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示范效應研究

鄭桂龍，趙夢娟

(1.貴州大學 管理學院，貴陽 550000；2.鄭州大學 商學院，鄭州 450001)

2020年9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我們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這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也是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關鍵?！边@是首次提出加大自主創新能力是我國實現國內大循環的關鍵。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以下簡稱自創區)作為探索中國自主創新道路的“先行區”和“試驗田”，早在2009年3月以批復中關村自創區為標志開始了創新示范歷程。截至2019年9月，10年時間國家已分階段批復了21個自創區，完善了區域創新體系和空間格局。但在這21個自創中，有5個是2017年以后設立的，設立時間較短，樣本數據不足，研究結果缺乏有效性。因此，本文選取了2017年以前設立的16個自創區作為研究對象。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我國設立的這16個自創區有沒有起到創新示范作用？有沒有引領當地發展？引領和示范作用是評價自創區設立效果的重要指標，本文從時間和地區兩個維度，以自創區的示范效應為研究對象，揭示其產生的示范效應，為其他自創區的發展提供可行性建議。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假說

(一)示范效應的界定

對于示范效應的界定。國內研究運用比較多的是白露、王向陽的界定，他們認為對于企業來說，示范效應一方面是企業研發出新的產品或者掌握了新的技術，領先于行業內其他企業且對其產生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是企業提升了自己的競爭力，行業內其他企業迫于生存壓力也需要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從而對先進企業進行效仿[1]。對于自創區示范效應來說，自創區的設立為自創區內的企業帶來了技術、資金、政策等的支持，這些資源有助于自創區內的企業研發新產品，掌握新技術，提升企業競爭力，同時也會給自創區外的企業造成競爭壓力，迫使他們通過加大研發投入或者模仿先進企業等手段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從而提高整個地區的競爭力。本文主要從時間和地區兩個角度探討自創區示范效應的發揮，并提出相應的假設。

(二)示范效應的區域異質性

中國疆域遼闊，各個地區的資源稟賦和經濟條件等存在巨大差距。中國從改革開放開始實施東部優先發展戰略，東部同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異在不斷增大[2]。對于影響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相關因素，Krugman認為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要素分為兩類：自然要素和非自然要素[3]。這些要素隨著經濟發展逐漸進入經濟生產，且隨著時間變化不斷變化。蔣珩從基礎設施、創新稟賦、制度環境、自然條件四個方面評價自創區要素稟賦差異，綜合得分靠前的有珠三角、山東半島、上海張江、北京中關村等自創區[4]。東部自創區所在的高新區本身在基礎設施、創新資源、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等方面都優于中西部地區，會吸引更多人才、技術、信息等高端創新要素融入企業創新活動中。另外，晏艷陽、嚴瑾指出，開發區的功能定位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和發展行為，會決定開發區資源傾斜的產業方向，影響資源在企業之間的配置[5]。國家對于四大板塊自創區定位也是有差異的，東部自創區主要定位于面向世界科技創新中心，定位層次更高、資源傾斜力度更大[5]。此外，東部省份由于較早受到市場化和全球化影響，非自然條件大多優于中西部地區，多數要素條件也優于西部地區，因此，本文初步認為不同空間區域自創區所產生的示范效應存在梯度差異，東部自創區的設立和建設所產生的示范效應更加顯著。因此在這里提出本文的假設1：

H1：與中西部地區自創區相比，東部自創區的示范效應更為顯著。

(三)示范效應的時間異質性

同國家高新區、國家級新區的設立和建設類似，自創區也是走先試點、再逐步推廣的道路。自創區的設立是綜合考量技術創新基礎、自主創新能力培育、區域創新作用發揮等因素的結果[6]。自2009年第一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批復以來，國內大批學者探究自創區建立對各方面的影響。王雙依據現實需要、政策探索等層面將自創區的發展歷程劃分為試點探索階段(2009.3—2014.4)、規模涌現階段(2014.5—2015.10)、協同發展階段(2015.11—至今)三個階段，批復時間比較長的中關村、東湖、張江自創區正是處于試點探索階段[7]。齊晶晶對自創區的創新體系效能進行研究，認為中關村、東湖、張江這些比較早的自創區對其他自創區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借鑒作用，有助于探索推動長株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創新體系建設[8]。胡振興對6個爭創世界一流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創業資本供求能力進行評價，發現其能力大小依次為：中關村(2009)、深圳(2014)、張江(2011)、東湖(2009)、西安(2015)、成都(2015)[9]。從自創區批復的時間來看，成立時間較早的自創區的創業資本供求能力相對高一點。熊曦、魏曉以2016年之前批復的10個自創區為例對自創區的創新能力進行評價，結果顯示，無論是創新的要素投入、結構水平、功能效應還是對各自創區的創新能力綜合評價，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武漢東湖這些批復時間較早的自創區排名都居于前五位[10]。

