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的成本變動、壓力來源與應對策略分析

中國財科院“企業成本”調研“民營企業成本”專題組

內容提要：受國內外多重因素影響，我國民營企業面臨的成本壓力日益突出，且未來預期轉弱、發展信心不足問題非常普遍。為提振民營企業發展信心、營造更加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制度環境，2023 年我國陸續出臺實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主要著力點是降低民營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為此，本文以實地調查為基礎，系統考察我國民營企業的成本變動及其影響，剖析加劇民營企業成本壓力的主要因素，并從強化產業鏈協同入手，探討助力民營企業有效應對成本壓力的基本思路和可行建議，為優化政策設計、提高政策效能、更好更快地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提供決策支撐。

一、引 言

我國民營經濟具有突出的“56789”特征，在保障基本民生、加快自主創新、增強經濟增長動能等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更是新常態時期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力量。然而，我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的民營經濟更是首當其沖。我國廣大民營企業信心不足問題較為突出，其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之路因為國內外多重因素尤其是制度因素而顯得困難重重（楊曉琰等，2021）。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23 年7 月印發《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進一步明確和肯定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并從優化營商環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強化法治保障、促進高質量發展等方面提出具體要求，以期提振民營經濟發展信心、夯實其高質量發展基礎。隨后，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中央部門相繼出臺系列配套措施，為廣大民營企業帶來了很多確定性和政策利好。

我國始終高度重視和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出臺實施的各項政策也為民營企業提供了重要助力。但需要正視的是，現有政策仍普遍存在宣傳解讀不夠、有效性不足、執行過程繁瑣、與企業期待相比有較大差距等問題（李奕、王桂蓮，2020）。特別是制度和社會歧視無處不在，這使得民營企業不僅難以充分享有政策支持（趙麗，2022；張行、周孝，2023），而且普遍囿于衍生的身份認同不夠、產權保護不足而備受制約（周澤將等，2019；唐松等，2020）。因此，除消除疑慮、增強信心外，更值得關注的是涉及方方面面的《意見》及其配套措施能否真正破解民營企業發展的痛點和堵點、為其營造更加適宜的環境。要回答這一問題，顯然需要開展廣泛而深入的實地調研，系統了解政策供需之間的實際差距。鑒于降低生產經營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是當前政策的主要著力點，而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將通過提高公共風險水平來增加企業成本（劉尚希等，2023），本文從企業生產經營成本視角展開探索，以期為優化政策設計、提升政策效能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同時，考慮到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協同發展，并且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協同發展格局已基本形成，本文著重從產業鏈協同著手，探討民營企業成本壓力的主要來源以及可行的應對策略。

民營企業數量大、類型多，分布在各個行業和地區，且有明顯的地區差異、行業差異和規模差異，這就要求選擇的調研對象必須具有代表性?；谌缦驴紤]，專題組挑選北京、廣東、湖南、廣西作為調研地點：一是除包含東中西部外，四省市還覆蓋了發達地區、較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二是四省市的民營經濟各有特點。例如，北京和廣東的民營經濟占GDP 比重低于全國整體水平，但有較多企業入選2022 年民營企業500 強，而湖南和廣西正好相反。三是四省市的產業結構迥然不同，能夠代表產業發展處于不同水平的其他地區。以北京等四省市作為調研對象，可以較好涵蓋來自不同地區、不同規模、不同行業的民營企業。同時，除了解省級層面的基本情況外，專題組還重點考察四省市的代表性地市或地區及其主導產業，以便從不同層面增進對民營企業成本問題的認識和理解。

二、民營企業的成本變動及其主要挑戰

《意見》及其配套措施出臺實施之后，我國民營經濟快速回暖，整體上呈現企穩回升、結構向好的趨勢。但實地調研發現，民營企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不容忽視，其集中體現為日益突出的成本壓力。具體地，民營企業的成本有升有降但以上升為主，這使其維持生存和實現發展面臨更大困難。

（一）用工成本普遍上升，引人貴留人難已成民營企業發展痛點

盡管各行各業的感受有所差異，但民營企業普遍反映用工成本持續提升對其施加了較大壓力。與此同時，招工難、員工穩定性不足、高技能人才缺乏等已經成為大部分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重要掣肘，對于中小企業和欠發達地區的企業而言尤其如此。

一是中小企業招工難、用工貴問題突出。隨著我國勞動力市場法律法規日益健全，社會保險、帶薪休假等非工資或非貨幣成本持續增加，促使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用工成本不斷走高。而受經濟形勢的影響，中小民營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受青睞程度有所下降，且很難保證員工隊伍的穩定性，這進一步加大了其用工成本壓力。湖南省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協會2023 年6 月的問卷調查表明①該調查共計回收2341 份有效問卷。，72.79%的受訪者認為用工成本過高，52.50%的受訪者表示存在招工難問題，另有50.66%的受訪者抱怨員工容易流失、用工穩定性不足。對于短期或季節性用工較多的企業而言，招工難和用工貴并存且相互“促進”更是加劇了其生存困境。

