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考察

劉明詩，李圣楠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武漢 430073）

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培育壯大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隊伍?！保?］延安時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輝煌時期，積累了豐富的成果和經驗，知識分子作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主體之一，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梳理和總結這一時期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貢獻，總結經驗，對于推動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創新，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加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延安時期知識分子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現實訴求

延安時期是中國革命事業實現歷史性轉折的關鍵時期，中國共產黨出于革命實踐，迫切需要哲學理論的創新以指導革命運動，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成為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

（一）中國社會內外矛盾復雜尖銳

19 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日本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擴張，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在這一背景下，就需要中國共產黨分析現階段國內外的主次矛盾，發揮哲學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作用，以引領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持續推進的同時，“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思潮開始擾亂黨內同志及廣大群眾的思想，為了避免這些錯誤思潮危害革命事業，亟須科學有力的哲學理論給予指導。在民族矛盾存在的同時，階級矛盾依然存在，中國共產黨在同日本帝國主義斗爭的同時，也面臨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之間的斗爭。1939 年到1943 年，國民黨頑固派先后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在這一嚴峻的背景下，如何處理好不同階級之間的對立與斗爭，成了黨不得不解決的另一重大課題。與此同時，中國革命性質、發展道路、發展方向等一系列問題，也都需要適合于中國革命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正確指導。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和尖銳的矛盾與問題，簡單地套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或照搬別國經驗是絕對行不通的。為了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黨的領袖及知識分子必須從哲學高度出發，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和教訓，積極思考適合于中國實際的哲學理論。

（二）各種錯誤思潮造成了社會思想的混亂

延安時期，在軍事戰爭激烈進行的同時，思想戰線上的斗爭也日益激烈，各種錯誤思潮從不同的角度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發起挑戰和攻擊。20 世紀30 年代，以張東蓀、葉青為代表的反馬克思主義者將攻擊的矛頭指向唯物辯證法，發起了對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歪曲和誹謗聲浪。張東蓀相繼發表了《我亦談談辯證法的唯物論》《辯證法的各種問題》等文章和著作，否定了辯證法是事物變化的普遍規律，強調辯證法自身存在著諸多不可解的問題。葉青假借批判張東蓀哲學的名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肆意篡改，提出了包括“哲學消滅論”“物心綜合論”在內的一系列假馬克思主義觀點，造成了思想界極大的混亂?？谷諔馉帟r期，陳立夫的“唯生論”、蔣介石的“力行哲學”、閻錫山的“中”的哲學大肆宣揚反動哲學理論，他們企圖通過這些反動哲學理論來控制人民群眾的思想。陳立夫的“唯生論”否定物質資料生產方式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強調“仁愛心、‘同情心’、良知等是人性，是世界大同的動力”［2］561。以“唯生論”的“本體論”為基礎，蔣介石又提出并發展了“力行哲學”，片面強調“行”的作用，主張“行”是世界萬物的本體。隨著抗日戰爭的蓬勃發展，閻錫山也開始極力宣傳自己“中”的哲學，與唯物論辯證法相抗衡。除上述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外，鼓吹法西斯主義的“戰國策派哲學”、宣揚中國傳統哲學中唯心主義觀點的“新理學”“新心學”也一時甚囂塵上?？傊?，這一時期存在諸多錯誤思潮，這就需要黨的知識分子從理論上給予回應與批判，堅決同各種錯誤思潮作斗爭。

（三）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建設提出了新要求

黨中央和紅軍歷經長征到達陜北后，中國共產黨迅速發展壯大并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這體現中國共產黨有著堅強領導力的同時，也對黨的自身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接連出現了三次“左”傾錯誤。究其錯誤根源，均緣于當時領導者思想上的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為了防止教條主義傾向再次危害黨在陜北開創的大好革命局面，就需要我們從馬克思主義哲學高度批判和揭露教條主義的錯誤根源，引領和推動黨的思想建設。除思想建設外，這一時期黨的理論建設也亟待加強。由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時間較短，加之當時嚴峻的革命戰爭形勢，使得全黨上下沒有充足的時間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進行系統學習。受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中國共產黨人一開始學習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多來源于蘇聯領袖及哲學家的著作，而并非直接來源于馬恩的經典原著，這使得中國共產黨人不論是在對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的理解上，還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問題上，都存在著認識的偏差和誤區，進而導致黨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遭受了一些挫折?？偠灾?，一切加強黨自身建設的實踐活動，都離不開符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這就需要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滿足黨自身建設的需求。

二、延安時期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貢獻

延安時期，在毛澤東的引領下，以艾思奇、陳伯達、陳唯實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積極進行哲學著作的譯編出版，在理論闡釋和創新方面作出了積極探索，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學理性闡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

