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敘事、文化隱喻與個體信仰
——評孫甘露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

趙永輝, 羅立桂

(西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 甘肅 蘭州 730070)

孫甘露作為先鋒派文學代表作家之一,不斷在小說領域革新技藝,始終對文學保持著獨特的思想認識與創作理念?？v觀孫甘露的小說創作,從《訪問夢境》《信使之函》到《呼吸》《憶秦娥》等作品,再到新近出版的《千里江山圖》,可以清晰地發現他從先鋒求索到重歸現實的創作轉向,其精巧簡約的語言和重疊交織的形式顯示出創作底色?！肚Ю锝綀D》以20世紀30年代的中共地下黨人的真實歷史事件為依托,將個人與時代聯結,贊頌中共黨員的革命英雄崇高品格,再現風云變幻的歷史背景下以陳千里等人為代表的中共地下黨人艱苦卓絕的革命歷程。孫甘露以獨具匠心的個體感悟還原歷史現場,在諸多諜戰小說中構造出另類脫俗的歷史敘事,在充滿象征的紀念物與生活史背后蘊藏著厚重的文化隱喻?！肚Ю锝綀D》中的人物因不同信念堅守造就的異途道路,顯示出孫甘露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他通過關注個體的命運歷程與道路抉擇,傳達出主體性精神的文化內省和信仰追求?？梢哉f,《千里江山圖》以精巧的小說結構、厚重的革命內容與深入靈魂的人物塑造成功地展現出孫甘露純熟的文學審美追求。

一、時間縱向與還原真實的歷史敘事

自21世紀以來,小說家們積極從中國文學傳統中汲取為我所用的文學資源,以回歸現實、重返歷史敘事的寫作姿態,介入歷史語境、還原歷史現場的目標創作出一批優秀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在繼承傳統歷史敘事的基礎之上,流露出自身對于歷史的獨特思考和文學的轉化創新,介入真實事件之中去描摹那些逝去的歷史故事,讓他的小說創作上升到一個新境界?！肚Ю锝綀D》體現了長篇小說歷史敘事的雙重特征,一方面重視時間,讓歷史重返特定時間之中,展現歷史的縱向流動性;另一方面“節制虛構、重現真實性的精神,重新確立真實的敘事倫理”[1]。海登·懷特[2]在《后現代歷史敘事學》中認為“歷史敘事”是“對歷史的記錄和描述”,其重要功能在于“傳遞歷史,這種傳遞,既包括歷史事實的傳遞,也包括歷史敘述主體個人意識的傳遞”。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兼具客觀歷史寫真和主觀精神認知的歷史敘事,“無論是歷史敘事還是歷史感都非常有賴于作家對歷史的情感體認,歷史敘事也彰顯著作家的歷史認識和感受”[3]。所以,作者將自身隱去,截取真實歷史事件合理地化開敷演,呈現出歷史在場的縱向敘述時間策略、特定時代下小人物的生活命運與“文學真實”的寫實手法,以緊致含蓄的敘事手筆,勾勒出過往歷史的多元圖景和拒絕遺忘的倫理姿態。