二是中西部地區用工成本優勢明顯弱化。雖然我國中西部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上與東部地區仍有較大差距，但其用工成本優勢卻變得越來越小，主要原因是其青壯勞動力大量流出。如表1 所示，東部地區的農民工總數雖然最多，但其主要在本地工作，跨省流動的農民工占比僅有6.76%。與之不同，中西部的農民工半數以上都選擇外出工作，跨省流動的農民工占比均超過30%。勞動力數量有限，使得民營企業的招工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加之本地農民工平均年齡快速增長，民營企業很難通過提高工作強度來降低實際用工成本。此外，在社保繳費方面中西部地區也不具有明顯優勢。例如，2022 年廣西的社保繳費基數下限為3863 元，比深圳市還高出1503 元。正因為此，廣西的民營企業普遍反映其招工成本已經接近甚至超過深圳。

表1 我國農民工的地區分布

三是專業人才缺乏嚴重制約民營企業發展。民營企業普遍反映存在引人貴、留人難的問題，使其難以構建實現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所需的人才隊伍。一方面，我國各類專業人才較為缺乏且高度集中在發達地區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大多數民營企業的人才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例如，湖南省內現有眼鏡零售店近6000 家，而省內各大院校的眼視光專業畢業生每年不足500 人。特別是民營企業必須提供相對更高的薪酬待遇，才能在專業人才市場中具備競爭力。另一方面，受社會地位不高、發展空間有限等因素影響，民營企業很難留住專業人才特別是高層次人才。很多受訪企業反映，其高成本引進并培養好的人才很快就被大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高薪挖走，根本無法保證研發項目的延續性。

（二）用能成本參差不齊，部分地區和行業民營企業壓力更突出

新冠疫情期間，受燃煤價格上漲、用煤用電需求增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企業在用能方面普遍遭遇了非常大的成本沖擊。在新冠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之后，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用能成本整體有所下降，但部分地區和行業的企業仍然承受著較大壓力。以用電為例，具體情況如下：

一是能源短缺地區民營企業的用電成本明顯更高。自電力市場化改革后，上網電價約占工商業企業到戶電價的70%。由于煤炭等基礎資源稟賦不同，各省市的上網電價存在較大差異。以2023 年11 月為例，各省市的電網企業工商業平均代理購電價格①各省市的平均代理購電價格構成存在一定差異，多數地區等于平均上網電價與偏差電費折價、平滑資金折價等之和，其中平均上網電價起決定性作用。如表2 所示。其中，廣東、海南、湖南的平均代理購電價格最高，均超過了0.5 元/千瓦時。相比之下，云南和新疆的相應價格均不足0.3 元/千瓦時。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差異，其結果是各省市的到戶電價相差較大，缺煤少油乏氣地區的企業承擔著明顯更高的用電成本。值得強調的是，湖南和廣西的到戶電價分別在中部和西部地區處于較高水平，受訪民營企業普遍表示這對其生產成本和市場競爭力產生了極大負面影響。

表2 2023 年11 月電網企業工商業平均代理購電價格 單位：元/千瓦時

二是高耗能行業民營企業因電價上漲而大幅承壓。近年來，我國電價上漲較為明顯。以國投電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火電為例，2019—2022 年期間其在福建、廣西、貴州、天津的平均上網電價分別提高了36.17%、38.75%、20.12%、23.43%①數據來源：根據iFind 數據庫計算所得。。面對電價的持續上漲，高耗能行業的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承擔了更大的成本壓力。在實地調研中，新材料、建材、化工等行業的受訪企業對此反響較大。特別是各地區之間的到戶電價差異較大，這對高電價地區的民營企業極為不利。例如，湖南一家電池材料制造企業反映，用電成本占單位鋰電正極材料產品制造成本的40%左右，電價持續上漲使其在與同行競爭中處于明顯劣勢。

三是峰谷分時電價政策未能切實惠及民營企業。為在保障電力供需平衡和電網運行安全的同時適當降低企業用電成本，我國各省市均積極推行了峰谷分時電價政策。但實地調研發現，該政策的降成本作用并不明顯。從該政策中獲利的基本條件是必須充分利用好谷時段開工生產，但并非所有的企業都能做到晚上開工或24 小時不停工。例如，廣西當前的谷時段是23：00 至次日7：00，但很多民營企業因為招工難而無法在該時段開工。同時，很多企業反映若在谷時段開工，公司必須承擔更多的加班費、照明費、夜宵餐費、安全維護等成本，這直接沖抵了谷時段生產的電費節省。不少企業還反映，現在的年輕勞動力通常不愿接受上夜班，這進一步制約了企業利用谷時段優惠電價的能力。此外，一些企業愿意承受更高電價，但卻囿于能耗指標而不能在峰時段充分開工，這表明峰谷分時電價政策的適用性還有待提升。

（三）融資成本部分下降，民營企業發展壯大難以得到資金支持

我國高度重視破解民營企業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各級政策出臺實施了以普惠金融為核心的針對性政策措施。從北京等四省市的情況來看，現有政策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民營企業面臨的融資困境，其創新發展仍難得到充足的外部資金支持。

