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背景下的蒙漢語言接觸現象探究

李明迪

（赤峰學院，內蒙古 赤峰 024000）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蔽覈墙y一的多民族國家，漢族和少數民族一起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在長期的歷史交往中，各民族語言和漢語之間有著廣泛而深入的接觸，對各自語言的演變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內蒙古自治區是我國多民族聚居的典型地區之一，是北方少數民族游牧文化與中原漢族農耕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陣地。

一、蒙漢語言接觸現象的研究背景

近年來，語言接觸所引發的語言演變成為語言學界廣泛關注的重要話題。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其本身不會接觸，而是語言使用者之間的社會接觸帶來了語言接觸。這些接觸包括貿易、戰爭、屯墾、通婚、遷徙混居等方式，蒙漢兩個民族歷史上長期以來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得蒙漢兩種語言產生了密切和深度的接觸，其具體表現為：蒙古語受漢語影響；漢語受蒙語影響；蒙漢雙語長期并存；部分蒙語使用者轉用漢語等。本文從語言接觸的角度出發，深入挖掘內蒙古歷史上各民族尤其是蒙漢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分析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所起的作用，這對于新時期做好民族語言文字工作、更好地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都有重大意義。

二、蒙漢語言接觸現象研究現狀

關于“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的研究，最早始于19 世紀德國語言學家約翰·史密特所提出的“波浪理論”。他認為不同的語言變化就像波浪似地散播在一個言語地域，在地理位置上越相近的語言其相似點就越多。語言學家帕普拉（Poplack）將語言接觸現象分為以下幾種：語碼轉換、詞匯借用、不完全的第二語言習得、語法融合、語體簡化和語言死亡。其中，詞匯借用和語碼轉換在蒙漢語言接觸過程中是最為普遍的現象。蒙古國的語言學家吉·圖穆爾策仁、爾·古爾巴扎爾等都曾從蒙古語中的漢語外來詞入手，深入分析過蒙漢語言接觸現象，從語言接觸中詞匯借用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

語言接觸問題近年來也成為我國語言學界研究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中央民族大學著名教授戴慶廈先生在《社會語言學概論》（2004）中提到，語言接觸是指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由于社會生活中的相互接觸而引起的語言接觸關系，是語言融合的現象。目前我國對蒙漢語言接觸的研究主要包括詞匯借用、語碼轉換、語言選擇、語言變異、非物質文化的保護和傳承等，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曹道巴特爾于2005年所寫的博士論文《蒙漢歷史接觸與蒙古族語言文化變遷》，該文從蒙漢民族接觸的歷史事實出發，深入闡述了蒙語和漢語之間的相互滲透和影響。

此外，中央民族大學的寶玉柱教授還從地方志角度入手，以內蒙古喀喇沁地區為例，具體分析了該地區歷史上的移民情況對民族構成和語言接觸模式的重大影響；內蒙古民族大學的包曉華以通遼地區這一典型的蒙漢雜居地區為例，深入挖掘了蒙漢語言接觸的社會動因及發展趨勢；張瑾燕、王玉琢以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為典型，探討了中國歷史上內蒙古各民族同胞守望相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關系及其內涵，從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揭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質特征，在歷史傳承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格局和優良傳統。曹祝兵提出語言接觸現象有利于民族地區學生學習普通話和規范漢字，并提出了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的策略，為民族地區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提供更大的保障。綜上所述，語言融合是民族融合的歷史縮影，語言接觸是社會接觸的重要體現，國內外目前的相關研究成果已經涵蓋了蒙漢語言接觸的諸多方面，但是蒙漢語言接觸現象所折射出的社會動因、未來走向、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發揮的作用等還有待深入挖掘。

三、赤峰地區蒙漢語言接觸狀況調查

本研究以內蒙古赤峰地區為重點語言接觸考察對象，因該地區地理位置獨特，處于蒙古高原向遼河平原過渡的地帶，是農牧交錯的一個語言縮影。由于受到地理和歷史因素的影響，赤峰地區的蒙古語土語分支也比較多，包括北部的巴林土語、南部的喀喇沁土語、東部的科爾沁土語和西部的察哈爾土語等，這些地區的蒙古語與漢語之間的接觸特別頻繁，導致了很多特色鮮明的語言接觸現象。本研究選取了赤峰市喀喇沁旗蒙古族群眾生活、工作、語言學習的情況作為切入點，分析該地區蒙漢語言接觸現象的具體表現。