從以上學者關于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研究來看，批復時間較早的自創區在創新方面的表現好于批復時間晚的自創區，可以為其他自創區的發展提供借鑒。除了創新方面，自創區在其他方面的發展會不會也有這樣的特點？我們提出本文假設2：

H2：從自創區批復時間維度來看，批復時間越早的自創區所產生的示范效應越顯著。

三、實證設計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說明

本文選取2006—2017年滬深A股542家上市公司的企業數據為樣本。數據均來自WIND數據庫、銳思數據庫和自創區戰略性新興產業A股上市企業樣本數據庫，而自創區所在城市層面的數據均來自2006—2017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二)模型設定

本文選取雙重差分(DID)模型來評估自創區設立所產生的示范效應，模型設定如下：

(1)

其中i代表第i個企業，t代表第t年，因變量Demoni.t代表多維度的示范效應的代理變量，treatedi.t、periodi.t兩個虛擬變量分別代表上市企業樣本的組別分類和自創區批復時間前后分類，對其虛擬變量進行0、1賦值。DIDi.t代表上市企業分組與自創區批復時間分組的交乘項,處理組中若第i個企業第t年被劃入自創區內，則從第t年開始的DIDi.t取1，第t年以前的DIDi.t取0，控制組中歷年的DIDi.t都取0。其中β3表示自創區設立和建設所產生的示范效應的凈效應，也是本文重點聚焦的系數，若β3顯著為正，則說明自創區的設立和建設能夠顯著產生示范效應，若顯著為負則說明沒有產生顯著示范效應。Xi.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的集合，Abadie認為，使用雙重差分模型，在模型中加入控制變量，能夠幫助減少模型的各種干擾因素，從而滿足“共同趨勢”的條件[11]。本文的控制變量既有企業微觀層面的，又有城市層面的。δi代表企業固定效應，γt代表時間固定效應，εi,t代表模型的隨機干擾項。

(三)變量描述

1.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是自創區設立所產生的示范效應。針對企業本身，主要有創新產出示范效應(Size)、負債能力示范效應(Lev)、資產規范示范效應(Equity)、營業能力示范效應(Growth)。

2.核心解釋變量。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釋變量是自創區虛擬變量treated和period，根據企業是否在自創區內和在自創區批復時間的前后，進行0和1虛擬變量賦值。

3.控制變量。參考已有的實證研究，文章將7個對自創區示范效應有影響的變量作為控制變量，旨在降低其他因素對回歸結果準確性的影響，可以更好地分析自創區的設立對示范效應影響的凈效應[12]。選取的企業層面變量為企業年齡(Age)，為了排除城市層面數據對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參考相關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選取的城市層面控制變量有城市經濟發展水平(Pergdp)、產業結構(Indus-stru)、科教投入強度(Sci-edu)、金融發展水平(Finance)、基礎設施建設水平(Infrastr)、對外開放程度(Open)。變量具體含義和計算方法見表1。

表1 主要變量及計算方法

四、實證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均值檢驗

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各個示范效應的均值之差進行顯著性檢驗。如表2所示，兩類樣本企業的創新產出示范效應(Size)、資產規范示范效應(Equiety)和營業能力示范效應(Growth)均存在顯著差異，而負債能力示范效應(Lev)的差異不顯著。由此得到初步的結論，東中西部自創區內企業各方面的示范效應顯著高于非自創區企業，自創區企業的示范作用不僅在“量”上，而且還在“質”上體現，并且這三個區域之間的示范效應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具體哪個區域的示范效應更顯著、更具有優勢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