一是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各省市實施的金融政策為很多民營企業提供了實實在在的幫助，廣西的“桂惠貸”就是典型代表。2023 年1—11 月，廣西累計投放“桂惠貸”2589.58 億元（其中約94.41%投向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惠及12.51 萬戶經營主體，加權平均利率低至3.01%，直接降低相關主體融資成本48.55 億元。但是，現有金融政策與廣大民營企業的需求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湖南、廣西等地仍然反映民營企業存在較為明顯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不少民營企業表示，其融資成本仍明顯高于具有緊密競爭關系的國有企業。例如，廣西某民營鋼鐵企業反映其綜合融資成本約為5%，比國有企業高2 個百分點；深圳某生物醫藥企業反映其不存在融資難問題，但其融資成本相對高于國有企業。

二是創新型金融產品支持民營企業效果不佳。為更好地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各地金融機構推出了以知識產權融資為代表的創新型金融產品。但是，其對民營企業的支持效能較為有限。2022 年，全國授權發明專利79.8 萬、注冊商標617.7 萬件，但全年專利商標質押金額1000 萬元以下的普惠貸款登記項目僅惠及1.8 萬家中小企業。多地企業財務負責人表示，知識產權質押所需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顯著大于其帶來的融資增益，使得很多企業不到萬不得已不愿選擇這一融資方式。2023 年前三季度，廣西某地市僅給7 戶企業發放了知識產權質押融資1573 萬元，存量知識產權質押融資不足2500 萬元，占轄區內民營企業貸款余額的比重不到千分之一。特別是現階段我國知識產權交易市場仍不健全，難以為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提供準確、客觀的參考，這使得一些優質的科創企業不愿進行知識產權估值和質押融資。

三是民營企業發展壯大難以獲得金融支持。調研發現，在成長型、發展型民營企業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得到了更加集中的體現。如果能夠順利獲得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等榮譽，則初創企業就可以得到較大力度的金融支持。廣西某數字科技服務企業財務總監反映，作為高新技術企業，其在享受“桂惠貸”中的科創貸政策3 個點貼息的支持后，融資成本降低至2%。但是，更多的初創企業還存在明顯的融資困境。北京某醫療器械企業表示，隨著資本市場風險偏好的下降，初創企業的融資難度越來越大。北京某芯片設計企業則提出，由于所在細分領域尚未成熟，公司在短期內很難產生經濟效益，因而難以得到信貸資金支持。廣西某電子設備制造企業認為，初創企業的可抵押物不足且現有設備估值不高，無法以較低成本獲得發展壯大所需的貸款。

（四）其他成本明顯上漲，原材料和物流擠占民營企業利潤空間

除用工、用能和融資成本之外，調研發現民營企業的其他各項成本也存在明顯上漲趨勢。特別是原材料價格提升和零部件進口難的存在，不僅大幅提高了民營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而且導致其利潤空間被大幅擠壓，因而面臨更加突出的生存壓力。

一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抬高企業原材料采購成本。近年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上漲，這導致各類原材料的收購成本大幅提升，給民營企業帶來了較大壓力。例如，廣西崇左某制糖企業負責人表示，甘蔗收購成本占公司總成本的比重達到85%，而其收購價格采用二次聯動定價模式。目前，白砂糖的市場平均銷售價已經超過7000 元/噸，這意味著甘蔗的收購價格將至少比上榨季提高9.81%。湖南省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協會的問卷調查顯示，63.61%的受訪者反映原材料有供應但價格上漲過快。此外，美國等國家施加的出口管制政策也顯著提高了民營企業的零部件進口難度和成本。湖南某音箱制造企業反映，其核心零部件來自日本生產商，但日本并未放開對我國企業的限制，公司只能以更高的成本從國外中間商處購買。廣西某電子設備制造企業提出，近年來芯片價格連續上漲了六七輪，對公司經營產生了巨大沖擊。

二是物流成本提升對民營企業利潤空間形成擠壓。隨著人工、燃料等成本的提升，我國物流成本整體上漲，給民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一定壓力，這在湖南和廣西表現得尤為突出。湖南省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協會的問卷調查顯示，38.36%的受訪者認為物流較為方便，但物流成本在不斷上升。廣西崇左、貴港、玉林等市相關部門反映，廣西尚未形成規?；?、專業化的物流體系，且物流基礎設施仍不完善，這導致民營企業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一家冶煉企業反映，其每年有大量的原材料和產品要運進或運出，物流成本提高大幅壓減了其利潤空間。某木材加工企業則表示，由于運輸成本過高，其產品的銷售區域只能局限于兩廣地區，無法進一步向外拓展市場和利潤空間。

三、民營企業面臨成本壓力的來源剖析

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促使各類生產要素的價格不斷上升，這是我國企業成本壓力日益凸顯的關鍵原因。特別是人均工資快速上漲和環保力度持續加強，并且通過產業鏈供應鏈不斷傳導，使得我國加快迎來了高成本時代。調研發現，除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外，所有制歧視猶存、產業鏈供應鏈運行不暢和產業鏈協同不足，是加劇民營企業成本壓力的重要因素。

