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情境下醫務社工發展困境及對策研究*
——以廣州市為例

高曉嵐 趙世康 吳金鳳

（嶺南師范學院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

一、引言

醫務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者利用專業的社會工作知識和醫務知識深入關注診療對象疾病發生的特殊醫療和心理社會問題，為診療對象及家屬連接醫療福利和社會福利。[1]黨的十九大提出“健康中國”戰略，健康中國是指身體、精神、心理、道德、社會、環境等全方位的整合型大健康，[2]這與醫務社會工作以人為本的理念不謀而合。新冠疫情爆發后，醫務社會工作者作為一股新興抗疫力量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廣州醫務社工為例，其發揮自身專業優勢，面向醫護人員及其家屬提供心理咨詢、資源鏈接等服務；同時設立“安心中轉站”，幫助住院患者和家屬順暢就醫，充分發揮了醫務社工鏈接醫患雙方的“紐帶作用”。[3]因此，結合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研究醫務社會工作發揮的作用、存在的困境和發展的對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社會工作應對突發公共危機事件中發揮的專業作用

一直以來，社會工作作為一門專業和職業，長期活躍在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中，并發揮著重要作用。早期的社會工作，可追溯到1601年英國頒布的《濟貧法》，聘請社會工作者在醫院里進行救濟工作。1788年德國漢堡制，通過設立監督員和賑濟員對貧民實行物質救濟。1869年慈善組織會社和1884年睦鄰組織運動為個案工作和社區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石。在2014年爆發埃博拉病毒時，社會工作者一方面對人們進行埃博拉知識教育，另一方面提供心理支持，減輕他們對該疾病的恐懼和擔憂。[4]從境內外社會工作發展背景可見，社會工作在應對突發公共危機事件中由提供物質救濟的單一化服務轉向教育輔導、心理支持和災后重建等多元化服務。在我國，社會工作真正介入災害事件是2008年汶川地震，地震爆發后，北、上、廣、川等多地自愿組建的多支社會工作者支援隊伍來到震中災區，運用專業知識和方法，協助救災相關部門開展應急救助服務和災后重建服務，為受災的村民送去心靈上的關懷、精神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支持。此后，青海玉樹地震、云南魯甸地震、“8.15”天津大爆炸、“10.5”湛江臺風“彩虹”、上?！?1.5”大火等事件中，越來越多的社會工作者出現在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第一線，其專業形象得到媒體的宣傳和塑造，展現出社會工作獨特的專業價值和作用。[5]

在2020年的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中，我國的醫務社會工作者不僅發揮著以上專業作用，還充分發揮了提供社會支持、整合社會資源以及建立溝通渠道等關鍵作用。如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的醫務社工站自發組織，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及時介入，協助醫護人員為患者提供社會支持服務，整合社會資源服務于醫院，與社區建立良性溝通渠道。[6]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對象

（一）研究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方式，對醫務社工及大眾隨機發放問卷，并結合半結構式訪談。其中面向社會大眾發放并回收問卷280份，有效問卷253份，對象涵蓋學生、教師、醫生、公務員等；發放并收回面向醫務社會工作者的問卷50份，有效問卷44份。訪談對象除了2位醫務社工外，還包括4位市民，以了解其對醫務社工的看法。

（二）研究對象

選取廣州市醫務社工為研究對象，第一，廣州醫務社會工作發展早。2013年12月，廣州市便有了首個醫務社會工作服務項目，項目由廣州市政府購買，并由廣州市同心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承接。其次，廣州醫務社會工作革新性和獨特性強。廣州在醫務社會工作領域中探索出了“醫社合作，打造全人關懷服務系統”的醫務社會工作服務模式，有效推進了醫務社會工作政府購買服務，在全國醫務社會工作中獨樹一幟。

四、廣州市醫務社會工作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專業知名度低

調查發現55.33%的人不了解醫務社會工作者、57.31%的人不清楚當地是否有醫務社工的機構，醫務社工雖在我國有一定發展，但知名度仍然較低。另外，醫務社工角色辨識度較低也是影響其知名度的一個重要原因。5.91%的人認為醫務社工是政府工作人員，還有25.57%的人認為“醫務社工等同志愿者”，可見醫務社工與其他職業之間仍存在模糊界限。這與醫務社會工作職業化發展遲、宣傳程度較低、社會支持較弱等有關。