首先,孫甘露在《千里江山圖》中呈現出強烈的縱向敘述時間觀念,用線性時間串聯起整個故事,小說將短暫的現實時間轉化為流動的文本敘述時間,時間不僅是推動小說故事情節發展的重要見證,而且成為其歷史敘事的有效策略?！肚Ю锝綀D》截取了1933年春節前后的一段時間,敘述了緊張復雜的地下黨人的任務,作者精秒絕倫地將整個故事在文本敘述時間內無限延展。在《千里江山圖》開頭的“楔子”篇中,第一段話即寫到臘月十五,距離除夕剩下十幾天,點明了故事發生的時間節點,隨即描寫了不同階層、職業的地下黨人聚集到圖書館書庫后面的一個無人房間開會,在敘述不同人物時,多次提到時間,一方面暗含開會之前忙碌準備的緊迫狀態,另一方面襯托出地下黨人精確無誤的時間意識和嚴謹慎微的處事態度?！肚Ю锝綀D》里的人物角色一直關注時間、遵從時間,固定的時刻賦予了小說深層內涵的社會意義。地下黨員董慧文第一次見到陳千里,并和陳千元討論之前因開會被抓走的同志的情況,董慧文詢問陳千元從看守所出來的時間,陳千元回答為星期三,但董慧文即刻回答陳千元應該是星期二下午出來的,而陳千里想著他們發生的事情,“在所有的表面現象之下,隱含著敵人的想法。他把這些情況放進那條時間線中,揣摩著對方的意圖”[4]。董慧文頭腦清晰,富有判斷力,在看似合理的時間表象之后推查出隱情,而陳千里腦中因系列事件形成的時間線在排除這些推斷之外考慮對方的計謀。又如凌汶和易君年在廣州時,凌汶為探知丈夫龍冬的真實情況,在購買報紙與詢問他人之中對比丈夫犧牲的時間,雖然可憐的她被特務易君年殘忍殺害,但在對過往的時間判斷中寄托著她對龍冬真摯的愛意與無比思念的強烈情感。孫甘露在精心的事件設計中突出時間的重要性,在敵我互斗、明暗交織的艱苦環境中對于時間的敏感和掌握,形成了小說歷史敘事中的審美張力,可以令人感受到時間對于地下黨工作人員收情報產生的關鍵作用,在中共地下黨人與敵人的緊張斗爭中,時間宛如他們的生命,在冷靜的計劃和安排之中蘊含著陳千里對于時間的精準把控和對人心的準確算計,因而才能使整個計劃成功,完成自己的光榮任務。

其次,孫甘露在個人化的歷史敘事中著重描寫小人物的命運浮沉。對于歷史而言,文學的意義顯現為“人生”的完整而非“歷史”的完整。正如“記”與“歷史”互為表里,“憶”顯然與“人生”的范疇遙相呼應一樣,文學的歷史敘事由個人想象與歷史記憶交互完成,在文學的世界中以歷史還原現實人生。孫甘露將看似難以觸及的歷史事件落實在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賦予歷史肉身更為具體和可感知的審美形式。小說中的叛徒崔文泰,當北伐軍逼近上海時,他因欠賭債走投無路而加入了工人糾察隊,因此免遭債款。嘗到甜頭的他又加入房客聯合會,最后投入上海的大革命高潮之中,認識老方后轉入地下做交通員。他因內心動搖、茍且偷生出賣老方,在銀行行動中,崔文泰見錢眼開,他不惜開罪國共兩黨,以為自己車上真的有黃金,于是孤身逃竄,可惜聰明反被聰明誤,最后被游天嘯殺死?？梢哉f,崔文泰是小說中人物塑造的亮點之一,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歷史變革進程中某些投機取巧分子的自私心理和虛偽人格,恰如小說中寫道:“他從來都不是一個會反省審視自己的人,平生頭一回,他驚奇的覺得自己身體里有兩個不同的小人,在彼此不停的諷刺挖苦對方?！盵4]崔文泰的行為與葉圣陶小說《潘先生在難中》的潘先生具有相似之處,他們面對危險之時無民族大義的高尚品德,為了個人的茍且偷生可以不顧一切,甚至是出賣別人也毫不猶豫。作者將崔文泰目光短淺、首鼠兩端的品格刻畫得淋漓盡致,他在國共兩黨的斗爭中不惜出賣自己的救命恩人,最終在絕對權威的碾壓之下獻出生命。在這個特殊的個體形象背后,是作家敏銳而細膩的歷史審視與無聲批判。歷史敘事從來不僅僅是歷史與敘事的雙向相接,歷史、時間與人聯袂而行,以小人物寫大時代,在歷史敘事中描畫出時代的背影以及生活在歷史現場的人的多樣形態。

