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當代發展

馮曉徐

(河南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焦作 454000)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原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我國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改革開放時期的探索與發展,新時代只有不斷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認識,才能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有所前進,從而利用它指導新的社會實踐。

一、馬克思對于勞動價值論的發展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并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對所處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狀況進行分析和對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進行批判性繼承的基礎上得以發展形成。馬克思對于勞動價值論經歷了由懷疑向擁護的轉變過程。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來源

在馬克思、恩格斯對勞動價值進行研究之前,作為西方古典經濟學代表人物的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已經對勞動價值論展開了多方位的論述。

威廉·配第作為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首先提出了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配第以“自然價格”來表示商品的價值,以“政治價格”來表示受到市場供求關系影響的市場價格?！凹偃缫粋€人在能夠生產一蒲式耳谷物的時間內,把一盎司從秘魯的銀礦采出來的白銀運到倫敦來,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價格?！盵1]48由此可以看出,配第認為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價值來源,勞動時間決定了商品價值量的多少。威廉·配第還指出“一百個農民所能做的工作,如果由二百個農民來做的話,谷物價格就會上漲一倍”[1]88。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呈反比。但是受時代重商主義氛圍影響,配第并沒有意識到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存在,其“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2]的論斷說明他還沒有認識到商品的價值是由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決定的。

亞當·斯密在繼承威廉·配第的勞動決定價值理論的基礎上,對勞動價值論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中將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進行了區分,認為商品的使用價值表現為商品的效用,而交換價值則體現在購買力上。雖然亞當·斯密提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3],但是他并沒有區分生產中所耗費的勞動和交換過程中所購買的勞動,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回避了剩余價值的存在,試圖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同時他還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工資、利潤和地租三個部分組成,混淆了商品的價值構成。

大衛·李嘉圖在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勞動價值論。李嘉圖價值理論的核心是“商品的價值或其所能交換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數量,取決于其生產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 ”[4]。他認為勞動對商品價值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指出勞動時間對價值的決定性作用不受勞動性質的影響。但是他錯誤地認為勞動的價值是由在生產過程中通常為維持工人的日常生活并延續其后代所必須的生活資料即工資決定的。李嘉圖價值理論中價值規律與勞動資本相交換的矛盾體現在他所認為的勞動時間是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社會最差生產條件下生產商品所需要的時間。

(二)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態度轉變

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有一個從懷疑到擁護的過程。1843年10月末至1845年 1月底,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經濟學,他在《巴黎筆記》中指出競爭“帶來的效用取決于偶然情況、時尚和富人的癖好,它帶來的生產費用則隨著需求和供給的偶然比例而上下波動”[5]66?？梢钥闯?這個時期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就是由私有制條件下存在的市場競爭決定的價格,并不認同價值由勞動所決定。

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態度開始轉變。他指出,“生產某個物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屬于這個物品的生產費用,某個物品的生產費用也就是它值多少錢,因此撇開競爭的影響不談,就是它能賣多少錢”[5]269,肯定了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的觀點。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肯定了勞動價值論。他指出:在“競爭的領域中”,面包的價格并不是取決于面包師的個人意志,而“是由生產成本決定的”[6],肯定了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而后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蒲魯東先生把眾多當做使用價值,把稀少當做交換價值(證明眾多和稀少成反比是再容易不過的),就把使用價值和供給、把交換價值和需求混為一談”[7]。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批判了蒲魯東將生產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與勞動價值、生產費用、工資相混淆的“構成價值”理論,展現了自己對勞動價值論的擁護。在18世紀50年代初期完成的《倫敦筆記》中,馬克思進一步認識到“價值永遠也不可能通過對外貿易而增加”[8],認識到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一來源,并且首次指出了大衛·李嘉圖價值理論中價值規律與勞動資本相交換的矛盾,但是馬克思當時并沒有明確勞動與勞動力的區別。

(三)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延生

經過由懷疑向肯定的轉變階段,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把貨幣作為價值在交換中采取的形式來研究,剖析資本主義的本質。馬克思指出“商品僅僅在交換(實際的或想象的)中才是價值(交換價值)”[9],明確了價值的社會屬性;指出“商品是使用價值,即滿足人的某種需要體系的物[10]”,明確了使用價值的自然屬性。馬克思在初步揭示商品的二因素的基礎上進而區分了勞動與勞動力,分析了勞動二重性,對勞動價值論做出了自己的改造。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就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生產使用價值”[11]。馬克思明確了商品的交換價值與價值之間的區別,將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劃分開來,指明價值由抽象勞動創造、使用價值由具體勞動創造,正式建立起勞動二重性理論。

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飛速發展背后隱藏的生產的異化、經濟危機的爆發和階級矛盾的激化,充分吸收批判借鑒古典經濟學理論,并以此為基礎結合實踐形成了以商品二因素、勞動二重性、價值規律理論為主要內容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當代價值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其發展的百年歷程里,不斷指導人類社會生產實踐和社會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煥發出勃勃生機。毛澤東清楚地認識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人類無差別的一般勞動決定價值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量的原理,看到了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主體地位,積極采取措施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毛澤東指出:“任何社會主義的經濟事業,必須注意盡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設備,盡可能改善勞動組織,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盵12]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13]。這一時期,我國堅持運用和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建立健全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社會生產力的極大提升。

新的時代,數字勞動等新型勞動形式對社會經濟發展貢獻日益突出,深化新時代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認識,有助于我們在新的實踐中解決新的問題。

(一)當代勞動的新形態

與馬克思所研究的以物質資料生產為主體的勞動相比,當代新能源的廣泛應用以及海洋、太空科技的發展和信息技術的創新,現代勞動的重心正在向以腦力勞動為主的勞動形式轉移。

數字勞動的出現是數字技術革新和信息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數字勞動以數據為其生產要素,本質仍舊是人類無差別的體力與腦力的消耗,以發達的互聯網為平臺,通過對數據的分析整合、對信息知識的分享傳遞來創造商品的價值。服務勞動是指服務勞動者為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提供服務的勞動。服務勞動既能夠為物質生產的流通環節提供服務,從而將勞動中創造的價值轉移至商品里;還能夠以醫療、教育和旅游等無形的商品來滿足人類社會生活的多種需要。管理勞動是在生產規模的擴大化和生產環節的細節化帶來的社會分工愈發細致的背景下誕生的,是確保生產有序化進行的勞動。管理者具備所管理行業的專業知識,掌握結合互聯網計算機等信息化手段和市場理論等經濟學原理,利用先進的管理方法針對企業經營制定合理的發展戰略。

(二)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新認識

新時代的勞動形式已經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有很大不同,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科學理論本質是不變的。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中著重指出了勞動者是價值創造的主體,只有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才能夠創造商品的價值。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必須充分汲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論精髓,時刻牢記以人為本的根本原則,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標,將勞動者收入分配調整至與其勞動貢獻相匹配的程度,做到按勞分配與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切實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實現發展成果惠及勞動者自身,從而激發勞動者勞動激情和創新活力,提升勞動主體的幸福感與獲得感,推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