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別樣闡釋
——評王德威《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張 悅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2)

文學史觀在文學史的書寫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支配著文學史家對編纂工作的設計和處理,也關系到對整個文學史的評價。然而,編者對一段文學史的認識往往受到所處社會流行的文學、哲學等觀念的影響和支配,并隨著社會生活的變遷而有所嬗變。20世紀20年代初,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書中率先采用“歷史進化論”的眼光觀察中國現代文學的生成[1];20世紀30年代,李何林《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中鮮明的階級論觀點增強了他對文學歷史的闡釋能力[2]。新中國成立后,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編纂立足于新民主主義史觀,肯定社會主義因素的作用[3]。新時期背景下,錢理群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凸顯新文學的“現代性”特征[4],而在此之前,隨著王曉明、陳思和等“重寫文學史”[5]主張的熱議,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成為文學史編纂無法忽略的焦點。

在西方學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發揮著開創性的作用,文學的現代性逐漸成為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研討的重大議題[ 6]?！杜＝蛑袊F代文學手冊》《中國現代文學指南》《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指南》都試圖從新的視角研究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多重面向[7-9]。2017年,在王德威教授的主持下,哈佛出版社推出的ANewLiteraryHistoryofModernChina(臺版譯為《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稱《新編》)進一步擴大了海外“重寫中國文學史”的討論空間?！缎戮帯酚蓙碜詺W洲、亞洲、美洲等地共一百多位學者及作家,耗費五年時間繪制出中國現代文學從1635年至2066年的復雜面貌,具有百科全書式包羅萬象的特點?！缎戮帯肪帉憣嵺`正如王德威在導論中所說,“是一次方法實驗,對‘何為文學史’、‘文學史何為’的創造性思考”[1]24。丁帆也直截了當地指出這部文學史對“大陸的已有的幾千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構成了一種挑戰,從思想到內容,都有許多值得我們參照和深思之處”[2]。王德威在文學史書寫的新嘗試下延伸了文學史時間性和空間性的邊界,重繪中國現代文學豐富多姿的版圖,展現出極大的學術個性和創新實踐。本文就《新編》在編寫實踐中對文學現代性的別樣呈現進行探討與反思,以進一步發現《新編》給新文學史編纂帶來的新突破。

一、多重起點的設置

《新編》將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追溯到1635年,這是迄今為止有關起點的最早的時間論斷。選擇1635年有什么特殊的意義呢?李奭學解釋稱,該年晚明官吏楊庭筠在所編撰的宗教冊子《代疑續編》中給“文學”下了新的定義,使其等同于英語詞匯Literature[1]57。因此,在儒家傳統詩學和西方古典觀念的交匯過程中,“文學”的新闡釋第一次與現代性產生了聯系。王德威還提到周作人與嵇文甫分別在1932年、1934年從“古典時刻”中發現了現代中國文學與思想的源頭,證明現代性在17世紀的晚明已經有跡可循。除此以外,他特意設計1792年作為現代文學的起點時間,原因在于這一年馬戈爾尼來華訪問時提出了現代性的問題與前景,而同時期曹雪芹的《紅樓夢》出版卻使讀者深深地追憶和緬懷傳統文化。兩個事件時間上的重合“關系著我們敘述、想象以及反思中國現代性的方式”[1]78。由此看出,《新編》并非仿照以往文學史為中國現代文學找出一個確定的歷史起源,而是要探究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最早實現交匯的多種可能性。薩義德指出:“起始的行為,必然涉及到劃界的行為,通過這一劃界行為某個東西被劃出數量巨大的材料之外,與它們分離開來,并被視為出發點,視為起始?！盵3]重設起點離不開某些價值評判標準的影響,后者幫助處理龐大復雜的資料?！缎戮帯分袑ΜF代文學多重緣起的呈現,暗含著主編對文學現代性的別樣考量。