（二）薪資水平低，人員專業性和穩定性差

調查發現，廣州市醫務社工薪資水平普遍在3-5千元左右，其中超過60%的醫務社工對薪酬不滿意，由此導致專業人員不愿從事醫務社會工作領域，而醫院大部分醫務社會工作崗位是由內部行政人員兼任。此外，在醫務社工從業時長方面，1年以下占比25%、2-5年占比67.5%、6年以上的僅占7%，可見其穩定性弱、流動性強，這與醫務社工薪資低、認可度不高、晉升難度大、職能和定位較模糊有關。

（三）政策支持力度薄弱

與歐美國家相比，我國醫務社會工作起步較晚、不同地區間發展差距較大，主要體現在具體職能與服務質量的差距大，因此亟需一套全國統一的職業制度和服務標準體系。目前，廣州市醫務社工雖有一定的政策扶持，但專門的醫務社會工作人才發展的意見和政策相對較少，導致實際政策支持力度仍然欠缺。

（四）醫療系統內重視程度低

醫院作為專業化的領域，對非醫療系統內的事物通常會帶有排斥。醫務社工有接案、預估、計劃等專業服務流程，這是與患者接觸時必不可少的，但在實際過程中，通常以醫院通用就診流程為主，社工的服務為輔。調查發現，34.88%的人在醫院遇到困難都找醫護人員解決，只有15.68%的人找過醫務社工，這反映醫務社工的專業服務尚未在醫院得到重視。

此外，醫院還對醫務社工的角色定位了解程度不夠，大部分醫務社工被安排在行政性職位，其專業性作用得不到有效發揮，從而會產生一種“不信任”的狀況，醫務社工逐漸被誤解和漠視。

（五）人才培養不完善

調查發現，在廣州市醫務社工從業者中，受教育程度在本科和?？埔韵碌恼?5%，碩士及以上的僅占5%。此外，專業教育不完善制約著醫務社工的發展：一方面廣東省內開設醫務社會工作課程的高校少，另一方面醫務社會工作專業的重視程度不夠，相關資源較少。因此醫務社工從業者存在專業性不強、缺乏足夠的理論和實踐能力的問題，致使醫務社工難以得到社會大眾和醫療系統的認可，提供讓患者稱贊、讓醫院信任、讓社會滿意的高質量服務。

（六）缺乏有效交流合作平臺

先前，廣州214個社工組織在政府的帶領下與各村（居）委會通力合作，提供心理疏導、防疫宣傳、資源鏈接等服務，[7]為社會工作提供了一個難得的交流合作的平臺。但這種情況僅在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中較為常見，由于資金限制與重視程度不夠，醫務社會工作組織目前仍處于較為分散且各自發展的狀態，不同組織之間缺乏常態化交流合作的平臺。這不利于他們信息、資源的共享和技術互補。[8]

五、促進醫務社會工作發展對策

（一）拓寬宣傳途徑，增強話語權

通過傳統媒介與新媒體融合的方式進行宣傳，從而提升醫務社會工作在醫療系統內外部的社會認知度。同時，應關注醫務社工品牌的建設，提升品牌效應，從而提升醫務社工的資源吸附能力。醫務社工在醫院中本屬于“消耗型”職業，即醫務社會工作的引入不僅不能給醫院帶來經濟創收，反而要消耗醫院的經費。因此需要關注如何讓社會工作與公共衛生的跨專業合作達到雙贏的效果，例如：醫務社工可以利用關系網絡與醫療系統、民政系統、社會民眾等形成跨部門、跨專業的工作模式，為科室引進優質資源，從而在醫療衛生組織中爭取專業領域的話語權。[9]

（二）改善薪資待遇，提升人員專業性和穩定性

當地政府首先要制定相關政策保障醫務社工的基本薪資水平；其次可以主導健全醫務社會工作的評估激勵機制，通過建立績效評價數據庫，對評價結果進行記錄；最后可以在財政預算中撥出一筆用于醫務社工激勵和發展的專項款目，一方面可以激勵表現較好的醫務社工，提高其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倒逼醫院推動人員專業化，避免出現過多醫院內部行政人員等非專業人員轉化為醫務社工的情況。

