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水道教洞窟與道士活動

牛利利 劉永明

(1.蘭州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蘭州 730020；2.蘭州大學 敦煌學研究所，甘肅 蘭州 730020)

天水作為甘肅省的東大門，西通河西，東望長安，是佛教沿河西走廊東傳的重要孔道。佛教自北魏時期傳入天水以來一直長盛不衰，境內石窟寺數量眾多，既有大型石窟麥積山石窟和水簾洞石窟群，又包括許多中小型石窟。本土宗教道教在天水地區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自漢魏至明清時期發展不斷。而且，明代中后期以來隨著道教力量的不斷增強，佛教石窟寺中開始出現道教洞窟。清代，道士進入佛教石窟寺，道教洞窟的營建達到高潮，營建活動一直持續至民國時期。此前，前輩學者們將關注點主要放在各石窟寺的佛教造像及壁畫研究上，(1)相關研究有：李亞太《甘肅甘谷大像山石窟》，《文物》1991年第1期，第56-60頁；董玉祥《仙人崖石窟》(上)，《敦煌研究》2003年第6期，第32-37頁；董玉祥《仙人崖石窟》(下)，《敦煌研究》2004年第1期，第23-26頁；孫曉峰《甘肅天水、隴南地區中小石窟的初步考察》，《敦煌學輯刊》2006年第4期，第42-51頁；于碩《甘谷縣華蓋寺石窟唐僧取經壁畫初探》，《敦煌研究》2013年第4期，第59-65頁；王文弟《甘谷大像山6號窟大佛造像研究》，西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成軍鵬《甘肅武山木梯寺石窟調查與研究》，西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張利明、魏文斌《天水仙人崖石窟新見西游記與水月觀音壁畫組合研究——兼談明代的華嚴禪實踐和三教合一思潮》，《藝術設計研究》2022年第5期，第12-18頁。對道教洞窟雖有所記，但并未過多關注。鑒于此，本文擬結合方志碑刻、道教文獻及田野考察，對清代天水境內的道教洞窟及道士活動作一盡可能全面的梳理。

一、仙人崖石窟道教洞窟的營建及道士活動

仙人崖石窟與麥積山石窟毗鄰，是天水地區儒釋道三教并存的典型石窟，始鑿于北魏，明清時期臻于繁盛。道教窟殿的營建肇始于明代，興建有三官殿、財神殿和玉皇殿。(2)三官殿和財神殿位于西崖，玉皇殿位于南崖，創建的具體時間均不詳。清代，道士進入仙人崖石窟，道教窟殿的營建也隨之步入高漲期。道光十九年(1839)，住持道士程永馨和趙永安將仙人崖道教窟殿的輸地文約及歷年修補宮殿情況刻諸于石，即《仙人巖現珠山齋田并重建碑記》。結合此碑文及仙人崖石窟現存道教窟殿情況可知，清代興建的道教窟殿有三清殿、文昌宮、圣母宮、三官樓、真武殿、靈官殿和磨針殿7處。

三清殿，位于西崖。據殿內大梁下墨書題記：“時大清康熙四年八月二拾四日功德主周門張氏男生員周口德、張曾氏孫男生員周文煥、周氏海福、海嘉，重孫周普庵保，孫女……重孫女……眷屬?！?3)敦煌研究院、甘肅省文物局編《甘肅中小石窟調查報告·天水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年，第36頁?？芍宓罱ㄓ诳滴跛哪?1665)。文昌宮，今已不存。今東崖羅漢堂內有一身文昌帝君像，原在西崖，1949年前后移至此處。(4)敦煌研究院、甘肅省文物局編《甘肅中小石窟調查報告·天水卷》，第49頁。文昌帝君像應該就是自文昌宮移入羅漢堂的，由此文昌宮也建在西崖。圣母宮亦建于西崖，奉祀三霄圣母，原建筑不存，今建筑為近現代重建。真武殿，位于西崖和東崖之間的現珠山，康熙三十二年(1693)住持道士李陽揆在知州鐘韻遠及生員朱達十、李天祿等人的助緣下創建。(5)真武殿內梁柱上有一康熙三十二年(1693)題記，“大清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五月十三日建修。功德主：奉直大夫、知秦州事鐘韻遠助緣。弟子生員：朱達十、李天祿、朱邦央、仙超品、閆才廣、文世翼、何玉、朱廷選、張歡、朱國泰、李進有、劉彥、閆天祿、劉俊、賈起明。畫匠趙永祥，塑匠張得志，木匠王昌隆。募化住持道人李陽揆立?！贝祟}記為筆者實地考察抄錄。另參見汪明《仙人崖石窟碑刻題記及匾聯》，天水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天水石窟文化》，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148頁。雍正十二年(1734)住持道士閆復信率徒汪本利、白本祥、郭本祿、董永常、汪合聚，募化重修真武殿。乾隆四十一年(1776)州人朱輝募化重修真武殿和靈官殿，住持道士汪本利參與其中。道光十六年(1836)住持道士程永馨再次重建真武殿。磨針殿，位于現珠山，興建時間不晚于清代中期，(6)敦煌研究院、甘肅省文物局編《甘肅中小石窟調查報告·天水卷》指出磨針殿始建于清末，但據刻立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的《仙人巖現珠山齋田并重建碑記》所載磨針殿于道光七年(1827)得到重修來看，其興建當不晚于清中期。道光七年(1827)住持程永馨與州人仙自宗、何金曙、朱宏基、朱浩、朱杰、高雅等募化重修。三官樓和靈官殿的廟址不可考，今俱已不存。乾隆十五年(1750)州人吳晫募化重修三官樓，住持道士汪本利參與了此次重修。吳晫及其子吳延珉還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為玉皇閣施舍香火田五埫。

