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生理、經濟和社會過程的老齡化研究
——以“共和國同齡人”為例

嚴新明

內容提要 進入21世紀，中國邁入了老齡化社會。本文選取出生于1949年的人口為樣本，分析其老齡化過程。他們是“共和國同齡人”，因為他們的低齡、青年、中年和老齡階段，完整地經歷了新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體制建立及改革過程，他/她們進入老齡階段的時間，與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時間幾乎同步?！肮埠蛧g人”生命周期中不同階段的生理、經濟和社會權利方面的“強”或“弱”的特點對養老社會保障造成了很大影響。這些影響也就是當前老齡化問題的癥結所在。在分析原因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了完善養老金政策等方面的對策建議。

問題的提出：“共和國同齡人”與中國老齡化的時間契合性

當今世界，人口發展已呈現出老齡化的狀態并將持續呈現此態勢。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整體經濟還處于發展過程中的社會背景下迎來了人口老齡化，成為世界上人口結構轉變最快的國家之一。2002年，中國成為“正在老齡化”的社會。此后僅僅需要25年，即到2027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就將從7%上升到14%，這標志著中國將成為“老齡”社會。與此相比，法國經歷這一轉變用了115年，英國用了45年，美國用了69年。①可以想象，在現今和將來相當長時間內，人口老齡化必將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尤其會對老年人的養老金等社會保障權益產生影響。一般來說，老年人的養老權益同他們生命歷程中的經濟社會權利積累有關。因此，考察老年人長期的經濟社會權利狀況，對分析老年人社會保障問題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歷程與現狀

中國人口老齡化并不是持續漸進式的老齡化，而是快速發展為老年型人口結構的老齡化。1953年我國是成年型人口年齡結構，之后開始轉向年輕型，并在1964年成功轉為年輕型人口結構(0—14歲人口占比40%以上，65歲及以上人口不足4%)；之后隨著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共同下降，人口年齡結構又向成年型回歸，直至1982年，我國已呈現出典型成年型人口狀態；1990年后，人口年齡中位數進一步提高，老齡人口的數量和占總人口的比重都在不斷增加，人口年齡結構開始呈老齡化趨勢且速度加快，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我國已有8821萬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6.96%，正式邁入老齡化社會；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高達8.87%，人口老齡化進一步顯化。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生活條件日益改善。由于醫療衛生水平的不斷提高，國民預期壽命也不斷延長，加上仍在繼續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我國老齡化進程加速發展。2015年底，我國已有1.44億65歲及以上人口，即我國10.47%的人口都是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全國共有2.64億人年齡為60歲及以上，占總人口數的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億人，占13.50%。②

(二)“共和國同齡人”的概念及成長發展歷程

在新中國70多年發展的歷程中，經濟體制、社會體制經歷了比較大的改革和發展，由此給人民群眾帶來就業、收入、社會保障等多方面的變化。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成就是在黨的領導下，一代又一代人民群眾在時間上并行、繼起、持續、共同努力的結果。如果我們考察新中國的老齡化，就會發現與共和國同齡的這一代人(簡稱為“共和國同齡人”)，③正好完整地經歷了共和國建設的初期探索以及改革開放過程。而在“共和國同齡人”身上，則體現為人的低齡階段、青年階段、中年階段和老齡階段。2000年，當新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時，“共和國同齡人”雖然還未達到60歲，但是，其中的女職工已經51歲，于1999年進入了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因此，本文以“共和國同齡人”這一代人為研究對象，在新中國基本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礎上，考察在“共和國同齡人”生理成長過程中，我國經濟體制、社會體制對他們的影響；分析他們進入老齡階段的特征，分析我國老齡化社會所面對的問題性質和特點；并在探究問題成因的基礎上，提出解決當前老齡化社會主要問題的政策建議。

圖1形象地體現了人們在低齡、青年、中年和老齡階段的多方面特點。在人類的生命周期中，青年、中年是勞動年齡階段，是付出勞動、創造價值的階段；而低齡和老齡是兩個特殊且必然要經歷的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一方面，人們的自理能力不足，亦無法通過勞動獲得穩定的經濟收入，從而需要在物質和服務等方面獲得來自家庭或社會的支持。另一方面，低齡階段是人的生長發育的關鍵時期，其享有社會權利的狀況決定著未來的國民素質；老年人雖然不直接參與當下的經濟生產，但卻依然擁有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權利，需要得到保護與支持。

