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快遞柜寄遞毒品案件的辦理及思考

● 張忠平 謝麗娟/文

一、基本案情及辦理過程

2019年7月16日17時30分許，被告人唐某來明知他人販賣毒品，受他人指使接收通過某快遞郵寄的毒品，并將該毒品存放在上海市某小區樓下的四個快遞柜內，后將取件碼發送給他人。購毒人員從他人處取得取件碼后從其中一個快遞柜中取得毒品。案發后，公安機關從其他快遞柜中查獲剩余毒品疑似物3包。經鑒定，上述毒品疑似物重4.53克，均檢出甲基苯丙胺成分。

2020年1月15日，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以唐某來涉嫌販賣毒品罪向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并依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情節提出了有期徒刑1年至1年2個月，并處罰金的量刑建議。2020年1月20日，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對唐某來一案作出判決，采納了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以販賣毒品罪判處唐某來有期徒刑1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00元。該判決已生效。

二、辦案中的難點問題

近年來，隨著寄遞行業的飛速發展，毒品流通呈現出寄遞化的特點，借助快遞、智能快件箱、閃送等寄遞渠道實施毒品犯罪愈演愈烈，其犯罪手法更加隱蔽、毒品流轉更加迅速、涉案地域更加復雜，極大地增加了檢察機關辦理該類案件的難度。

（一）如何及時收集證據，完善證據鏈條

本案系利用寄遞渠道實施的販賣毒品犯罪，毒品由上家“乖某某”從外省寄遞至被告人唐某來在上海的住處。收到毒品后，唐某來按照“乖某某”的指示，利用快遞柜的暫存功能將毒品分散存放于某小區的四個快遞柜中。隨后，“乖某某”與購毒人員孫某某在微信上達成交易、收付貨款，將從唐某來處獲得的取件碼轉發給孫某某，孫某某用取件碼從其中一個快遞柜中取得毒品后販賣給吸毒人員潘某某。

整起案件涉及犯罪人員較多，毒品流轉地域廣，上家“乖某某”在外省尚未到案，被告人唐某來和購毒人員孫某某從始至終無任何直接聯系，也互不相識。上家“乖某某”反偵查意識較強，在外省遙控指揮位于上海的唐某來和孫某某完成交易，并使用不同的微信號分別聯絡唐某來和孫某某?！肮阅衬场蓖ㄟ^微信將取件碼發送給孫某某后，便迅速撤回信息。

在相關涉案人員未到案，錢貨分離、人貨分離的情況下，如何完善證據鏈條，明確被告人唐某來和孫某某之間的關聯，證實唐某來在犯罪鏈條中的地位和作用，成為擺在辦案人員面前的第一個難題。

（二）如何準確適用法律，精準定罪量刑

在本案中，被告人唐某來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但提出，自己和“乖某某”是關系不錯的朋友，自己根本不知道買家是誰，賣了多少錢，也沒有收取任何好處費，只是因為“乖某某”承諾自己可以從寄遞的毒品中拿兩個“東西”玩玩，所以才在收到貨后幫忙將冰毒放入快遞柜中，自己沒有販賣毒品的故意。唐某來明知“乖某某”要將毒品販賣給他人，仍幫助其利用快遞柜完成毒品交付，如何對唐某來的行為進行定性和評價，正確適用法律？

同時，根據孫某某的供述，其約定和支付的價款是用于購買“6個東西”（即6克冰毒），但由于上家撤回消息的速度太快，自己根本沒辦法記錄或保存，僅僅截圖成功了一個取件碼，也只取到了一個快遞柜中的毒品，后續再未聯絡到上家。后經稱重鑒定，孫某某取出且販賣給他人的冰毒數量為0.53克，剩余快遞柜中取出的冰毒為4克。針對上述情況，如何準確認定唐某來及孫某某的相應涉案毒品數量，并根據其相應的事實、情節，提出罪刑相適應的量刑建議，成為辦案人員面臨的第二個難題。

（三）如何強化法律監督，促進類案治理

在辦案中，檢察機關還發現，唐某來的案件并非個案，由于寄遞行業普遍存在“實名制收寄執行不嚴格、收件驗視不到位、專業檢測儀器不足、智能快遞柜寄件存在漏洞、新業態領域存在監管盲區”［1］范躍紅、阮家驊：《毒品流通呈現“寄遞化”》，《檢察日報》2020年6月24日。等問題，在毒品等犯罪案件呈一定幅度下降的情況下，利用寄遞渠道實施的相關犯罪卻逆勢上揚，并呈現出明顯的“互聯網＋寄遞”特征，不少毒品犯罪案件都存在利用郵寄快遞、豐巢智能柜等形式完成毒品交易的情況。［2］參見《落實“七號檢察建議” 強化寄遞安全監管——最高檢國家郵政局相關部門負責人答記者問》，正義網http://news.jcrb.com/jszx/202111/t20211126_2340742.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1年11月25日。

而且，相較于傳統的毒品犯罪案件，這類案件往往都存在查獲難、取證難、定罪難等問題，以本案為例，“乖某某”等人在網絡上達成交易合意后，利用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毒資，隨后又由唐某來利用快遞柜的物品暫存功能完成交付，整個過程人貨分離、貨款分離，亦無需安檢驗示，隱蔽性強、較難察覺。