現代性作為一種外來概念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19世紀以來的中國在西方的刺激下打破傳統框架逐漸步入現代化,費正清提出“沖擊—反應”模式,站在西方中心思想的立場上強調中國傳統社會內部的靜止狀態,以為唯有經過西方推動,中國社會才能夠進行永久性變革?！皷|方只有等到它變成了西方的對象的時候才開始進入現代時期。因此,對于非西方來說,現代性的真諦就是它對西方的反應?！盵4]照搬西方模式表達中國的觀點成為眾人長期以來的共識。中國文學困囿于“遲到的現代性”,往往基于這樣一種思維模式:中國現代性的產生是對西方現代性的一種回應。因此,有關現代性的理解始終處在西方話語權的控制之下。然而西方的現代性并非是種單一的現象,它在19世紀前半期已經開始無法阻擋的分裂,存在著兩種不同卻又沖突的現代性:“一種是資產階級的現代性,即作為科學技術進步、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帶來的全面經濟社會變化的產物;另一種是傾向于激進的反資產階級的作為美學概念的現代性?！盵5]20世紀早期,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描述了現代文明因現代性分裂而產生的危機。列奧·施特勞斯以斯賓格勒的著作為切入點回顧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中,霍布斯以頗為原創性的方式明確地同中世紀政治哲學傳統的思想決裂,邁出向現代轉型的關鍵一步,從此“現代性”同“古代性”有了明顯的區分標志。盧梭提出“普遍意志”學說,頌揚人的“自然狀態”,改變了西方的道德風氣,掀起了現代性的第二次浪潮。第三次浪潮始于尼采對盧梭認識的挑戰,他重新理解生存的情緒[6]。就在這次浪潮中,黑格爾闡述了對歷史過程的認識,他相信歷史過程具有合理性,是一個進步,且歷史存在一個頂點和終點,真正的、最終的哲學屬于歷史的頂點。列奧·施特勞斯總結現代性具有“激進變革巨大的多樣性和頻繁性”[6]的典型特征。觀照西方現代性話語體系,我們能夠發現西方現代性的發展道路是曲折的,現代性的意義是多層多變的。比如,?？卵壑械默F代性往往指稱為一種批判的精神,而哈貝馬斯卻將現代性解讀成一項源于理性的價值系統與社會模式設計。對現代同傳統社會產生斷裂的原因的不同認識,影響著學者對現代性的不同闡釋。進入新時期以后,現代文學史的編撰逐漸打破革命性、政治性話語“一言堂”的桎梏,以現代性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編纂的基點,勢必要在西方現代性面臨千瘡百孔之際對中國現代性進行重新闡釋和建構?；仡?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文學史著作對現代性起點的找尋,主流觀點確立“五四”文學革命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并以“五四”典范規范文學史的敘事模式,實則沒有擺脫西方某種單一現代性的標準。

王德威始終堅持為中國現代性的困境尋找突破口,早在20世紀90年代,他在《被壓抑的現代性》中對現代性提出假設:“以現代為一種自覺的求新求變意識,一種貴今薄古的創造策略?！盵7]在研究了晚清小說家的創作實驗之后,他喊出了振聾發聵的口號“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認為晚清文學包含的四個文類即科幻奇譚、狎邪、丑怪譴責、俠義公案等潛在地蘊含著中國文學現代性出現的可能,當文學視野幾乎被西方的現代觀念壟斷,應該挖掘中國文學“被壓抑的現代性”,發現文學傳統內在的創造力。這一論斷將現代性的起點追溯到晚清時期,極大地動搖了中國現代文學以“五四”文學革命為開端的定論。此后,在參與編纂《劍橋中國文學史》(英文版于2010年5月出版)的過程中,王德威延續“被壓抑的現代性”這一命題,將“詩人龔自珍暴卒于江蘇當陽書院”的發生時間1841年當做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8]465,強調晚清文學已經在尋求自我革新,必須對其中暴露出的種種現代意識的蛛絲馬跡進行追蹤。直到編纂《新編》時,他仍舊在叩問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中國文學步入了“現代”?！缎戮帯烽_篇對中國現代文學多樣開端的展示是一次文學史書寫模式的新嘗試,同時也是對王德威預設的現代性的一種論證——中國現代文學在最初的時期已經蘊含了復雜的“現代”概念,它是中國文學內部自發謀求現代性的一種新意,不是單純地在“外來的現代性”的沖擊下產生的,也并非需要重復西方現代性的已有的發展模式。事實上,在《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寫中,王德威已經顯露出關注中國文學自身具備獨特現代性的意圖,“文學的現代化或許是對政治和技術現代化的一種呼應,但在此呼彼應的過程之中,它不需復制任何預設的秩序或內容”[8]463。也許因他只負責編撰1841—1937年這一段時期的文學史,在篇幅的限制下,他將敘述重點傾向于以晚清文學“自發的現代性”構建新的文學史線索。及至他主持《新編》的撰寫工作,便有機會進一步探尋和呈現中國文學現代性不同于西方現代性的獨特意義。