（一）要素獲取受限制直接提升民營企業成本

我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仍然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普遍存在的制度障礙通過阻礙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大幅降低了民營企業獲取要素的便捷性。即使就所在地區或區域而言，民營企業也因制度或社會歧視而面臨更高的要素成本，這在人才、資金和土地方面表現得非常突出。

一是民營企業普遍面臨人才“引不進、用不起、留不住”困境。我國社會對民營企業存在一些認知偏見，這使其在就業市場往往不受待見。而隨著市場風險的增加，人們對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偏愛愈發突出，愈演愈烈的“考公熱”就是典型例證。如此，民營企業必須以更高的薪酬水平來吸引人才，且很難保持人才隊伍的質量和穩定性。例如，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私營工業企業的研究人員占總量比重為47.05%，比其R&D 人員相應占比低10.2 個百分點。不少受訪企業反映，其引進高水平人才的成本至少是高校和國有企業的2—3 倍。

二是民營企業仍然普遍受到金融機構的區別對待。盡管我國積極發展普惠金融，但金融機構出于控制風險的需要，會設置相對較高的門檻和較為繁瑣的審批流程，使得很多民營企業很難在短時間內獲得低成本資金支持。一些民營企業反映，即使有足夠的抵押物，其在資產評估和貸款條件確定時也往往會受到不公平對待。同時，部分地區仍然存在針對民營企業的差別待遇。例如，金融機構對其放款的年利率是在LPR 基礎上上浮20%，但對業務規模相近的國有企業則是下浮15%。此外，包括政策性融資擔保公司在內的金融機構普遍存在“嫌貧愛富”傾向，主要表現為對銀行貸款需求較少的專精特新企業過度授信或實施擔保，這導致很多民營企業更難獲得資金支持。

三是很多民營企業的用地需求很難得到平等滿足。相比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在獲取生產經營用地上處于明顯劣勢，主要表現為地理位置不佳、政策支持不足等，這些都意味著相對更高的用地成本。特別是“三區三線”管控政策導致建設用地日益稀缺，不少地方政府傾向于將用地指標優先配置給能夠創造更大顯性收益的國有企業項目，這使得民營企業用地的難度和成本都有明顯增加，不少企業對此有強烈反映。

（二）市場進入受限制間接增加民營企業成本

近年來不少央國企憑借自身資本和規模優勢，不斷做大配套子公司，少數國有企業甚至積極開展低價競爭，極大壓縮了民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同時，民營企業在進入新市場或獲取政府項目時仍受到較多歧視，使其難以獲得更好的盈利或發展機會，也無法有效弱化成本壓力。

一是進入新市場時不少民營企業還面臨直接或間接的準入限制。目前，仍有部分地區通過標準、信用評價等設置隱性壁壘，阻礙外地企業進入本地市場。例如，某市依據自有規則對相關企業進行評價，但僅將“某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礎設施工程風險分級管控平臺中全市在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礎設施工程（不含軌道交通工程）”納入動態評價范圍，導致外地企業很難獲取其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礎設施施工項目。某電力設備生產企業反映，囿于民營企業身份，其在推廣新產品時受到很多不公平對待，即使產品有競爭力也難以打開市場。同時，部門間政策協同不足也加大了民營企業進入新市場的難度。以2020 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為例，其中近20%的私營企業仍處于低技術產業，比國有控股企業相應比例高出14.6 個百分點（史丹等，2022）。

二是獲取政府項目時民營企業仍難以與國有企業開展公平競爭。相比市場項目，政府項目的風險更小、利潤預期更加穩定。但是，民營企業很難與國有企業進行公平競爭。其一，現階段常態化體系化的政企溝通機制還不暢通，民營企業無法及時獲取項目信息，因而天然處于競爭劣勢。即使未錯過時間窗口，很多民營企業也會因為不了解項目背景資料而心存擔憂。其二，政府項目的條件設置對國有企業更加友好，大幅提高了民營企業的中標難度。很多企業反映，各級科技行政部門在研究制定重大科技項目相關標準時，傾向于征求央國企的意見，并設定更有利于央國企參與的資格條件。民營企業的訴求很難得到相關部門的重視和認可，也就難以得到各級政府的支持。其三，多數民營企業需要依附于國有企業來參與政府項目，但這種機制變得越來越不通暢。政府項目特別是重大項目的投資規模較大，民營企業難以單獨承擔，地方政府也更加信任國有企業。然而，一些央國企擔心出現不可控風險，不愿意通過成立合資子公司等方式與民營企業合作承擔政府項目，這對于很多民營企業十分不利。

（三）產業鏈供應鏈運行不暢使企業承壓

受新冠疫情、地緣沖突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國內外產業鏈供應鏈運行不同程度受阻，對我國企業產生了普遍沖擊。這一過程中，自主能力和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的民營企業更是遭遇巨大壓力，不得不承擔更高成本和更低效益。