針對監管難、打擊難的現狀，如何強化法律監督，增強監管力量，有效切斷毒品流通渠道，成為了亟待解決的第三個難題。

三、辦案經驗與工作思考

（一）強化電子證據，依法準確認定犯罪事實

針對本案仍有涉案人員未到案，證據較為單一的情況，為夯實證據、厘清案件事實，檢察機關指派專人負責唐某來販賣毒品和孫某某販賣毒品這兩起關聯案件的辦理，通過引導公安機關加強證據尤其是電子證據的補強，證實了唐某來和孫某某之間的關聯：一是通過比對唐某來和孫某某聯系的上家電話號碼、微信賬號及轉賬記錄，發現雖然兩人聯絡的微信賬號并不一致，但聯絡的電話號碼一致，結合兩人供述中描述上家的年齡、性別、口音、職業和特征，可以明確唐某來聯系的“乖某某”和孫某某的上家“鳳某某”為同一人；二是雖然上家撤回了微信消息，但通過補充提取孫某某手機相冊中的截圖，確認了其收到的快遞柜取件碼與唐某來發送給“乖某某”的取件碼一致；三是通過對比唐某來、孫某某與“乖某某”的聊天記錄，兩人供述中對毒品與咖啡一起混裝、快遞柜位置等細節的描述，結合毒品扣押稱量筆錄、鑒定結論，確認了孫某某從快遞柜中取得的毒品系唐某來放入。

通過相關證據的補強，檢察機關形成了可以互相印證、完整的證據鏈條，證實了唐某來在“乖某某”指示下，將毒品放入快遞柜中販賣給孫某某，后孫某某又販賣給他人的事實。最終，檢察機關認定唐某來的行為已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犯，應當以販賣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二）耐心釋法說理，促使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

在司法實踐中，“毒品犯罪案件認罪率較低、認罪穩定性較差”［3］陳衛東：《毒品犯罪案件如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國禁毒報》2021年12月10日。。在辦案中，在保障被告人知情權、辯護權等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檢察機關主要通過釋法說理、思想教育、心理疏導、政策感化等方法，以及引入值班律師開展法律咨詢等，促使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

針對本案中唐某來的疑惑，檢察官耐心地向其解釋了適用販賣毒品罪的緣由以及相關的法律規定、司法解釋，告知因其主觀上明知“乖某某”向他人販賣毒品，客觀上實施的行為不僅僅是接收、放置毒品，還是“乖某某”順利完成毒品交易的重要一環，其行為已構成了販賣毒品罪的共犯，其販賣的數量包括孫某某取走的0.53克及其他快遞柜中查獲的4克。同時，檢察官還向唐某來介紹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并告知結合其相應的量刑情節、認定的毒品數量，最終提出1年至1年2個月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的幅度刑量刑建議。為了消除唐某來的顧慮，辦案檢察官還邀請值班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服務，針對其提出的問題進行詳細的解答。最終，唐某來表示認罪悔罪，認可檢察機關適用的罪名和提出的量刑建議，自愿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

而對于孫某某，雖然其已向上家支付了6克毒品的毒資，但由于只成功獲取并販賣0.53克毒品，剩余的4克毒品仍在快遞柜中，孫某某亦未獲取相應的取件碼，沒有證據證明其對快遞柜中剩余的4克毒品具有實際的控制能力，不能認定為其販賣毒品的數量，所以最終認定孫某某構成販賣毒品罪，其販賣的毒品數量為0.53克。檢察機關提出拘役4至5個月，并處罰金的量刑建議，孫某某表示認罪認罰，并自愿簽署了具結書。

（三）制發檢察建議，堵漏建制強化共同監管

針對在辦案過程中發現的寄遞監管盲區和漏洞，檢察機關梳理了近年來辦理的涉寄遞毒品案件，發現問題主要集中在快遞驗視、投遞的“最后一公里”上，尤其是智能快遞柜的備案審查、郵寄安檢等環節，出現了包括本案在內的多起利用智能快遞柜寄送、收取、存放毒品的案件。

辦案人員認真研究《郵政法》《郵政普遍服務監督管理辦法》《智能快件箱寄遞服務管理辦法》《禁止寄遞物品管理規定》等法律及政策規定，明確了相應郵政管理局對郵政寄遞服務、智能快件箱負有監管職責。辦案人員積極走訪多家郵政管理機構及寄遞企業，了解目前轄區內寄遞行業在建立聯動機制、加強快遞員培訓及獎懲方面的工作情況以及智能快件箱的備案審查推進、快遞驗收安檢執行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先后向上海市寶山郵政管理局、上海市黃浦郵政管理局制發檢察建議，就切實做好收寄驗視工作、完善智能快遞柜的備案和準入、建立企業安全承諾責任制、加強寄遞企業的安全教育培訓、深化部門協作開展專項檢查等多個方面提出建議。

為做好檢察建議的跟蹤落實工作，檢察機關督促郵政管理部門先后在轄區內開展了快遞業安全生產專項整治、實名收寄信息異常問題專項整治、強化快遞柜備案審核及安全管控專項活動等各項工作，并督促企業制定《上海豐巢物聯網有限公司關于寄遞、存儲違禁物品的安全管理規定》，要求快遞企業簽訂安全承諾書，壓實企業主體責任。針對郵政管理部門提出的寄遞行業存在監管力量不足、企業和從業人員安全意識不高等難題，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聯合寶山區人民檢察院、寶山區郵政管理局會簽了《關于建立郵政監管行政執法與檢察監督聯動機制的意見》，從深化信息共享、強化業務交流、開展專項檢查、召開聯席會議、優化執法監督、遵守保密規定等六個方面，明確要進一步加強檢察機關與郵政管理部門的溝通聯系，形成監管合力，為寄遞行業健康發展貢獻檢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