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啟鑾與南京隱蔽戰線工作

顧小麗

（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朱啟鑾（1948）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既有公開戰場的斗爭，也有隱蔽戰線的博弈與較量。南京長期是國民政府的統治中心，隱蔽戰線斗爭是南京革命史的主線，一批批優秀共產黨員前仆后繼，不怕犧牲，以堅定的信念和大無畏的精神堅持斗爭，終于迎來了解放。朱啟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在各地求學中深播革命火種

1914年，朱啟鑾出生于安慶。1923年父親去世后和母親及弟妹們回到南京。1930年暑假后轉入天津南開中學。在南開中學，朱啟鑾接受新文學的洗禮，閱讀了大量進步書籍和報刊，關心國家時政動態，踴躍參加學生社團活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極大震撼了朱啟鑾，其學習興趣逐漸轉向社會科學，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1932年朱啟鑾被推選為校學生會主席，不久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并在校內外抗日救亡活動中嶄露頭角。在南開中學，朱啟鑾完成了從“求知者”向“革命者”的身份轉變，革命種子在他的內心生根發芽。1932年底，因帶頭組織天津抗日學潮，朱啟鑾被校方開除，后轉入上海光華附中讀高二。

1933年秋，朱啟鑾在光華附中主動尋找革命組織，參加“社會科學家聯盟”，后加入中國共產黨。他進一步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方法，發展進步師生，指導工人學習文化、傳播革命思想，揭露和批判國民黨政府反動賣國的行徑。1935年，朱啟鑾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并在黨團指引下組織抗日救亡活動。他既是“一二·九”游行的帶頭參加者和積極組織者，也是北京大學地下學聯的籌建者，求學期間為團組織主編《“一二·九”青年小報》并撰寫文章，很受學生歡迎。［1］

1937年中共中央派遣劉曉到上海重建黨組織，朱啟鑾成為第一批確認黨籍的黨員。11月，中共江蘇省委成立于上海，朱啟鑾先后在教育界運動委員會（“教委”）和難民運動委員會（“難委”）工作。后根據黨組織要求，朱啟鑾在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慈聯會”）輔助趙樸初積極開展難民工作。他白天在“慈聯會”工作，晚上在中共組織開辦的職業學校教學。

為壯大抗日力量并解決難民生活問題，中共江蘇省委及省委軍委決定在“慈聯會”難民收容所組織動員，爭取以“難民開荒生產自救”的名義通過合法形式輸送部分人員至新四軍處。朱啟鑾作為上?！按嚷摃惫ぷ魅藛T，向當時主持國民黨救濟委員會工作的許世英、上?！按嚷摃?、租界工部局報告，使組織難民去內地開荒的提議得到批準。隨后，朱啟鑾等人動員組織了700多人（包括40名共產黨員）。他們由上海出發，途經溫州、青田、麗水、縉云、金華、壽昌、歙縣、巖寺、太平，最終到達云嶺新四軍軍部。最終留在新四軍軍部約500人，有的直接參加戰斗部隊，其中的技術人員被安排到電訊、機要崗位工作。該工作先后運送難民達三四千人，大大充實了新四軍正面戰場的人力資源。［2］朱啟鑾帶隊輸送的第一批，是向新四軍單次輸送人數最多的一次。1939年初夏，朱啟鑾（當時化名張松年）被江蘇省委調到青浦（上海附近）工作，擔任黨的青浦工作委員會書記，負責全面工作并兼管部隊政治工作，后來青浦這支抗日武裝隊伍被譚震林領導的新四軍第六師整編。難民輸送、全面負責青浦地下黨和武裝隊伍建設工作，都磨礪了朱啟鑾的斗爭膽識，為即將開辟的南京地下戰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恢復南京地下黨組織

南京地下戰線是朱啟鑾革命斗爭生涯中最核心的戰場。1940年，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在敵后大城市工作的指示，中共江蘇省委決定在南京重建黨組織。9月，調派朱啟鑾負責開辟南京工作，并安排已于4月份因暴露身份暫回南京隱蔽的黨員馬卓然配合。朱啟鑾與馬卓然接上關系后，成為抗戰時期南京地下黨組織最早恢復活動的一員。朱啟鑾剛到南京時是一個身份不明的“外來戶”，在多方奔走后，才在親友的幫助下間接通過漢奸汪曼云弄到了居住證，初步取得了合法身份。在跑單幫販賣牛肉失敗后，朱啟鑾找到了教員工作，最終獲得了合法職業，站穩了腳跟。［3］這一時期，新四軍蘇皖、蘇中、皖江、淮南區黨委等也先后派黨員在南京開展工作，建立黨的組織。

從1940年9月到抗戰勝利，朱啟鑾牢記中共中央對地下工作“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指示精神，貫徹“對黨忠誠、政治堅定、勇于犧牲、膽大心細、有獨立能力”的工作要求，以“勤學勤業，廣交朋友”的八字方針，先后在南京私立培育中學、南京市一中、回龍橋學校等處任職，以公開合法身份掩護黨員身份，始終堅持在南京開展地下斗爭。