一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運行受阻導致成本大幅提升。我國制造業整體上仍處于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中低端，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存在高度依賴。例如，根據2020 年全國投入產出表計算，在電子元器件和儀器儀表方面，我國進口產品價值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分別達到60.76%、45.12%。近年來，一系列政治和經濟因素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無法通暢運行，其結果是全球范圍內原材料和中間投入品的價格持續或階段性上漲，直接加大了我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成本壓力。Wind 數據庫顯示，新冠疫情發生以后我國多個類別的大宗商品價格指數長期處于高位，部分呈現持續上升趨勢。除價格上漲外，以芯片為代表的部分進口產品還一度斷供，導致很多產業直接受到影響，生產計劃被迫延誤、違約問題大量出現，綜合成本大幅提升。調研發現，近三年來外貿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普遍上漲20%左右，部分企業的漲幅更是超過50%。

二是全球產業格局加快調整推高民營企業生存壓力。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加快推進再工業化和新一輪全球產業布局。而受政治因素影響，外資企業也在積極調整產業鏈供應鏈。整體來看，全球產業格局變革呈現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低成本國家轉移、高端制造業部分向發達國家轉移的趨勢。這種調整雖然有助于讓出發展空間、緩和市場競爭，但短期內將導致我國產業鏈完整性遭到破壞，進而加劇國內民營企業的生存壓力。首先，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環節的生產能力被削弱，相關產品價格上升將提高中下游產業的成本水平。其次，越來越多的外商撤離將減少國內企業可以獲得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大量原來為外資企業做配套的民營企業不得不開拓新市場或加大自主創新力度。最后，外資企業重新重視和投資制造環節，并利用技術優勢配合母國進行封鎖，直接加大了我國高科技企業的生存壓力和發展風險。不少企業反映，為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性，一些跨國企業要求其代工企業和供應商遷移至東南亞地區。這在短期內會顯著增加相關民營企業的成本，而國際形勢變化也導致其在中長期面臨更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三是國民經濟恢復相對滯后導致企業成本居高不下。受國內外形勢變化的影響，我國國民經濟恢復進展略低于預期。雖然2023 年前三季度GDP 同比增速達到了5.2%，但面臨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廣泛存在。截至2023 年10 月，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速大幅低于2021 年和2022 年同期，反映出國民經濟系統的活力尚未完全激發。同時，市場需求也遠未恢復到疫情前狀態，各地很多商圈出現了大面積空置現象。國民經濟恢復滯后，從多方面加大了我國民營企業的成本壓力。其一，很多民營企業面臨供應中斷和市場需求放緩兩頭沖擊，現金流問題變得非常突出，不少企業只能通過借貸款、裁員等方式緩解資金壓力，而現金流減少也必然提高其融資成本。其二，市場不景氣導致大量企業選擇暫停經營或退出市場，供給不足和供應鏈調整增加了其他民營企業的成本壓力。例如，湖南某聲控設備制造企業反映，其生產經營成本因產業鏈配套企業的大量關停而大幅提升。其三，國民經濟恢復滯后延緩了國內產業轉移和民營企業投資設廠進程，導致其他企業因為產業鏈配套不足而難以降低成本。例如，2023 年1—10 月，廣西貴港市共簽約了260 個民營企業項目，但很多項目因為投資者意愿下降而無法按期落地。

（四）產業鏈協同不足制約企業降本增效

面對系統性的成本上升，個體企業必須依靠產業鏈整體來進行妥善應對。但現階段我國產業鏈協同不足，這不僅削弱了企業降本增效的空間，而且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企業成本壓力，對于在產業鏈中普遍處于從屬地位的民營企業而言更甚。

一是產業內部過度競爭提高企業實際成本。調研發現，我國各產業內部尚未形成良性競合關系，很多領域還存在較為普遍的過度競爭或惡性競爭問題，進而提高了民營企業的成本負擔。不少民營企業反映，很多國有企業和龍頭企業專門到中小企業高薪挖人，導致后者的用工成本和員工流失率大幅提升。廣西某醫藥企業反映，公司剛有一個藥品批文正要下發，外地競爭對手就通過惡意舉報施加干擾，導致新藥上市工作整整推遲了1 年多時間。同時，我國國有企業和龍頭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相對不足，難以發揮對中小企業的引領帶動作用。而中小企業大多從事低附加值業務，缺乏為大企業提供有力支撐的能力和條件。于是，彼此之間很難通過分工協作來應對成本上漲壓力。

