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變局、大國興衰與基辛格的戰略預警*

劉德斌

百年變局風云變幻，速度之快超出人們想象，歷史的演進似乎進入了一個加速期。從俄烏沖突久拖不決，俄羅斯與美歐之間的角力難解難分，到哈以沖突再起，加沙地帶重演人間悲??；從拜登政府重整旗鼓，竭力拼湊圍堵中國的“統一戰線”，到大國之間圍繞“全球南方”的爭奪愈演愈烈；從特朗普在美國選情持續看漲，大有在2024 年“卷土重來”之勢，到“阿根廷特朗普”哈維爾·米萊和“荷蘭特朗普”海爾特·維爾德斯領導的極右翼政黨贏得選舉，出掌政權，要“撥亂反正”，“特朗普現象”似乎正在成為“民主國家”的政治潮流……人們正在面對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如何研判百年變局的走勢，是一個愈加難以把握的問題。但追根溯源，百年變局令人眼花繚亂的表象背后，依然是大國興衰的歷史邏輯在發揮主要的驅動作用，只不過這一次的邏輯有些不一樣了。

一、百年變局的肇始與演進

百年變局肇始于何時？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終結，肯定可以作為百年變局的一個起點。正是由于美、蘇主導的東、西方兩極對抗格局的終結，才使相當一批非西方國家得以在思想上和體制上從冷戰桎梏中擺脫出來，融入了世界經濟，并且通過不斷發揮和塑造自己的比較優勢而在世界經濟的分工體系中獲得不斷向上攀升的機會。因此，我們看到一批非西方國家在冷戰后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實現了從“新興國家”到“新興經濟體”的飛躍，其中包括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大國，逐漸改變了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進而改變了西方國家在世界體系“中心”獨大的局面，為百年變局的到來奠定了物質基礎。實際上，冷戰終結之時西方學界那些關于“后冷戰時代”的推測與判定，如1989 年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1990 年查爾斯·克勞薩默的“單級時刻論”，1993 年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等，今天看來都是對“百年變局”的預測和判定，只是歷史并沒有“終結”，美國主導的“單極時刻”也沒有延續多長時間，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之間的“文明的沖突”也沒有發生，但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卻在冷戰后30余年世界歷史的演進中不復存在了。

冷戰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深入，世界經濟迎來了一個新的增長期。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數據，南方國家在全球GDP 中的占比已經從1980 年的33%上升到2010 年的45%；在世界商品貿易總額的比重由25%上升到47%，經合組織估計，到2060 年，南方國家在全球GDP 中的占比將達57%。①UNDP, The Rise of the South: Human Progress in a Diverse World, New York: UNDP, 2013; Guardian Datablog,“Developing Economies to Eclipse West by 2060”, The Guardian, 9th Nov. 20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datablog/2012/nov/09/developing-economies-overtake-west-2050-oecd-forecasts, 2023 年9 月10 日。與此同時，非西方國家進入了更為獨立自主的發展時期，甚至出現了“一個沒有西方的世界”的說法。②NaazneenBarma, Giacomo Chiozza, Ely Ratner and 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Empirical Patterns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2, 2009, pp.577-596.但是應該說，冷戰后新一輪的經濟增長，是在一種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或者說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國家“雙贏”的環境中實現的。新興經濟體國家通過發揮不同的比較優勢，如充沛與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寬松的環境條件，承接和拓展了發達國家的中低端制造業，為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升級換代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歷史條件；而發達國家則通過發揮和拓展資金與技術優勢，與新興經濟體國家更為緊密地融合在一起，不僅實現了制造業的升級換代，而且開始率先步入以智能化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經濟面貌。在這個過程中，借助于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產品在世界市場上日趨激烈的競爭，發達國家如1990 年代的美國，甚至出現了歷史上非同尋常的“低通脹、低失業率和高增長”時期，實際上是分享了大比例的“全球化紅利”。

但是，隨著冷戰后非西方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及其在世界經濟體系分工中位置的不斷攀升，特別是非西方大國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非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和全球治理中也開始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2008 年“金融危機”的發生被視為百年變局“東升西降”的一個重要標志。2009 年，在美國的倡議下，1999 年7 國集團（G7）倡議成立的20 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升格為20 國領導人峰會，標志著西方國家壟斷世界經濟治理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與此同時，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一體化進程的深入，制造業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社會不平等加劇，經濟全球化的“紅利”越來越多地被金融資本和高技術專業人員和管理階層吸走，廣大中低端制造業從業者的收入水平長時期處于停滯狀態，甚至淪為失業者，從而促進了民粹政治的興起，排外和“反全球化”勢力逐漸壯大，改變了美國和許多西方國家的政治生態。從2008 年金融危機開始，“反全球化”的浪潮開始興起，并且從“民間”的抗議逐步轉化為西方國家內政外交的歷史性變化，從2016 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到極右翼政黨在西方國家政治生活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再到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接力”推進的中美關系的“逆轉”，美西方國家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等所謂“修正主義”國家發起的圍堵、打壓、遏制和制裁等，冷戰后經濟全球化凱歌高奏的歷史進程中斷了，世界再次被地緣政治的爭奪所撕裂。短短30 年，世界似乎又重新回到“冷戰”狀態中去了。