延安時期，針對葉青等人以“把握中國特殊論”為由，大肆散布馬克思主義不適于中國的言論，黨的知識分子結合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內涵、必要性和路徑作出了說明，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提供了學理性依據。

艾思奇是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這一概念的第一人。在《哲學的現狀和任務》一文中，艾思奇提出，“現在需要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的運動”［3］491。不僅如此，艾思奇還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內涵進行了闡釋，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就是在中國的現實地盤上把馬克思主義加以具體化”［4］250。和培元同樣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內涵進行了說明。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不僅僅只是把一些哲學名詞變成中國語言，其本質在于“辯證唯物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的革命實踐的結合，與中國的歷史實際的結合”［5］。

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必要性，艾思奇從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角度進行了闡釋，指出馬克思主義雖具有一般正確性，但“不能不依著各民族的不同的發展條件而采取著不同的表現形式”［3］779，要把握中國的特殊性。在張如心看來，離開中國的特點來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抽象空洞的，因此必須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使之每一表現都帶著中國的特性”。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發展有著深厚的社會根源。艾思奇表示，“辯證法唯物論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是有著它的階級的社會的基礎”［4］49。這一時期，我國無產階級階級斗爭不斷發展，這就對科學理論的指導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種種原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一開始是非常幼稚的，正如和培元所指出的，“我們哲學理論的研究大大落后于中國革命的實踐”［5］?；诖?，就要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同時，知識分子還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路徑進行了探索。在艾思奇看來，首先要把握辯證法唯物論本身的基本觀點；其次是要對現實事物本身做具體的考察；最后在辯證法唯物論的引導下對現實事物進行分析，并把握其中的一切聯系。陳伯達從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路徑進行了發揮。1938 年，陳伯達在《我們繼續歷史的事業前進》一文中指出，要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就應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這增加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無限價值”［6］。

（二）系統研究與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范——毛澤東哲學思想

毛澤東哲學思想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和知識分子群體在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基礎上形成的哲學思想體系，是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在毛澤東哲學思想從形成走向成熟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為研究、宣傳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典型代表，張如心發表了多篇著作和文章，對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哲學思想進行了深入闡發和宣傳。1941年2 月，張如心在《論布爾塞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一提法，雖沒有對“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內涵作具體闡述，但為“毛澤東思想”概念的形成提供了雛形。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入，張如心開始嘗試從體系化角度研究與闡釋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中，張如心將毛澤東哲學思想劃分為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政治路線和政治科學、軍事路線和軍事科學三部分，突出強調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完整性與科學性，指出毛澤東是“中國最好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艾思奇十分重視對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闡發。1941 年9 月至1942 年10 月，艾思奇接連發表了《反對主觀主義》等五篇文章，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武器，批判了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全力捍衛了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除了闡釋和宣傳外，艾思奇還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一些重要論述作了科學概括。如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指出認識是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循環往復的形式下不斷發展的，艾思奇將毛澤東的這一論述概括為“人類認識的總規律”。艾思奇還積極同這一時期的各種錯誤思潮作斗爭，批判了葉青的閉關自守主義，并指出毛澤東哲學“才是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學”［4］433，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發展掃清了阻礙。

此外，陳伯達、和培元等其他知識分子也都自覺地將研究與宣傳毛澤東哲學思想作為重要的哲學任務。陳伯達不僅注重對延安時期毛澤東哲學著作的研究，還敏銳地發掘了毛澤東早期的著作，撰寫了《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在系統解讀毛澤東哲學著作的基礎上，陳伯達指出毛澤東自研究哲學之始便注重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就“能夠正確地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具體地指出中國革命發展規律”［7］。和培元則極力突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巨大價值，認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內容指示著哲學中國化的正確道路。

（三）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融通發展

延安時期，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視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他們深入挖掘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傳統哲學的契合之處，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這一時期，知識分子首先證實了中國古代哲學中就已然有辯證法唯物論思想。陳唯實在《通俗辯證法講話》一書中指出，“從中國古代哲學上，探究辯證法的概念，認識中國也有辯證法發見?！保?］在《哲學“研究提綱”》一文中，艾思奇在分析自然發生的辯證法唯物論時同樣強調，“中國自己的哲學中有著豐富的自然發生的辯證法唯物論的遺產，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在中國本身就有著思想的根源”［3］554。在毛澤東的啟發和鼓勵下，知識分子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全面分析了中國傳統哲學，既注重對其中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的發揚，也注重對其中形而上學和唯心論思想的批判。