建于明代的道教窟殿在清代也得到了相應的修繕?？滴跞拍?1700)住持道士馬來瑞重建玉皇殿。嘉慶二十二年(1817)州人朱宏基與孫朱杰又重建之，住持道士陳教福及其弟子董永常和陳永馨參與了此次重建。(7)《仙人巖現珠山齋田并重建碑記》載：“嘉慶二十年丁丑月重建玉皇殿，募化功德主朱杰、朱宏基，住持道人程教福、董永昌、程永馨?！比欢?，嘉慶二十二年(1817)玉皇殿梁柱題記載“大清嘉慶廿拾貳年歲次丁丑菊月朔七日。功德主朱宏基，孫朱杰。住持陳教福，徒弟董永常、陳永馨仝建立?！睋丝芍?，朱宏基與朱杰重修玉皇殿的時間實為嘉慶二十二年(1817)。順治七年(1650)州人苗茂興、孫風彩、武大通和張元澍重建三官殿，三官殿左壁上方梁柱題記有書：“時順治七年歲次庚寅五月初一日，重建功德主苗茂興、孫風彩、武大通、張元澍?！?8)汪明《仙人崖石窟碑刻題記及匾聯》，天水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天水石窟文化》，第147頁。道光十四年(1834)三官殿又經歷了一次重修，三官殿右壁上方題記有載：“大清道光十四年秋八月吉日立。施銀功德主仙自宗、仙達宗、仝男琚、崇；施銀功德主何兆昇、何兆文、仝男丙曙、金曙、辛曙。木工田成、田均，畫工茍文魁、趙喜，主持僧人通聞，徒孫心誠、心穩?！?9)汪明《仙人崖石窟碑刻題記及匾聯》，天水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天水石窟文化》，第147頁。三官殿正壁臺基上塑天地水三官，臺基下左右各塑一書吏，三官神像后彩繪背靠，左右兩壁各彩繪一龍圖案和兩身護法神像。由題記方位可知，壁畫及神像背靠皆系道光十四年重修時彩繪。另外，從右壁上方題記還可看出道光年間三官殿由僧人住持。乾隆十一年(1746)信士呂瑛、楊勝惠重建財神殿，殿內橫梁上右側題記有載：“清歲次乾隆十一年四月望日建修，信士呂瑛、楊勝惠□□□?！?10)敦煌研究院、甘肅省文物局編《甘肅中小石窟調查報告·天水卷》，第34頁。殿內橫梁上左側也有一題記，書“傳臨濟正宗三十五世本山住持大和尚信昭同兩年知事，子然、性主、普光、普蓮、了意、昭著、了原□□?！?11)敦煌研究院、甘肅省文物局編《甘肅中小石窟調查報告·天水卷》，第34頁。據此可知，乾隆年間住持財神殿的是僧人。