應該指出，冷戰后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以及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的發展變化，都是在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中出現的，美西方國家的資本、技術以及普通消費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了全球化的“紅利”。只是這一輪全球化“出人意料”地促成了非西方世界，特別是非西方大國的崛起，并且形成了與西方大國的競爭態勢，對近代以來西方世界的主導地位構成了挑戰，從而引發了西方國家的恐慌心理，開始“出爾反爾”，從全球化的“倡導者”和“引領者”，變成了“反對者”和“破壞者”，制造出種種理由推行“逆全球化”措施，為冷戰后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歷史進程畫上了句號，也使國際政治陷入冷戰以來最為分裂的局面。

二、百年變局與大國興衰邏輯的嬗變

西方國家“出爾反爾”的自私與短視行為令人遺憾！但只要深究世界經濟發展史，我們就會發現，每一次大國之間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都會引來新一輪地緣政治的緊張和沖突，這似乎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①參見[英]安格斯·麥迪森：《世界千年經濟史》（精校本），伍曉鷹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 年。而本次大國之間經濟力量對比的發展變化又有別于近代以來大國興衰的歷史邏輯，實際上促成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到來，因而它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變革就更加具有歷史意義。

首先，大國興衰的速度加快了。中國雖然早就被認為是一個大國，具有“超級大國”的潛力，并在美蘇冷戰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平衡”和“制約”作用，但中國崛起為公認的世界大國的過程還是被認為“悄無聲息的”“出人意料的”和“迅速的”。即使在世紀之交，依然有美國學者認為中美關系的價值在于塑造中國的未來。②參見Robert G. Sutter, Shaping China’s Future in World Affairs: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estView Press, Oxford,1996.即使在10 年前，關于中國的大國地位依然是有爭議的。西方戰略界許多人認為中國充其量是一個地區性大國，不可能成為“替代”蘇聯那樣的世界大國?，F在這些觀點似乎都消失了。實際上，大國興衰的“提速”早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了。美、德、日等都是19世紀末迅速崛起的新興大國，德日兩國的興衰尤其迅速，僅僅半個世紀之久；美國是在1945 年二戰結束之際贏得超級大國地位的，但是1970 年代就頹勢畢露，唱衰美國的觀點也開始大行其道了。1988年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書的出版，更是讓美國精英的自信心遭到了沉重打擊。只是因為蘇聯的突然解體，冷戰“驟然”結束，美國突然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讓美國突然有了新的主導世界的“底氣”。但超越經濟能力支撐的軍事擴張必將導致大國衰落的“肯尼迪定律”，迄今一直是美國精英心中的夢魘。實際上，蘇聯的興衰之快也是大國興衰速度加快的一個突出案例，如果從1945 年登上超級大國的寶座時算起，到其解體為多個國家，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而蘇聯的迅速解體，中國的迅速崛起，美國迅速把中國視為主要對手的舉措，都發生在不到30 年的時間內。歷史上從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沙皇俄國的興衰，都是跨越幾個世紀。對比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顯而易見，大國興衰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其次，新近崛起的大國都是非西方大國，都有過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歷史經歷，這似乎是一個世界歷史逆轉的過程，或者說是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力量再平衡的過程。應該看到，非西方大國的崛起是一個群體性的崛起，除了中國和印度兩個突出的例子外，一批所謂的中等強國正在世界舞臺上，并且發揮著美國以外其他西方大國發揮不了的作用。沙特在中東和世界舞臺上的作用或許遠遠超過了G7 中的多數國家，土耳其的立場和選擇對美、歐、俄關系的走向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巴西也想在全球問題上發揮世界大國的作用。當然，這些國家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還有相當的差距，但它們在人口規模、資源稟賦、地理位置、歷史經驗和價值觀感召力等幾個方面占有優勢，都在躍躍欲試，希望在世界舞臺上發出聲音，與西方大國爭奪影響力，對百年變局的走向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新興大國不一定是純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更不一定是以西方標準定義的“民主國家”，甚至沒有能力在新技術革命中發揮領軍作用，但它們在政治上覺醒了，并且擺脫了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因而出現了群雄并起的局面。非西方大國正在重新定義大國的含義。