最后,孫甘露以現實主義筆觸營造出“文學真實”的歷史敘事?！肚Ю锝綀D》中,孫甘露敘事節奏緊湊,情節推動迅速,卻不會造就突兀之感,是因為作者在小說前期精心準備,以及自身深厚的歷史文化素養積淀。孫甘露在《千里江山圖》中對于文學和歷史的有效處理可謂相得益彰:“對文學而言,歷史是一把雙刃劍。表現得當,可以為作品增加厚重感,使之成為壯美的史詩;表現失當,則會讓作品陷入輕佻、淺薄,夾失文學應有的力量?！盵5]孫甘露正好發揮歷史的有效作用,使小說以真實還原的情景讓讀者沉浸其中。作者以1933年中共地下黨的“千里江山圖”計劃為藍本,在真實的歷史事件基礎上嵌入合理想象,以個人體驗化的群像塑造呈現出這一艱難困苦、震撼人心的事件。小說最后的附錄中龍華犧牲,烈士遺物中一封沒有署名的信,以及兩則真實材料與小說主體構成互文,可謂是點睛升華之筆,烈士們是真實可靠、有血有肉的人,在令讀者震憾感動之余亦提升了小說整體的歷史厚重感。讀者在讀完驚心動魄的小說正文以后,附錄的真實材料與正文構成虛實交映的閱讀體驗,在真實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基礎之上合理創作出可歌可泣的革命斗爭故事,通過今昔對比更能襯托出革命先烈們崇高而偉大的英雄精神,讓后人永遠都不會忘記他們曾經的付出和犧牲。與以往小說相比,孫甘露在《千里江山圖》中多次寫到人物的居所、飲食、服飾及外貌,大大增加了小說的寫實成分,在用心雕琢的城市地理環境、場所以及當時政府的法規之中,以遒勁的筆力建構出現實主義氣質的敘事手法。當然,文學創作“并不是要求作家像歷史學家那樣去追求歷史事件、歷史情節的絕對真實,而是要求必須尊重歷史本質的真實”[6],在《千里江山圖》的歷史敘事中,孫甘露給予讀者關于過去的種種情景,對歷史保持尊重和審慎的態度,關注歷史中的人和事,于書寫之中寄寓自己的態度。

孫甘露在《千里江山圖》中的歷史敘事既遵循真實的歷史線索,又夾以個人獨特的歷史觀念和文學感覺,在小說中以復雜而飽滿的敘事精神支撐起完整的故事框架。對于歷史,作家將目光拋向了那些細微而紛繁的人和事,在人世沉淪中彰顯英雄的光彩?！氨M管歷史是凝固時間、保存記憶、探究往昔的一種形式,但歷史總是生活在某一個地方上的人物、發生在某一個空間內的事件的歷史?！盵7]孫甘露將這段歷史以文學形式呈現出來,用不同以往的歷史敘事來建構小說,在不同的空間內矗立起精神文化坐標。小說向歷史深處潛伏,以縱向的時間觀念形成立體多元的歷史敘述,并以小人物的成長道路與命運糾葛反映出了歷史敘事之下的細微光芒,返回傳統,堅守歷史,在精巧含蓄的敘事論調中形成緊張的基調。在時間縱向與還原真實的歷史敘事中,《千里江山圖》顯現出別開生面的文學風貌與文約旨豐的藝術審美訴求,同時可以發現孫甘露小說創作轉變中的藝術追求,即在先鋒憂郁的迷宮敘事之外,開辟出過往真實與文學想象相結合的歷史敘事,在更高的層次上展現現實主義的本真品質。

二、熔鑄古今與城市記憶的文化隱喻

孫甘露在《千里江山圖》中融匯古今、中外互通,以豐富深沉的文化書寫建構起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文化記憶。孫甘露以宋代王希孟名作《千里江山圖》為題借古喻今,宋畫《千里江山圖》以“咫尺有千里之趣”的表現手法和精密細致的筆調,描繪出祖國河山的壯麗風景,而小說《千里江山圖》以上海中共地下黨的秘密革命計劃取名,寄寓出革命先賢為祖國河山的統一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而不懈奮斗的美好愿望。作者將中國古代和西方文化知識有機嵌入文本之中,使小說充滿隱喻意味的同時又富有內涵。孫甘露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對于上海的過往與現實有著復雜的感情和體悟,其作品《上海流水》和《上海的時間玩偶》站在全新角度看待上海,而在《千里江山圖》中,上海文化記憶流瀉出濃厚的文化隱喻意味,以自我感知的方式把握人生、書寫歷史。孫甘露在小說中“構建對過去的生活世界的各種想象,傳播不同的歷史觀,尋求各種記憶之間的平衡以及反思集體記憶的過程和問題”[8]。在文化記憶理論中,文化作為一種記憶現象,賦予精神世界以穩定性和持續性,取消其易逝性和生命的短暫性。對作者而言,上海的城市文化記憶早已植根于內心,不管這座城市如何伴隨著時代發生變化,但他的內心仍保持著恒定的情感記憶與留戀心理,從而在《千里江山圖》中復原出“文化上?！?以此作為小說的環境部分而使故事更具歷史感與真實性。孫甘露亦是在對上海往昔文化記憶的敘寫中展現其對文化身份的認同,因此“對于上海文學的‘懷舊’現象,與其以歷史回溯的真實性來衡量,毋寧以文化建構的有效性來評價”[9]。孫甘露在以文化建構的上海都市之中,展開了一段艱難困苦的革命斗爭故事。

