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訶德的三種知識分子氣質

趙 艷

(西南大學 文學院, 重慶 400715)

《堂吉訶德》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代表作,其在世界文學史上的經典地位已無須贅言。堂吉訶德的形象經久不衰,究其原因在于其形象不僅在當時廣泛傳播,還能和現代讀者產生共鳴,形成廣闊的闡釋空間。從最初的讀者群體到現在的評論家,對堂吉訶德形象的闡釋一直發生著變化,堂吉訶德逐漸從一個喜劇形象演變為悲劇形象,從一個普通的瘋子形象升華到理想主義的獻身者形象。堂吉訶德的思想原本顯示出人文主義的傾向,然而在變成瘋子之后,他的非理性思想萌生了種種鋤強扶弱、打抱不平的行為,開啟了一段由人文主義理念啟發的人道主義實踐。種種跡象表明,堂吉訶德已變成一個具有人文主義理念并進行人道主義實踐的知識分子形象,具有一定的現代意義。

堂吉訶德的漫游經歷是故事的主線,無論漫游情節是悲劇還是喜劇色彩,都體現了讀者和研究者對小說內容的關注,而堂吉訶德的知識分子身份和漫游情節這兩個形式因素一直以來都淪為這出戲劇的“背景板”,仍有待進一步討論。本文意在以知識分子這一貫穿古今的關鍵概念為線索,探究堂吉訶德形象千百年來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

一、堂吉訶德形象的流變:從滑稽到崇高

在《堂吉訶德》誕生之初,堂吉訶德的形象是滑稽的,與嚴肅性并不沾邊,人們常將堂吉訶德視作歡樂的來源。據羅德里格斯·馬林[1]6考證,堂吉訶德在最初的西班牙讀者眼里是喜慶的標志:“堂吉訶德和桑丘、杜爾西內婭一起,出現在眾多的民間喜慶節目中,被人當作逗樂的小丑到處演示?！碑敃r的創作者對其極盡貶低之能事,堂吉訶德被許多詩人搬上舞臺作為嘲諷對象。西班牙劇作家洛佩·德·維加在其喜劇《傻夫人》中把女主角傻夫人比作堂吉訶德,借劇中人物奧克塔維奧之口,評價堂吉訶德只會逗世人發笑。

創作者的戲仿一方面強化了堂吉訶德的滑稽印象,另一方面也促進了這部作品的廣泛傳播。就官方立場而言,17世紀的書檢官認為《堂吉訶德》一書“廣征博引,極富教益”[1]15,褒揚了作者掃除騎士小說的主旨,傳教士則把《堂吉訶德》當作一部“寓教于樂”而又“為國爭光”[1]16的好書。民間也有一些對堂吉訶德的正面改編,例如紀廉·卡斯特羅的同名仿作就突出表現了堂吉訶德的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

隨著19世紀初期浪漫主義的興起,“崇高”逐漸在堂吉訶德的形象中占主導地位。海涅評價堂吉訶德“有詩意,愛冒險”[2]12。屠格涅夫[2]19在演講中正式把堂吉訶德的形象置于崇高地位,認為其性格中有著自我犧牲的崇高因素:“他身上連一點利己主義的痕跡也沒有,他不關心自己,他整個人都充滿自我犧牲精神——請珍視這個詞!——他有信仰而且堅信不疑,義無返顧?！蓖栏衲虻恼摂澈諣栣S刺1848年的革命活動家,稱他們是“可笑的堂吉訶德”。赫爾岑貶低堂吉訶德的形象,屠格涅夫則將他看作一名義無反顧的英雄和革命者,高度贊揚其對真理的信仰和對理想的忠誠。法國文學批評家圣伯夫把《堂吉訶德》稱為“人性的圣經”,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將《堂吉訶德》視為“人類思想的最高表征,是人類所能企及的最苦澀的自嘲”[1]76。尼采和弗洛伊德都對堂吉訶德贊譽有加。尼采認為“所有充斥人類心靈的情感和價值其實都是堂吉訶德瘋”[1]78。弗洛伊德對堂吉訶德的遭遇十分惋惜,流露出情感共鳴:“堂吉訶德的形象被照亮了,因為他好心未得好報,等來的是殘酷的嘲諷和兇猛的棍棒?！盵1]78堂吉訶德的形象成為現代人面對變幻現實的心靈寫照和情感投射,米蘭·昆德拉更是把“貶值了的塞萬提斯的遺產”作為小說精神價值的終極旨歸。

