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產理政對現代社會災疫救治與公共危機應對的啟示*

孫董霞

(大連理工大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遼寧 大連 116033)

災疫屬于非常危急的公共事件?，F代社會的災異救治與公共危機應對一方面要積極應用現代化、大數據、快節奏、高效率的“現代化治理”體系,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借鑒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和治理思想?；赝麣v史,發現一些古人對突發公共危機的處置之道對當今社會仍然有借鑒意義。

中國古代發生過許多的災疫,也留下了豐富的救災經驗和策略?！抖Y記》《管子》《救荒活民書》《荒政輯要》《康濟錄》等古籍以及朱熹、王安石、林希元、包世臣、林則徐、左宗棠、陳熾、經元善及沈葆楨等人的著述中均蘊含著豐富的災疫救治思想,這些思想和策略都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如《周禮·地官·大司徒》記載的荒政十二策:“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馳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盵1]《救荒活民書》輯錄了宋前歷朝歷代的災疫救治事例,總結出了“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不足則勸分于有力之家,又遏糴有禁,抑價有禁”等救荒基本方略以及“檢旱、減租、貸種、遣使、弛禁、鬻爵、度僧、優農、治盜、捕蝗、和糴、存恤流民、勸種二麥、通融有無、借貸內庫”等“隨宜而施行”的救荒之法[2]253-267,并且申述了上到君王下到縣令各級行政執事者在救災中的職責[3]?！犊禎洝吩谳嬩浨按仍淅?又分為“先事之政”“臨事之政”“事后之政”三部分論述了無災時的防范之策、臨災時的應對之策和災后的補救之策[4]。

不同時空,不同的公共危機和災疫狀況有不同的具體應對措施,但也有跨越古今、普適通用的災疫防治思想。災疫救治是一種特殊狀況下的社會治理,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子產的理政思想對當代社會災疫救治和危機應對具有如下鏡鑒意義。

一、“學而后入政,未聞以政學”:應急機制應納入“實操演練”

“學而后入政,未聞以政學”,意思是先學習掌握理政技能后再授之以政,而不是以政資學。此語出自《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弊悠ぴ?“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弊赢a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佑忻厘\,不使人學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制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后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5]1192-1923

鄭國的上卿子皮想要讓他喜歡的尹何治理他的封邑,子產認為尹何年紀尚少,缺乏歷練,恐難以勝任。子皮則說,讓其到任上先去學習一下,他就會懂得如何治理政事了。子產指出,授人以政必須慎重,把一個不熟悉政務的人安排到重要行政崗位上,就如同讓一個不會拿刀的人去用刀切割東西,不但治理不好,還有可能危及自身。漂亮的錦緞,是不能讓人用它來學裁制的,必定要交給熟練的裁縫。重要的封邑,讓剛學習治理政事的人來治理,就如同讓人用貴重的錦緞學習裁制一樣危害巨大。合適的做法是,先學習,等真正掌握了理政技能再去治理政事。就像是打獵,射箭和駕車技術都很熟練了,才可以獲取獵物,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駕過車、射過箭,那么此時他只會擔心車翻之后會被壓到,根本無暇顧及如何捕獲獵物。

子產所說的“學而后入政,未聞以政學”的道理很好懂,在實踐中學習,在實踐中鍛煉,才能真正提高實操技能。但不能一開始就把重大的、性命攸關的、不可有差池的大事交給毫無實踐經驗的人去“練習”。災疫是危及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大事件。災疫救治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治理”,也需要全體社會和官員執事者“學而后入政”,這個“學”就是要提前制備和檢驗災疫應對設施、應對機制的功效和反應速度,并事先進行情景模擬和實戰演練。但不能拿災疫本身當作學習的實訓課。如果事先就抱著等災疫發生了,在“救災”中學習的觀念就如同讓生手用珍貴的錦緞來學習裁制一樣,成本代價過于昂貴。災疫一旦發生,人們在災疫中學到的經驗和教訓,代價是慘痛的。其實,古人早就意識到了“預先實踐”在災疫救治中的重要性,提出新到任的官員應該“預講救荒之政”。因為“救荒無定法、風土不一,山川異宜,惟在預先講究而已”[2]268。