圖1 “共和國同齡人”的生理、經濟、社會周期曲線圖圖片來源：作者自制

人在不同的年齡階段，生理、身體狀態是不一樣的，這是以自然屬性為主，兼具社會屬性的特點；而經濟、社會權利則以政策屬性和社會屬性為主。在表1中，本文嘗試先列出“共和國同齡人”在不同年齡段的生理、經濟和社會權利的“強”或“弱”狀態，從中可以看出人們權利狀態的變化。這些變化既表現了他們在不同生命階段的經濟、社會權利情況的差異，也給他們老年階段的社會保障及相關權利帶來很大的影響。下文將具體分析“共和國同齡人”在不同階段的生理狀態和經濟、社會權利情況。

表1 “共和國同齡人”生理、經濟、社會權利狀態

“共和國同齡人”的低齡階段

(一)生理方面“弱”和經濟權利“弱”

每個人的成長過程都是個體在不斷社會化的過程中由“弱”到“強”的過程。人類的嬰兒在出生后需要依靠母乳或人工喂養一段時間，之后才能逐步攝入固態食物，并學會站立、行走，學會語言等等。此后，人類在身體成長的過程中，還要經過幼兒園、小學、中學及大學的教育和訓練，成長為青少年，進而成長為成年人、勞動者，開啟人生由“弱”變“強”的時段。作為“共和國同齡人”，其低齡階段在生理方面和經濟方面處于“弱”的狀態。但是，他們的低齡階段是充分享受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階段，全國城鄉的兒童、少年，在上學、醫療保健等方面，全面超過了成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的人們，這就體現了他們在社會權利方面“強”。

(二)社會權利“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特別是醫療、教育水平逐步提升，為“共和國同齡人”成長為勞動者提供了良好的保障。這也就是表1中社會權利“強”的原因。

在公共衛生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便面臨著十分嚴峻的醫療衛生狀況差的形勢。在財力嚴重不足、醫療衛生機構較少、衛生專業人才嚴重短缺的背景下，國家確立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工作四大方針，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大規模的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以較低的財政投入實現了在傳染病防治、健康教育和體育運動等方面的顯著成效。其中1949—1954年五年間，以突擊性消滅病媒蟲獸的衛生防疫運動為主。1955—1965年這十年期間的愛國衛生運動則是以除“四害”、講衛生、消滅疾病為主，且開展的范圍更加廣泛。④

在基本醫療服務領域，1951年2月26日，政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建立了勞保醫療制度。1952年6月政務院發布《關于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衛生部于同年8月30日發布《國家工作人員公費醫療預防實施辦法》，建立了公職人員的醫療保障制度。處于低齡階段的“共和國同齡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可以因為父母為國家工作人員的緣故，享受公費醫療項目的一些福利保障。

1955年初，山西省高平縣米山鄉開始實行“醫社結合”的農業互助合作，開始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探索與建立。1958年，隨著人民公社運動的開始，全國農村掀起了合作醫療建設的第一次高潮。1959年11月，在山西稷山縣，衛生部召開了全國農村衛生工作會議，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被正式認可。截止到1980年，全國農村約有九成的行政村(生產大隊)實行了該制度，這也成為中國醫療保障制度三支柱之一。自此，由勞保醫療、公費醫療和合作醫療三大項目構成的醫療保障體系向全體國民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保障，從而提升了國民健康水平。

可見，在低齡階段的“共和國同齡人”在純粹生理方面“弱”的情況下，伴隨著公共衛生事業的建設和多項醫療政策的出臺，在成長的過程中能夠享受到良好的醫療服務保障，具有社會權利“強”的特點。這些權利為他們的健康成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人口總量為5.7億，全國有小學學校34.7萬所，初等教育在校生數量為2439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僅為20%。⑤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明確提出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術教育，加強勞動者的業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并“提倡國民教育”。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新中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確定了中國教育工作的發展方向是普及與提高相結合，教育工作的重點是教育的普及，同時確立了教育為工農服務的方向。⑥根據1951年8月教育部召開的第一屆全國初等教育工作會議確立的發展方向和任務，國家計劃從1952年到1957年爭取實現全國80%的學齡兒童入學，其中東北、華北、華東和中南四個地區爭取實現85%到90%的適齡兒童入學，西北和西南地區爭取實現65%到75%的適齡兒童入學。⑦正是在這樣宏觀的基礎教育計劃指導下，中國的小學教育獲得了快速發展。到1956年，全國小學學校數量增加到52.9萬所，在校學生數增加到6346.6萬人，學齡兒童的入學率提升至62.6%。⑧舒爾茨指出：初等教育是最有利的；當孩子們仍然非常小不能做什么有用的農活時，初等教育每年只需要最低的教育成本，這些成本在本質上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對六歲到十歲的孩子來說，上學很少會失去收入，而掌握一些有用的文化也就需要五年左右。⑨