以道派字譜觀之，仙人崖石窟道士無疑為全真龍門派，(12)全真龍門派字譜前二十字為：“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諸真宗派總簿》，胡道靜、陳耀庭等編《藏外道書》第20冊，成都：巴蜀書社，1994年，第575頁。且在康熙三十二年至道光十九年的147年間從第十二代“陽”字輩傳至第十八代“永”字輩，未曾間斷?！断扇藥r現珠山齋田并重建碑記》載：“永馨自先祖以來，舊為仙人巖文昌、圣母宮兩院住持道士，諸凡山上所有地土等項，頗能明中大半?！?13)汪明《麥積區金石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76頁。原錄文缺“先”“中”二字，今據原碑補錄。據此碑文及道教窟殿題記有關道士活動的記載，程永馨之先祖即是李陽揆。這也就是說，康熙年間龍門派傳入仙人崖石窟，在此創窟建殿，賡續傳衍，仙人崖石窟由此成為天水龍門派除玉泉觀之外的又一活動中心。光緒年間，住持程道與會社之間關于道教事務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知州張珩出面逐去程道，將道教事務全權交由會首經理后，矛盾方才徹底解決，仙人崖也再未有道士活動見于記載。(14)仙人崖南崖山巔存有一通碑，碑文載“光緒十九年六月內，張州主親訖仙巖，逐去程道，將祖師一切事面交會首經理，不準招人專權。立案可證，永垂不朽?！北氖珍浻谕裘鳌尔湻e區金石校注》，第219頁。

二、甘谷華蓋寺石窟的道教洞窟及道士活動

華蓋寺石窟，位于甘谷縣城西10公里處二十鋪村華蓋山。天啟《伏羌縣志》載：“華蓋寺，在朱圉山，洪武十四年(1381)居民建?！?15)《天啟伏羌縣志》，汪受寬、高國祥主編《隴右文庫方志庫(一)》第60冊，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21年，第71頁。據此可知，華蓋寺石窟創建于明初。清至民國時期華蓋寺石窟經歷了數次重修。

(一)華蓋寺石窟的道教洞窟

目前，學者關于華蓋寺石窟的編號不一致，對道教洞窟的定名、造像和壁畫的描述亦有差異。1997年，王來全實地考察石窟，刊布了考察報告《華蓋寺石窟》，報告首次對洞窟進行編號，共編號18窟，道教洞窟為第2窟嫘祖洞、第3窟三星洞、第6窟靈官洞、第8窟玉皇洞、第11窟藥王洞、第12窟二老君洞、第13窟老君洞、第15窟無量殿、第16窟斗姆洞及第17窟太一真人洞。(16)王來全《大像山》(內部資料)，第105-133頁。2005年，唐沖、董廣強再次考察，刊布了《甘谷華蓋寺石窟調查簡報》。簡報對洞窟重新編號，共編號27窟，道教洞窟為第2窟靈官洞、第6窟三星洞、第8窟丘祖洞、第12窟玉皇洞、第16窟藥王洞、第17窟太上老君洞、第18窟靈寶道君洞、第20窟祖師殿及第22窟元始天尊洞。簡報還指出，第2、6、7、8、22窟為近現代重修，第12、17、18、20窟則未見重修痕跡，屬于清代遺存。(17)唐沖、董廣強《甘谷華蓋寺石窟調查簡報》，《隴右文博》2008年第2期，第10-17頁。在洞窟定名上，簡報與王來全不一致的有第7窟魯班洞、第18窟靈寶道君洞、第21窟十八臂觀音洞和第22窟元始天尊洞4處。

2020年7月，筆者田野考察華蓋寺石窟，根據窟內造像及壁畫對定名不統一的4處洞窟再作推斷：

(1)唐第7窟魯班洞對應于王第2窟嫘祖洞?？邇人苤髯?身，侍從2身(圖1)。主尊披發，額間一豎目，右手握鉆，左手握錘，明顯為雷祖。而嫘祖傳說為黃帝之妻，與主尊男性形象不符。因此，該窟既不是“嫘祖洞”，也不是“魯班洞”，而應命名為“雷祖洞”。1997年王來全考察時，“嫘祖像殘，頭部完整，披頭長發，面相較圓，兩目正視，三須胡，額上有豎目，左童子已殘，右童子完整，矮小胖圓，面相稚樸，眼看上方，交領腋下，兩手捧胸前”(18)王來全《大像山》(內部資料)，第108頁。。筆者考察時，雷祖像和左童子像已補塑完好。從塑像明顯可以看出，此前完好的右童子像也屬于近現代重塑。這也就是說，雷祖洞神像皆為近現代產物。不過，窟內壁畫系清代遺存?？唔敱诋媱兟?，左右兩壁壁畫保存較好，各繪神像3身。右壁從東到西依次為馬元帥、趙元帥、辛元帥；左壁東邊為關公和溫元帥，西邊剝蝕嚴重，僅可見一槌。王來全考察時，左壁西邊神像尚清晰，“西邊人物面相畸異、雞嘴”(19)王來全《大像山》(內部資料)，第108頁。?！兜婪〞份d，“雷部有欻火大神，姓鄧，名伯溫……忽一日變鳳觜銀牙，朱發藍身，左手持雷鉆，右手執雷槌，身長百丈，兩腋生翅”(20)《道法會元》卷56，《道藏》第29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9頁。?！袄做獨H火律令大神鄧燮伯溫，肉角，紅發青面，三目，鷹喙，青身，兩翅，龍爪，手足左執雷鉆，右執雷槌，作揮打之勢，紅裙仙帶”(21)《道法會元》卷98，《道藏》第29冊，第423頁。。據此可知，西邊人物系鄧元帥。