在國內有關堂吉訶德形象的文獻中,堂吉訶德被公認為一個人文主義者,是人文主義思想家眼中的理想形象[3]80。錢理群[4]提到堂吉訶德強烈追求、不惜為之獻身的那個“黃金世界”實際上是一個烏托邦世界。錢理群對比分析了堂吉訶德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具有共同的平等理想和改造“不可能改造”的壯志,然而二者的實現途徑不同,前者使用武力實現理想,后者則以作家群體寫作來革新整個社會文化。劉建軍[5]認為,堂吉訶德的形象帶有矛盾性和復雜性,他是一個急公好義的人文主義思想家,并試圖以除暴安良來成為英雄。

堂吉訶德身上的確帶有人文主義精神,但簡單地將其稱為人文主義者卻并不準確。在蔣承勇[6]看來,學界通行的人文主義概念主要指文藝復興前期對人類個性的張揚和對自然生命的強烈欲求,而堂吉訶德身上的這種特色并不明顯。于是,從堂吉訶德和桑丘分別代表的“宗教人本意識”和“世俗人本意識”入手,蔣承勇分析出“塞萬提斯式”的人文主義取材于中世紀文化,得出堂吉訶德是一個中世紀人文主義者的結論。

堂吉訶德形象的“知識分子”氣質體現在漫游經歷的情景中,漫游經歷的各個時期分別對應不同的“知識分子”概念。堂吉訶德的人物形象與全書的結構是統一的:在漫游之前,堂吉訶德是一個傳統的中世紀知識分子,在自己的書房里進行封閉閱讀和創作,博古通今,盡管具有豐富的理論知識,卻依然抱持傳統社會的行為規范,在實踐中較為保守。在漫游過程中,堂吉訶德開始介入現實,試圖恢復和諧美好的道德準則,除暴安良是他的主要任務;然而隨著漫游的深入,他逐漸體會到書中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割裂,這與知識分子介入社會實踐的行動高度相似。在被打敗后,堂吉訶德回到家鄉,象征著知識分子失敗之后向現實妥協的必然命運。

二、書齋型知識分子:封閉與保守

雅克·勒戈夫[7]141-143在《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中提到,中世紀的人文主義者經常效力于權力階層,將領導社會的責任讓給權勢,自己則在隱居中清靜地工作,他們十分強調自己的閑散時間,并在悠閑中創作“美文學”,因此人文主義者其實十分樂意從城市回到鄉村。然而,在堂吉訶德隱居書齋的日子里,他并未依附于教會或者王侯公卿,年逾半百時,他拿起棍棒游走四方,開始行俠仗義式的漫游,這實際上已經帶有“知識分子”的色彩。堂吉訶德在出游做騎士之前就“沉浸在書里,每夜從黃昏讀到黎明,每天從黎明讀到黃昏”[8]13,儼然是一位閉鎖在書齋中的知識分子。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以人性的解放為核心,并號召人將聚焦點從上帝轉向到人本身。堂吉訶德具有聰明人的“自由意志”,待在自己家里,“一切自主”[8]3。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在誕生之初便受到官僚和富豪等權勢階層的庇護,他們喜愛“美文學”,并獨自安居于鄉村中[7]141-143。

書齋型知識分子的首要特征為進行偏安一隅式的研究,他們往往能夠在自己的書房或封閉的環境中進行創作,從而讓頭腦中的理念更新迭代。堂吉訶德這個形象吸收了人文主義者的特點:他是西班牙富有文學涵養的鄉村紳士,書房中有“一百多部精裝的書和小本子”[7]41-48,這些書大都是騎士小說、牧歌體傳奇和詩歌。書房是他在漫游之前常待的地方,幻想型文學是其想象力的來源,也為他日后在想象中將現實世界轉換為書籍符號打下了基礎。