本土文學迫切地進行一系列創新求變,但絕對不能簡單地用“沖擊—回應”的敘事模式解釋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緣起。王德威利用多樣的起點敘述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生發提供了新的多重的文化場域。在這些場域內,中國文學與世界產生了聯系的起點,依靠跨文化、跨語系的對話過程主動地接納西方傳播過來的現代因素,中國語境下的現代性便在平等的交流和互動中形成獨特的意義:中國文學具有“自發的現代性”,它是本土經驗和外來刺激里應外合的結果,因此,中國現代文學不應該繼續處于西方現代性話語權的重壓之下?！缎戮帯诽嶙h1635年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之一,其意義如陳曉明所言:“中國的現代性源起并不是在世界之外,也不是被西方影響所規訓的他者的現代性?！盵9]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現代文學處于多元化的語境內,眾人對起點的討論擴大到“晚清”“晚明”“民國”等等說法,使得文學現代性的起點成為一個動態開放、應該不斷被重寫的話題,其內涵愈發復雜多樣。王德威在《新編》中重新審視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起源語境,探究其在中國本土自新求變的獨特意義,對多種現代性緣起的推論打開了新的論域,為中國現代文學史開啟了新的文學發展脈絡。

不過,有關“多重起點”的討論也引發了一些值得反思的問題?！白园l的現代性”是王德威討論中國現代文學起點問題的重要思路,他主張反對“唯西方論”的現代觀念,然而中國文學自誕生以來經歷種種變革,若以“自我革新”來追溯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生發,那么現代文學的起點豈不是可以無限朝前推移?當他肯定西方沖擊是中國現代文學出現的因素之一,又證明文學的“求新求變”是在中西交匯的語境中出現的,似乎與前文“自發的現代性”說法有些矛盾。當然,王德威在《新編》中解釋稱關注的是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特殊意義。他借助古今比較、中西比較給中國現代文學打開了許多話語空間,但對“起點”的解讀方式卻采用了典型的后現代策略,即不同于一元決定的多元決定論,以“多樣”的現代文學起點說明抵達現代性的道路充滿千萬變數。然而,中國的傳統和現代面臨交匯所產生的歷史新質難免紛雜含混,如果以“后現代解構策略”尋求中國文學現代性,似乎會因價值指向不明確而導致“起點”的混亂?？傊?“起點”問題將會引發新的爭辯和討論,這同時也彰顯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正處于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

二、多樣文學的嘗試

在《新編》中,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并非按照固定的時間表持續前進,任何歷史時刻都有可能成為現代性的開端,任何歷史事件都有機會成為現代性面相的切入點和突破點。如果有關起點多重緣起的討論回答了“何為現代性”的問題,那么王德威對文學現象的處理則成了一種解答“現代性為何”的具體手段。

從體例和內容上看,以往中國現代文學史往往采用小說、詩歌、散文和戲劇等體裁的四分法,這種方式割裂了同一時代環境中文學的整體面貌,難以把握其產生和變化的內在文化原因?！缎戮帯芬砸话俣嗥恼陆M合整部書,盡可能將處在社會文化氛圍中的生產活動都吸收進文學史中,使研究對象回歸到其產生的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內,作為一個整體被考察。當中國逐漸開展現代轉型運動,社會層面上的器物、制度、精神文化轉型步步深入,文學主體層面的創作、文體、語言、傳播方式也都在發生著現代性的轉化,這種轉化的路線不是不可逆向的和單一的,而是多方位、多角度的。作為文本生產和傳播的基礎,物質文化載體對文學的生成與發展產生重要的作用。王德威指出,文“是主體與種種意念、器物、符號、事件相互應照,在時間之流中所彰顯的經驗集合”[10]。畫報、漫畫、日記、歌曲、電影,以及木刻、演講、網絡、政治條約等等都被納入了文學史的視野,成為現代文學想象不可或缺的傳播媒介。王德威力圖闡明中國文學如何在不斷流變的歷史語境中呈現星羅棋布的現象,發現眾多文類如何自內而外地彰顯或想象現代性的獨特,從而證實中國現代文學的衍生是一個動態的自我建構的過程。柄谷行人曾在論述日本現代文學起源的時候強調“文學完全沒有必要一定就是現在我們視為不證自明的價值判斷基準的這種‘文學’”[11]?！缎戮帯穼σ酝拔摹钡慕缦薜拇蚱?涵蓋了更多的文類,并使它們能夠在同一時期、同一文化環境下相互交融滲透,呈現現代性的特色,幫助讀者全面理解和把握現代文學的多樣化特征。