圖1 唐 第7窟造像

(2)唐第18窟靈寶道君洞對應于王第13窟老君洞?？邇人苤髯?身，侍從2身(圖3)。主尊是一位老者，束白發，右手于胸前托陰陽魚圖，左右兩壁繪八仙像各4身，可識者有繪于左壁的鐵拐李、曹國舅、張果老3身。唐第17窟太上老君洞對應于王第12窟二老君洞?？邇人苤髯?身，侍從2身(圖2)。主尊為中年形象，右手持一芭蕉扇，右側侍從右手托一寶葫蘆，左側侍從雙手托道經。耿紀朋在研究中指出，“元代及其之后尤其是明清兩代老君像較為穩定，即白須白發，頭戴蓮花冠(或魚尾冠)，身穿道袍，身前有三足憑幾，手中所持為芭蕉扇或拂塵，隨身攜帶或由童子攜帶葫蘆的老者形象”(22)耿紀朋《道教三清圖像源流考辯》，西安美術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22年，第141頁。。由此可知，唐第17窟、第18窟所塑主尊皆為太上老君，只不過一位是青年形象，一位是老者形象。這說明民間造像并不完全依照道教系統進行，往往會根據自身需要和理解靈活處理，體現了道教的民間化與世俗化。

圖2 唐 第17窟主尊像

圖3 唐 第18窟造像

(3)唐第21窟十八臂觀音洞對應于王第16窟斗姆洞?？邇人苤髯?身，侍從2身，皆系1992年重新妝彩。主尊額間一豎目，左右兩側各塑九臂，其中兩臂合掌于胸前，顯系十八臂觀音。斗姆，北斗眾星之母，其形象一般為三目、四首、八臂。(23)“斗母紫光天后摩利支天大圣，化身四頭八臂，天神相、左豬、右鬼、后獅相。八臂，兩手抵日月，一手執戟，戟上有黃幡，上有金字，云九天雷祖大帝；一手劍，一手印，或曰杵，一手金繩，一手弓、一手箭。坐七豬輦?！薄队駱薪洝肪?0，《藏外道書》第4冊，第787頁。

(4)唐第22窟元始天尊洞對應于王第17窟太一真人洞?？邇人苤髯?身，侍從2身(圖4)。主尊結跏趺坐于蓮花臺上，頭頂蓮花冠，手執如意勾，左右兩壁繪八仙。壁畫剝蝕嚴重，除右壁劉海蟾像外，其余皆不可識?！疤徽嫒恕庇址Q“太乙救苦天尊”?！短痪瓤嘧o身妙經》對其形象有載，“足攝蓮花，圓光照耀，手執柳枝凈水，九頭獅子左右從隨”(24)《道藏》第6冊，第182頁。。在實際造像中，太乙救苦天尊的持物與經文略有出入，有柳枝凈水、如意、手放神光、金劍等多種，不過足踏蓮花、九頭獅子跟隨左右基本遵循。(25)劉科《太乙救苦天尊圖像研究》，《宗教學研究》2014年第1期，第45頁。此窟除主尊所執如意與太一真人形象相符外，其他皆不符合，因此主尊當系元始天尊。

圖4 唐 第22窟主尊像(26)圖片均為筆者拍攝。

(二)華蓋寺石窟道教洞窟的重修及道士活動

清代華蓋寺石窟經歷了一次大規模重修。乾隆二十七至三十七年間(1762-1772)，甘谷縣二十鋪村鄉老蘆宗周等募化重修華蓋寺石窟。此次重修發端于觀音顯靈，祖師殿窟門左側題記對此有載：