二是產業之間協同不足加大企業成本壓力。我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大多處于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的中低端，仍未實現向中高端的整體攀升，其結果是各產業之間并未形成較好的協作關系。同時，上下游產業和企業之間缺乏足夠互信和協同，直接加大了相對弱勢一方的成本壓力。一方面，大型企業拖欠中小企業賬款問題突出，顯著增加了后者的財務成本和經營壓力。2023 年1—10 月，工業和信息化部違約拖欠中小企業款項登記（投訴）平臺共受理投訴4.07 萬件，涉及拖欠金額超過626 億元。其中，大型企業拖欠以民營企業為主的中小企業款項投訴達3.53 萬件、金額超過494 億元，占總量比重分別高達86.7%、78.9%。另一方面，大型企業和部分央國企設置不合理條件，導致中小企業不得不承擔更高成本。某通用設備制造企業反映，在進入外地市場時，客戶會提出在本地銀行開設賬戶的要求，這增加了公司的人工成本。某新材料企業反映，出于利益考慮，工程項目承包商傾向于使用定額認價更高的進口涂料，這導致公司不得不花更多成本去拓展市場。

三是產業鏈協同不足制約企業數字化轉型?，F階段產業鏈上下游協同與配套不充分，對中小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施加了明顯制約。除相關產業發展滯后、關鍵軟硬件設備受制于人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一，產業鏈上下游關聯度高但協同不足，加劇數字化建設的復雜性。例如，傳統產業的產品種類和規格非常多，但其大量的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間投入品尚未完全實現標準化，而下游的需求也存在高度差異，這顯著提高了相關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的難度和成本。其二，產業互聯網平臺覆蓋有限，難以提供有效支撐。受盈利能力、技術水平等因素的制約，很多產業特別是傳統產業的龍頭企業在建設產業互聯網平臺方面能力不足，平臺體系覆蓋面不足，廣大中小企業難以獲得充足支持。其三，數字化轉型產品和服務供需錯配，無法滿足中小企業實際需要?！吨行∑髽I數字化轉型路徑報告2022》①《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路徑報告2022》，易觀分析，https://m.analysys.cn/article/detail/20020872。顯示，反映數字化產品性能供過于求和供不應求的企業占比分別為67%、14%。在購買供過于求的數字化產品后，中小企業還必須進行適應性改造，這進一步增加了其轉型成本。

四是產學研協同不足降低企業創新效能。加快推進中長期科技創新，是適應高成本時代的根本之策。民營企業普遍缺乏創新能力和創新資源，其只有依托產學研協同創新才能實現廣泛的創新發展。然而，現階段產學研創新體系難以為民營企業提供充足支持。一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持和參與民營企業科技創新的意愿普遍不足。以2021 年規模以上企業為例，共有190333 家私營企業開展創新合作，但其中僅有23.4%和22.3%分別同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而國有企業的相應比例分別為57.3%、34.6%②數據來源：《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22》。。廣東某新能源企業反映，其在尋求北京高校的技術支持時吃了“閉門羹”。另一方面，除對科技創新的引領帶動作用不強外，國有企業對民營企業創新產品的支持力度非常有限。民營企業的創新產品很難進入國有企業的采購清單，因而無法大規模推廣應用。湖南某通信設備制造企業反映，由于船舶、航空等領域的企業目前傾向于使用國外產品，其為實現國產替代而開發的產品很難進入市場。此外，我國大量企業長期忽視自主創新能力建設，產業內和產業間創新鏈條存在短板，導致企業難以充分、廣泛開展產學研協同創新。

四、以產業鏈協同應對成本壓力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要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幫助其有效應對成本壓力，為其加快數字化轉型和實現創新發展創造更好條件?；诤暧^分析和微觀調查，我們認為現階段必須著重通過強化產業鏈協同來降低民營企業成本壓力。

（一）繼續減稅降費降成本的空間較為有限

2018 年起，我國持續加大減稅降費政策實施力度，在降低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成本負擔、提升其經營業績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中長期來看，繼續通過減稅降費政策來降低民營企業成本壓力的空間較為有限。

一是加力實施減稅降費將降低財政可持續性。隨著經濟進入中低速增長的新常態時期，我國財政收入增速逐步降低至10%以下（見圖1）。同時由于剛性支出越來越多，財政支出保持相對較高增長速度。其結果是財政收支缺口不斷擴大。大量預測研究表明，隨著經濟持續下行、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斷加劇，我國財政可持續性將面臨極大考驗。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導致財政收入增速持續降低，進而產生擴大財政收支缺口、降低財政可持續性等負面作用。

圖1 我國一般公共預算收支變動及其增速

二是減稅降費不足以擴大民營企業利潤空間?，F階段，民營企業普遍面臨的問題是成本上升和利潤減少并存。具體地，在要素成本快速增加的同時，民營企業的利潤因為風險增加、競爭加劇而減少。2010 年起我國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的營業收入利潤率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從7.3%降低至5.3%左右（圖2）。隨著要素成本持續高企、全球產業分工和布局快速調整，我國企業的利潤恐進一步減少。減稅降費政策只是減少企業向政府上繳的收益，并不會改變其利潤空間不斷縮小的趨勢。歸根結底，僅靠減稅降費并不能真正化解民營企業的生存困難。

圖2 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經營狀況

（二）產業鏈協同有助于廣泛實現降本增效

民營企業的成本壓力更多來自外部因素，這就意味著僅靠自身難以充分予以化解。相反，強化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的協同，能夠從多方面幫助民營企業降本增效。僅從成本角度考慮，產業鏈協同就可以發揮如下作用：