孫甘露在《千里江山圖》中,處處襯托出作者別出心裁的文化展現,各種文化景象的書寫散落小說之中增添了特殊內涵。比如“賽馬票”一節中寫到陳千里和易君年在卡爾登大戲院的第一次會面:“這幾天,意大利山卡羅氏歌劇團在卡爾登上演《圖蘭朵》。戲院門旁,那幅表現主義風格的巨大招貼畫上有中意兩種文字:在圖蘭朵的家鄉,劊子手永遠忙碌。那是開場合唱中的句歌詞,不知制作它的人專門挑出這句是什么用意?！盵4]作者以《圖蘭朵》中的“在圖蘭朵的家鄉,劊子手永遠忙碌”一句歌詞以圖蘭朵不斷殺害猜錯謎語的男人為表面含義,實則暗示白色恐怖壓抑氛圍下國民黨特務對中共地下黨瘋狂捕捉和殺害的歷史現實,二人交談以《笑林廣記》故事和半張跑馬廳大香檳票最終互相確認身份,發人深思。易君年和凌汶第一次在書店見面相識,凌汶拿著春潮書局新出版的小說《二月》,因未看懂封面木刻圖案,易君年為她解答疑惑。著名左翼作家柔石《二月》描寫了失意青年知識分子蕭澗秋追尋理想成長的困境與選擇,易君年與凌汶因此結識,從小說談到木刻,從青年的彷徨談到階級的對立,作者以真實歷史時空中的青年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反映時代主題,于自然敘述中蘊含著深刻文化意義。陳千里和陳千元上海相見時念及涅克拉索夫的詩句“他們說暴風雨即將來臨,我不禁露出微笑”[4],這句詩見證著他們從青蔥少年到革命同志的身份轉變,自始至終表現出陳氏兄弟矢志不渝的革命勇氣,面對國民黨反動派大肆屠殺共產黨員的殘酷和冰冷現實,他們永不退縮并微笑面對一切困難。陳千里和陳千元從上學到參加革命,涅克拉索夫的詩句不僅成為他們面對困難生活時鼓勵自己向前的人生格言,而且是他們與國民黨特務斗爭時無畏生死的真實精神寫照,書中之所以多次出現,就是為了強調少年堅定的革命理想信念,中共地下黨人臨危不懼、樂觀豁達的崇高精神躍然紙上。陳千元翻譯的手稿寫道:“……奇跡在自然界和歷史上都是沒有的,但是歷史上任何一次急劇的轉變,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內,都會提供如此豐富的內容,都會使斗爭形式的配合和斗爭雙方力量的對比,出現如此料想不到的情況,以致在一般人看來,許多事情都是奇跡……”[4]作者有意引用此段話來傳達包括陳千元在內的共產黨人的堅定革命信念,不到最后不會服輸?！皻v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為是獨一無二的;雜事則反復發生,經多次反復而取得一般性,甚至變成結構?！盵10]陳千元在翻譯手稿過程中對于奇跡的看法,體現出他腳踏實地、從不幻想的認真態度,只有勇敢地面對斗爭,才會有獲得勝利的機會。作者將這些看似尋常的文化景像描寫融入小說之中,反復出現的日常書寫亦成為小說內部不可分割的文化結構。孫甘露對于古今中外文化的合理運用,無不表現出作者對文化氛圍刻畫的深厚功力,在為我所用的多元文化中汲取經驗注入小說之中構筑整體。