1949年到1977年，我國探索建立了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國家福利教育體系。在城鎮，這種體系包括普通學歷教育與職工技能培訓；在鄉村則是基礎教育，是在國家支持下由鄉村集體組織舉辦的一項集體福利事業。它們都屬于國家公共教育福利范疇。這種由政府與集體主導和投資的、免費或低成本的教育體系迅速提升了我國人民的受教育水平，⑩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提供了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新型勞動力。截至1982年，全國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下降到22.81%；基本普及小學教育，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5.5%。

可見，在低齡階段的“共和國同齡人”從進入學齡開始的學習階段，就伴隨著普及教育政策的頒布和實施，能夠享受到相應的教育福利保障。這同樣具有社會權利“強”的特點，為他們文化素質的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共和國同齡人”的青年、中年階段

“共和國同齡人”于1965年年滿16歲的勞動年齡，1967年年滿18歲成為成年人，1969年年滿20歲?；谶@幾個時間節點，生理方面“強”是其基本特點；但從他們就業開始，城鄉勞動者在就業形式、工資收入、社會保障等方面就已經有了巨大的差距，表現為經濟和社會權利方面城市勞動者“強”、農村勞動者“弱”。

(一)生理方面“強”

前文已述，“共和國同齡人”在1967年年滿18歲，成為成年人，在他們的青年、中年階段，按照人的生命周期，他們自然在生理方面是“強”的，是工農業生產領域的價值創造者以及社會各領域管理和服務的提供者?？傊?，生理方面的“強”是他們青年、中年階段的最主要特點。

(二)經濟權利方面城市勞動者“強”、農村勞動者“弱”

據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全國90%以上人口居住在農村，遍地皆是傳統農夫，城鎮失業人員達到472.2萬人，失業率高達23.6%。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企業在相當程度上具有靈活的用人權?！叭蟾脑臁蓖瓿芍?，固定工成為用工的主要模式。截至1956年，在全國3500多萬職工中，固定工為3200多萬。

在“共和國同齡人”進入就業年齡前，有些政策已經對城鄉勞動者的就業產生了根本影響。以195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為標志，我國開始全國范圍內實行戶籍管理體制。

1964年5月，國家正式決定在全國范圍逐步推行兩種勞動制度(固定工、臨時工)。1965年3月，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改進對臨時工的使用和管理的暫行規定》，提出凡是臨時性、季節性的工作，都應當使用臨時工。1965年6月底，全國共有試點單位2500多個，亦工亦農人員58萬多人。用工制度改革1968年后被迫停止，固定工制度走向了極端。所謂固定工是指經過國家各級勞動人事部門正式分配、安排和批準招收錄用，在全民所有制和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中工作，并未規定工作期限的人員。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能進不能出”，用人單位不能以任何經濟性原因對其進行裁減。與計劃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是勞動定額制度和等級工資制度。

計劃經濟時期的戶籍制度，特別是建立于1958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讓農民從事種植業等傳統農業。農村青年到了勞動年齡，一律成為人民公社社員，在社隊參加農業勞動。農民中雖有人通過中考、高考進入大中專院校學習，畢業后獲得城市工作機會，也有參軍提干之后獲得分配工作的機會，但這只是少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二十多年的工業化政策使生產產出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全國農業生產比重下降了20%，但是在生產結構轉型的同時，沒有將占總勞動力70%以上的農業勞動力向其他產業轉移，而是將絕大部分農業勞動力安置在土地上。截至1980年，我國農業生產的比重為30.1%，農業就業的比重依然高達68.7%。迫于城鄉分割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創辦了鄉鎮企業，但我國的農民數量太大，農村實在容納不了大量剩余勞動力。20世紀80年代后期，大量農民工進城打工，城市發展也需要他們，但因戶籍制度的限制，他們的職業改變了，農民身份卻未改，有的已在城里工作了十幾年，還是農業戶口。就業中體制性隔離的存在使得農民工即使進入了城市，也會因自身的農業戶口難以進入正規的勞動力市場。尤其在就業壓力大、就業困難的情況下，正規勞動力市場常常設置高就業門檻，農民工只能進入門檻較低、形式靈活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他們的勞動條件差、工資收入低。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斷上漲。其中，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343.4元增長到2020年的43833.8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133.6元增長到2020年的17131.5元。這一時期，城鄉收入差距經歷了先降后升，隨后逐漸穩定的過程。具體而言，城鄉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2.57倍下降到1985年的1.86倍；然后逐漸上漲，于2003年達到頂峰，約為3.12倍；隨后呈現緩慢的下降趨勢，2020年約為2.56倍。