一是有助于降低要素成本。企業之間過度競爭、協作不足，使得部分要素更加稀缺或流動性不足，是加快要素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北京某芯片設計企業反映，近四年其研發人員平均薪酬提高了60%至70%，地方和企業不斷加大人才競爭力度是主要原因之一。同時，如果大型企業及時向中小企業支付賬款，后者的資金壓力和財務成本將大幅減輕，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也將得到根本性緩解。另外，龍頭企業參與或發起的供應鏈金融能夠很好地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并能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產生或放大。

二是有助于降低數字化轉型成本。只有有效降低成本、提升效益，才能充分激發廣大中小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的內在積極性。在這方面，強化產業鏈協同至關重要。例如，龍頭企業和平臺企業積極發展產業互聯網平臺，能夠顯著降低中小企業獲取各類要素的成本。同時，裝備制造業提供數字化生產設施設備、龍頭企業和行業協會提供數字化轉型示范、數字化轉型服務商提供更適用的產品和服務，都將大幅提高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經濟性和可行性。值得強調的是，政府部門和龍頭企業積極開放平臺與數據，是全面推進中小企業和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所在。湖南一家從事電子產品銷售和信息技術服務的高科技企業反映，現階段政府采購平臺非常多，但彼此間缺乏協同。公司即使開發了數字化系統，但仍須逐一與采購平臺對接，這顯著增加了其生產經營成本。

三是有助于降低創新發展成本。一方面，產業鏈協同能夠降低民營企業的研發成本。僅靠自身開展創新活動，民營企業必然會因為投入多、風險大而承擔較大壓力。相反，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開展協同創新，既可以減少研發投入，也能夠有效提高研發效率和效益、減少失敗風險。產業內部企業之間加強信息共享和協同創新，也能夠減少重復投入，實現以更低的研發投入獲得更好的研發產出。另一方面，產業鏈協同能夠降低民營企業的科技成果轉化成本。相比于國有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民營企業在創新平臺方面不具優勢。通過加強與央國企、高校等的合作，民營企業可以大幅減少在科技成果轉化環節的投入。同時，央國企開放市場也能降低民營企業創新產品的推廣成本。否則，即使研發出了高性能產品，民營企業也難以有效開拓市場。

四是有助于降低風險應對成本。當前人類已進入高風險社會，任何經營主體都必須妥善應對風險。但是，僅靠個體力量很難應對普遍存在的風險，且很容易遭遇失敗。相反，加入和參與產業鏈協同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北京某芯片設計龍頭企業表示，其正在投資建設年產10 萬片的晶圓廠，以避免未來再次出現晶圓斷貨問題。但如果企業之間、地區之間紛紛參與同構競爭而非加強協同，這筆超過500 億元的投資就可能變得毫無價值。事實上，加強產業鏈協同、實現“抱團式”發展，才能有效降低民營企業應對風險的顯性和隱性成本。

（三）強化產業鏈協同方能減少不公平對待

從中央到地方，我國出臺實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不斷消除對民營企業的不合理、不必要制約。盡管如此，民營經濟仍在各個方面遭遇不公平對待。部分企業還反映，在要素獲取、市場進入等方面，民營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的劣勢出現了不斷擴大的趨勢。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我國社會對民營企業的偏見已經固化，僅靠體制機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并不足以將其根除。即使全面推行公平競爭審查，也無法避免政策執行過程中源于主觀認識的歧視和差別對待。

要想切實減少不公平對待，必須在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減少制度性歧視的同時，不斷強化產業鏈協同，促使各類經營主體形成緊密關聯的利益共同體。不公平對待普遍存在的根基，在于國有企事業單位與民營企業各成一體，彼此之間尚未形成全面的互信關系。面對不斷擴大的外部風險，國有企事業單位更傾向于選擇考核導向基本一致的同類單位，而不是與民營企業進一步加強合作。只有不斷強化產業鏈協同，才能使得各類經營主體之間在利益聯動、頻繁互動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互信、互助、互補的關系。如此，才能真正減少甚至消除隱性的不公平對待。例如，若國有企事業單位與民營企業長期協作，就能加快促進人才的自由流動，進而不斷改變社會對民營企業的認知。

五、助力民營企業應對成本壓力的思路與建議

民營企業成本壓力日益凸顯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強化產業鏈協同是應對成本壓力的治本之策?；谶@一認識，專題組提出如下思路與建議：

（一）基本思路

相比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的成本壓力更加突出。除不公平對待仍然存在外，民營企業自身抗沖擊能力弱是主要原因之一。對于前者，需要以貫徹落實《意見》為基礎，進一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不斷消除顯性和隱性的制度歧視。同時，通過加強宣傳引導、表彰獎勵等方式，提高社會各界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正確認識，消除源于主觀認識和社會輿論的不公平對待，為民營企業營造更公平、公正的制度環境、社會環境和市場環境。例如，營商環境直接決定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內在成效（周紅星、黃送欽，2023），這意味著持續優化營商環境至關重要。對于后者，需要通過加強產業鏈協同來提高民營企業應對風險和成本壓力的能力，使其更好地適應高成本時代并實現高質量發展。

