫有“伏緣家內欠少人力”，或“家內闕少人力”，或“為無人力”，或“欠少急用”等［10］248-301。說明雇與傭是在農戶勞力不足、生產出現困難時的求助行為，也是勞力富裕戶出租勞力的一種需要；一旦勞力出租實現，受雇人會得到優厚的待遇，受雇人與雇主之間的關系是在雙方平等的基礎上協商同意而訂立的契約關系，不存在人身束縛，也不存在人身依附，這類受雇人的社會地位是自由的［19］。

另一類是沒有訂立契約的雇傭關系。如前引大谷2835《長安三年（703）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縣牒》記載的是雇主雇傭沙州逃戶作為農業傭工的情況［7］326。在這一類農業雇傭關系中，雇與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傭作者存在著一定的人身依附和束縛，所受的剝削可能較重［19］122。

由上述兩類雇傭關系可以看出，敦煌地區的農業雇工相對于中世紀時期其他地區的雇傭關系而言，是比較先進的一種雇傭關系［20］。

四 小結

綜上所述，8—10世紀敦煌家庭中的主仆關系是在封建道德倫理關系的基礎上普遍存在著隸屬性的勞動關系，奴仆可供主家買賣、舍施、繼承、役使、放良等；在土地所有制發生變化后大量出現了主仆之間的雇傭性契約關系，即便如此，主仆之間依然強調并保持著封建傳統的道德規范和法律約束，借以維系封建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隸屬關系。但與此同時，我們從敦煌文獻中所留存下來的放良文中可見，這種并無血緣聯系的家庭內部關系在當時的敦煌地區同樣存在著，而且此類具有契約性質的放良文書是雙方共同約定的承諾，一經簽訂，以書為憑，主仆關系即為解除，自此家中親屬不得加以質疑和議論。如S.343V《放良書樣文》中提到“后有兒姪，不許忤論”［10］504-505。同樣，ДХ.3002《丁巳年親情放書》中也提到“更不許兄弟子姪有論里（理）者，一任執此放書。將后無憑，書紙為記”［10］468-469。

就雇傭性的契約關系而言，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雇傭勞動形態替代奴婢勞動，是市場配置勞動資源的結果，雇傭勞動生產方式在經濟上更有效率。隨著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當時的土地無法承受，勞動邊際生產力無法提升。土地等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勞動者在市場競爭的條件下，必然按經濟原則而做出決策和選擇［18］3。由此可見，在晚唐五代及宋初之際的敦煌，主仆關系的存續依然是伴隨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變化、契約租佃關系和雇傭制的發展，以及工商業的充分繁榮而發生變化，從而滿足家庭關系與社會關系的普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