郭春林[11]認為“孫甘露的寫作,無論是否寫到上海,還是其中看似非常先鋒的語言實踐,理應置于近代以來的上海史背景和脈絡中進行考察”,對于闡釋孫甘露的上海城市和文化記憶書寫有著準確的定位。孫甘露在《千里江山圖》中刻畫出20世紀30年代的現代化都市上海,不同于晚清韓邦慶筆下的畸形繁榮上海,不同于海派作家眼中的情欲恣意都市和張愛玲心中古舊蒼涼的歷史上海。孫甘露筆下的上海傳統而新潮,和諧又壓抑,中共地下革命者在看似現代繁華的都市卻時刻繃緊頭弦,隨時與敵人斗智斗勇,完成各自的任務。在上海這一文化地理坐標中,孫甘露對于上海地理情況了然于心,小說中出現的道路場所在現實中皆有對應。比如,在陳千里找剃頭鋪時的描寫就引人入勝:“陳千里在北四川路橋前下了電車,過橋沿蘇州河堤轉向西去,繞著郵政大樓回到北四川路,他四下看了看,確定沒有尾隨的人,然后沿路朝北走去。這一帶是他曾經常來的地方,公益坊里的水沫書店、辛墾書店不知道是否還開著,魯迅、馮雪峰、陳賡也曾在此參加《前哨》雜志的活動。公益坊廣東人聚集,西北面的扆虹園,是中山先生數次到過的地方,這會兒門前一組新人和親朋好友正在準備文明婚禮?！盵4]孫甘露復原出上海過往的歷史現場,在熟悉的場所之間上演著別樣的故事。小說中出現的浙江大戲院、世界大旅社、蘭心大戲院、玄武湖、興昌藥號、中匯信托銀行、茂昌煤號等地理場所“只能借助在記憶中保存的傳承故事才能發出聲音”[12],激起和支撐上海城市文化記憶的過程。孫甘露具體描寫人物的住所、穿戴和飲食,一字一句中盡顯出濃郁的上海文化地域特征,連交際花聲稱自己與徐枕亞跳過舞的細節亦能如實寫出,可見《千里江山圖》中如記錄片似的上海畫卷徐徐展開,讓人身臨其境、備感真實。孫甘露在以往小說創作中展現出先鋒實驗性質,很少提及人物所處的具體環境及人物自身的外貌裝扮,而在《千里江山圖》中他將上海著名的地理坐標皆不厭其煩地描繪出來,繁華而先進的環境處在表面,中共地下黨人的斗爭處在背地,一明一暗構成整體,頗具歷史現場感,讓讀者更加沉浸在故事之中。孫甘露在《千里江山圖》中呈現的城市文化記憶不僅是上海文化的回溯演繹,而且他在文學書寫中讓宏大歷史的細枝末節部分也能發出聲音,讓被宏大歷史遮蔽的人物和事件有機會浮出歷史地表,成為作者自身文化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孫甘露在對上海城市文化記憶的文學隱喻中生動踐行了關于上海的公共想象愿望,為上海文學的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千里江山圖”是一幅古畫,也是一個秘密計劃,更是寄托革命在中國的千里江山成功期盼的美好愿景。小說中陳千里與林石接頭時的一段暗語交流極具象征意味,二人開始交流的內容是尋找宋畫《千里江山圖》,但推開窗戶往外看這一動作背后隱喻著廣大人民才是江山,共產黨人千辛萬苦地進行革命斗爭正是為了最廣大人民的幸福和利益,小說以千里江山圖為落腳點烘托出濃厚而精辟的文化內涵,作者借古寓今、借今懷古。小說中窗外的江山屬于全中國人民,為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康,共產黨人毫不退縮、勇往直前,他們以犧牲自身來換取人民的和平生活。孫甘露在小說中不斷呈現上海這座城市各方面的生活場景,在古今對比中讓人感到唏噓和喟嘆。孫甘露將古今中外的文化博學雜收,運用自如地在小說中綻放光彩,又以上海城市記憶展開的文化隱喻呈現,表現了作者深厚的人文關懷及強大的寫作功底,在特殊的戰爭年代渲染出一幅驚心動魄的革命英雄奮力拼博的歷史畫卷。孫甘露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外國優秀文化的汲取和個人體驗的抽取共同構成了《千里江山圖》的文化內涵,他沉入民國時期上海日常生活內部,并且“不斷地從日常經驗內部尋找各種異質性的蛛絲馬跡”[13],進而展示了對20世紀30年代上海人的生活及其可能性狀態的反省與想象。因此,這不僅是一部書寫中共革命先驅的諜戰小說,更是一部具有生活氣息和深刻內涵的文化小說。