從短期看，強化產業鏈協同的首要目標，是幫助和促進民營企業降本增效。通過減少過度競爭和加強協同協作并舉，有效延緩要素成本上升，減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進而通過減少內耗來拓展各環節經營主體的利潤空間。從中長期看，正如《意見》所強調和部署的，必須通過產業鏈協同來加快推進民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和科技創新進程。只有如此，才能從根源上提升其應對成本沖擊的能力、拓展其化解成本壓力的渠道。此外，必須通過政策創新和政策協同，引導產業內部、產業之間、產學研之間形成緊密互補的協作關系，真正構建有利于產業鏈協同、競爭與合作并重的產業生態體系。

（二）對策建議

基于上述思路，專題組從短期實現降本增效和中長期加快實現數字化轉型和科技創新著手，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通過強化產業鏈協同促進民營企業降本增效。一是支持和鼓勵產業鏈上下游的行業協會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提高生產計劃變更和產品定價調整的聯動性，既避免局部產能不足引致的中間投入品價格上漲，也避免某一環節過多漲價并通過產業鏈傳導形成廣泛的成本沖擊。二是推動國有企業和龍頭企業與金融機構加強合作，逐步拓展供應鏈金融的覆蓋范圍和支持力度，有效降低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進一步拓展其融資途徑。三是出臺針對性的政策和激勵措施，鼓勵產業內部和不同產業之間的企業以數字平臺為依托，積極開展閑置資源的共享共用，通過提高要素和資源利用率來提高廣大中小企業的要素和資源可及性，降低其要素和資源獲取成本。特別是要充分發揮數字平臺的中介作用和數字技術的匹配作用，有效減少企業間開展資源共享的交易成本。四是以中央企業和國有企業為抓手，推動和引導大型企業建立采購目錄或供應商目錄動態調整機制，并不斷提高相關事項調整的透明度，為民營企業推廣新產品、新服務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

第二，通過強化產業鏈協同助力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一是以SaaS 市場為核心，出臺實施稅收優惠等針對性政策，支持數字產品服務業企業積極開發符合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需求的產品和服務，鼓勵其深耕細分領域提供定制化產品和解決方案，不斷降低中小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的直接成本和衍生成本。二是以廣泛調研和征求意見為基礎，根據產業關聯程度的高低，集中有限資源優先推進關鍵生產設施和設備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并逐步實現設備接口、通信協議等的標準化與互聯互通，為產業鏈中下游廣大企業提供標準化、適用性強、數字化基礎好的生產設施設備，有效降低其數字化轉型成本。三是通過針對性機制設計和政策安排，鼓勵各行業龍頭企業積極建設開放面廣、適應性強的特色產業互聯網平臺，有效聚集和對接本行業的資源要素，以更有力的資源和更專業的經驗來更好地支持中小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四是積極打造數字化轉型公共服務平臺，以此為依托調動行業組織、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為中小企業提供質優價廉的戰略咨詢服務，通過建立標桿企業經驗分享機制來推廣數字化轉型可用模式，并通過搭建人才共享共用庫提高中小企業的數字化人才可用規模。五是以產業互聯網平臺和公共服務平臺為依托，引導產業鏈上下游各類主體之間逐步實現系統互聯互通和數據開放共享，進而通過數據信息暢通來提高研發、生產等過程的協同度。

第三，通過強化產業鏈協同加快民營企業科技創新。一是強化產業規劃的引領作用，以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為依托，推動全產業鏈加強聯動和協作，強化產業之間的協同創新。著重出臺實施針對性政策措施，引導高校、科研院所等提升能力和積極參與，加快支持和促進科技服務業發展壯大，為產業鏈協同創新提供有力支撐。二是引導和支持央國企和龍頭企業打造產業互聯網、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創新平臺，并積極發揮行業協會的引領、協調和甄別作用，引導產業鏈供應鏈上的更多主體依托創新平臺開展協同創新。三是支持和鼓勵龍頭企業與各級科技部門合作，建立社會化、市場化的科學研究基金，并逐步建立完善“揭榜掛帥”機制和科研合作，通過讓鏈主企業或終端企業“出題”來吸引更多的民營企業積極“答題”，不斷促進產業內部和產業之間的協同創新。四是支持民營企業主導建設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和機制建設，讓其在創新資源配置、創新活動組織、創新成果評價等方面承擔更多職責、發揮更大作用，逐步實現以需求牽引供給的多元主體協同創新。五是支持國有企業、龍頭企業、社會組織等重要主體加強合作，建立面向產業鏈的社會化產業投資基金，并通過構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機制吸引更多經營主體的參與，聚集更多創新要素和資源，支持產業鏈薄弱環節的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不斷提高產業鏈協同創新的效率和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