喀喇沁旗地處赤峰市南部，總人口約35.1 萬，其中蒙古族人口15.1 萬，占總人口的43%，蒙古族所占比例較多，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本次調查主要采用社會語言學的調查研究方法，普查和重點調查相結合，從內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的蒙漢雙語使用者中按年齡層分別隨機抽取調查對象，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初步了解其蒙漢語習得水平、語言態度、對蒙漢語言接觸的認知程度等，再選取不同年齡段的研究對象進行深入訪談。

課題組采取紙質問卷、微信問卷星、網絡問卷相結合的方式，共回收問卷1003 份，其中有效問卷1000 份。調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對被調查者的基本背景情況進行了解；第二部分對被調查者在生活、工作、學習等各個方面的蒙漢雙語使用情況進行了解。經統計，第一部分的調查結果表明，約70%的被調查者為中青年人群，50-70 歲之間的被調查者占比為24%，而70 歲以上的被調查者占比較少；在被調查者的職業方面，事業單位、公務員等占總數的19%，學生群體占20%，約40%的被調查者為農牧民，其余21%的被調查者是自由職業者或無業者。

問卷的第二部分是對被調查者蒙漢雙語使用情況進行了解，例如：第一語言使用情況、蒙古語言文字使用情況、不同場合中的蒙漢語碼轉換、子女教育中的語言選擇等。對第一語言使用情況的調查表明，有52%的蒙漢雙語使用者第一語言選擇了漢語，從而可以看出由于喀喇沁旗的民族分布具有大雜居、小聚居、分散雜居的特點，喀喇沁旗蒙古族經過融合后，在工作和生活中第一語言選擇漢語的情況居多。在日常交際中，14%的人偶爾使用蒙古族語言文字，不常使用的占82%，而在當地機關辦業務的時候使用漢語的比例高達93%，這表明蒙漢雙語使用者可以在不同場合進行語碼轉換，根據交際對象選擇語言交際策略。在對子女教育的語言選擇問題調查中，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應該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來教育孩子，家庭語言教育與學校語言教育仍是當地的主要教育方式，但是學習動機、學習條件、語言環境等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和改善。

四、蒙漢語言接觸現象的語言學表現

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進行深入的社會語言學分析和語言學本體分析，對蒙漢語在民族交往歷史上相互間的詞匯借用、蒙漢語語音系統之間的影響、蒙漢語語法之間的相互影響等進行研究。其具體表現包括：

（一）詞匯系統的表現

社會的發展變化首先從詞匯中反映出來。社會的接觸引發語言的接觸，其中表現最明顯的就是借詞。借詞也叫外來詞，是音和義都借自外族語或外方言的詞。在蒙古族與漢族密切交往的歷史過程中，我們所熟知的“胡同”“蘑菇”“站”等都是元代時漢語從蒙古語里借來的詞。蒙古語中的農業詞匯起源很早，早在13 世紀的《蒙古秘史》等文獻中就記載了比較成熟的農業詞匯。而蒙古語農業詞匯大量產生的開端，大概是200 多年前的事情，從清中期開始漠南地區遼河流域、張家口察哈爾、土默川和河套地區蒙古人在遷居來的漢族農民影響下大舉農耕，走向農牧結合。

隨著時代的發展，內蒙古半農半牧區的蒙古人從漢語里吸收的詞匯比例更大。內蒙古自治區尤其是蒙東地區，進入半農半牧社會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層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我們可以從蒙古語中的漢語借詞里窺見一斑。物質文化層面的借詞諸如lɑ:??:（辣椒）、??:s（茄子）、g?:t?:（鎬頭），還有現代生活中的電視、電話、摩托車、手表、香皂、西服、車票、收據等；精神文化層面的借詞如：學習、考試、教育、校長、研究生、批評、理論、政策、規劃等等，不勝枚舉。曹道巴特爾在2005年對13 個大類共1798 個常用詞匯進行了統計，漢語借詞在中國蒙古語中的占比達到了17%，而農區則高達35%。

（二）語音系統的表現

農區蒙古語地區是蒙漢語言接觸的前沿陣地,所以赤峰地區的蒙古語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漢語的影響。隨著農業化進程的加快，新引進的農業機械、農產品、生活用品等都是原來的牧業文化中所缺失的,因此農區蒙古人開始大量地借用漢語詞匯,而隨著詞匯的引入和與漢族群眾的口語交流,蒙古語的語音也隨之產生了變化。