三、主體信念與革命理想的精神彰顯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學”時期,一批描寫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革命和解放戰爭嘔心瀝血歷程的小說奏響文壇,《紅巖》《紅日》《紅旗譜》《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剛》等一批優秀紅色經典以宏偉氣魄和壯麗風格描繪出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跡和崇高人格。與當代文學中的革命歷史小說相比,孫甘露并未正面描寫戰爭,而是描寫中共地下黨人潛伏城市之中的各種任務,筆觸并未大開大合,而是精深緊湊,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之上朝紅色革命這個總命題的深處縱橫。孫甘露通過文學真實書寫“對主客觀的高度結合,來探知歷史事件的真相和人類心靈的秘密,得到的往往是其靈魂層面的收獲”[14],即為個人靈魂的抉擇與安放。通過對比和反襯描寫,小說映襯出中共地下黨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革命理想信念,甘愿為革命犧牲全部的堅定決心。為了實現祖國的統一和人民幸福,他們在巨大的艱難險阻之下并未退卻半步,而是勇往直前、奉獻一切,在對于革命英雄群像的細節把控與磅礴氣質的書寫之中,凝結著對在苦難歲月中為了祖國和人民犧牲一切的英雄的由衷贊揚與高度認同。

孫甘露在《千里江山圖》中描寫了各種各樣的人物,在親情、友情與愛情的交織纏繞之中透射出各類人物的主體信念與革命理想,他們不是單調的扁平人物,每個人物都是處在特定歷史語境下感情飽滿、富有活力與復雜思想的個體。

《千里江山圖》中以革命戰友之間的珍貴友誼匯聚著中共地下黨人的團結之心及不懈追求。在小說開頭,眾人于圖書館書庫后面的空閑房間參加會議被游天嘯逮捕,面對敵人的威逼審訊,并未有人因膽怯而出賣同志。而為開秘密會議的同志們先行警示敵人到來的無名同志,犧牲在上海四馬路菜場,無人知道他的姓名,但他卻給人以深刻印象,無數的共產黨人亦是舍棄小我拯救同志,雖無名無姓,卻永遠活在人們心中。老方和陳千里第一次見面交談之時位置暴露,老方為掩護陳千里和他兒子而不幸犧牲。 盡管他們在小說中出現的時間很短,但卻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由于這些堅定的地下黨人的英勇付出,我們才會有當下的美好生活。除了主要人物陳千里,其他的無名英雄也同樣偉大和值得銘記,雖然小說在內斂的行文敘述中并未發表過多意見,但是其背后巨大的思考空間卻讓讀者難以忘懷,他們為了共同的事業而不懈奮斗。小說結尾為護送浩瀚同志成功轉移,陳千元、董慧文、衛達夫、李漢、梁士超、田非與秦傳安等人甘當“魚餌”,引誘敵人,小說附錄的材料中顯示,1933年4月4日,他們皆犧牲于上海龍華監獄。為了“千里江山圖”計劃,他們義無反顧。衛達夫假裝叛變,在最后擁有逃生機會時甘愿放棄,梁士超也未離開,始終與同志們在一起,“這里需要他,塘橋鎮上出現的人越多,特務就越相信他們的‘魚餌’起作用了。同志們心甘情愿進入敵人設好的‘陷阱’,心中充滿豪情,無所畏懼”[4]。作者并未詳細描述他們的言語及動作,但在寥寥數語之中,中共地下黨人視死如歸的英勇精神及堅強不屈的寶貴品格盡顯,與小說中自私自利的崔文泰及陰險殘忍的盧忠德形成鮮明對比。衛達夫是小說中出場的第一位人物,同樣也是在執行最終計劃時發揮重要作用的人物。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他圓滑聰明地假裝投降;在面對生死的關鍵時刻,他無畏生死而顧全大局,在與同志們并肩而立的時刻,他不僅使千里江山圖計劃取得了成功,也使自己的靈魂得到了升華。他們不僅僅是共同作戰的同志,更是情誼深重的好友,他們的友誼在危險的斗爭中越發堅定。作為優秀的共產黨員,他們始終忠誠于黨、并肩作戰,他們在滄桑歷史洪流之中的偉大精神永不磨滅。