建立和完善突發事件應急機制是當下社會的共識,但需要強調的是除了建立和完善機制,更需要將“實戰演練”納入這一機制。重大災疫是對整個社會應急機制的考驗,需要社會各領域各部門的協調配合才能應對。社會就像一個巨大復雜的高速運行的機器,常態下協調有序,一旦發生重大公共事件,這個龐大的機器整體或者局部如何做出快速反應,盡快進入應急狀態,也需要“學而后入政”的應對理念,即整個社會的應急反應機制需要經過“學”的實踐鍛煉,才可以運用這套應急機制去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災疫,才能在災疫來臨之際做到“有備少患”,甚至“有備無患”。

規劃再周密,機制再全面,再完善,都有“紙上談兵”之嫌,與現實情境差距較大。國家可以將各種應急預案的模擬演練納入統一規劃。一些重大事件的應急機制要像軍事演習一樣進行定期的、制度化的實操演練。因為不論是個人還是社會,處于平常狀態下太久,從精神狀態到行為方式都會形成反應慣性和惰性,一旦出現緊急狀況,很難有效應對。救災如臨戰,只有將救災演練如同平時的軍事訓練一樣嚴肅對待,演練的程序、效果驗收、獎懲制度、政績考核也要如軍事演習一樣嚴肅對待方可深入人心。在演練中,發現漏洞,補齊短板,完善機制,這樣在危機發生時才能臨危不亂,很快進入應急狀態,救治才能高效有序地開展,才能盡可能地維護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二、危急關頭壞館垣:因時制宜、因勢而變

重大災疫事件發展迅速,情況瞬息萬變,應對這樣的特殊事件不亞于一場戰爭。在戰爭中,將軍指揮三軍,制定最高戰略戰術,作戰部隊執行具體的作戰任務,在具體戰斗中卻有不同的作戰方法和技巧。在具體環節上,要把握情勢,隨機應變,主動應對突發狀況。危急時刻,需要因時制宜、因勢而變的果斷舉措,子產就具有這樣的執行力和魄力?！蹲髠鳌は骞荒辍酚涊d了子產輔佐鄭伯出訪晉國,因為晉侯沒有及時召見而“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之事。春秋時期,弱肉強食,鄭國作為一個小國夾在晉、楚等大國之間艱難圖存。經常要朝見大國之君,搜集全國珍貴的財物給勢力強大的霸主繳納貢賦。此次子產輔佐鄭簡公朝見晉國國君,準備了豐富的財物。晉平公因為魯襄公新喪而沒有及時接見他們。子產君臣只能先住在晉國為各國使者修建的館舍之中,但晉國館舍“門不容車,不可逾越”,鄭國君臣“逢執事之不閑,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5]1187。要是不經過晉國君臣的面見審核就將貢賦送進晉國的府庫,那就成了晉國府庫中的固有財物了,所以不經過陳列聘享禮物的正式儀式是斷不可奉獻的。如果把禮物放在露天里,又怕日曬雨淋而腐爛生蟲。給晉國的貢賦質量出了問題,鄭國更是擔待不起這個責任。面對“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5]1188的處境,子產權衡利弊,因時制宜,當機立斷,派人把晉國賓館的圍墻拆毀,把運載財物的車馬放了進去。

面臨突發狀況,之所以要因勢而動、隨機應變,就是因為危急關頭往往面臨著艱難抉擇,或為制度的制約,或是規范的束縛,或者囿于常規的程序,或者面臨世俗的責難,或者有強弱的制衡,或者要承擔風險和罪責,但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善并存取其重,只要有一顆赤誠之心,只要是胸懷正義,就要把握情勢,隨機應變,擇善而從。否則,循規蹈矩,瞻前顧后,畏首畏尾,必然釀成大禍,造成更大的損失,到那時即使一絲不差地按“程序”辦事,也難辭其咎。危急之時,子產的做法可謂典范。隨后,晉國派大夫士文伯來責問鄭國壞館垣之罪,子產義正辭嚴的一番應對,讓晉國君臣有口難辯,心服口服。晉侯最后不但“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而且還接受了子產的批評意見,“乃筑諸侯之館”。因時制宜,因勢而動的決策關鍵在于對“時勢”的把握,在于“情理之中”“勢在必行”。規章制度總有不適應特定情勢的時候,緊急關頭需要魄力和擔當,如果以不變之規制應對非常態之情勢,還為自己的僵化思維和因循守舊開脫,就是典型的推諉扯皮,不作為,無擔當了。