在人員穩定性方面，可采取“醫務社工＋醫護人員＋志愿者”三方聯動模式，打造一支常態化醫務社工隊伍，使醫務社工、醫護人員、志愿者三方可以在不同的層次中提供服務。[10]該模式一方面對大眾的心理層面和社會層面支持提供有力的補充，實現供應和需求的有效鏈接；另一方面能夠打造一支人員相對穩定、服務全面、作用突出的專業化人員隊伍。其不僅能夠滿足醫療系統日常需要，還能對以后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三）推動建立相關政策制度

醫務社工作為具備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技巧和社會工作價值觀的從業人員，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是醫護人員的好“輔助”，還是群眾的好“朋友”、志愿者的好“伙伴”。然而，政策制度不完善、常態化的標準不健全，一方面導致醫務社工無法及時、有效地在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過程中發揮獨特的專業能力，醫務社工該干什么、要去干什么通常不能自己決定；另一方面，醫務社工今后能否得到健康發展也受到政策的制約。

因此，要積極促進醫務社會工作制度的建立，推動相關政策的完善，為醫務社會工作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例如：應完善醫務社工服務購買和評估機制，通過優化購買服務的操作流程、引入第三方評估等，減少行政干預，以保證服務獨立性、專業性和持續性。

（四）拓展職能空間、落實人事制度和晉升機制

醫務社會工作在醫院中面臨著專業邊界模糊和生長空間受限的問題，這就需要醫院相關部門進一步認識和明確醫務社工的職能范圍。只有找準醫務社工與醫療服務的連接點，重新定位醫務社工的職能才能真正實現“助人自助”的專業使命。[11]醫院應當主動了解醫務社工的具體職能，并促進醫務社工與醫療服務取得有效結合，避免因自身便利和經費制約等因素導致醫務社工的實際工作脫離專業性。此外，各醫院在設立醫務社工部、配備醫務社工的時候，應當提前明確好醫務社工部在醫院的定位和功能、崗位分工和晉升機制，最好是盡早制定并出臺好相關的醫院規章，這是醫院內的醫務社工能否長遠走下出的重要因素。

（五）完善醫務社會工作人才培養機制

具體而言，我國的醫務社工基本以兩類人員為主，一類是經過短時間培訓轉崗的醫護人員，另一類是社工專業的畢業生或專職人員直接進入醫療機構。[12]政府、學校和醫院應重視培養后者，即社會工作專業出身的醫務社工，首先政府相關部門和學校要注重理論與實務相結合的培養模式，社會工作作為一門實踐性強的專業，尤其需要注重學生專業實踐能力的提升，對將從事醫務社會工作領域的學生來說，擁有去到醫療機構進行實地學習和積累經驗的機會是很重要的，其影響遠遠大于書本和課堂上的內容；其次，醫院要樹立長遠目光，多與周邊開設社會工作專業的院校開展聯合培養、實習實驗、人員交流等活動，為高校相關學生提供平臺的同時，也便于吸納專業人才；最后，對于想從事醫務社會工作領域的社會工作專業學生來說，要認識到醫務社會工作這一職業的光明前景和對國家、社會以及人民的重要作用，要在實務中不斷增進自身，做到理論與實務相結合，努力證明自身專業價值。

（六）構建醫務社會工作信息網絡

醫務社會工作為重要的資源鏈接者，在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以廣東省為例，疫情爆發初期，廣東省政府迅速把醫療團隊和物質都集中送往重點區域，同時呼吁社會大眾進行各種醫療以及生活物資捐贈。其中醫務社工聯合多方力量與醫院相關部門緊密配合，承擔好鏈接資源以及資源輸送的角色，為前線作戰的醫護人員提供穩固的大后方。鑒于此，我們要利用好醫務社工的這一重要功能，利用互聯網信息技術來提升醫務社工資源配置與管理的水平，讓醫務社工服務更廣泛地惠及社會成員。

六、結語

我國醫務社會工作面臨著復雜的發展困境，須從多方面入手加以解決、促進發展，要多方協作制定對策，對癥下藥，不斷優化治理，從多條路徑發力。下一步，如何科學、有效地將醫務社會工作服務納入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法律體系和相關制度中，賦予其在參與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過程中的合法權益和法治保障，力求讓其發展走出困境，對提高我國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以及促進醫務社會工作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