特敘華蓋洞約辟于元朝，后遭兵變，居民群避洞中，因村愚之不潔，致回祿之蕩盡。延及乾隆二十七年首夏神水復現，想是觀音重慈于痌瘰而以濟一方者，普濟十方，上而甘涼，下而秦隴，南北階文靜平慶等處沾露無疆，莫不樂輸囊皆以供整修之費。是以本村之老人蘆宗周等因華蓋寺歷年久遠，門墻倒壞，目不忍睹，苦力募化重修。又因渭水沖崩，創修龍宮。盡覺老成練達，足以上安神靈，下安居民，雨甘風惠，波濤不警。緣此閣鋪士庶推舉鄉老蘆宗周等領袖成功，自二十七年起至三十七年止，費盡心思，苦力募化十方善姓人等，經理建修俱已。廟貌巍峨，覆庇十方，故列此，記以期永垂不朽矣。邑道書吏宋建堂敬敘。(27)此題記為筆者實地考察抄錄。另參見唐沖、董廣強《甘谷華蓋寺石窟調查簡報》，第15頁。

據此題記，乾隆二十七年(1763)之前華蓋寺石窟因村民避亂而慘遭焚毀，幾乎殘破不存。蘆宗周等人歷經十年對之整修，其所修繕和彩繪當不限于祖師殿，其他洞窟也應得到了重修。祖師殿左壁還有一題記，“乾隆二十七年伏地施經紳士庶善姓人等敬正，主持僧李恕心、姚明、奎喇嘛”(28)此題記為筆者實地考察抄錄。另參見唐沖、董廣強《甘谷華蓋寺石窟調查簡報》，第14頁。，可見其時華蓋寺石窟由三位僧人住持，他們也應參與了重修事宜。

民國二十九年(1940)，邑人盧錫昌和盧懷禮登山焚香時見祖師殿殘破不堪，發愿重修，不過此次重修僅“添補懸塑，敷演北極神像”，并未彩塑四帥。程道士見四帥神像蕭條，便與當地居民一起布施為其穿袍，以壯觀瞻。參與這兩次重修事宜的還有華蓋寺住持道士安道和郭道，名諱皆不可稽考。至于程道士的名諱，亦不詳，僅知其是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云游至甘谷縣傳教布道的。(29)祖師殿窟門內上方有一方匾，“重建祖師殿奉金姓名開列于后：西接朱山紅斷晚照，北臨渭水綠波縈迴，河山掩映之間，實桑梓之勝境也。此山絡繹千里，《縣志》華蓋明時楊椒山夫子曾經登覽，遺落墨跡，洵稱奇絕，然代遠年湮，洞中神像非迭經補修，幾有頹廢之勢。民國丁丑適程道士云游此處，大舍布施，邑人盧玉榮介紹兩保保長努力贊襄，將文昌寺閣金像巍然一新。民國庚辰屆元旦，適有邑人大變理盧錫昌、盧懷禮登山焚香仰北極之摧殘，目睹心傷，二人同發虔誠，慷慨布施，各上愿壹拾伍元，意欲重修補葺，久沾庇蔭，至季春三月，添補懸塑，敷演北極神像，廟貌煥然可觀。然神閣雖草創完備，四帥頗覺蕭條，恰有盧清潔仍介紹程道再展布施，并于合保湊愿拾數元將四帥仍舊穿袍，以壯觀瞻。竊維時值不靖，按鳩工之小補以達合莊之心懷。今逢季秋上浣前后工竣，余不辭固陋爰為之序。(以下布施人名及布施錢數略)首事人：盧清潔、盧肇源、盧守仁、盧錫昌、盧懷禮、盧之濱、李福順、盧喜順、香老任虎成，住持安道、郭道，邑人盧居敬題、盧錫昌書。民國二十九年歲次庚辰季秋中浣之吉立”。此匾文為筆者實地考察抄錄。

三、甘谷大像山石窟的道教洞窟及道士活動

大像山石窟位于甘谷縣城西南2.5公里處的文旗山。今存洞窟22處，其中第3窟無量殿、第7窟丘祖洞、第8窟三星洞、第11窟三清殿、第12窟呂祖洞、第18窟王母洞、第15窟地母殿及第19窟玉皇閣9處為道教洞窟。此外，大像山石窟還建有伏羲殿、梅葛殿、三官殿、圣母殿4座道教殿宇。各道教窟殿原造像及建筑均已不存，現造像和建筑俱為近現代重塑與重建。