表2 均值檢驗結果

資料來源：作者利用 Stata 軟件計算。

(二)回歸結果分析

表3報告了2017年之前批復的16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示范效應的雙重差分結果。

表3 示范效應回歸結果

資料來源：作者利用 Stata 軟件計算。

這16個自創區分布于我國東、中、西部，可以看到東部地區自創區的發展狀況優于中西部地區。如東部地區的中關村、張江、蘇南自創區四個方面的示范效應都比較顯著，只有個別的不顯著，但是交叉項的數值依然為正，說明自創區的設立對企業所產生的凈效應為正，即促進了企業的發展。具體來看東部地區自創區示范效應最顯著的上海張江自創區，比較突出的是創新產出示范效應和營業能力示范效應，上海作為全國的金融中心，企業投融資方面的效率要高于其他地區，自創區的設立使自創區內企業融資能力大幅度增強，資產規范示范效應比較顯著，主要指企業股權的分散度。余明桂、夏新平、吳少凡指出當上市公司的股權過于集中時，就會出現權力大的股東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利左右公司決策，從而為自己謀取私利的現象[13]。Shleifer和Vishny認為，如果公司的股權過于集中，大股東會不斷地為自己謀取私利甚至掏空所控制的公司[14]。李燁、嚴由亮認為上市公司的大股東權利變大，就會出現與其他高管合謀謀取私利的現象，嚴重影響企業決策，從而損害公司利益[15]。因此，企業的股權需要多元化，避免出現權利過大的股東。自創區的設立使得企業的資產規范示范效應增強，有利于企業健康發展。

中部地區的自創區整體來說發展狀況弱于東部地區，只有武漢東湖的示范效應比較顯著，而長株潭和鄭洛新以及合蕪蚌示范效應均不顯著，說明這三個自創區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沒有利用好政策帶來的紅利。中部地區發展狀況最好的武漢東湖自創區，只有負債能力示范效應不顯著，其他三個方面都是比較顯著的。其負債能力示范效應不顯著與企業的融資方式相關，企業在融資過程中使用的債務性融資方式較少而權益性融資方式較多，這一點從東湖的資產規范示范效應可以看出來，自創區的設立對資產規范示范效應的凈效應系數為-0.092，并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這個數字的絕對值大于其他兩個自創區，說明東湖自創區使用的權益性融資方式較多，股權相對來說更加分散。

西部地區自創區的發展狀況則又弱于中部地區，除成都自創區相對較好外，西安和重慶自創區的示范效應只在一個方面是顯著的，說明這兩個自創區對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引領和示范作用沒有真正發揮出來，需要進一步探索發展方式和道路。西部地區發展相對較好的成都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只有資產規范示范效應和營業能力示范效應是顯著的。值得注意的是，其創新產出示范效應和營業能力示范效應的雙重差分系數為負，特別是營業能力示范效應(Growth)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自創區的設立對成都自創區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性，使企業的營業能力下降了，而且也沒有顯著提升創新產出示范效應和負債能力示范效應。這可能是在成都自創區出現了“政策陷阱”。劉瑞明、趙仁杰認為在既有體制激勵下，如果政府不注重現有體制的改革以及投融資、人才引進等政策的調整，只注重固定資產的投資以及資源開發，容易造成人力資本擠出，產業結構不合理，導致政策效應不能充分發揮，甚至產生抑制作用[16]。

從四個方面的示范效應可以看出來，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自創區，東部地區的示范效應更為顯著，整體發展狀況要優于中西部地區，這也驗證了假設1，與中西部地區相比，東部地區自創區的示范效應更加顯著。

從時間維度來看，示范效應比較顯著的是中關村、東湖、張江、蘇南、長株潭、天津等批復時間較早的自創區。從表3可以看出，東湖自創區只有負債能力(Lev)示范效應不顯著，張江自創區所有示范效應都顯著，蘇南自創區創新產出示范效應(Size)不顯著，天津自創區負債能力(Lev)和營業能力(Growth)示范效應不顯著。2015年之前批復的自創區示范效應整體來說是比較顯著的，且批復時間越早顯著性越高，即自創區所產生的示范效應越顯著，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引領和示范作用越明顯。2016年批復的6個自創區整體來說顯著性要低一點，都是只有一個方面的示范效應顯著，山東半島自創區的示范效應全部不顯著。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自創區批復時間越早示范效應越顯著，這也驗證了本文的假設2。