此外,堂吉訶德具有書齋型知識分子博學的特征,他通曉拉丁文,并時常在與桑丘的對話中引用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名言;他也對西班牙的地名與民族文化信手拈來,具有平常百姓所不具備的知識[8]131。15世紀時的意大利學生將“人文主義”用來稱呼教古典語言和文學的教師,這些教師教授的科目叫“the humanities”(人文學),包括道德哲學、歷史、文學、修辭等科目[9]6。人文學幾乎涵蓋了所有大學里的文科科目,教授人文學的教師與學習人文學的學生構成了當時最主流的知識分子群體,即人文主義者。堂吉訶德與人文主義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并未進入大學等教學機構,也并未成為依附于權勢的為稻粱謀的智囊團成員,他始終保持著個人的獨立性與批判性。

20世紀20年代初,美國發起了“新人文主義”運動,這場運動的宗旨是以人為本,重新喚起現代社會對人的獨特性和價值的關注[10]67。新人文主義可以看作人文主義的一種現代轉型,新人文主義者希望恢復在美國現代社會已經淪喪的人文精神,并指責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弱化了人類“掌控和克制本能沖動的人性面”[11]4。新人文主義并沒有繼續人文主義的“人性解放”議題,而是主張回歸舊秩序。堂吉訶德身上體現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自由、公正及和平的特征,卻又和新人文主義者一樣帶有保守的宗教性特征,他向他人宣揚基督教的倫理道德,同時保持自己的身體完全圣潔。

在第二卷中堂吉訶德的這兩種特征表現得極其明顯,他在出游之前同家人談及“窮紳士只能靠品德好,才顯得自己家世好……最要緊的是居心仁厚”[8]46,并力表自己對美德的重視。而后堂吉訶德堅守對杜爾西內婭的“承諾”,斷然拒絕了總督府中阿爾迪西的情感挑逗,并時刻囑咐自己,作為騎士需要對個人感情隱忍克制[8]326。他在漫游中始終遵守基督教的道德體系,在黑山中為了愛情苦修并進行自我鞭策;在桑丘就任總督之前,堂吉訶德對他進行了“尊重上帝”和“保持德性”的教誨[12]300。從對個人品德和貴族生活的堅持看來,堂吉訶德更像是一位現代時期遭受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沖擊的新人文主義者。貴族嚴謹地遵守著基督道德,底層則更加注重實際利益。堂吉訶德將這些底層事物幻想成理想中的城堡和貴族,在進入真正的貴族圈子之后,堂吉訶德的行為與貴族無二,甚至表現得比真正的貴族更像貴族。

處在書齋中做研究的專業型知識分子,即使是外出進行實踐,也會十分注重自己的名節與名號。在與桑丘出游的過程中,堂吉訶德數次給自己授予騎士封號,而每一次封號都代表不同的意義。一次戰敗后,經由桑丘提醒他給自己封號為“哭喪著臉的騎士”,與獅子打交道成功便自封為“獅子騎士”。中世紀末期的歐洲傾向于把騎士制度和知識階層相聯系,給大學里的知識分子博士頭銜,就如同給騎士頭銜,二者的權利幾乎可以等同[7]112。頭銜不僅代表了騎士的個人特征,也是騎士獨特性的標志。這也許讓堂吉訶德認為做騎士同樣需要具備書齋里學習到的知識,他認為騎士的知識面不止于撰寫詩歌、善于音樂,更需要在外出時認識草藥,具有給自己療傷的本領。因此,即使堂吉訶德漫游在外,他的形象依然帶著書齋型知識分子的特征。在進入漫游的人生階段后,堂吉訶德就不只是書齋型知識分子,他的身上體現了更多介入型知識分子的特征。

三、介入型知識分子:獨立與批判

現代人類認識世界的視角與理念發生了變化,知識分子的形象比起以往有了新的特點。由于各個學科的完善,現代知識分子一般被看作某個行業內的職業者,是指一種職業種類,從事這種職業的人其主要工作內容是處理理念,這些人有作家、學者等[13]4。古德納[14]37-41認為知識分子取代了舊式階級而變成新的有產階級,新階級與舊階級同時成為一種所謂的批評話語文化的成員,專業化的人員組成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領域。?？耓15]127-128提出所謂普遍的知識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的地位已經被專業的知識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所取代,專業的知識分子可以在不同時期跨界,但永遠都在某一個專業領域內發揮自己的專長。