面對大災大疫,因時制宜,因勢而變,及時遏制災情蔓延是災疫救治的基本原則。災疫發生,形勢危急,情勢如臨戰,“漏船之中”“燒屋之下”,救災良機稍縱即逝,時間就是生命,災區官員如墨守成規,不能因勢而變,不采取果斷措施,主動地救治,則往往失去救治良機。災情得不到及時控制, 會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嚴重者,還會為社會穩定埋下隱患,不利于社會的長治久安。有作為、有魄力、敢擔當的地方官員大多能相機處置,因勢而動,果斷救災。中國古代就曾出現過許多不落窠臼、果斷救災的官員。如《史記·汲鄭列傳》就記載了漢武帝時,汲黯出使河內,途經河南時, 恰遇河南遭遇水旱之災, 便行使自己“持節使臣”的權力, 當機立斷,發河南倉粟救濟災民的事跡:

河內失火,延燒千余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鄙腺t而釋之[6]。

當時,汲黯見形勢危急,迫不得已,“矯制”賑災,歸朝復命時, 他主動請求武帝處置其矯制之罪。漢武帝不但不治其罪, 反而贊賞他處置得宜,“賢而釋之”。針對汲黯此舉,宋人董煟在其《救荒活民書》中評價說:“古者社稷之臣,其識見施為與俗吏固不同也。黯時為謁者,而能矯制以活生靈。今之太守,號曰牧民,一遇水旱,牽掣顧望,不敢專決,視黯當內愧矣?！盵7]《后漢書·循吏列傳》也記載了第五訪因勢而變,及時賑災的故事:

(訪)遷張掖太守, 歲饑,粟每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弊。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余,官民并豐,界無奸盜[8]。

面對饑荒,第五訪主張立即開倉賑災, 其他官吏則懼怕會受責罰,主張層層上報,等到批示后再賑災。第五訪認為,如果逐級上報而延誤了賑災救民的時機, 就是不顧百姓的死活, 是“棄民”行為。作為重任在肩的地方官,他愿意承擔一切責任來拯救百姓, 當機立斷,立即實施賑災。最后其因時制宜,積極應對突發狀況的救災舉措被“順帝璽書嘉之”。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李允則傳》記載,李允則知潭州,湖南饑,允則 “欲發官廩先賑而后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 ‘須報逾月, 則饑者無及矣?！髂晁]饑, 復欲先賑, 轉運使又執不可, 允則請以家資為質, 乃得發廩賤糶”[9]。北宋時期,像李允則這樣打破常規,積極應對災情的官員還有范仲淹之子范堯夫、忠定公張詠等?！墩氖侣浴份d:“宋范堯夫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谷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濟之。州縣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后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憂,吾寧獨坐罪?！盵10]5又:“宋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禁,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硟茸滟囈詿o擾?！盵10]5不論是范堯夫的“不俟奏請”,還是張詠的“特寬鹽禁”都是危急關頭的非常之舉,是一種勇氣和擔當。他們心懷百姓,才會甘冒風險,因時制宜,大膽決策,應對危機。

類似汲黯、第五訪、李允則、范堯夫、張詠這樣的官員和事跡, 各代史書均有記載, 這類在賑災中以人為本、不拘一格、把握情勢、積極應變、敢于擔當的官員受到人們的廣泛贊譽。相反,在賑災中因循守舊、拖沓誤事者,大多會受到譴責和處罰。如唐德宗時,被譽為“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的韓皋就因為瞻前顧后,救災不力而受到懲罰:

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皋府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11]。

面對災疫,一些官員為了解燃眉之急,甚至另辟蹊徑,尋求救治良策。如宋代的趙抃為越州知州, 浙東、浙西發生旱蝗災害,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之五六。各地紛紛發布公告, 禁止抬升米價。趙抃在救荒時大膽決策,采取非常措施:“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盵10]4趙抃發布公告放任災區抬高米價,以吸引他州客商云集災區,反而讓災區米價大跌,最后幫災民度過危機,這是一種在古代社會利用市場調控手段進行的暫時性救災舉措。宋代的范仲淹為杭州知州時,吳中大饑, 范仲淹“縱民競渡,太守日岀宴于湖上, 自春至夏。 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 大興土木之役。又新廒倉吏舍, 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 嬉游無節,公乃條敘所以宴游興造之故,皆欲發有余之財,以惠貧民也。由是兩浙之間,惟杭州饑民不流徙”[10]3。這是借大興土木之役來吸納災民,發有余之財補不足之民,平衡社會財產,使民食力役,而不至于流徙,維護社會穩定。