(三)社會權利方面城鎮勞動者與農村勞動者的差異

1951年2月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在實施了很多年后，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1994年12月14日，勞動部發布《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1997年7月16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1998年12月14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1999年1月22日，國務院發布實施《失業保險條例》；2004年1月1日實施《工傷保險條例》；2008年1月1日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2011年7月1日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這些法律法規主要保障了城市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權益。當然，隨著一系列勞動法律法規的實施，來自農村的勞動者的經濟社會權利情況也在逐步變好。

調查顯示，在社會保險方面，一些農民工與用人單位之間并未簽訂法定勞動合同，勞動關系難以得到認證，因此其自然也無法享有城鎮職工普遍享有的工傷、醫療、失業、養老等基本社會保險。而在社會福利方面，因為農民工一般不被企業視為正式職工，所以企業并不會給予其員工福利。相對于正式員工來講，農民工在薪資、醫療、工傷和撫恤等福利方面待遇水平較低甚至毫無保障。社會保障的缺位令農民工承受了巨大的經濟與心理壓力，2006年1月31日國務院出臺的相關政策明確指出要高度重視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根據需求的緊迫程度，堅持分類指導、穩步推進，優先為其提供工傷保險和大病醫療保障，并逐步解決養老保障問題。

城鄉差別使農民難以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義務教育、醫療衛生服務等投資基本上由農村集體和農民承擔。越是經濟不發達的地區，集體經濟和非農產業越落后，各種公共服務的費用由農民承擔的比例就越高。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城鎮居民在人均收入高于農民的情況下，還享受著高水平的公共服務，而這些公共服務是不對進城的農民工開放的。農民在農村支付較高的費用進行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到城里就業又難以享受公共服務，如醫療、教育、住房等。對于處于青、中年階段的“共和國同齡人”而言，在以就業帶來的工資收入為主的經濟權利和以社會保障為主的社會權利方面，城鎮居民享有的權利明顯優于農村居民，這些對農村居民的老年生活必將產生很大的影響。

“共和國同齡人”的老齡階段

(一)生理方面“弱”

到2009年，“共和國同齡人”達到60歲，進入國際上公認的老年階段。當人們由活力四射的青年步入身心沉穩的中年，再步入老年階段時，會在生理等方面表現出“弱”的特點。首先是體力弱；其次是精力弱，表現在聽力、視力、嗅覺等多方面；再次是記憶弱，隨著年齡的增長，記憶力下降是必然的，包括智力都會下降；最后是反應慢，隨著年齡的增長，體力精力的衰退，必然帶來老人反應慢和動作慢的問題。

(二)社會權利方面城市老年人、農村老年人的差異

根據1951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獲得養老保險待遇的條件是：男職工年滿60周歲、工齡25年、本企業工齡10年；女職工年滿50周歲、工齡20年、本企業工齡10年。在經過從現收現付制改為“社會統籌+個人賬戶”制，并確定了逐年提高養老金待遇后，2009年、2014年、2018年，職工基本養老金分別為1225元/月、2050元/月、2800元/月。在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改革主線之外，2009年我國決定開展農村居民養老保險試點，并于2011年建立城鎮非就業居民養老保險制度；2014年將兩者整合，統一為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一樣，采取“社會統籌+個人賬戶”模式。其中社會統籌部分完全由政府負責，由政府向參保人發放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則包括參保人個人繳費和政府補貼兩部分。2009年、2014年、2018年，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金為55元/月、90元/月、150元/月。

自2010年起，我國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逐漸擴大，由于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納入了大量以前未參保的農村居民，因而在2010年至2012年期間，其覆蓋率增速顯著快于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截至2020年，兩項基本養老保險分別覆蓋了4.56億城鎮職工和5.42億城鄉居民。從基金支出的角度來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待遇水平顯著高于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2020年，前者基金支出約為51301.4億元，而后者基金支出僅為3355.1億元，前者為后者的15.3倍。鑒于后一項制度的覆蓋群體主要為農村居民，這一情形直觀反映了城市老年人與農村老年人在養老保險待遇水平方面的“強”“弱”對比。

前文已述，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干部、城鎮的企業退休職工享受公費醫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醫療社會保險)等待遇，較好地保障了這些老年人的醫療健康需求。

當然，農村和城鎮的老年居民醫療保障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2003年1月，衛生部、財政部、農業部等出臺了《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后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該意見。該意見標志著名為“新農合”，實為農村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試點開始實施。2004年全國共有310個首批試點縣(市)，此后試點范圍逐年擴展，至2008年，該制度已基本實現全國全覆蓋。2007年7月，國務院印發《國務院關于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標志著除公費醫療和城鎮職工醫保覆蓋的人群之外的所有城鎮居民也可以享受基本醫療保障。為滿足更高水平的醫療保險需求，2015年面向全體城鄉居民的大病醫保制度在我國建立并逐步完善。2016年初，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2019年基本完成了制度整合。這些政策基本保障了城鄉老年人的醫療健康需求。