薩義德[16]2也提出,在現代知識分子所涉及的專業領域中,語言的專業化和遠離社會政治的傾向日益明顯,文學批評代表著各自的專門化和非常精確的知識勞動分工,然而,過度強調知識分子的專業性卻將“高雅文化的實踐”[16]2與嚴肅的社會政治關注分離開來,也將作為精英的知識分子與人民群眾分離開來。職業化的知識分子往往會使用自己專業的知識去思考社會大眾的事件,而這些知識遵守純粹的內部原則,會導致社會整體上的災難。19世紀末,法國的道德學家曾宣傳過一種情境式、特殊的正義,即放棄“愚蠢的形而上學家”所推崇的絕對正義觀,而要訴諸一種“只適合法國的”正義,它要適合法國獨有的天賦、歷史及現實和永恒的需要[17]104。當時一些德國知識分子也同樣效仿,以致后來助長了法西斯主義對其他民族的迫害。在此基礎上,介入型知識分子便成了專業型知識分子的一種補充,他們始終與人類生活、政治和社會事件存在真實的關聯,而其主要目標是對權威與正統進行抵抗。堂吉訶德作為一個熟稔人文專業領域的知識分子,在瘋癲之后卻渴望成為騎士介入社會,想要拿起“槍桿子”來輔助“筆桿子”。在他的理念中,拿“筆桿子”的目標在于公平分配財產,拿“槍桿子”的目標則是人類在這個世界上所能企望的最大幸?！推絒8]344。因此,走出書齋的堂吉訶德是一個薩義德意義上的介入型知識分子。

介入型知識分子具有獨立性與批判性的特征,他們可以明確地把危機普遍化,從更寬廣的人類范圍來理解特定的種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難,能共情其他人的苦難[18]41。班達[17]78提出知識分子需要克制自我的政治激情而堅持正義的普遍性法則,知識分子如果出于民族主義去發表理論,就違背了良知。堂吉訶德身處西班牙的鄉村邊緣地帶,獨立于當時的社會規范與權力體系,知識于他而言并不產生功利性價值,是一個“邊緣者”的形象。他認為騎士需要在各地經受冒險與考驗以獲得名聲,國王會循著“名聲”來重用騎士[8]161。堂吉訶德以正義為出發點關注和保護弱勢一方,介入現實公共生活。邊緣者的身份讓堂吉訶德與權力階層保持距離、不被收編,流浪者的身份則讓他深入西班牙社會的各種現實,從而不斷批判不公、罪惡的事件。堂吉訶德對當時的西班牙社會保持批判態度,認為其缺失了道德和文明準則,想要回到過去的“黃金時代”,“那時候一片和平友愛,到處融融洽洽……真誠還沒和欺詐刁惡摻雜在一起。公正還有它自己的領域,私心雜念不像現在這樣,公然敢干擾侵犯”[8]73。在遇到牧羊人時,議論黃金時代的人們看重貞節、真誠和公正,振興騎士道是堂吉訶德企圖恢復舊理想社會的方式,在其中隱含了自由、平等、為民請命的思想與情懷。

在出游之后,堂吉訶德身上的人道主義色彩表現得更加鮮明。遵守普遍性原則也使他陷入了困境,這些困境展現出知識分子的自我犧牲和悲劇感。塞萬提斯的作品主要展現了和諧的詩歌和不協調的戲劇這兩種事物。前者呈現的是和諧的音階,即遷就規則,順應并且理解支配事物的生命動力;后者則偏離規則,行為上或者思想上出軌犯錯。其原因在于不理解、不順應必然的方向,使得來自真實的火花觸及人們的視線[1]157。和諧的詩歌主要體現了堂吉訶德具有生命動力的幻想和理想主義。在鋤強扶弱的過程中,許多情侶在被現實或誤解分開之后,經過堂吉訶德誤打誤撞的調解,得到了和諧、圓滿的結局。而不協調的戲劇則隨處可見。在桑丘準備去海島就任總督時,堂吉訶德義正詞嚴地對桑丘進行了一系列關于行為準則和個人品德的叮囑。然而“總督事件”只是權勢之人的一次玩笑,這些情節恰好顯現了現代知識分子的反抗精神與正義感。堂吉訶德嚴肅的態度與公爵一家的戲弄態度形成對比,凸顯了堂吉訶德的道德屬性,帶有強烈的戲劇感。