第三，在這其中，中國的崛起尤其具有重要的特殊的歷史意義。中國不僅是世界上唯一歷史脈絡延續幾千年未曾中斷的文明古國，而且也是近代以來唯一被西方列強“淘汰”出局之后又成功重返世界舞臺中央的東方大國。中國的崛起不僅在西方，而且也在東方世界形成了強烈的“沖擊”和“震撼”，實際上是促成百年變局最主要的驅動力量。中國的崛起不僅僅得益于冷戰后經濟全球化的持續深入，更是中國人民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1911 年辛亥革命以來，特別是1949 年社會主義革命以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持續奮斗和努力的結果。正是由于中國的崛起，以及非西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改變了1500 年以來西方主導世界的歷史進程，推動了“世界之變”“時代之變”和“歷史之變”的到來。

大國興衰的故事曾經一直是西方國家的故事，這些西方國家都是在武力征伐和殖民掠奪的基礎上構建起大國地位的，并且是第一、二次乃至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力軍，在大國崛起的過程中實現了從封建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塑造了”所謂的“現代世界”。但隨著現代性的擴散和多樣化，西方領先的優勢不再，西方的歷史經驗也失去了啟發和馴化非西方國家的意義。實際上，沒有一個非西方國家是按照西方國家的模式崛起的，當然也越來越不愿意接受西方“文明標準”的規制。

三、百年“困局”與基辛格的戰略預警

百年變局肇始于冷戰的終結，全球化的深入助推了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大國興衰的歷史邏輯發生了變化，從而使國際關系呈現出一種新的局面：美西方的世界統治地位正在坍塌，但依然想在世界秩序的轉換中發揮主導作用；非西方國家開始與西方的霸權分庭抗禮，但還沒有能夠形成集團性力量：中美關系的“逆轉”，美西方圍堵中、俄等“修正主義”國家的“統一戰線”已經基本形成，但其生命力還有待時間的考驗。尤為重要的是，美西方對中國的圍堵、打壓和遏制不但沒有中斷中國崛起的腳步，反而使中國在世界經濟、政治與安全中的影響力“不降反升”，成為許多國家心目中可以與美國“比肩”的超級大國。美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也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反而堅定了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與西方國家“死磕”下去的決心。學界對世界是否已經陷入一場新的“冷戰”存有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國際關系已經陷入一場百年變局中的“困局”：美西方對中國和俄羅斯等“修正主義”國家的遏制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反而使整個世界的形勢惡化了。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的“逆轉”源于美國對華認知的改變，源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對1972 年中美和解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對華介入（engagement）政策的徹底否定。因為中國政治沒有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向美國所期待的方向演變，許多美國戰略家就認為中國“欺騙”了美國，1972 年以來美國“幫助”中國融入世界等于“養虎為患”，并且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和意愿”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國家。①SECRETARY POMPEO DELIVERS A SPEECH AT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July 23,2020，https://video.state.gov/detail/videos/top-stories/video/6174579622001/secretary-pompeo-delivers-a-speech-at-the-richardnixon-presidential-library?autoStart=true.但中國是當今世界歷史最為悠久的國家，經歷了2000 多年興衰的考驗，中國歷史的發展自然有其自身演進的動力和邏輯，怎么會按照其他國家包括美國的意愿而“流變”呢？

