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省關中地區公共場所從業人員健康行為影響因素分析

孫 茜，賈 茹，鄭晶利，雷佩玉，惠曉芬

（陜西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陜西 西安，710054）

公共場所是根據公眾和社會活動的需要，人工建成的具有多種服務功能的公共建筑設施，供公眾學習、工作、休息、活動、娛樂、參觀、旅游、交流、交際、購物及美容等活動［1］。與其他場所相比，公共場所涉及面廣，人群密集且流動性大，場所內的設施和物品多數供公眾反復使用，這些都給疾病的傳播提供了機會［2］。2019冠狀病毒?。–OVID-19）疫情再一次引起了人們對公共場所衛生狀況的重視。公共場所有著規模一般較大、從業人員眾多、顧客人數多、健康非健康人群混雜等特點，且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對衛生知識了解甚少及不良的衛生行為［3］，公共場所從業人員健康行為對公共場所衛生狀況至關重要。我國對于公共場所危害因素的監測和分析較多［4］，但對于從業人員健康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很少。本次研究旨在對陜西省關中地區不同公共場所內從業人員個人健康行為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為加強公共場所衛生監督管理工作以公共場所從業人員聘用進一步提供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材料

資料來源于“公共場所健康危害因素監測項目數據上報系統”中陜西省2020年公共場所監測數據。2020年陜西省關中地區4市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賓館（酒店）73家、理發店43家、商場（超市）41家、候車室9家，共監測調查166家場所。每家場所隨機抽取10名工齡1年以上的從業人員開展健康狀況調查（不足10人按實際人數），每年調查2次，共調查公共場所從業人員1 479人次。

1.2 研究方法

調查內容包括從業人員個人基本情況、工作環境衛生狀況、宿舍居住環境狀況、個人健康行為、個人健康狀況、基本衛生知識、傳染病防控意識等。本項目的倫理審查工作由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環境研究所負責申請，正式調查前獲得批準通知。本次調查采用面對面訪談的方式。所有調查對象經知情同意后，于調查前簽署知情同意書。調查員經統一培訓后對調查對象進行詢問，填寫調查問卷。每完成一份問卷調查當時就要進行自查，且各監測城市按要求對調查問卷進行復核、抽查，使用公共場所監測項目數據上報系統錄入數據，平臺中對所有調查指標的取值范圍及邏輯關系均設置條件控制機制；同時采用國家級和省級管理員兩級審核的機制，確保監測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對是否每年主動辦理健康證、是否勤剪指甲、洗手時是否會用洗手液或肥皂、工作時是否會主動佩戴防護手套、工作時是否會主動佩戴防護口罩、工作時是否穿工作服、如果出現持續發燒、咳嗽等癥狀時是否依然堅持上崗工作、咳嗽或打噴嚏時是否會遮擋口鼻和遇到在本場所吸煙的人是否會上前去制止這9項個人健康行為進行分析，9項全部符合標準定義為合格，≥1項不符合標準定義為不合格。數據均通過省市縣三級數據審核。

1.3 統計學方法

SPSS25.0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用%表示，采用卡方檢驗分析率之間差異是否具有統計學意義，相關性進行二分類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納入水準=0.05，排除水準=0.10），α=0.05。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被調查人員的個人健康行為中每年勤剪指甲合格率較高，為99.53%，工作時主動佩戴防護手套合格率較低，為81.95%，其余健康行為合格率均在90%以上?？傮w來說，所調查的從業人員個人健康行為良好。

2.2 公共場所從業人員個人健康行為影響因素Logistic多因素分析

選擇可能影響公共場所從業人員健康行為的性別、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和工作時長采用向前逐步選擇法（似然比）進行二分類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納入水準=0.05，排除水準=0.10）。模型系數Omnibus檢驗結果顯示本次擬合模型納入的變量中，至少有一個變量的OR值有統計學意義，即模型總體有意義（P＜0.05）?；羲裹a-萊梅肖擬合優度檢驗（Hosmer-Lemesho，H-L）提示模型擬合優度效果較好（P＞0.05）。Logistic分析結果提示：性別（P＜0.001）、文化程度（P＜0.05）和工作時長（P＜0.05）這三項影響因素有統計學意義，其中性別的OR值為1.881，說明女性的個人健康行為合格情況是男性的1.398倍；文化的OR值為0.816，說明高文化程度的公共場所從業人員個人健康行為合格情況低于低文化程度；工作時長的OR值為0.733，說明工作時長較長的個人健康行為合格情況低于工作時長較短的。公共場所從業人員個人健康行為影響因素Logistic多因素分析結果見表1。