1942年8月，中共江蘇省委系統成立南京工作小組，劉峰任組長，朱啟鑾任副組長。1943年初，中共江蘇省委撤銷，上海、南京等地的黨組織歸華中局城市工作部領導。1944年6月，華中局城工部將南京小組改為中共南京工作委員會，劉峰為書記，朱啟鑾為副書記。［4］從成立三人工作小組，到成立南京工作組、南京工作委員會，在日偽統治時期朱啟鑾始終是中共南京地下黨組織恢復工作后領導機構重要成員，為中共南京地下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壯大作出了突出貢獻。

三、建奇功迎接南京解放

抗戰結束后，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1945年10月，華中分局成立南京工作部，將其作為分局城工部的派出機構，陳修良任部長，專管南京黨的工作，逐步接收了各系統在南京的黨組織關系。次年4月，中共南京市委成立，陳修良任書記，朱啟鑾為市委委員。市委吸取了以往黨在敵占區的工作教訓，不設工作機構，按照產業系統將黨組織進行調整，由市委委員單線聯系，干部職業化、社會化，立足于群眾之中。［5］朱啟鑾一度負責小教和公務員的聯系工作。在南京，小學教師是一支重要革命力量，他們雖然經濟收入微薄，社會地位較低，但有知識文化，政治敏銳性強，而且直接面向數量眾多的學生家長，社會影響力較大。市委為加強對小教工作的領導，于1948年1月成立了小教工作委員會。當年11月，隨著國民黨金圓券的發行，物價暴漲，本就收入微薄的小學教師生計愈發困難，在朱啟鑾的領導下，小教工作委員會抓住時機，以小學教師協進會名義領導了“不發貸金，不復課”的總罷教斗爭，斗爭持續一周，迫使國民黨當局發給小學教師每人100元（金圓券），罷教斗爭取得勝利。［6］

在公務員工作開辟和發展中，朱啟鑾以王錦洲開設的私人診所作為公務員工作開會和活動的秘密據點。王錦洲開明進步，七個孩子先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大兒子王嘉謨按照黨組織要求，打入國民黨內部，在國民黨南京市政府工務局工作，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南京市政府黨支部書記，擔負起建立共產黨組織、獲取情報的任務。1948年5月，中共南京市委成立了由王嘉謨任書記的公務員工作委員會。［7］1949年1月，淮海戰役大勝，解放戰爭已取得決定性勝利。南京地下市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逐步將工作重心轉向解放戰爭勝利后的城市接管，調查和掌握國民政府中央和地方機關的檔案、物資成為一項重要又艱巨的任務，其中的房產地址資料是承載國民黨機關物資和檔案的重要信息載體，對南京解放接管工作舉足輕重。為高效集中開展房產調查和整理工作，經南京地下市委特別批準，公務員工作委員會成立了以王嘉謨為中心的五人家庭地下黨支部。［8］在朱啟鑾的直接領導下，五人黨支部著手開展南京市國民黨各級機關單位的地籍圖和登記冊的秘密調查工作，按照組織系統分類的方法，梳理國民黨行政機關隸屬關系及地址明細，為城市接管奠定堅實的資料基礎。

在情報工作方面，朱啟鑾也是義無反顧地沖鋒在前，兩次立下情報戰功。第一次是打入國民政府國防部的地下黨員高啟發得知國民黨電信總臺通過德國、日本破譯專家截獲了第二、三野戰軍所有軍事電報，朱啟鑾專程潛行至合肥，直接向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匯報。另一次是渡江戰役前，打入國民政府江防最高指揮機關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的地下黨員沈世猷、丁明俊合力得到第七綏靖區江防兵力配備的重要軍事情報，朱啟鑾受中共地下南京市委指派，與地下黨員白沙（分管策反工作）以西藥商人身份，順利將敵軍滬寧、滬杭沿線軍事布置圖和江防資料的絕密情報從南京渡江送至駐合肥的人民解放軍總前委司令部（渡江指揮部）。在情報轉運過程中，他們途經鎮江時受到敵軍士兵搜檢，面對軍事地圖暴露在即，朱啟鑾鎮定機智，用分散敵軍士兵注意力的方式化險為夷。朱啟鑾兩次臨危受命過江轉送軍情，充分體現其置個人安危于不顧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其豐富的地下斗爭經驗，為渡江戰役的勝利立下奇功。［9］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朱啟鑾結束隱蔽戰線工作。4月28日南京市軍管會成立后，朱啟鑾被任命為房地產管理處第一處長，并根據總前委的指示，開展接管國民黨機關以及工廠、學校的工作。朱啟鑾僅在1個月內順利完成了對國民黨政府機關1191個單位和1930處房地產的各項接管事宜，受到南京市軍管會主任劉伯承的贊揚。［10］

四、結語

相比于公開戰場，隱蔽戰線斗爭因處于敵人內部更凸顯其危險性。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南京長期是白色恐怖嚴重的反動統治中心，特別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地下斗爭工作環境十分惡劣，南京地下黨組織曾遭受8次大破壞，眾多革命英烈流血犧牲，到1940年朱啟鑾再次前往南京開辟黨的工作時，已經有兩年沒有黨組織的活動了。在朱啟鑾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南京地下黨組織在“虎穴”中再次恢復、重建和發展，并一直堅持到1949年，其間未遭受較大破壞。在近十年間，朱啟鑾等南京地下黨組織領導人認真執行中共中央正確方針，靈活開展工作，深深地扎根于群眾之中，始終像一顆釘子緊緊地釘在敵人的心臟上，最終迎來了南京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