實際上，剛剛離世的亨利·基辛格早就對當今中美關系和世界的“困局”提出過預警，并通過兩本著作對其思想進行了詳細的闡釋。2011 年，基辛格出版了《論中國》一書。在討論了中國的獨特性、中國與美國和西方關系的演進之后，基辛格還特別為這本書增加了一個后記，題目是《克勞備忘錄：歷史會重演嗎？》，②有關《克勞備忘錄》，參閱吳征宇編譯：《〈克勞備忘錄〉與英德對抗》，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年。指出中美關系與20 世紀初英德關系“兩者的確有相似性”；如果讓克勞分析當今的局勢，他可能會得出與1907 年報告類似的判斷，即“無論中國的意圖如何，克勞學派會認為中國的成功‘崛起’與美國在太平洋乃至在全世界的地位無法相容。任何形式的合作只不過讓中國有累積實力的時間，最終必將釀成危機?？藙谂烧J為，中國終有一天會這么做，所以現在美國就要行動，權當事情已經發生?！钡粮裾J為“克勞范式”與他的觀點大相徑庭。他認為，“美國和中國與其說是民族國家，倒不如說是兩個具有大陸色彩的文化統一體?；诮洕纬删鸵约叭嗣衽畈哪芰亢妥孕?，兩國在歷史上都曾經被推向極高的國際地位”?；粮裾f，如果克勞派的假設在任何一方付諸實踐，中國和美國將陷入那種不斷升級的緊張狀態之中。一旦這種模式被固化，就越來越難以打破?；粮裉貏e強調，中美關系對于全球穩定與和平至關重要，兩國之間的冷戰會扼殺太平洋兩岸一代人取得的進展，在核擴散、環境、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亟需全球合作之時，兩國之間的分歧會蔓延至每個地區的內部政治。中美關系不必也不應該成為零和博弈。發動“一戰”的領導人不知道手中武器的后果，而當代領導人對他們所能釋放的毀滅性潛力心知肚明。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決定性競爭更可能是經濟競爭、社會競爭，而不是軍事競爭?；粮裾J為問題最終歸結為中國和美國實際上要求對方做什么。美國公開把亞洲組織起來遏制中國，或者建立民主國家集團發起意識形態進攻，這些舉動均不可能成功，因為中國是多數鄰國不可或缺的貿易伙伴?！爸忻狸P系的恰當標簽應是‘共同進化’，而不是伙伴關系。這意味著兩國都注重國內必須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領域開展合作，調整關系，減少沖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贊同對方的目標，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雙方都努力尋找和發展相互補充的利益?！雹賉美]亨利·基辛格：《論中國》，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年，第502-518 頁。實際上，直到2023年10月，基辛格還與格雷厄姆·艾利森一起在《外交》政治網站發表文章，呼吁美國和中國共同努力開辟智能軍備控制的途徑，防止災難的到來。②Henry A. Kissinger and Graham Allison, The Path to AI Arms Control: America and China Must Work Together to Avert Catastrophe, October 13, 2023，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enry-kissinger-path-artificial-intelligence-armscontrol.

2014 年，基辛格又拋出了另一部鴻篇巨作《世界秩序》，指出從來不存在一個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當今時代的所謂秩序源于近400 年前在德國的威斯特伐利亞召開的一次會議，其他幾個大陸和多數人類文明國家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甚至不知道有這么一個會議。威斯特伐利亞會議建立的和平反映了各方對現實的妥協，歐洲為結束自己大陸的戰禍所做的努力預兆并催生了近代世界的智慧：避免對絕對價值做出評判，轉而采取務實的態度接受多元世界，尋求通過多元性和克制漸漸生成秩序。這也是基辛格戰略預警的核心思想?；粮裨跁羞€討論了東亞世界的“天下秩序”，歐洲與中國之間的“伊斯蘭秩序”和歐洲清教徒移民新大陸之后建立以“山巔之城”為榜樣的世界新秩序的精神追求?；粮裉貏e指出，日后對于歐洲的秩序，美國將成為不可或缺的捍衛者?！叭欢?，雖然強大的美國支持這一秩序，卻始終心情矛盾，因為美國愿景不是接受歐洲的均勢體系，而是希望通過傳播民主原則來實現和平?！雹踇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XIV 頁?；粮襁€指出，威斯特伐利亞原則現在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歐洲與它當初構架的國際體系漸行漸遠，中東地區的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圣戰者”追求基于原教旨主義的全球革命，亞洲是采用主權國家概念最成功的地區，但依然向往其他的秩序概念，美國則搖擺不定，時而捍衛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時而抨擊它的均勢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前提不道德，所有主要的權力中心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的某些原則，但沒有一個把自己視為這一體系理所當然的衛士。所有這些權力中心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粮駟柕溃骸熬哂胁煌幕?、歷史和傳統秩序理論的各個地區能夠維護任何共同體系的合法性嗎？”④[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XIII-XIX 頁。這也正是當今世界秩序的癥結所在。

現在，這位備受爭議和批判的戰略家“終于辭世了”，但他對中美關系和世界秩序所提出的預警依然在那里，最終可能依然是當下美國對外政策的“歸宿”?；粮竦膫饔涀髡吣釥枴じジ裆诼犅勊乃烙嵵笳f：“亨利·基辛格是一個跨越了一個世紀的巨人：他對政治的塑造與其他政治家不同，如果更多的人遵循他明智而無情的務實方法，世界就不會處于如此危險的境地?！雹輍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2811757/Henry-Kissinger-death-biographer-niall-ferguson.html，2023 年11月30 日。