表1 公共場所從業人員個人健康行為影響因素Logistic分析結果（n=1 479）

2.3 公共場所從業人員個人健康行為影響因素分析

通過Logistic多因素分析得出不同性別、文化程度和工作時長對個人健康行為的影響有統計學意義（P＜0.05）。按不同性別、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工作時長進行分組，對每種健康行為在不同條件下的合格率進行卡方檢驗。

不同性別從業人員的個人健康行為統計結果顯示，除了咳嗽或打噴嚏時是否遮擋口鼻（χ2=2.138，P＞0.05）其余個人健康行為在不同性別之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這8種個人健康行為合格率均為女性高于男性（表2）。

表2 不同性別個人健康行為合格情況比較（n=1 479）

不同文化程度個人健康行為統計結果顯示，從業人員每年主動辦理健康證（χ2=7.132，P＜0.05）、勤剪指甲（χ2=7.832，P＜0.01）、洗手時使用洗手液或肥皂（χ2=6.242，P＜0.05）、工作時會主動佩戴防護手套（χ2=6.131，P＜0.05）、口 罩（χ2=6.175，P＜0.05）以及出現持續發燒、咳嗽等癥狀時，堅持上崗工作（χ2=6.768，P＜0.05）等個人健康行為在不同文化程度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個人健康行為合格率普遍為低學歷高于高學歷（表3）。

表3 不同文化程度個人健康行為合格情況比較（n=1 479）

不同工作時長個人健康行為統計結果顯示，僅工作時會主動佩戴防護手套和工作時穿防護服在不同工作時長的從業人員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746，P＜0.05），工作時長≤8 h的從業人員個人健康行為合格率低于工作時長＞8 h（表4）。

表4 不同工作時長個人健康行為合格情況比較（n=1 479）

3 討論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消費需求的增加，各類公共場所日益繁榮，公共場所覆蓋率及服務類別迅速提升［5］，公共場所的衛生狀況，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程度的反映，也是一個城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標志［6］。要使公共場所的衛生質量達標，公共場所從業人員健康行為合格情況至關重要。

本次調查公共場所從業人員1 479人次，所調查人員的9種個人健康行為除工作時主動佩戴防護手套合格人員占比為81.95%，雖然其余健康行為占比均在90%以上，但仍存在不健康行為。所以對他們進行健康行為教育，提高認知水平還是非常必要的，且應該重點對于工作時主動佩戴防護口罩的重要性進行宣傳教育。

對可能影響從業人員健康行為的性別、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和工作時長進行回歸分析，篩選出性別、文化程度和工作時長這三項影響因素。女性的個人健康行為合格情況是男性的1.398倍，該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相似［7］，提示公共場所從業人員招聘中除非對體力有比較高的要求外，可以優先選擇錄用女性；高文化程度的公共場所從業人員個人健康行為合格情況低于低文化程度，這個結果與國內其他研究結果相悖［8-9］，可能是因為本次調查中高文化程度從業人員人數較少，導致研究結果出現了偏差，也可能因為高文化程度對于從業過程中的小細節關注較少從而導致其合格率低，有研究［10］顯示公共場所從業人員衛生知識知曉程度與從業行為存在脫節現象，提示高文化程度可能并不能作為公共場所從業人員選拔的唯一標準，且在進行衛生知識培訓的同時一定要加強監督管理，提高處罰力度，改變從業者態度和行為，同時更應該探索科學的培訓方法，從而提高培訓的效率和質量［11］；每天工作時長較長的公共場所從業人員個人健康行為合格情況低于工作時長較短的，從業人員每天工作時長大于8 h時，個人健康行為合格率會下降，提示管理者用人制度要合理，每天工作時長最好不要大于8 h。

根據《公共場所衛生監督工作程序（試行）》［12］要求，對于擬上崗的從業人員，由經營單位實施崗前培訓，應當有明確嚴謹的程序來保證正常培訓的進行，相關單位也應該監督到位。本次研究按不同性別、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工作時長進行分組，對9種健康行為在不同條件下的合格率分別進行卡方檢驗。從業人員的不同性別對8種健康行為的影響有統計學意義；不同文化程度對6種健康行為的影響有統計學意義；不同工作時長對2種健康行為的影響有統計學意義。三種影響因素中性別對于個人健康行為的影響面最廣。為公共場所管理者針對不同人群開展有針對性的個人健康行為培訓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