《千里江山圖》中以親情為紐帶串聯起立體人物的精神主體建構。陳千里既為上級派來接頭的人物,又是陳千元的哥哥,二人在上海見面后吟誦著他們喜歡的涅克拉索夫的詩句,來印證他們的青春和熱情,兄弟二人同為地下黨員,在兇險的現實環境中最終天各一方。他們作為親兄弟,在小說中卻很難看到二人相聚的時刻。盡管他們在各自的生活及任務中緊張危險,卻也心系對方,在緊迫的革命現實浪潮之中,他們甘愿舍棄自我而投身于解放人民的斗爭中,真正意義上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大化。而最富有深意的是葉啟年與女兒葉桃之間的親情。葉啟年曾經為學者,信奉無政府主義,是陳千里的老師,而在知識分子的虛無主義背后,卻是一個十足的投機分子和野心家,后來他加入國民黨反動派,公敵私仇夾雜其中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始終自欺欺人。他堅持認為陳千里把女兒葉桃引上“歧路”,導致她最終失去了生命,卻無法直面自己的內心,將個人的過錯嫁禍給他人來減輕自己內心的煎熬。在“小桃源”一節葉啟年與孟老的對話之中,他思念女兒,為紀念女兒特地建了一個桃園,一直記著女兒喜歡吃桔紅糕,但他卻不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為了權力和欲望而不惜殘害別人,最終在女兒墓地與陳千里的對峙中暴露了真相。葉啟年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自己雖心知肚明卻執迷不悟,女兒葉桃的犧牲,他負有全部責任。作者用心塑造出葉啟年這個復雜而偏執的人物形象,他不全然只是反面人物,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道路選擇與精神建構。在五四運動的催生之下,許多知識分子年輕時飽含激情,有遠大抱負,但是當時動蕩而復雜的社會局面,造成部分知識分子滑入與人民背離的道路之中,他們獲得了豐厚的物質生活和前所未有的權力,沉迷于個人私欲中,最終走向人生的黑暗之中不可自拔。葉啟年雖然也愛葉桃,但他更喜歡操縱別人的人生,無法放棄權力的誘惑。陳千里曾經視為老師的葉啟年,現在卻處心積慮地捕殺自己,孫甘露以陳千里和葉啟年為對比,同樣都是身處革命現實中的知識分子,同樣對于中國革命和未來抱有深切關懷之情,兩人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葉啟年身為特務頭子,大肆殺害共產黨人,為一己私欲變得精神懦弱,最終淪為革命的逆行者:而陳千里接受共產主義的教導和影響,為了祖國的未來而不懈奮斗,擁有正確而遠大的理想信念,從而熠熠生輝。

《千里江山圖》以愛情為暗線勾勒出革命與情愛的雙向互動,小說中呈現出陳千里與葉桃、龍冬與凌汶、陳千元與董慧文的感情歷程。陳千里與葉桃擁有相同的革命理想,既為知己又互相傾慕,他們在早春二月共赴梅花山欣賞美景,“他們心心相印,覺得整個世界退卻到遠處,眼前只剩下梅樹、藍天和那張臉龐”[4]。葉桃為陳千里指明了方向,讓他做使人生更有價值的事情。但葉桃的犧牲,讓陳千里形單影只,不再有人與他惺惺相惜,令人嘆惋。而凌汶的丈夫龍冬,恰如凌汶寫的小說《冬》一樣,以悲劇收尾。凌汶跟著龍冬投身革命,矢志不渝,龍冬失蹤后亦不忘初心,來廣州后尋找龍冬,而易君年對凌汶具有復雜情感,最終為獲取重要情報無情殺害了她。易君年前后殺害了龍冬和凌汶兩人,為了革命最終取得勝利,龍冬和凌汶奉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凌汶與中國現代文學中左翼文學創作的革命女青年形象不同,在她身上著重突出了女性在革命大時代中充滿艱辛與內心博斗的精神歷程。小說中饒有趣味的是,凌汶自身的現實命運走向與她創作的小說中的戀人結局如出一轍,狡猾奸詐的易君年盡管曾經也有拉攏她步入敵營的想法,但在殘忍的現實中只能殺害凌汶,這一女性形象充滿了悲劇性,而龍冬與凌汶的愛情也讓人刻骨銘心。陳千元與董慧文的感情描寫真摯而純潔,作者在緊張復雜的革命斗爭中亦描寫到短暫的溫情時刻,兩人在家里吃飯,作者不遺余力地呈現出董慧文的家,包括桌子的擺設及各種菜肴等細節。盡管陳千元與董慧文兩人相處的時間并不多,但這并不影響他們之間的美好愛情。他們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互為依靠,既是戰友也是戀人,在革命與愛情的交織之中命運多舛且困難重重?！肚Ю锝綀D》中雖然三對戀人最后都沒有在一起,但他們對對方都懷有最赤誠的愛意,在波詭云譎的危險艱難環境之中,孫甘露對于愛情的別樣書寫,無疑增加了小說的厚度和內涵,讓中共地下黨人的堅定理想信念得到有力印證和浪漫想象。