另外,“消解經典”也是《新編》追求現代性不同面向的策略之一?！啊膶W史’的目標是確立經典作品和經典作家,而對經典的認定,取決于我們對‘文學’和‘歷史’的現代性認知?！盵12]48不少文學史的編寫不過是模仿和復制主流敘事內容,對“現代性”的表現形異實同?，F代文學史的書寫實踐在20世紀30年代如火如荼地展開至今,多數文學史家認同以因果聯系的角度觀察歷史的邏輯,再加上共享文學史料和研究成果,從而導致中國文學史“會在同一個地方開頭、結束,會有同樣曲折的情節”[13]?！缎戮帯吠黄剖煜さ闹剖轿膶W史敘述,除了關注魯迅、茅盾、巴金、老舍等經典作家,還增添了不少華人作家的介紹、少數民族的作品,記錄他們對時代的理解和對現代文學的想象。20世紀90年代末,陳思和編寫當代文學史教程時已嘗試將崔健的歌納入到文學史書寫里,繼而在王德威的主持下,李安的電影、羅大佑的歌曲、李小龍的演藝生涯也紛紛成為文學敘述中的一方話題。對“經典”意義的消解是希望發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被主流敘事長期壓抑、忽略的另外多重現代性的存在。早在翻譯?？隆吨R的考掘》時,王德威便認識到那些明不見經傳的人或事“在構成一時代的話語,亦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4]36?！缎戮帯返恼硎沟妹餍侨盍嵊?、文人瞿秋白以及漫畫形象三毛等同時在1935年發出多重敘事聲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不僅具有極特殊的政治意義,同時還影響了知識分子的選擇;賀麥曉在重談“五四”的過程中提出“五四文學”是“不實之名”?！皬恼w來說,現代中國文學的生成,是西方的沖擊、傳統的慣性以及傳統在因應時變基礎上的再造這三者單獨或者交相作用的結果,而所謂現代中國文學史,就是對這每一個關鍵節點的一一追摩?！盵15]《新編》并不追求意見的統一,它將各種邊緣的聲音增補到文學史中,從多個維度拓展了文學現代性的闡釋空間。

撰文風格上,文章作者采取議論、報道、抒情、虛構等方式敘述文學事件,幫助讀者透過多樣的敘述形式管窺豐富多彩的現代文學。如華人作家哈金以“虛構情景”式的小說筆法構想魯迅創作《狂人日記》時的心理感受和具體過程;賀瑞晴以人事作為切入點,夾敘夾議明星阮玲玉自殺事件,緊緊抓住讀者的眼球;石靜遠著眼于器物媒介,對林語堂為其發明的中文打字機申請專利進行報道;王安憶以作家、批評家兼女兒的多重身份回憶母親茹志鵑在創作中面臨的三個悖論;還有王蒙、余華、莫言等人現身說法回顧自己親身參與的那段歷史;等等。葉凱蒂在論述梅蘭芳為重塑京劇做出的種種努力時說道:“這些多樣的實驗并非發源于某個‘中心’,而是相互激蕩鼓舞而成?！盵1]327這句話同樣可以描述中國現代文學圖景的生成建構,即不管是寫作對象還是寫作的過程,其內在的開放性與偶然的沖突也許都是觸碰歷史本質的一把鑰匙,是介入現代性的一種方法。眾多編者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國別、不同的政治立場參與到文學與歷史的對話中,關注以往傳統文學典范之外的“多音復義”的文學現象,討論作家想象中國“現代”的方式,描繪出在文學內部叢生的縫隙之中被壓抑的現代性,在同一敘述中投射一種持續增長擴大的多元對話。