在流浪的過程中,堂吉訶德獲得了“雙重視角”[18]54,這是指知識分子在流亡途中一種觀念或經驗始終對照著另一種觀念或經驗,從而讓兩種觀念有時以新型、不可預測的方式出現。在這種并置中,知識分子可以得到更多思考的角度,比如借用比較兩個不同的情境,去思考有關人權的議題。在變成瘋子之前,堂吉訶德是一位西班牙鄉村的善人紳士,在第三次出游之前,他與家人談話時論及作為紳士應該具有的美德:“窮紳士只能靠品德好,才顯得自己家世好。他應該溫文有禮,和氣勤謹,不驕橫,不傲慢,不背后議論人,最要緊的是居心仁厚?！盵12]46這是他在正常狀態下作為人文主義者的自述,書中也有旁人數次提及,他一提到“騎士道”便變得不正常。在小說最開始敘述堂吉訶德瘋癲之前的文字中提到:“他沉浸在書里,每夜從黃昏讀到黎明,每天從黎明讀到黃昏。這樣少睡覺,多讀書,他腦汁枯竭,失去了理性?！盵8]13貧窮與匱乏使他熱愛樸素的生活,清閑讓他熱愛書籍,不停地思考理想和生命的意義。過度沉浸在書籍中使堂吉訶德喪失了理性,變成了無法區分現實世界與書籍世界的瘋癲騎士。堂吉訶德的流浪為他展現了兩個世界——小說世界與現實世界,現實世界充滿不公平和殘忍,因而堂吉訶德隨時都企圖讓現實世界符合騎士道的規則,這正顯示出他對民眾權力與社會制度的相關思考。

在不同地區流浪可以帶來雙重視角,堂吉訶德的流浪更多地是為讀者帶來了雙重視角,而他的流浪實際上只是書籍和現實世界的符號對標,所謂的雙重視角往往需要多方考量和具體評估,囿于書本之中無法與群眾保持真正的聯系。在此之下,堂吉訶德理想的失敗似乎存在著一種必然性。他在騎士理想失敗之后,又產生了新型的知識分子特征。

四、妥協型知識分子:認知的錯位

漫游不僅給堂吉訶德提供了雙重視角,也使他擁有了多重身份,“生→重生→死亡”的三個階段對應了堂吉訶德的三種社會身份,同時也表征了不同的意義。在堂吉訶德生命的前幾十年中,他都是西班牙鄉村中平平無奇的鄉紳“阿隆索·吉哈諾”,此時他頭腦清醒,整日待在封閉的書齋里。西班牙語中“騎士”這個詞指有兩個生日的人,其中一個生日是自然生日,對于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的含義;另一個指心靈重生之日[1]73,是被授予騎士頭銜的日子,堂吉訶德的出游使他的生命得到了理想意義的重生,在生命的第二階段他改名為“堂吉訶德·臺·拉·曼卻”,此時真正的主角才在小說中登場,其身份也發生了從書齋文人到漫游者的轉變,變成了介入型知識分子。重生階段的堂吉訶德位于開放的市集、鄉鎮,他頭腦混亂,卻對自己的理想和未來充滿希望。堂吉訶德的最后一重身份則是回歸的鄉紳,在小說結尾,堂吉訶德被學士假扮的白月騎士打敗,于是渾渾噩噩地回到了家鄉。堂吉訶德的回歸是一種被迫的醒悟,在第二重身份即作為介入型知識分子失敗之后,他向社會現實妥協并放棄了騎士理想,并告誡侄女此生不得接觸騎士[12]512。