理想信念作為個人一生之中的引路明燈,對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培育具有重要引導作用。孫甘露用小說文本描繪了一幅新時代的《千里江山圖》,以歷史學家逼近歷史真相的嚴謹考察和文學家細膩想象的文學書寫,融入了革命者的身姿和靈魂,融入了革命史的一路風雨。在小說附錄“一封沒有署名的信”中寫道:“什么時候你再去龍華吧,三四月間,桃花開時,上報恩塔,替我再看看龍華,看看上海。還有報恩塔東面的那片桃園,看看那些紅色、白色和紅白混色的花朵?！盵4]這則歷史材料表明革命烈士對于故土的無限熱愛和對于革命勝利后的美好憧憬,他們的個體信念與革命理想納入這片曾經為之奮斗的土地。孫甘露以細微關懷的情思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他們對于友情的堅貞守護、對于親情的溫情呵護、對于愛情的真摯叩問,展現出《千里江山圖》中人物的多面情狀,最終塑造出一個個有血有肉、如映眼前的生動形象。盡管《千里江山圖》中并未過多描寫人物的愛情,但僅僅從展示出來的片段之中,不難發現孫甘露構造出愛情的本真面目:純潔赤誠,相愛相守。小說在日常描寫的瑣碎事情之中透析出愛的飄揚和輕逸,顯示出革命先烈復雜而又立體的生命歷程,他們鮮活而純粹,崇高而偉大,其細膩感情與美好品格令人嘆惋。小說也意在警示處在和平時期的人們,不忘先輩革命成功的坎坷歷程和崇高寶貴的英雄品格。

四、結語

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并未如同其他諜戰類小說那樣獵奇神秘,而是以去傳奇化的姿態,試圖以簡要傳神的筆觸,勾勒出一幅帶有煙火氣息的上海日常生活圖景,在復雜立體的人物塑造中傳達出中共地下黨人的理想信念。孫甘露的歷史敘事重塑紅色革命經典的圖景與崇高精神,以具有個人經驗的敘述方式納入歷史之中重現故事。對于上海城市文化記憶的梳理,孫甘露用心再現了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灘作為整個故事的背景空間,從而使小說擁有了復雜而深沉的文化意味。作者并非弱化反派敵人,無論是中共地下黨人英勇聰敏的可貴品質,還是對于敵人深陷錯誤道路與矛盾心理的反思,都最終指向主體的精神世界?！肚Ю锝綀D》是孫甘露深化現實主義創作的一次成功嘗試,在思想藝術上的華麗轉身背后,體現出中國當代諜戰小說創作的一種新發展趨勢,為諜戰小說的繁榮發展與創新提供了一條有效的踐行路徑?？傮w而言,《千里江山圖》代表了孫甘露小說創作的全新階段,展現出不同以往的全新文學風貌,在延續個人過往憂郁的藝術氣質與深刻的文學觀念的同時,貼近歷史用心傾聽中共黨人革命歷史的強烈巨響,呈現出血淚交織的革命英雄史詩新篇章,彰顯出正義必勝、人民必勝的崇高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