胡適站在歷史進化論的立場上,在“文言文學”和“白話文學”雙線并進、對抗消長的過程中敘述中國文學的發展,開創了“雙線文學史”的文學史發展模式。自此,文學是進化、發展的,是一種線性的、漸進的過程成了人們的共識,且無論文學史的敘事內容如何更改,“胡適開創的這種以二元對立的本質論結構為主體的現代性模式卻始終沒有改變”[12]68。20世紀80年代以后,啟蒙史觀取代革命史觀成為現代文學史寫作的主流文學史觀,重新確立“五四”以來文學現代性的標準,“啟蒙現代性”也隨之成為文學史的主流敘述。王德威卻不認為“歷史的發展是ABCD式的因果關系”[16],在此基礎上,他強調文學更大的作用在于“提醒了我們潛藏其下的想象魃域、記憶暗流”[17]。他對文學現象的處理和文學史的敘述受到?？隆爸R考古學”的影響,主張采取“探源考掘”式的方法,放下“時間坐標所敷衍的延續性、敘述性史觀”[14]5,轉向以“空間橫斷面為基準的探討”[14]36。王德威質疑在進化史觀指導之下形成的連續性總體歷史敘述,認為只有擺脫“因果邏輯”“后見之明”的控制,使中國文學回歸到歷史語境中,重新整理文學譜系,才能夠發現錯綜零碎、隱而不彰的現代性線索。相較于以往主流敘述中提到的啟蒙現代性、革命現代性,王德威試圖挖掘在主流之下被壓抑的現代性,也即被文學史敘述所遮蔽、刪減的偶然、邊緣等異質性的內容?！缎戮帯反蚱苽鹘y文學史敘述線性發展的邏輯,站在歷史的橫截面關注和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的生成,劃分的研究范圍也并不局限于少數的主題、人物、現象或事件,使得新文學、通俗文學、少數民族作品及海外華語文學齊聚一處,拼湊出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視景,詮釋主流邊緣、經典縫隙中偶然異質的現代性。同時也必須指出,王德威通過擴大“文”觀念及其投射出歷史波動來挖掘隱藏在無數文學細節中的文學史,在“文”與“史”的互證中表現中國的現代性,由于書寫者會受到時代、個人經驗及所掌握文史材料情況的影響,因此,這種主體意識的復雜多元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文學史書寫的隨機性和混雜性,造成閱讀印象的混亂。過于強調“被壓抑的現代性”也可能忽略復古與守舊等反現代性勢力的浮現。這些均是《新編》乃至未來新的文學史書寫中在解答“現代性為何”時無法避免的問題。

三、多面圖景的想象

現代性是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反思文學史的階段,“歷史整體性消失”的看法逐漸在北美學界得到強化,“激勵了以異質性和片段化為標志的解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的發展,并且讓人們逐漸傾向于尋求他者性和非連續性”[18]。前文提到的三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英語著作主要借用一系列方法論的實驗解構大敘事,其編寫結構多呈現出斷裂性和片段化?！缎戮帯凡⒎鞘且徊繌慕鈽嬛髁x出發、完全按照后現代標準進行編撰的文學史。王德威依舊采用編年形式排列各篇文章,同時又通過散點輻射的時間節點,將幾十年來海外學者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認識發現當做摧毀傳統文學一致性和同質性的各種碎片,放置在更大的敘事框架中再次進行整合,重新想象和繪制中國現代文學的全景面貌。很長一段時間對民族國家的想象是中國現代文學隱含的一個基本想象,文學史基本的敘述單位離不開民族或者國家,在文學史編寫的實踐中,文類的劃分、題材的選擇等均離不開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心敘事?！?0世紀中國文學”的命題強調要以世界眼光研究中國文學,討論其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進程中的種種質變,卻仍舊未擺脫“民族—國家”的疆界?！叭A語語系文學”是王德威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新的視野,它并沒有同以國家地理為基礎的“中國”相抵觸,而是專注于增益現代文學圖景的豐富性和世界性。陳國球評價稱:“他成功地找到了一種新的讓‘文學’與‘世界’發生關系——而非只能與現代‘國家’和‘民族’進行關聯——的方式?！盵19]王德威將現代文學放置在全球華語的流通網絡內總結中國同海外他者的互動經驗,從而令《新編》擴大了文學的范疇,再現“現代性”的一端。