由于放棄了騎士的身份,“堂吉訶德”這個代表騎士新生的名號就失去了實在意義,成為空洞的符號。堂吉訶德最終在病床上脫離瘋癲狀態清醒了,然而清醒代表著理想的絕對覆滅、拯救世界愿望的無限落空,因此也無法讓他回到成為騎士之前的自然生命,死亡便是“堂吉訶德”(騎士封號)回到 “阿隆索·吉哈諾”(原名)的結局。堂吉訶德這個人物的身份經歷了從書齋文人到騎士漫游者的轉變,最后妥協回歸了鄉紳身份。這第三重身份的社會屬性為鄉紳,但其所指意義與第一重身份截然不同。經歷過第二階段的漫游之后,堂吉訶德認清了現實事物與書本符號間的差異,否定了第二階段的重生意義,回到家鄉后他為自己和身邊的人都取了牧羊人的名號,他自己叫牧羊人吉訶悌士[12]509。騎士封號的消失代表介入型知識分子的死亡與妥協,而牧羊人的封號則代表了對隱居的期待,但堂吉訶德已經不能重新回歸偏安一隅的書齋型知識分子了。

從介入社會到對現實妥協的轉變并非偶然,實際上這是發生在當時知識分子身上的普遍事件,其中緣由離不開隱含在專業知識分子身上“囿于理念”的特征。由于專業化的趨勢,知識分子往往被歸為某一個行業領域內的職業者,這使知識分子容易被困在自己的思想框架里,難以跨越不同領域。這種囿于理念的狀態,讓知識分子在介入社會的過程中產生了和堂吉訶德使用“槍桿子”落敗時一樣的迷失和落空感。堂吉訶德的一生一共經歷了三次自封為騎士的出游,總是在流浪中被戲弄和傷害。其瘋癲狀態下的話語也顯現出一定的真理性,然而放入當時格格不入的社會語境中時又十分荒唐。堂吉訶德介入社會的失敗在于他對已有理念的不加懷疑,他急切地用自己的特殊知識介入公共生活,且沒有經過思維上的變通。例如他路遇囚徒,輕信他們并將其放走,是由于騎士小說中所提及的“鋤強扶弱”原則,但不加變通地運用卻罔顧法律事實而破壞了公正。再者,堂吉訶德人文主義的理念始終帶有貴族化的特征,而貴族化的理念恰恰與鋤強扶弱的武力實踐是相悖的。堂吉訶德在城堡時,舉手投足都與真正的貴族一致,在文化上的精英傾向讓他不斷碰壁,精英的規范對底層大眾來說是無效的,堂吉訶德所想要回歸的騎士世界也不能直接應用到西班牙的全體社會。

知識可以分為“尋常知識與知識分子的特殊知識,尋常知識和不被知識分子看重的知識散布在社會大眾之中”[13]21。職業化的知識分子專注于他們的特殊知識,往往忽略了社會大眾中可以解決普通生活問題的尋常知識。如果始終停留在自己熟悉的專業里,知識分子容易沉浸在“被理念浸透的領域”[13]5,這些理念帶給知識分子評判標準上純粹的內部原則,卻無法通過外部實踐的檢驗,這是極具危險性的。二戰時期,不少知識分子都公開表示過支持希特勒和納粹主義,這是由于他們假定了這一點:他們在某個特定領域內的優秀能力能夠普遍化為各方面的優秀智慧或美德[13]19?！奥殬I化”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顯著特征,一生鉆研一門學問的狀態使得他們更加可能在某一領域擁有卓越的建樹,然而職業化也會使他們囿于觀念中,缺乏變通與實踐。

堂吉訶德和桑丘分別擁有的知識基本可以對應“特殊知識”與“尋常知識”。堂吉訶德身為書齋型知識分子時受到的全部是人文主義的特殊知識訓練,他所擁有的特殊知識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頭腦中人文主義的相關理念,包括除惡揚善、人人自由而平等;二是騎士道的規則知識,包括與貴族交往時的禮儀、騎士需遵守的規矩等。兩種知識都來自堂吉訶德閱讀的書籍,人文主義理念固然正確,然而這一理念配合了過時的騎士道規則,便在行俠仗義中不具備任何可行性。桑丘的形象往往被認為是配合堂吉訶德存在的,然而桑丘卻具備非常強大和廣闊的尋常知識,這一知識讓他在就任總督后盡量避免了公爵府下人們的捉弄。桑丘的知識來自在大眾中累積的經驗,在尋常知識的把握上他顯然超過了堂吉訶德,因此在生活順利這個方面,堂吉訶德不可能占上風。在桑丘就任總督之后,塞萬提斯十分有趣地書寫了兩人分開后的情節:堂吉訶德在公爵府中受盡愚弄和折磨,他始終用“魔法師”解釋來自城堡中的惡意;桑丘則在轄區利用已有的尋常知識公允地斷案,甚至獲得了民眾的贊揚。