時間維度上的差異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政策時滯問題，二是隨著自創區數量的增多，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自創區的重視程度發生變化，所采取的各種鼓勵政策也會有所不同，使不同批復時間的自創區發展狀況產生巨大差異。對于政策時滯問題，道格拉斯·諾思認為政策滯后效應存在于政策產生到發揮作用的整個過程中[17]。張永安、宋晨晨、王燕妮認為，由于我國的區域發展存在巨大差異，各個行業的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所處的生命周期不同，面對同一項政策時產生的反應不同，不是每一項政策在實施后都可以收到直接、及時的效果[18]，特別是像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設立這種科技創新政策在實施后會因為政策本身的一些因素推遲發揮作用，且一項政策從實施到真正的產生作用都需要一定的時間間隔。因此，對于不同年份批復的自創區，在政策時滯相同的情況下，批復的時間越早，政策發揮的作用會越大，表現出來的示范效應也會越顯著。另外，每年批復的自創區數量越多，每個自創區所獲得的政府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支持越少。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自創區的示范效應是否受到了同時期其他政策或者隨機性因素的影響，我們采用安慰劑檢驗方法考察沒有設立自創區時交叉項對示范效應的影響[19]，來使估計結果更具有穩健性。具體做法是人為地改變自創區設立的時間，將所有自創區的批復時間提前兩年，如果估計結果還是顯著的，那么就說明我們的估計結果存在偏差，自創區示范效應顯著不是受到了自創區政策的影響。如果DID估計系數均不顯著，說明本文的雙重差分模型滿足“共同趨勢條件”，結果是穩健的。估計結果如表4。本文按照年份將自創區批復時間人為提前兩年進行回歸，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這四個方面的示范效應均不顯著，即本文的雙重差分模型滿足“共同趨勢條件”，結果是穩健的。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地區和時間兩個維度探究了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示范效應。研究發現，在地區維度上，位于東部地區的自創區表現出來的示范效應要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這主要得益于自創區的設立和東部地區本身的創新環境，而中西部地區的自創區由于區域內創新環境、人才資源、經濟發展狀況等原因，示范效應要低于東部地區。在時間維度上，研究發現自創區批復時間越早，示范效應越顯著。由于區域發展存在巨大差異，各個行業的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所處的生命周期不同，對一項政策產生的反應不同，特別是像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設立，這種科技創新政策在實施后會因為政策本身的一些因素推遲發揮作用，且一項政策從實施到真正的產生作用都需要一定的時間間隔。另一方面，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自創區的重視程度，隨著時間的延長，自創區數量的增加，每個自創區所獲得的人力、物力、財力等政府各方面支持越少。

根據本文的實證分析，在自創區發展過程中，應當健全各項體制機制，尊重地區差異，對于不同的地區實施不同的扶持政策，對于成立初期的自創區要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縮短政策時滯，充分發揮“政策紅利”促進自創區健康發展，對其他企業產生示范作用，帶動經濟的發展。建議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縮小與美國等世界科技強國的差距，尤其是集國家之力在自創區內加大“卡脖子”技術的投入，加大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示范能力與擴散能力。加大政策執行力度，加快政策落地，減少政策時滯。

二是尊重地區差異，因地制宜發展。東中西部本身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巨大差距，中西部地區在投融資環境和人才質量等方面都要落后于東部地區。在這種情況下，中西部地區在落實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中要結合當地的經濟發展、科技發展環境，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找準切入點和著力點，增強自身發展的責任感，主動對接“協同創新”“高質量發展”等國家發展戰略，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領頭羊[20]。

三是找準原因，精準扶持。對自創區的發展實施評估考核機制，針對發展比較落后的自創區，要找出發展落后的原因，針對具體問題實施對策補短板。具體來說，針對東部地區的自創區主要是優化投融資結構，加強引導，使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到創新發展中去。同時也要規范企業的投融資行為，提高用于產品研發的費用比例。針對中西部地區主要是加大資本和人力要素投入。政府增加財政資金投入，發揮各大金融機構和投資公司的作用支持自創區發展。其次要實施一系列人才落戶和補助政策，優化人才發展環境，吸引高端人才投入到自創區的建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