任何災疫都會造成形勢嚴峻的重大公共危機。山川異域,古今殊俗,災情千差萬別,具體的應對舉措也各不相同。唯有因時制宜,因勢而變,不落窠臼,積極應對,才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三、“聞忠善以損怨,不作威以防怨”:強化“顯政”,引導輿情

重大公共事件和危機往往會帶來洶涌的輿情。輿情隨時存在,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輿情是一把雙刃劍,特殊事件,聲勢浩大的輿情既可以凝聚成團結民眾、鼓舞斗志的號召力、向心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成為導致社會混亂的殺傷性武器。關于對輿情的應對問題,我們仍然可以回溯2000多年前子產的應對方式,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發?！蹲髠鳌は骞荒辍?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盵5]1191-1192

當鄭國人在鄉校議政,然明建議毀鄉校時,子產不僅接受了“庶人議政”的事實,而且還將人們的議論作為自己理政的鏡子,作為了解民意、知曉民心的重要渠道。借此可以發現問題,找漏洞,補短板,促提升,有針對性地調整國家的治理措施?？傆^子產對于社會輿情的處理,有四個要點:

第一,民眾輿論不可避免?！叭顺ν硕窝伞?就會對社會現象發表議論,包括政事。即使其口頭不說,也不能阻止其心中所想。既然是客觀存在,不如順其自然。第二,以輿論為鑒的態度。對社會輿論進行研判,將其作為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的依據和參考。第三,對社會輿情采取“聞忠善以損怨,不作威以防怨”的應對措施。也就是說,用自己的善政和好的舉措消解民眾的抱怨,而不是用一些過激的舉措刻意消滅輿情。這里的“忠善”就是有利于國計民生的“顯政”,用自己的顯政引導輿情。第四,對社會輿情采取“小決使道,聞而藥之”的指導思想,抓大放小。在把握大局安全和宏觀輿情導向不動搖的前提下,釋放并引導輿情。社會情緒需要適時地宣泄,如果一味堵塞反而危害更大。子產說:“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彼?不如小決使道,聞而藥之。小決使道是解決輿情問題的明智之舉。小的民眾輿情就順其自然,就像人的肌體,平時發發汗更健康。也像一條河,平時多疏通疏通河道,反而使流水更通暢。

四、“茍利社稷,死生以之”:賑災官吏要有“舍我其誰”的擔當和魄力

一切制度、機制、決策都要落到執行層面。不論是頂層設計還是具體方略都要由人去執行。所以行政官員的責任擔當意識和執行能力至關重要。身居要職的官員應當具有怎樣的素養才能應對突發事件和重大危機,子產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子產是一個國家至上主義者,國家、民眾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大于一切。一旦從大局出發制定出了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大政方針,子產會力排眾議,迎難而上,徹底執行。本著“茍利社稷,死生以之”的赤子之心,義無反顧,哪怕承受民眾的責難,也要堅持去做。典型的事例是子產從國家大局出發,不畏艱難,力排眾議的“作田洫”“作丘賦”之舉?！蹲髠鳌は骞辍?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瓘恼荒?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奔叭?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5]1181-1182

公元前543年,子產執政后,在鄭國推行田制改革,以此來應對貴族占田過限、井田制遭到破壞的情況。這次改革其實是魯襄公十年,鄭國子駟“為田洫”的繼續?！蹲髠鳌は骞辍酚涊d,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因而聚眾作亂。所謂“為田洫”就是“為田造洫,故稱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過制。子駟為此田洫,正其封疆,于分有剩則減給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12]。這種田制改革必然會引發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子駟當年的改革就因四族喪田者的暴亂而失敗。子產的改革也遇到了同樣的危機,不過三年之后,子產的改革產生了良好的效果,人們對子產的改革由反對轉變為擁護。在改革的三年里,子產克服重重阻力,承受著國人的毀謗,以勇于擔當的責任意識堅持改革,惠及民生。

這次改革成功后,子產又“作丘賦”,這又是一項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改革舉措?！蹲髠鳌ふ压哪辍?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己為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茍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对姟吩?‘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岵贿w矣?！盵5]1254-1255