例如位于赤峰南部的喀喇沁——土默特土語詞第二音節以下的短元音普遍弱化，在聽感上給人一種發音不到位的感覺。蒙古語中的元音[?]是漢語中所沒有的，習慣于漢語發音的農區蒙古人采用的辦法就是用漢語中的[ua]來代替[?]，甚至弱化為[a]，這種把元音[?]發成[ua]～[a]的現象是農區蒙古語受漢語影響的結果。我們可以從一些赤峰地區的蒙古語地名中得到印證，赤峰市寧城縣有一個叫“八里罕”的地方，它的蒙古語名稱是burqantu,喀喇沁人稱之為barhan，出現了語音弱化現象，漢語音譯為“八里罕”，從地名中我們可以看出蒙古語和漢語接觸時出現的這種語音演變規律。

（三）語法層面上的表現

從語言的語法結構類型來看，蒙古語是典型的黏著語，其特點是詞尾有豐富的黏附語素，構詞法方面，是由詞根加構詞后綴組合而成，此外還有只表示語法關系的變形后綴。而漢語是典型的孤立語，其特點是缺乏詞形變化，復合詞多、派生詞少。內蒙古牧區的蒙古語基本保持原有形態，而深受漢民族經濟文化和制度文化影響的農業蒙古人，他們的語法形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漢語式的復合詞形式增加，構詞后綴的減少等。那么農區蒙古語中如何表示那些蒙古語中原有的帶有構詞后綴的詞匯呢？除了前文提到的采用大量的漢語借詞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采用了漢語中的復合詞構詞法。例如：農區蒙古語不再用原有的名詞后綴-tan/ten 表示“……的人”，而是用修飾語加上中心詞“人”，形成了偏正關系的復合詞。

此外，還有漢語中的一些結構，諸如“愛……的”（愛哭的）、“……的樣子”（圓形的樣子） 等替代了蒙古語中原有的形容詞構詞后綴，這些都是農區蒙古語在語法層面受漢語影響的具體表現。

五、蒙漢語言接觸現象的動因

蒙漢語言接觸現象產生的動因包括外部動因和內部動因兩個方面。蒙漢語言接觸的外部動因是社會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諸多方面。正是因為社會接觸引發了語言接觸，蒙古族與漢族之間通過歷史上的貿易、戍邊屯墾、通婚、遷徙混居等方式，使蒙漢這兩種語言產生了密切而深度的接觸。無論是語言本體之間的接觸，還是語碼轉換和語言選擇等，都受到社會因素的直接影響。從蒙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蒙漢語言之間的社會接觸和文化滲透是語言接觸的重要原因之一。

蒙漢語言接觸的內部動因是個人心理因素。其中語言選擇的最主要個人動因是交際策略，人們在生活中喜歡根據交際對象和語境去選擇不同的交際用語。例如在工作場所、娛樂場所、家庭、學校、醫院、服務場所等不同的場合，蒙漢雙語者可能會進行語碼轉換或進行不同的語言選擇。這反映了人們在語言使用中的求異心理、追求時尚心理、蒙漢雙語能力炫耀心理、求職求學考慮、民族認同感和國家認同感等。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語言態度和語言選擇是個人動因和社會動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語言選擇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交際策略，人們會根據不同的交際對象和語境去選擇不同的交際用語。

六、蒙漢語言接觸研究的實際意義

首先，對蒙漢語言接觸現象的探究有助于蒙漢語言接觸語料庫的完善。本研究從內蒙古赤峰地區語言接觸現象的本體研究出發，很大程度上完善了蒙漢語言接觸語料庫，讓語音、詞匯、語法接觸現象都有據可查，通過結合地方志、歷史典籍、民間曲藝資料等，分析具體的蒙漢語言接觸實例，糾正語言使用中的偏誤。

其次，蒙漢語言接觸使民族地區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條件不斷優化。一方面，蒙漢語言接觸使得民族地區的學生具備了更好的語言環境，這有利于減少中介語的負面影響，增加高質量的語言輸入；另一方面，蒙漢語言接觸增強了民族地區群眾的民族認同感和國家認同感，使學習者在個人心理動因層面增強了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再次，蒙漢語言接觸研究可以助力當前語言政策的實施。本研究關注民族地區語言接觸現象在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中的作用，從語言和文化層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通過調研將語言接觸的理論研究服務于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制定，推進民族地區的“精準推普”工作，發揮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社會經濟服務價值。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語言接觸現象愈加頻繁，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地區群眾出于更好地和外界交流、教育、求職等目的，開始主動兼用或轉用漢語，說好普通話、寫好規范漢字成為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

七、結語

此研究以蒙漢語言接觸現象為出發點，充分發揮蒙東地區語言接觸較為頻繁的優勢，在科學保護民族語言文字的基礎上，未來可探尋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新路徑。例如充分利用語言接觸中的借用成分進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教學；通過分析民族地區語言接觸的特點，有針對性地實行語言規劃、制定語言政策；發揮語言接觸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實現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協同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