知識分子無法抵擋權力的影響,堂吉訶德與桑丘在分別之后,各自遭遇了來自權力的戲弄。即使桑丘處理大眾矛盾時相對順利,卻也無法拒絕健康醫生規定的“進食法則”,這一法則自然是用來戲弄桑丘的,擁有尋常知識的桑丘一眼識破了這個騙局,卻也無法在權力的玩笑中獲得該有的物質報酬。公爵夫婦是政治權力的掌握者,因而可以造就一出捉弄堂吉訶德和桑丘的戲劇。知識分子身上具有一種戲劇感和起義感,即善于使用發言機會來博取旁觀者們的目光,他們往往比對手更具有才智、更善于辯論,喜歡坦率直言、自我嘲諷[18]8。堂吉訶德不需要鞏固自己的地盤或是守護自己的地位,他的興趣在于挑戰現實的權威,并對現實情況提出意見,為弱勢群體的不公平處境發聲和斗爭。從介入型知識分子到妥協型知識分子的轉變,堂吉訶德徹底失敗了,然而這更加顯示出他與生俱來的優良品質——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和悲劇感。

堂吉訶德為何失敗?奧爾巴赫[19]407認為,在堂吉訶德偏執的思想中,崇高和愚蠢并存。堂吉訶德的理想主義沒有建立在對世界真實情況的認識上,雖然他具有這樣一種認識,但“只要偏執思想的理想主義支配著他,這種認識便離開了他。隨后他的一切所作所為均沒有任何意義,與現存世界很不一致,以至于在這世界里只能引起可笑的混亂。他所做的一切不僅沒有成功的希望,而且在現實中甚至找不到一個起點;它們都是空忙一場”。專業理念和社會現實之間的錯位不僅是堂吉訶德漫游遭遇失敗的根本原因,也是堂吉訶德知識分子形象使古往今來的讀者產生情感共鳴的深層邏輯。如圣伯夫所言:“《堂吉訶德》寫于一個特定的時代,卻具有普世意義,化作了人類永恒的想象?！盵1]76正是知識分子對人性價值觀的堅持與守望,使堂吉訶德的形象長久矗立在世界文學的畫廊中。

五、結語

分析塞萬提斯小說《堂吉訶德》中的知識分子形象,結合現代對知識分子的解讀,可以歸納出堂吉訶德身上所代表的三種知識分子類型,以及不同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身份特征、理念與實踐。堂吉訶德受到人文主義精神影響,顯示出他對自由、友愛、平等價值觀的關注,他同時匯聚書齋型知識分子、介入型知識分子與妥協型知識分子的形象于一身,提供了一個完整而復雜的知識分子形象。堂吉訶德的漫游是知識分子從專業領域邁向現實社會的一種寫照,要解決理念與現實不匹配的問題,便需要“為此后的發展所要求的對我們當下的觀念及理想進行不斷的修正留出空間”[20]20,不斷使用經驗修正當前的理念,這也是當前知識分子所形成的共識。堂吉訶德身上的珍貴之處就在于他始終秉持道德和良心,他代表著窮人、下層社會、沒有聲音的人、沒有代表的人、無權無勢的人[18]95,而這也正是他作為知識分子最大的優越性。要不斷修正理念、更好地與社會生活適配,就要求知識分子在心靈中保有一個空間,能夠開放給懷疑以及部分的警覺、懷疑的反諷——最好也是自我反諷[18]101。知識分子在自身經驗之外跨越不同領域汲取知識,才能減少理念的固執對現實生活造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