(一)大像山石窟道教窟殿的建修

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創建的伏羲殿是大像山石窟興建時間最早的道教殿宇。天啟《伏羌縣志》有載，“伏羲殿，邑人以本邑乃伏羲篤生故地，于萬歷四十八年創建于大像山之西”(30)《天啟伏羌縣志》，汪受寬、高國祥主編《隴右文庫方志庫(一)》第60冊，第38頁。。同治二年(1863)伏羲殿毀于兵燹，光緒十年(1884)邑善士魏炯與蔣昌基等人督工重建。(31)清光緒十年(1884)《重修伏羲殿碑記》，李亞太《大像山志》(內部資料)，第77頁。梅葛殿，始建年代不詳，祀梅仙與葛洪。三官殿，始建年代亦不詳，道光年間邑進士李則廣書楹聯一副，“父也如在，母也如在，中男也如在，誠思參處何在；覆之不知，載之不知，潤澤之不知，認得一元便知”(32)李亞太《大像山志》(內部資料)，第92頁。。李則廣，字曠西，道光十二年(1832)進士，擅書法。民國《甘谷縣志稿》對其書法評價甚高，“清道光年間，邑中善書法者首推李曠西先生，獨開生面，自成一家”(33)《民國甘谷縣志稿》，汪受寬、高國祥主編《隴右文庫方志庫(一)》第60冊，第368頁。。據此楹聯，道光年間三官殿已存。同治初三官殿毀于戰火，同治十年(1871)重建。建成后，曾任教諭的吳可讀書楹聯兩副，“龍編鳥紀袛奇聞，取諸乾，取諸坤，取諸坎，萬事得其宜，變動不居，統《周易》凡三百八四畫；牛鬼蛇神笑野史，今夫天，今夫地，今夫水，一言可以盡，至誠無息，讀《中庸》右第二十六章?！薄皻v萬世以尊三，熙載厘工，九土平成開帝典；分六卿而得半，宣猷布化，一編終始括《周官》”(34)李亞太《大像山志》(內部資料)，第92頁。。

道教洞窟則始建于清初。(35)王來全《大像山》(內部資料)，第11頁；李亞太《大像山志》(內部資料)，第52頁。同治十二年(1873)《大像山創建玉皇閣記》載：“自太昊宮以至三清殿，窮險極遂，巒巘絕而人功竭，乃碣之曰‘白云封處’?！?36)劉雁翔《天水金石文獻輯錄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482頁。按此，以第11窟三清殿為界，三清殿及其以西洞窟興建于1873年之前，以東洞窟建修于1873年之后(圖5)?！鞍自品馓帯北偳队谟窕书w迆西崖壁上，乾隆五十年(1785)刻立。由此可進一步推知，第3窟無量殿、第7窟丘祖洞、第8窟三星洞及第11窟三清殿始建于乾隆五十年之前。而第3窟無量殿所奉真武神像由康熙年間工于繪畫、捏塑的本邑雕塑大師雷思禹塑繪，即證實了這一推論。道光年間李則廣還為無量殿書寫楹聯兩副。(37)其一，“都來樓頭謂太子，能興邦以安邦，儼吾君之子也；我從象外見祖師，由北極而無極，豈人天所師乎?！逼涠?，“實而有光輝，且留身后；天不必高遠，只在眼前?！眳⒁娎顏喬洞笙裆街尽?內部資料)，第97頁。此外，清代還在第1窟佛教洞窟雙明洞內增建藥王殿一座，雙明洞也因此被稱為藥王洞，成為佛道共處的洞窟。前引天啟《伏羌縣志》載，“雙明洞，前后相通，中構佛堂，真奇境也”(38)《天啟伏羌縣志》，汪受寬、高國祥主編《隴右文庫方志庫(一)》第60冊，第36頁。，可見其時雙明洞還只是一座佛窟。然而乾隆《伏羌縣志》記載，“雙明洞在大佛殿之西巔，有竅通明，最高險。鄉人鑿巖為龕，架木為閣，內則梵像森列，外則疏窗洞達。游人穿穴登眺，亦像山勝境也”(39)《乾隆伏羌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甘肅府縣志輯》第35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14頁?！，F藥王殿依龕而建，為木構建筑。因此，“鄉人鑿巖為龕，架木為閣”指的正是創建藥王殿之事。從乾隆《伏羌縣志》的敘述結構看，藥王殿的建修當在乾隆時期。藥王殿建成后，當時的“隴上名士”邑人鞏建豐即賦《雙明洞補造煥新因偕友人往觀率成六韻》詩一首，“天開石洞異，新構煥丹楹。危磴扳巖上，鞠躬穿窟行。輸窗通窈窕，古像萃靈英。秀起云煙渺，光臨日月明。塵氛飛不到，梵韻聽來清。結侶盤恒久，超然物外情”(40)[清]鞏建豐《鞏建豐文選》，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2018年，第220-221頁。?！靶聵嫙ǖら骸奔粗感陆ǖ乃幫醯?。