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借助旅行的途徑實現本土和他域的文化的交流互換,《新編》中不少篇幅都涉及到主體的遷移或情感、器物的傳遞。一方面,南洋時期的郁達夫積極同當地作家展開文學交流,鼓勵青年馬來亞(1)馬來西亞的前身,曾為英國殖民地?！缎戮帯吩嬗⑽臑椤癕alaya”,翻譯版為“馬來亞”。此處同原作保持一致。作家的創作,成為南洋文學同現代中國文學聯系的一個紐帶,建構新的有關現代性想象的文學關系;劉以鬯幾經波折在南洋編報,向海外華人推廣“僑民文藝”,同時也參與了新馬華文文學主體性的建構;1970年,加州州立公園的守護員在天堂島發現中國移民刻在墻壁上的中文詩歌,這群鄉村移民的詩歌為中國文學在全球現代化中的轉變提供了一個非精英的思考范式,擴展了中國現代文學在地理意義上的疆界;臺灣女作家三毛前往撒哈拉沙漠,執筆寫下異國的經驗和感受。另一方面,明朝滅亡的悲劇剛剛結束,很快進入歐洲開放世界敘事的范疇,成為全球性的書寫題材,被傳教士、荷蘭戲劇家記錄在作品中;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中國進行的一系列翻譯創作及語言實踐為中國現代漢語注入了新的要素,推動了中國的文化現代性轉向,同時,他還通過英譯《紅樓夢》部分章節、編寫漢英詞典等方法將中國的語言及文化介紹到了西方世界,使中國現代文學產生出更為深遠的海外文化意義。因此,王德威和一眾學者并沒有將現代中國文學當做國家主義競爭之下的產物來研究和分析,同時肯定它是“跨國與跨語言、文化的現象,更是千萬人生活經驗——實在的與抽象的、壓抑的與向往的——的印記”[1]36?！缎戮帯芬院甏蟮囊曇皩⒅袊F代文學納入開放包容的格局中體會現代性,展示跨國、跨文化的諸多現象相互交流及相互角力,令整個華語世界重現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眾聲喧嘩”的想象。從文學史內部來看,海外華人社群、南洋華僑等的文學創作和大陸文學、港澳臺文學出現在同一文學空間中,增添了不少重要的史實;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少數民族文學現象被擺放在了同漢族文學相等的地位上,改變了傳統文學史幾乎只講述漢文學史的狀況;相關學術爭論如“現代文學的起點設置”“文學史如何分期”“文學故事該如何敘述”等進入了文學史的編纂中,且在一定程度上展開了對話,以上種種聲音齊匯于開放、動態的“世界中”的語境內,有助于擴大中國現代文學的內涵,有助于在比較中獲得切合歷史實際的看法。

四、結語

1992年,大衛·珀金斯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話題:“we can not write literary history with intellectual conviction,but we must read it.”[20]這句話用中文表述就是“我們無法用理智的信念寫文學史,但我們必須讀它”。黃修己也曾針對新文學史的編纂問題談到:“重要的不是史實,而是史學家的主觀見地,這才是新文學史編纂的一條出路,一條走向現代化之路?！盵21]新文學史不斷地被重寫,正是表明了作為認識主體的新文學史家對客觀歷史的不同評價。王德威以“在世界中”的理念肯定中國現代文學從產生便屬于全球現代性實踐和論述的范圍,通過重置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起點,展開文學形式的多樣成果的對話,跳出政治地理版圖的限制,用“華語語系文學”視野關照“世界中”眾聲喧嘩的現代性,證明中國現代文學于自身求變的過程中與世界同步,且以自身獨特的現代經驗促進著全球現代性的傳播。相較于大陸已經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民國文學”等觀念,他對現代性的解讀視角由關注文學同民族命運密切聯系的大事件轉向討論日常狀態的生活圖景,擴大了觀察視野:時間上,回溯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起源,企圖尋找“新文學”和“傳統”之間的脈絡連接;空間上,不再具體按照政治標準、文化形態等分割現代文學,而是多關注文學和社會生活多方面的聯系,開辟了更多具有誘惑力的領域。盡管《新編》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處,但用新的見解去觀照中國現代文學本身極具挑戰性,而將這些理念完整地融入到一部新的文學史著作中更是需要花費很大的功夫?？傊?這部可以歸為“闡釋型”史著的《新編》是在重寫文學史思想背景下的新實踐,的確給新文學史的編纂帶來了新的氣息和新的思路,同時也將會不斷地面臨著新的檢驗和挑戰。面對還原文學歷史和闡釋歷史之間存在的互相牽制的張力,王德威在《新編》中的嘗試拓寬了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領域,也為其勾勒出動態的、獨特的現代性發展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