陳伯達作為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的旗手，率先實現了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清算”。1939 年，陳伯達撰寫了《老子的哲學思想》，著重分析了老子哲學中唯心論與唯物論、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矛盾。同年，陳伯達又撰寫了《孔子的哲學思想》《墨子的哲學思想》，系統客觀地分析了孔子的“正名”和“中庸”思想以及墨子的“知行”觀和因果論等。對于孔子的“中庸”思想，陳伯達指出，這是孔子在一定程度上對認識論中“質”的概念的發現，是孔子的一大功績；同時又指出，孔子對“質”的規定是從唯心主義立場出發的，把“質”看成是主觀的東西，否認“質”的變化發展。運用辯證思維方式分析孔子的“中庸”思想，是陳伯達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挖掘中國傳統哲學精華的積極嘗試。對于墨子的“知行觀”，陳伯達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陳伯達指出，墨子主張行是第一位的，知是第二位的，知由行而證明，行是知的目的，這均體現出墨子對知行關系做了唯物的解釋。1938 年，艾思奇《共產主義與道德》一文中同樣對墨子的唯物論思想作出了評價，認為墨子是中國古代最好的唯物論代表者。在研究中國傳統“知行觀”的基礎上，陳伯達、艾思奇、陳唯實對其中積極的因素進行了提升改造，重新概括了知行問題。在他們看來，知、行是歷史范疇，具有歷史性，是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而不斷進步的，知識是否正確也必須經過歷史的檢驗。他們還對知行的正確關系進行了闡述，指出行是知的基礎，知對行有指導作用，知行可以相互轉化。

（四）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體系

延安時期，在黨的領袖群體的重視和領導之下，知識分子從表達內容和表達方式兩方面，嘗試構建起了具有中國風格、民族特色的哲學話語體系，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做到了內容上的中國化、時代化，也做到了語言形式上的民族化、通俗化。

從話語內容來看，知識分子在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過程中，增加了諸多貼合這一時期中國革命實際的內容。艾思奇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運動的發起者，在進行哲學探討時尤為注重聯系中國具體實際。在《民族解放與哲學》一文中，艾思奇借分析當時中國面臨的民族解放問題，廣泛探討了對立統一法則、量變質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在《大眾哲學》里，艾思奇以當時工農大眾所面對的失業生活難、日本侵略等問題為切入點來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不僅如此，在《大眾哲學》歷次的修訂中，艾思奇都重新編入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重大改變。陳唯實在研究哲學之初便指出了“新哲學只有具體化才能發揮真實的作用”［9］9。這一時期，他接連出版了《通俗辯證法講話》《通俗唯物論講話》《新哲學體系講話》等著作，始終以群眾生活實踐及當下革命實踐為中心來闡述唯物論和辯證法。

從語言表達方式來看，知識分子注重采用生動通俗的語言、靈活的寫作形式來進行闡述。艾思奇以《大眾哲學》而聞名，全書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語言和諸多生活中常見的實例，毛澤東稱贊此書為“通俗而有價值的著作”。在此之后，艾思奇又陸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從題目的擬訂到內容的表達，都使用了諸多極具生活氣息的短句，如“吃了虧的人的哲學”“有冤無處訴”等。陳唯實同樣強調要“把講話或文字的形式通俗化，使一般人都能聽懂、看懂、理解它、接受它”［9］2。同時，陳唯實還注重區分通俗化與庸俗化的不同，指出語言形式的淺顯易懂并不意味著內容是簡單附會的，強調既要堅持哲學的通俗化，也要反對哲學的庸俗化。不僅如此，知識分子還積極打破傳統哲學寫作結構。艾思奇在《哲學與生活》一書中，采用問答對話的方式來闡述哲學理論，具有學術性、針對性的同時又實現了與生活的融合。陳唯實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寫作形式的革新突出體現在其層次分明、通俗簡單的體系結構中。如在《通俗辯證法講話》一書中，陳唯實對辯證法的闡釋分為“研究哲學的先決問題”“唯物辯證法的引用”“辯證法的規律”“辯證法學說發展史”四部分。這樣的體系結構雖存在著不完整性，卻也有著明了易懂的優點，適用于當時沒有太多專業基礎的讀者。

三、延安時期知識分子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當代啟示

總結歷史的目的在于啟迪現實。延安時期知識分子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智慧?；仡櫤涂偨Y這一時期知識分子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程，給予新時代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發展的新境界以深刻的啟示。

（一）堅持以經典著作研究為路徑的基礎理論探索

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系統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是傳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前提條件，百年來黨取得的重大理論成果無一不證明了這一點。在新征程中，我們更應堅持以經典著作研究為路徑的基礎理論探索，筑牢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根基。