圖5 大像山石窟平面分布圖(41)此圖在李亞太繪圖基礎上補繪了第15至20窟，并用方框標識出各窟名稱。原圖參見李亞太《甘肅甘谷大像山石窟》，《文物》1991年第1期，第57頁。

同治二年(1863)，大像山各洞窟造像及建筑全部毀于兵火之中。同治九年(1870)知縣強任募化重塑和重建了大部分洞窟造像及建筑。同治十年(1871)民間香會組織燈、水二會鳩工重建了第3窟無量殿。(42)清同治十年(1871)《重修無量殿敘》，劉雁翔《天水金石文獻輯錄校注》，第480頁。同治末年重塑了第8窟三星洞、第11窟三清殿及第12窟呂祖洞神像，光緒年間又重塑了丘祖洞神像。(43)李亞太《大像山志》(內部資料)，第14-16頁。在各窟殿重建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邑人楊雨亭與葛茂春、任星臣等于同治十二年(1873)新開一道教洞窟，即第19窟玉皇閣。從大像山石窟平面分布圖(圖5)可以看出第14窟倉頡文王洞之后5窟的分布格局，第15窟地母洞位于第14窟東側，第16窟無極老母洞位于第15窟東側，第17窟彌勒洞位于第16窟東側，第18窟王母洞位于第17窟東側，第19窟玉皇閣位于第16窟西側、第15窟正上方。關于玉皇閣的建筑結構，同治十二年《大像山創修玉皇閣記》有載，“辟地于無可辟之鄉，鑿山于無可鑿之域，得地數弓，記起飛閣兩層，高三丈余，與雙明洞相頡頏，而祀玉皇于其上?！?44)劉雁翔《天水金石文獻輯錄校注》，第483頁。據此可知，地母洞應與玉皇閣同時興建，王母洞則應建于同治十二年(1873)之后。

(二)大像山石窟的道士活動

大像山第7窟丘祖洞的營建當與龍門派密切相關。龍門派奉丘處機為始祖，而第7窟丘祖洞專祀丘處機。丘祖洞始建于乾隆五十年(1785)之前，也就是說龍門派傳入甘谷縣亦在此之前，這與龍門派在天水境內傳播的時間基本一致。嘉慶以后，甘谷縣龍門派發展興盛，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甘谷縣道官就由龍門派道士擔任。纂修于同治十一年(1872)的《續伏羌縣志》記載，“道會司蔣來俊、謝復信、王復極、蒲筠策、張本烈”(45)《同治續伏羌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甘肅府縣志輯》第35冊，第137頁。，蒲筠策派系不明，蔣來俊、謝復信、王復極、張本烈系龍門派第十三至十五代道士。

同治、光緒年間龍門派第十八代“永”字輩道士張永成在大像山創窟修行，“張永成，好道術，于伏羌大像山鑿石洞修行，冬夏不出洞，人偶見之，即趨而走，后端作而化”(46)《宣統甘肅新通志》，《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西北稀見方志文獻》第26卷，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第701頁。。張永成在大像山的活動時間與第7窟丘祖洞丘處機神像的重塑時間相合，丘處機神像的重塑或與張永成有關。光緒至民國末期，大像山上住有牛道、崔道師徒二人。民國年間全國各地紛紛建起了道教會，甘谷縣道教會成立于民國三十三年(1944)，會址就設在第3窟無量殿，由龍門派道士掌理，信徒有一百多人，(47)李亞太《大像山志》(內部資料)，第54頁。足見甘谷縣龍門派之興盛。

四、武山木梯寺石窟的道教洞窟及道士活動

木梯寺石窟，位于武山縣城西南35公里馬力鎮楊家坪北側1.5公里處的柏林山上，興建于唐代，宋、元、明、清、民國時期皆有建修。

(一)木梯寺石窟的道教洞窟

2004年，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中小石窟調查組對木梯寺石窟進行了為期18天的調查，刊布了《甘肅武山木梯寺石窟調查簡報》。據簡報，木梯寺石窟今存20窟，其中第3窟子孫殿、第6窟老君洞、第12窟藥王殿、第13窟玉皇閣、第16窟三官殿、第18窟祖師殿及第19窟靈祖殿7處為道教洞窟。(48)孫曉峰、臧全紅《甘肅武山木梯寺石窟調查簡報》，《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第27-34頁。2020年，成軍鵬在簡報基礎上調查補充了相關造像、壁畫、榜書題記、匾額及楹聯等內容。(49)成軍鵬《甘肅武山木梯寺石窟調查與研究》，第31-39頁。2021年，筆者田野考察，判斷第13窟玉皇閣未定名的左右兩壁后側所塑神像乃天蓬元帥和天猷元帥，左壁所繪神像為雷聲普化天尊及侍女(各1身)，右壁所繪神像為真武大帝及侍女(各1身)。