“丘”是地方基層組織之名。丘賦就是規定一丘之人出軍賦若干。此前,魯國曾“作丘甲”,鄭作丘賦,大概與魯作丘甲類似。這項改革主要是擴大征收軍賦的范圍,提升國家實力。因為鄭國作為一個小國,受到來自晉、楚、齊、秦等大國的威脅,尤其要隨時應付晉、楚兩國的索取。這種改革是應付大國壓迫的無奈之舉,也是小國爭取生存發展的長遠之策。子產進行丘賦改革,因為觸及了一些人的利益而遭到反對和阻撓,同時引發了民眾的抨擊與毀謗。當子寬將民眾的話轉告子產時,子產表達了自己“茍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堅定信念。不論是“作田洫”還是“作丘賦”,都是從國家根本利益出發,提高鄭國國力的大膽改革。子產從大處著眼,掌控全局,居安思危,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即使不被國人理解也決不放棄。對子產來說,作為執政者,必須肩負起國家興亡的責任,盡職盡責,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如果面對困難和阻力就退縮了,那才是真正的罪責難逃。

面對始料不及的重大公共危機,行政官員需要拿出自己的勇氣、魄力來面對問題。更要有一種不畏艱難的責任擔當精神來投身災疫救治工作。自古以來,行政不過萬千職業中的一種,每一種職業都有自己的職業屬性,也有特定的職業道德、職業操守。行政官員的職業素養不但要有組織紀律的規范約束,也要有來自儒家文化傳統的感召。原始儒家的基本精神是積極承擔社會責任,而承擔社會責任更直接有效的途徑是“學而優則仕”,在其位、謀其政。儒家文化具有“積極入世”的思想性格,上古時期,中國主流思想界通過從“宗教到歷史”的思想嬗變潛移默化地完成了這一性格。從此,人們通過在現實世界中的積極作為彰顯和擴充自己的歷史價值,豐潤生命的意義,消弭短促的生命在廣袤宇宙時空中的虛無和缺憾,通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找到適合自己的價值實現途經。實現“三不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投身為國為民的社會事務中。能力越大,職位越高,責任就越大,給社會所做的貢獻也應該更大。

原始儒家積極參與社會治理的主導思想其實產生于社會動蕩的危難時刻,其產生的社會背景正是禮崩樂壞、戰禍四起、民不聊生的春秋戰國時代。面對社會混亂、生靈涂炭,儒家士人直面現實,勇往直前,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扛起恢復社會秩序的理想大旗,制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標體系,逐步完成自己的理想價值。當儒家提出“學而優則仕”的人生設定時,本身就懷著一種“舍我其誰”的責任擔當意識和獻身精神。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難時刻,要挺身而出,知其不可而為之,鐵肩擔道義,必要時要勇于獻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梢哉f,從政、做官在孔子的時代是一個高危職業,隨時面臨著政變殺伐帶來的生命威脅,用朝不保夕、不知死所來形容毫不為過?？鬃拥膶W生子路的悲慘結局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儒家士人面對變亂紛爭、動蕩不安的社會勇于投身救世安民的偉大事業,勇于從政、入仕,具有崇高的“事業”自覺,在危難時刻積極踐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職業擔當。所以一個人一旦選擇“從政”,就應該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職業道統,在國家社會的危難時刻挺身而出,責無旁貸?？鬃雍偷茏诱沁@樣的自覺者、擔當者。他們將從政入仕作為不可推卸的職責,周游列國,尋求能夠救世安民、實現偉大理想的機會。如果有朝一日天下太平了,就可以“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先進》)。而后世的一些從政者,甚至一些俗儒,要么歪曲、不理解原始儒家的基本精神,將入仕做官變成以權謀私的工具;要么渾水摸魚,不作為,行為惡劣者,貪污腐化,成為社會的大蛀蟲。這些人早已背離了儒家入仕的初衷和使命感,曲解了儒家精神的實質。而子產理政中表現出來的一心為國為民,勇于擔當,不懼艱難的精神,正是這一精神的先導和精準詮釋。所以孔子才多次贊美子產。

社會在高速發展,社會治理也要與時俱進,不斷提升應變能力和治理水平。但不論時代如何發展,千百年來人們在一次次危機中獲得的寶貴經驗,具有歷久彌新的參考價值。歷史上涌現的諸如周公、叔孫豹、子產、李允則、王安石、趙抃等政治家和官員的治理思想燭照青史。尤其是其面對重大事件的治理之道、人文素養和人文關懷,并不會因為時代的發展而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