應該看到，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是對人類的命運和世界的前途具有重要影響的雙邊關系。但是，美國的戰略家和領導人似乎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依然以“挑戰國”與“守成國”的邏輯來看待中美關系。在這方面，與尼克松和基辛格等老一代領導人和戰略家相比，當今美國的領導人和戰略家似乎對現實世界還缺乏深入的了解。1970 年代的美國領導人和戰略家還能夠認識到世界已經“多極化”了，承認世界上存在著美國、蘇聯、中國、歐洲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并通過借鑒歐洲歷史上的“均勢”外交經驗，緩和美蘇和中美之間的關系，消除大國之間爆發核戰爭的風險?，F在的美國領導人和戰略家則先驗地推斷崛起的中國帶來的“危險”，在中國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并為世界經濟增長，包括美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做出重大貢獻的情況下將中國定義為西方世界最主要的威脅，未免“操之過急”了。在一個美國主導世界的能力（和意愿，如特朗普時期的美國）都已經大幅度下降，西方整體走向衰落，①參見[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洪漫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20 年。非西方國家“群雄并起”，全球治理面臨嚴重赤字和危機的世界上，美國戰略家力圖通過圍堵、遏制和打壓中國來緩解美國和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基辛格既是一位外交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和戰略家，他的《重建的世界》《大外交》《論中國》和《世界秩序》等作品，都是歷史研究的杰作。作為當年美國對外政策的操盤手，基辛格十分注重汲取歷史經驗和教訓，實際上他是把歷史上歐洲大國博弈的經驗，應用到了美國對外的政策之中。1972 年的中美“和解”，不僅改變了當時中國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而且為中國1978 年之后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同時也在客觀上增加了美蘇“均勢”中美國的分量，并為其從越南戰爭的泥潭中“脫身”創造了有利條件，中美“和解”實際上實現了“雙贏”的局面。有關什么是“基辛格遺產”？人們可以見仁見智。筆者認為基辛格留給世人最重要的遺產，就是他注重汲取歷史教訓，理性、客觀地看待國際形勢，敢于承認美國的不足，從而通過談判與競爭對手達成妥協，創造一種“雙贏”的結果?；粮竦霓o世應該讓美國新一代的戰略家和領導人有所醒悟。在當今的美國戰略界，一方面有人認為1945 年之后大國之間的和平狀態是“偶然的”，歷史正在向20 世紀初和1930 年代“回歸”，大國政治和地緣沖突正在卷土重來，甚至認為國際政治正在重回“叢林世界”；②Robert Kagen, The Jungle Grows Back: America and Our Imperiled World, Pisces Books, 2018.但另一方面，美國戰略家又視中國為“唯一有能力和意愿”顛覆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競爭對手，構建不僅僅包括歐美國家的“新西方”陣營，形成對中國的包圍、遏制和打壓，企圖將崛起的中國置于停滯和倒退的境地。尤為滑稽的是，美國戰略家還公開否認1972 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推動的中美“和解”，否認1972 年以來美國歷屆政府所奉行的對華“介入”（engagement）政策，否認1972 年以來美國在中美關系發展中獲得的巨大的戰略收益。這種“罔顧事實”的歷史認識和致中美關系于全面和極端“零和”博弈狀態的外交政策正是基辛格時代美國所竭力避免的，不僅將給中美關系造成極大的傷害，最后終將反噬美國自身的實力和優勢。

早在2007 年，杰里米·蘇瑞就把基辛格的個人經歷與“美國世紀”的構建聯系起來，認為基辛格的職業生涯恰好與這個非比尋常的時代轉換相吻合，必須把基辛格的個人經歷和美國實力作為全球化進程——來自多樣性社會的思想、人格和制度相互滲透的過程來理解。蘇瑞把基辛格視作“橋梁式”人物。他認為，美國的政治和文化假設塑造了戰后歐洲的形成，而它們是通過像基辛格這樣的年輕人來實現的。而歐洲“舊世界”的視角也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也是通過基辛格這種“橋梁式”人物實現的。在這本書的最后，蘇瑞寫道：從德國到耶路撒冷，基辛格為應對這個麻煩的世界，為多國決策者提供了不盡完美但卻實用的戰略選擇。他提供了一條超越口號的路徑。這是他非凡的職業生涯的基礎。這使他的影響力長盛不衰，直到有人能夠提出更有效的外交政策戰略。21 世紀等待著基辛格接班人的來臨。③Jeremi Suri, Henry Kissinge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elknap Press, 2007, pp.1-15, p.274.或許基辛格離世引發的爭議和喧囂沉靜下來之后，或許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們也感到“回天乏力”的時候，美國的戰略家和領導人會再次領悟到基辛格遠見卓識和戰略預警的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