木梯寺石窟現在道教洞窟遺存數量甚少，有造像8身、壁畫5處、題記5處、匾額5方、木牌1塊。茲將內容整理如下：

木梯寺石窟道教洞窟遺存一覽表

據上表所示，木梯寺石窟道教洞窟的修造始于明末，清代達至高潮。清代木梯寺石窟新開第3窟子孫殿、第12窟藥王殿及第18窟祖師殿3窟，俱為道教洞窟；重修第1窟朝陽洞、第5窟(未定名)、第10窟(未定名)3處佛窟，以及第19窟靈祖殿1處道窟。民國時期木梯寺石窟再未有開窟造像之舉，以重修為主，重修了第6窟老君洞、第13窟玉皇閣、第15窟魁星閣、第16窟三官殿及第17窟菩薩殿。顯然，入清以后木梯寺石窟的建修主題由佛教轉向了道教。

(二)木梯寺石窟的道士活動

伴隨著道教洞窟的營建，木梯寺石窟開始由道士擔任住持。乾隆十一年(1746)興建第18窟祖師殿時，住持即是道士。此后，直至民國時期木梯寺石窟依然由道士住持。民國三十五年(1935)木梯寺信眾捐施重修了第16窟三官殿，竣工后，他們將此次重修布施及賬目開支列于木匾之上，其中住持道士丁明德施洋一萬，陳理順施洋二千。1949年重修第6窟老君洞時，陳理順還在左右壁畫旁各書《太上感應篇》。值得注意的是，道士住持木梯寺石窟后，除建修道教洞窟外，亦守護著佛教洞窟。民國三十八年信眾組織重修第17窟菩薩殿，并將功德主題名書于木匾之上，其中就包括4位住持道士：“獻九品同登，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九日吉旦，功德主楊天娃、楊堂奎、楊得桂、楊尚義、包世忠、陳希舜、張宗賢、楊庚辰，主持道士丁明德、□□理、魏宗悟、顧至陽，木匠陳希長、畫匠張跟娃、石匠楊順奎、泥工楊宗成?！?50)木匾內容為筆者實地考察抄錄。另參見成軍鵬《甘肅武山木梯寺石窟調查與研究》，第33頁。丁明德、顧至陽、陳理順、魏宗悟系龍門派第二十至二十三代道士。

五、結語

通過對天水道教洞窟和道士活動的全面梳理可知，道教洞窟主要營建于原來的佛教石窟寺中，營建發端于明代中后期，清代在全真龍門派道士進入佛教石窟寺后達至高潮，并延續至民國時期。自蒙元時期全真道傳入天水，成為天水境內最主流的道教派別后，天水道教的興衰便與全真道勢力之消長息息相關。明代受皇室重正一而輕全真的道教態度影響，全真道式微，天水道教陷入低潮。清初全真龍門中興為天水道教帶來新的發展機遇，龍門派道士不僅建修和住持各地道觀、擔任道官，還活躍于佛教石窟寺中，開窟建殿，傳衍賡續，成為天水境內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道派。在龍門派及其他道派道士的共同努力，以及地方士紳和普通信眾的鼎力支持下，天水道教在清代迎來復興。這一復興局面在明清天水道教廟宇數量上體現顯著，據筆者統計，明代天水存建的道教宮觀廟宇有46座，到了清代則飆升至224座，其中清代存建的道教洞窟就有39處。也就是說，佛教石窟寺中道教洞窟的營建及道士活動是天水道教在清代擺脫頹勢，走向復興的重要體現。值得注意的是，道士進入佛教石窟寺后，不僅修造道教洞窟，還維護和修繕佛教洞窟；而僧人對道教洞窟的營建也秉持著一種包容接納的態度?？梢娞焖貐^的佛道二教并未因道教向佛教空間的不斷滲透而對立，而是在雙方共同推動下形成了融匯共生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