延安時期，在毛澤東同志的號召下，全黨上下掀起了譯編和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熱潮。知識分子大量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并通過哲學學習小組等形式，積極開展對馬列經典著作的集體研讀與個人研讀。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持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這就要求我們應繼續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不斷從經典著作這一“源頭活水”中汲取養分。其一，要做好經典著作譯編這一基礎性工作，為新時代理論學習提供譯文更準確、格式更規范、資料更翔實的基礎文本。其二，要站穩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實踐性立場。實踐性的根本立場要求我們：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要立足于不同著作的特定時代語境，從特定時代語境出發掌握其所揭示的發展規律；另一方面，要加強對現實的關照，在經典著作研究中突出中國特色和問題導向，敏銳捕捉新時代實踐對經典著作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其三，加強對研究方法的關注和反思。研究方法是研究主體和研究客體之間的中介，影響著最終研究的成果。面對時代的發展和實踐需求的不斷變化，我們要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方法的規范和創新，繼續探索能體現文本實義、滿足現實需要、展現中國特色的科學研究方法。

（二）立足現實問題不斷創新

對現實問題的批判和思考是哲學理論創新的動力，是新時代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發展的內在要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一切理論必須反映時代的聲音，絕不能脫離所在時代的實踐”［10］。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關鍵在于黨的領袖及知識分子以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為理論導向，勇于進行理論創新。當前，我國正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創新發展存在短板、意識形態領域存在挑戰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這更需要我們“立足現實，將現實問題上升為哲學問題，在綜合創新中發展”［11］。誠然，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同現實問題的結合絕非易事，要著重做到以下三點。首先，要堅持長期地結合。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國情黨情錯綜復雜，具體實際日新月異，正確認識和把握現實問題絕不是一蹴而就的，要不斷“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其次，要堅持主動地結合。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能在中國落地生根，不僅由于其自身的科學性、進步性，還源于其符合中國現實問題的需要，但這種結合絕不是天然的、自發形成的結合，而要靠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來發揮“中介”作用，積極主動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同中國現實問題結合起來。最后，要堅持有針對性地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指出，只有“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12］。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現實問題結合的過程中，要以最具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的問題為中心，著力研究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關鍵性的問題，不能盲目隨意。

（三）注重發揮不同主體間的良性互動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黨的領袖群體和知識分子群體的互動發揮著融合、促進的關鍵作用。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事業的發展面臨著更高要求，因此，整合兩大主體理論創新動力，構建上下融通的創新路徑至關重要。

一方面，黨的領袖群體作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核心力量，要從宏觀上把控整個發展過程。其一，要率先垂范，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事業的發展，積極參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創新。其二，要加大對知識分子的重視程度，注重對知識分子的發現與培養，探索一種富有彈性的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尋找“‘管’與‘不管’之間的最佳結合點”［13］。其三，要尊重知識分子工作的內在規律，引導知識分子的學術取向，推動知識分子的理論研究同我國的現實發展相結合。另一方面，知識分子作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力量，要充分發揮在理論創新中的基礎作用。其一，知識分子要心懷學術追求與學術擔當，以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為己任，不斷增強自身理論前沿意識、提升自身理論研究水平。其二，知識分子要積極響應領袖群體的號召，堅持以問題為導向不斷開展理論研究，配合領袖群體完成理論創新和批判任務。其三，知識分子要深入群眾，既注重文獻研究，也注重實地調查。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多到實地調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狀況，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里”［14］。同時，知識分子要當好領袖群體同人民群眾之間聯系的橋梁，發揮好向上總結和升華群眾的實踐經驗、向下宣傳和普及黨的思想理論的作用。

（四）遵循學術性與政治性相結合的創新思路

2022 年我國頒布的《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尤為強調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把握好學術性與政治性的關系。黨的長期實踐已經證明，哲學只有同政治聯盟才能“借以成為真理”。

延安時期不論是黨的領袖群體還是知識分子，都自覺將哲學研究同抗戰建國這一政治目的結合起來，創建了獨具政治特色的哲學思想體系。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始終肩負著從事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研究和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雙重任務，因此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哲學研究更應注重學術性和政治性的結合。一方面，對于哲學研究主體來說，既要有自覺的哲學意識，也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識，要能通過哲學研究行為，為黨和人民的政治生活提供具有前瞻性、針對性的理論支持。當然，這些理論絕不是空喊口號、耍筆桿子的“假”理論，而是經得起邏輯和實踐檢驗的“真”理論。哲學理論只有在保證其學術性的基礎上，才能真正為黨和人民的政治生活提供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對于哲學研究本身來說，注重同現實政治相結合，其本質就是注重同人民群眾的現實生活相結合。因此，一切哲學研究必須有益于人民利益的實現，必須有益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主張的哲學研究要面向現實政治并不意味著要拋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而片面地為政治服務，而是要在看到哲學和政治區別和聯系的基礎上，緊密結合政治生活進行理論研究，充分發揮哲學對現實政治的作用。黨的長期實踐已經證明，在哲學研究的過程中，只有積極面向我國的政治生活，把握我國政治實踐的現實需求，才能為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源泉。