自2007年以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人數不斷上漲。截至2015年，分別覆蓋了2.89億人和3.77億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試點實施期間已經充分實現了“廣覆蓋”，自2007年以來參合人數基本保持穩定。然而，從基金支出的角度來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待遇水平顯著高于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2015年為例，城鎮職工醫?；鹬С黾s為7531.511億元，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的基金支出分別為1780.598億元和2933.41億元，考慮到新農合覆蓋的人口顯著高于兩項城鎮醫保制度，這一情形反映了城市老年人與農村老年人在醫療保險待遇水平方面的差異。

結 語

老年時期是個體生命歷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經濟安全與先期生命階段的諸多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世界衛生組織在《關于老齡化與健康的全球報告》中講到人類的壽命在增加，人口結構也處于不斷變化中，這些對每個人甚至整個社會都產生了長遠且深刻的影響，可能會影響個人的生活方式、人們之間的關系和人生追求等。但老齡化的潛在趨勢和未來半個世紀將要發生的變化不同，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預見的：我們能夠預見到人口結構將逐漸過渡到老齡化。因此我們可以提前做好規劃以最大限度地有效應對這些變化。

在“提前做好規劃”方面，我國學界關于養老有“未富先老”、“未備先老”和“邊富邊老”之說?！拔锤幌壤稀闭f：20世紀80年代，中國GDP總量不到一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不足三千元。在如此背景下，鄔滄萍曾評論說：“我國現在是個發展中國家，還是個窮國，而預計在20世紀末人口就會變成老年型?！薄坝腥吮扔魑覀兪恰F國患了富國的人口病’”?！拔磦湎壤稀闭f：我國的社會建設一直以來和老年人口增加并不平衡，據此，穆光宗在2009年提出“未備先老”概念，充分地概括了我國目前在人口老齡化方面存在的重要特點和嚴重挑戰?！斑吀贿吚稀闭f：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之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并于2017年經濟總體規模達到12萬億美元，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按此計算，當年我國的人均GDP也已達到8636美元，邁入“上中等收入國家”之列。從這個角度講，現今的中國，至少可以說正處于“邊富邊老”的進程中。

不管是“未富先老”“未備先老”還是“邊富邊老”，“共和國同齡人”已步入老年了，當務之急是為全國老年人賦予符合當前條件的經濟社會權利。前面分析了老年群體中，已被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社會保險覆蓋的老年人在養老金和醫療等待遇方面都比較好；而城鄉居民在醫療基本得到保障的情況下，最主要的問題是養老金待遇有所欠缺，影響了他們的老年生活。

城鄉居民特別是廣大老年農民應該獲得足以保障老年生活的養老金，其理論基礎在于這部分人在青/中年時期政策未能給他們“賦權”，也就是社會權利的“弱”的累積，造成了今天這部分人進入老年后無法獲得相應的養老金權益。而現實基礎是：據國內一般測算，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工業無償地從農業、農村獲得了6000億元的援助；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對國家的貢獻是有增無減，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每年可以從農業得到300億元的無償援助，20年間城市得到農村的無償貢獻和改革前的30年大體相當。再加上城鄉居民在長期的務工經商中所繳納的各種稅，他們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完全值得擁有符合當前經濟社會條件的養老金以及相應的養老服務。

我國還將面臨更為嚴重的老齡化問題。因此，“共和國同齡人”身上所承載的經濟政策、特別是社會政策的完善，必將起到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作用，成為老百姓實現“美好生活”的樣板。

①葛藹靈、馮占聯：《中國養老服務的政策選擇：建設高效可持續的中國養老服務體系》，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9年，第5頁。

②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編：《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中國統計出版社，2021年，第66頁。

③本文從研究主題出發，選定“共和國同齡人”為研究對象。此處表達的“共和國同齡人”的老齡化以及老齡化社會的形成，與百年大黨以及70多年的新中國的“風華正茂”“正青春”是吻合的，老齡化社會本身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建設發展帶來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壽命增長的表現之一。

⑥⑦李太平：《普及與提高：中國初等教育60年》，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9頁。

⑧朱仇美編：《安徽教育四十年：1949—1989》，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6頁。

⑨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梁小民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50、171—172頁。

⑩鄭功成：《從福利教育走向混合型的多元教育體系——中國的教育福利與人力資本投資》，《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